2019年4月24日，在重庆市合川区举行的“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考古学术价值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晓帆，王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郭伟民；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蓝勇；重庆设计院院长、教授徐千里；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白九江等6位市内外专家学者共同解读了钓鱼城遗址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为遗址下一步的保护、展示、利用建言献策。

让我们一起从专家学者的视角，再次感受钓鱼城遗址的历史内涵与文化魅力。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晓帆：钓鱼城遗址是世界遗产中东方军事防御体系的典型代表，见证了13世纪中国南北方的交流与融合。

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应与国际上同类遗产进行横向比较。当前，与军事防御和军事战争有关的世界遗产大量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截至2018年，世界遗产中有126处与军事相关，其中非洲10处、阿拉伯国家13处、亚太地区28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3处，欧洲和北美共有62处，接近总数的二分之一。对以钓鱼城遗址为代表的东方军事防御体系进行分析，有助于拓展东西方城防体系差异化研究。钓鱼城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和普遍价值意义，当前世界遗产名录中没有13世纪以抗蒙（元）为主要内容的军事防御设施，以钓鱼城遗址为代表的南宋山城防御体系见证了宋蒙（元）战争这一具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钓鱼城之战还在客观上促进了宋代中国南北区域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世界遗产类型来看，钓鱼城不仅是遗址，还是非常典型的由考古发掘印证的文化景观，其三江环绕、雄奇峻峭，遗址内还共生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单独运用遗址概念不能全面阐述钓鱼城的历史文化价值，还可从文化景观的价值角度对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更深入提炼，使其价值意义向山西五台山、杭州西湖这类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文化景观靠拢。钓鱼城兼具有意设计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关联性景观这三种文化景观世界遗产类型，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南宋山城，在当时充分利用周边山水环境进行军事防御，防御设施与自然山水紧密结合，退可守山、进可控江，将依山水为营理念发挥到极致。钓鱼城之战作为重要历史事件，让钓鱼城这个名字被欧亚大陆西部、波斯、阿拉伯等国家及文字所记录，是13世纪蒙元全球战略的重要节点。以钓鱼城遗址为代表的军事防御体系是东方国家军事防御的典型代表，山、水、城一体的军事防御体系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结合，见证了13世纪中国南北方交流融合的历史，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的历史价值。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辉：钓鱼城遗址是古代疆域边界考古的成功实践案例。

 

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既获得过注重田野技术的“田野考古奖”，也获得过侧重于考古重要发现和考古学价值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印证了钓鱼城遗址的重要性。通过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15年连续不间断的考古工作，钓鱼城遗址的内部结构和基本布局已清晰探明。具有计划性、科学性、系统性的长期考古发掘工作，为钓鱼城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提取了丰富的考古学信息，为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详细的实物支撑。作为宋蒙（元）战争时期的疆域边界，钓鱼城遗址考古是古代疆域边界考古的一个成功实践案例，完整揭示了宋蒙（元）战争中的典型性军事防御体系，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对边疆城市考古和山城考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存的与战争相关的遗址较少，钓鱼城在宋蒙（元）战争中占据了最核心的地理位置，山城防御体系是东方独有的战争防御体系，钓鱼城之战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结构清晰、布局完整，在全国范围极为罕见，希望在接下来的遗址展示工程中继续以考古为支撑，建设成为考古、保护、研究、展示、利用、旅游等互为依托的典型遗址范例。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郭伟民：钓鱼城遗址活化利用要坚持考古、保护、展示“三位一体”。

钓鱼城遗址是考古发掘工作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完美结合，是国内相关遗址中典型的成功范例。钓鱼城“申遗”与湖南老司城“申遗”有相似之处，两处遗址的保护展示利用均是由考古发掘单位统筹，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用考古工作为“申遗”文本提供实物支撑，通过考古工作收获来挖掘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展示利用元素，考古工作始终贯穿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及“申遗”全过程。钓鱼城遗址的活化利用工作应继续坚持考古、保护、展示“三位一体”，只有联动开展，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展示工程应作为科研项目来开展，在遗址内建立固定的考古工作站，通过考古工作来持续丰富钓鱼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认知。钓鱼城背靠宋蒙（元）战争这一世界级的历史大格局，钓鱼城之战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对钓鱼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充满信心。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蓝勇：钓鱼城遗址为山地丘陵衙署研究提供新资料。

钓鱼城遗址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成功获评“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更是为钓鱼城“申遗”起到了重要支撑和积极助推作用。范家堰遗址作为山地衙署遗址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建筑规制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衙署遗址，因此，接下来在范家堰遗址周边应持续开展考古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工作厘清合州衙署与石照县衙的联系，进一步丰富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钓鱼城遗址可申请以山地丘陵衙署内部结构研究为方向的社科课题，为“申遗”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

重庆设计院院长、教授徐千里：突出钓鱼城遗址在国际语境中的普遍价值，加强“文旅融合”。

钓鱼城遗址具备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在全国同类遗址中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在钓鱼城“申遗”工作中，不应把它剥离成为一个单独的遗址看待，而应作为一个文化景观来看待。在钓鱼城的保护、展示、利用工作中，考古发掘应持续深入介入，使其对遗址文化景观有一个更完整的、更深入的内涵充实，使遗址的展示和利用更具备前瞻性、开放性、规划性。同时，要运用国际化的视野和水准来推动钓鱼城的发展，突出钓鱼城在国际语境当中的普遍价值，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范家堰遗址展示工程建设要尊重文物保护的内在规律和程序，避免简单粗暴的展示利用破坏文物本体。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白九江：挖掘世界体系视野下的钓鱼城遗产价值。

钓鱼城遗址已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下一步要争取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应按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提炼受世界遗产专家认可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在这一过程中，钓鱼城需要脱离地域视野束缚，与世界同类遗产展开广泛对比研究，树立世界性的眼光，挖掘世界性的价值。世界体系理论在社会学中产生，并为政治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广为借鉴。对钓鱼城而言，这一理论是审视钓鱼城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工具。

中古时期，东亚应是当时最重要的世界中心。在中古世界晚期，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中国隋唐文明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心，宋代中国出现了几支政权并立局面，但宋代经济上的开放程度、文化上的卓越创造和政治上的文官制度仍然是当时世界的翘楚。同时，在远东内部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平等注定了矛盾的产生，蒙（元）的崛起重塑了另一种不同模式的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元朝是东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最后一个时代。随着元朝灭亡，欧洲文艺复兴进程推进，世界体系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才逐渐来临。由此认为，蒙古的扩张和宋蒙（元）战争是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最后一次绝唱的前奏和塑造者。按照世界体系理论，以东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是以当时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宋蒙（元）战争是中古晚期世界“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体系中“中心”矛盾再平衡的体现。钓鱼城的遗产价值必须置于蒙古扩张、宋蒙（元）战争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评判，以构建相关的突出普遍价值。这种价值考虑必须思考宋和蒙（元）两个方面的价值，所以“抗蒙山城体系”“宋蒙（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等学术名称有必要改称为“宋蒙（元）战争山城攻防体系”。

钓鱼城遗址的价值升华中，应思考以东亚为中心的中古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挖掘战争双方的指挥艺术、战争智慧和组织体系，挖掘双方人文关怀的形成和转变，从“东方战争艺术与和平思想”的角度进一步凝练突出普遍价值。在挖掘突出普遍价值的同时，还要注重遗产的地方价值。地方价值是和地方人民紧密相关的物质连接和精神财产。每一处遗迹的价值呈现均不相同，应逐处逐点研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层层扬弃，层层升华，并在整体性中获取突出普遍价值。逐处逐点的价值，就包含了可能并不属于突出普遍价值的地方价值。例如，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中的水利工程，在突出普遍价值中也许不会被提及，但这一遗产既是南宋在战争时期充分利用水利资源的典范，也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继续发挥作用，“范家堰”这一晚期地名本身就反映了明清时期这一水利工程的继续存在和作用，从创造性及延续性方面来看，范家堰的水利工程仍然散发着时代魅力和当代价值。要把宋蒙（元）战争遗产、与战争相关的关联性遗产（如钓鱼山上的摩崖造像等宗教遗产对当时参与战争军民的心理支撑作用）、后续纪念性遗产（如忠义祠）等纳入钓鱼城的遗产构成，使钓鱼城遗产空间上更成体系，时间上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稿根据专家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