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研究成果回顾

自2000年以来，国外关于遗产价值的研究涵盖了遗产价值概念、价值类型体系、价值评估、遗产经济学计算和分析、价值与遗产传播关系、遗产旅游价值再生，以及遗产实践和政策中新兴的价值方法等等各个方面，遗产价值在遗产保护事业中的作用相关文献体系显著扩大。

如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相继出版了多部遗产价值的研究报告和论文集，《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和哲学问题》（1996）、《经济学与遗产保护》（1998）、《价值与遗产保护》（2000）、《文化遗产价值评估》（2002）、《遗址管理中的遗产价值：四个案例研究》（2005）、《遗产管理中的价值研究：新方法和新方向》（2019）、《20世纪遗产专题框架：遗产地评估工具》（2021），并梳理回顾2000-2019年间遗产价值研究领域的进一步阅读书目（含论著论文、国际文件）共计163篇[1]。

2006年Clay Mathers和Timothy Darvill等人主编的《价值遗产与重大考古发现——重塑考古评价和意义》对考古遗产的保护、解释、价值评估及其重要性进行了研究[2]。

2008年Andrew Edgar和Peter Sedgwick主编的《文化理论：关键性概念》（第二版）收录了八十多篇文章，认为文化理论中三个核心价值分别是美学价值、道德价值和经济价值[3]。Michael Hutter和David Throsby主编的《超越价格：文化、经济和艺术领域的价值》考察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这两个孪生概念的性质，在导论“艺术与文化的价值与估值”中，认为确实存在超越价格的价值，对这种价值维度的探索是理解艺术和文化的价值和估值过程的关键[4]。

2009年Lisanne Gibson和John Pendlebury主编的《历史环境价值评估》从遗产价值在文化和历史上构建的前提出发，研究了多元价值框架对如何构建保护的影响[5]。

Assessing the Values of Cultural HeritageResearch Report

2011年Robert Hewison和John Holden《文化领导力手册：如何运转一个创造性的组织》提出了价值的三角关系即内在价值、组织价值和工具价值，从遗产管理者或领导者的视角，对遗产文化价值的创造和组织所采用的价值观进行了研究[6]。

2012年Sophia Labadi编《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和杰出的普适价值：基于价值的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分析》探讨了教科文组织为认定和保护世界遗产而制定的国际法律框架及其在国家层面的实施[7]。

2013年Dean Sully著《保护理论与实践：遗产保护中的材料、价值和人》从基于材料、价值和人的保护方法入手，认为这使得遗产保护能够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并参与未来，而不仅仅是寻求修复过去[8]。Cornelia Dümcke和 Mikhail Gnedovsky主编《文化遗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文献综述》对87份出版物进行研究分析之后，强调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文化遗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9]。

2014年Gaetano M. Golinelli著《文化遗产与价值创造：迈向新途径》结合综合学科研究法，提出文化遗产与管理融合的新视角，并将文化遗产解释为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

2015年Janet Blake编《国际文化遗产法律》第一章“评估与文化遗产保护” 对1945年以来国际文化遗产法律和政策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概述[11]。

2016年Jeanette Atkinson著《国际遗产中的教育、价值观和伦理：学会尊重》，作者结合欧美案例对遗产教育、价值观和伦理、真实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讨论[12]。

2018年Andrew G. McClelland著《遗产和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方法》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方法是应用于世界各地各种遗产决策的主要模型，但其对“活态遗产”遗址和其他情况下的适当性仍有待检验[13]。

2019年Adriana Campelo等人主编的《文化遗产》在第三章“价值和文化遗产的价值”中，Marilena Vecco结合文化和经济方法探索了文化遗产价值，以澄清该概念，从而确定适当的方法和工具来评估遗产价值[14]。

《文化遗产》

涉足遗产价值研究的学者及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如戴维·思罗斯比、尤嘎·尤基莱托、比尼亚斯、玛尔塔·德拉托瑞、劳拉简·史密斯等人的研究已被翻译成中文译介到国内。

如戴维·思罗斯比著，王志标、张峥嵘等译的《经济学与文化》，该书分析了价值理论，考察了文化的经济学视角和经济学的文化语境[15]。尤嘎·尤基莱托著，郭旃译的《建筑保护史》对遗产保护中“普适价值”、“真实性”、“完整性”、“风格式修复”等基本概念及保护措施的源流与影响进行了研究[16]。比尼亚斯著，张鹏、张怡欣、吴霄婧等译的《当代保护理论》对保护的目的论和价值观进行讨论，认为功能性保护和价值导向的保护是当代保护理论进程中的基础和原则概念[17]。作者另著有《文化遗产保护伦理学》在“未来事物的形状”一章中，认为遗产保护的重点应该是价值而不是真实性[18]。维克托·A.金斯伯格,戴维·思罗斯比著，王家新主编《艺术与文化经济学手册》下卷第一部分“艺术和文化的价值与评价”第七章专门对文化遗产价值评估方法作了介绍[19]。弗朗切斯科·班德林著，吴瑞梵译的《城市时代的遗产管理 历史性城镇景观及其方法》对历史性城镇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及其方法进行实践化的阐述，在第三章“对遗产不断拓展的理解和城市遗产的价值”中认为城市遗产价值不仅包括建筑、空间和场所精神，还应包括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20]。劳拉简·史密斯著，苏小燕、张朝枝译的《遗产利用》从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角度通过多个遗产利用案例，阐释了传统的、保守的遗产利用方式，并认为遗产价值不是物体或地方所固有的，而是行动过程，是无形的[21]。诺拉·米切尔等主编，张柔然译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 保护和管理手册》以全球文化景观实践为案例，探讨了保护和管理文化景观突出普遍价值的方法[22]。斯蒂芬·米哈尔斯基等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亦驰等译的《ABC法 一种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对遗产风险评估时提出运用价值饼状图分析的方法[23]。

同时期有关遗产价值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2006年兰德尔·梅森在《以价值为中心的保护理论与实践论证》一文中介绍了以价值为中心的保护理论，主要论点包括①从政治家到社区组织以及保护工作者等各种利益相关者均可参与遗址的研究和保护规划；②承认一个遗址具有多种价值，所有这些价值都是有效的和有意义的；③理解文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套具有固定意义的东西，因此，它可以随着时间和特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24]。

2009年艾纳·博伊茨和卡琳·伊本霍尔特在《文化遗产的经济影响：研究和观点》一文中讨论了有关文化遗产项目投资的经济影响研究的一些方法问题[25]。

2010年扬尼斯·普利奥斯在《超越以价值为基础的遗产保护方法》一文中试图说明为什么活态遗产地以及保护实践不能在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方法中得到接受，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活态遗产保护[26]。

2011年菲利普·约古列斯库等在《关于文化遗产的估值和价值的考虑因素》一文中介绍了文化遗产估值的理论框架，以及保护和修复文化遗产的投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27]。

2013年安德鲁·麦克利兰等《以价值为基础的遗产规划方法：提高对破坏和保护负面性的认识》一文对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决策过程的价值观和以价值为基础的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批判性研究[28]。德瑞克·吉尔曼《遗产、价值与脆弱性》一文从价值和情感脆弱性联系出发，提出应重视对有价值的遗产的损害威胁[29]。

2015年瓦伦蒂娜·费雷蒂和艾琳娜·科米诺在《基于多属性价值理论的复杂文化和自然遗产体系评估综合框架》一文中提出了多属性价值理论（MAVT）的多标准分析技术，强调多属性方法在支持有形和无形的遗产管理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30]。

2016年哈拉尔德·弗雷德海姆《价值的意义：重新审视遗产价值类型》一文从批判性遗产研究视角，对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价值类型进行了讨论[31]。

2017年希安·琼斯在《与遗产的社会价值作斗争：问题，困境和机遇》一文中着重对遗产保护和管理中的社会价值的问题、困境和机遇进行了探讨，认为与历史环境相关的社会价值在保护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32]。玛格丽特·迪亚斯·安德鲁《遗产价值观与公众》文中对遗产价值概念进行分析，认为价值观一直是遗产保护和管理合法化的关键因素，尽管对它们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细微差别[33]。

2018年乌齐·巴拉姆《价值与遗产旅游价值：从大旅游到体验经济》一文从旅游经济研究视角出发，认为价值与遗产价值的批判性评估对于当代旅游业来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4]。赫拉斯、维罗妮卡·克里斯蒂娜等人《遗产价值：迈向整体和参与式管理方法》一文从多学科方法和多方参与的角度对遗产价值的参与式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35]。潘妮·克鲁克《考古学对价值的探讨：来自现代世界的观点》一文通过现代世界的视角回顾了价值的另类概念，并从考古学话语下对价值方法进行了讨论[36]。

2020年玛尔塔·德拉托瑞《遗产保护的价值问题》一文讨论了遗产及遗产价值概念的扩展引起遗产保护实践变化的过程，认为理解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核心与关键取决于遗产价值的内在属性（赋予性、多重性、易变性、不可通约性和矛盾性）[37]。

通过对遗产理论著作的梳理可知，国外对遗产价值的探讨通常包含文化内在与经济外在两方面[38]，许多学者就遗产价值研究提出了新观点、新视角，当然远不止上述这些，上述出版的文献基本可以描述出二十年来国际遗产理论研究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我国遗产保护的价值问题。尤其是批判性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取向的兴起，为遗产保护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辨性研究热点发展方向。

 

二、国内遗产研究文献统计分析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理念发展不断进步，新型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0年以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连续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工程，促进了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价值认识[39]。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并从国家层面提出设立“文化遗产日”（2017年更名“文化和自然遗产日”）。2000年、2015年两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规体系框架下符合中国实际的行规性文件，它的制定和发布，提高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准线，并对指导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年

表1《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所阐释的五大价值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

自2008年起，国家文物局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形式，每年围绕一个主题连续展现中国文化遗产事业领域发展情况。党的十九大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部分写进报告中。202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遗产价值”[40]也被重点提及。在期刊出版方面，除文物考古类期刊外，《遗产》《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等一批文化遗产类期刊在这二十年间也相继创办。与此同时，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科学保护理念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紧跟国际遗产理论发展潮流，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有关遗产价值问题所产生的很多著述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都产生了影响，深化了对遗产价值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认识。主要著作有：

2003年徐嵩龄等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对文化遗产的真确性价值和遗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41]。

2005年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国外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实践，对指导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论体系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42]。

2009年顾江《文化遗产经济学》第五章“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对构建遗产价值评估体系的目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研究[43]。

2013年薛林平《建筑遗产保护概论》第一章第二节“建筑遗产的主要价值”对遗产价值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常用的价值表述进行了研究[44]。

2015年程圩《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研究》对中西方游客对遗产的感知价值差异进行了研究[45]。史晨暄《世界遗产四十年 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通过分析世界遗产相关文件，对突出普遍价值的含义、阐释和评价标准的变化进行了研究[46]。

2016年陈曦《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演变》从价值层面和工具层面对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演变进行了分析[47]。

2017年张世满等人《文物保护单位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研究》对构建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价值和利用价值的评估体系进行了研究[48]。陈同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价值研究》对“丝绸之路”、元上都遗址及西湖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进行了研究[49]。

2018年晁舸《价值学论域中的文化遗产 对一个当代概念的知识考古》第四章“不断扩展的价值理念”认为遗产普遍价值理念逐渐呈现泛地域化色彩，其实质则是对价值的理解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推动下，由“人化”走向“全人类化”[50]。

2020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中国世界遗产能力建设手册》第二册“世界遗产的价值研究与申报”专门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进行了介绍[51]。2020年陈同滨《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与保护规划》对良渚古城遗址、元上都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申遗项目的价值进行了研究[52]。2020年刘保山《走向新遗产：价值为本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一书初步阐释了价值的诞生、发展、特性等内容，提出了价值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方法（Value-based Approach）[53]。2020年杜晓帆《文化遗产价值论探微：人是文化遗产的灵魂》围绕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展开辨析，提出价值判断是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前提[54]。

2021年周宏伟等编著《城乡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在第二章“城乡文化遗产的价值与特色”对价值构成、特色呈现、价值评估进行了研究[55]。

笔者以“万方数据”全文数据库、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和期刊论文数据库为数据研究平台，分别以“遗产价值”“价值体系”“价值评价”“价值评估”4个词组作为关键词搜索，对2001年1月—2022年6月的有关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下列统计数据（见表2）。

表2 2001-2022年文化遗产价值研究文献数量统计

如表2所示，20年间，发表于2001-2005年53篇（2.57%），发表于2006-2010年352篇（17.14%），发表于2011-2015年622篇（30.3%），发表于2016-2022年1026篇（49.97%），文献发表数量共计2053篇。随着时间整体呈现递增的态势，出现了4次高峰，其中2019年文献发表数量最多，有176篇，占8.57%。下面，对20年来国内遗产价值方面论文情况做一简要的综述。

2001-2010年，该研究期遗产价值研究中关于“价值”的核心词汇概念不断积累，所涉主题以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及其影响因素为主，从揭示价值的角度来讨论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经验，为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基础性材料。研究成果主要有：

关键词热点谱图

凌波对文物价值的构成、基本特性、实现的条件、价值量化和参照系进行了研究[56]。鲍展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游览、精神家园、生态、科研、宣传教育功能等六种功能和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科学、独特的存在价值等六种价值进行了梳理分析[57]。陈耀华对我国自然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概念、构成、特性以及本底价值、直接应用价值、间接衍生价值进行了研究[58]。李培军、李祥生对文物潜在的经济价值评估的理论依据进行梳理，提出需要建立文物经济价值评估机制[59]。谭顺指出文物具有四种使用价值，即自然使用价值、审美使用价值、增值使用价值和信息使用价值[60]。

陈蔚、胡斌、何昕提出构建当代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一方面要保持我国传统遗产价值认识中的文化多样性特点，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价值理论同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缘文化”价值进行反思[61]。谢辰生认为“文物本身是物质的，所起的作用却是精神的，每件具体文物都往往具有多重价值”[62]。吴美萍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图表和案例阐释了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一般程序和具体操作过程[63]。李将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现代性中的三个重要的价值转变[64]。刘维奇认为文物具有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对文物资本特性进行了研究[65]。张媛在梳理国内外文物建筑的价值评价理论基础上，研究了近现代文物建筑的旅游价值的影响因素指标及其影响程度[66]。蔡世华、梁娜在人文价值本位基本理念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进行了研究[67]。刘爱河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分析[68]。孙刚对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表现和经济价值进行了分析[69]。周锦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文化遗产的经济性、稀缺性、公共性、外部性和垄断性等经济特性[70]。隋丽娜、李颖科、程圩对比分析了中西方游客的感知价值差异，指出文化遗产旅游者感知价值由效率价值、质量价值、成本价值、服务价值、社会价值与享乐价值六个维度构成[71]。施国庆、黄兆亚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确定性价值评估的CAPM模式和不确定性价值评估的复合期权模式进行了研究[72]。李红艳对里格尔的古迹价值论和弗朗索瓦丝·萧伊的城市遗产价值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纳[73]。卢永毅在西方学者遗产价值相关理论基础上，对基于价值为中心的保护实践进行了批判性思考[74]。

2011-2015年，该研究期整体较上一个10年内发文数量翻倍，厘清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关于遗产价值具体多样的评估方法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研究成果主要有：

赵红梅在不同视野之下，从被判断的价值、被建构的价值、被计算的价值到被赋予的价值，指出遗产价值具有多棱面相[75]。刘敏、潘怡辉对城市文化遗产价值特征、形态类型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76]。张斌通过资产特征价格法、意愿成本法、意愿评估法对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77]。钱永平对文化遗产价值评估的过程以及不同层面的价值观对非遗保护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78]。滕磊通过对文物古迹价值及价值评估理念的研究，对完善文物古迹价值评估工作流程提出了思考 [79]。丛桂芹从传播学视野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变，文化遗产价值的建构性以及不同话语主体对建构遗产价值的层面与策略进行了研究[80]。陶金、张莎玮对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中的定量评估和定价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81]。黄明玉对“历史脉络”（Historic Contexts）在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尤其是遗产价值评估实践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82]。侯慧梅通过具体实践,对文物的本体属性及价值体系等进行了理论上的拓展与摸索[83]。伍长云剖析了文化遗产存在价值的内涵和特征，并分析了文化遗产存在价值实现的标志及其相关问题[84]。刘牧等人运用价值现象学方法，以敦煌莫高窟为例对文物价值尤其是象征价值进行了分析[85]。

2016年-2022年，该研究期的研究者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角度各异，创见颇多，深化了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本元要素、衍生类型、发展趋势等问题的认知，研究也由此发生了三个变化趋势：①由文物所固有的价值转向被人类赋予的价值；②由固定不变的价值转向动态变化的价值；③由理想主义的、统一的价值转向经验主义的、多元化的价值[86]。主要成果有：

樊锦诗、郑军、陆舟、杰弗里·莱文以2015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为背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价值观演变、存在的问题、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梳理分析[87]。韩霄等人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类型和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88]。刘艳、段清波对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中的类型、要素、层次、发展阶段性和参与主体等进行了分析[89]。赵路路在山西省保护案例的基础上，构建了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利用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评价指标进行了说明[90]。秦红岭从伦理功能上将遗产的价值要素区分为“厚的伦理价值”与“薄的伦理价值”,提出遗产的伦理价值与保护对象的价值成正相关关系[91]。张军、王室程分析了影响建筑遗产价值评估的因素以及建筑遗产价值权重的计算方法，介绍了以多维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评估方法[92]。王巍、吴葱对19世纪的勒杜克所代表的风格式修复理论之前的遗产价值认识历程进行了研究[93]。王巍、吴葱结合国际遗产宪章文件，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的历史渊源及基本含义进行了研究[94]。林凇从文化产业角度对文化遗产活化过程中的价值选择路径进行了研究[95]。彭琳等人对澳大利亚基于价值认识的遗产保护理论的产生背景、核心内容、发展趋势进行了梳理分析[96]。李玮通过对文物价值的梳理、判断以及修复理念的思考,重点阐述了构建文物、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迫切性[97]。段清波从核心价值观的视角，认为挖掘、凝练、传承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核心价值是文化遗产事业的重中之重[98]。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

周梦圆结合西方现代价值论理论，对19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针对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进行了梳理分析[99]。孙华认为遗产价值研究是相当复杂和仔细的学术研究，并对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三大价值”的含义进行了再辨析[100]。曹兵武从遗产载体和信息论的视角，对遗产价值归纳出存在价值、历史价值与科学（工艺技术）价值、审美、群体身份等符号象征性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及其他衍生价值和经济价值等五项价值[101]。晋宏逵对当前我国文物价值观构成进行了分析，认为应重视对新加入的价值要素如“活态文物”“活的遗产”的价值评估[102]。周孟圆, 杜晓帆认为文物的价值诞生于行动中，存在于考古、研究和修复保护的过程实践中[103]。孙华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特殊性、多样性、衍生性及结构框架进行了研究[104]。刘成纪从史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进行了分析，提出我国当代文化遗产具有精神和哲学价值、认知和审美价值以及教化价值[105]。魏青介绍了“价值特征要素”（attributes）一词，并对其概念及相关方法在世界遗产体系中国逐渐被使用、推广和深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106]。于冰从跨学科角度研究了从文物属性向文物价值、功能和效益的概念链延伸，揭示了文物客体与各类人作为主体的内在的、深刻的、丰富的关系[107]。赵慧君认为在文化遗产概念影响下，我国文化遗产等级体系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并对这一等级体系下价值认知进行了反思[109]。刘华将文化遗产价值的有效传播作为研究目的，将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从公共考古角度展开分析[109]。吴兴帜、彭博从价值本元出发讨论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认为不同行为体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差异性形成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层级化[110]。曹兵武从物人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物的意识形态化就是信息和价值在同一物品上的叠加积累，要竭力保留文物本体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其蕴含的知识和意义、价值”[111]。于晨对文物价值的评判因素和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与共识进行了研究[112]。 付来友对不同学者关于文化价值不同于经济价值的来源进行了梳理归纳，以“价值的行动理论”为视角,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解读[113]。

期刊来源分析图

 

三、思考与展望

遗产价值问题是本世纪前二十多年来遗产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以价值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方法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依据，二十年来已有学者对遗产价值问题作出大量研究，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发展，研究文献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对国内外遗产价值相关著述、论文进行梳理，既是对前一阶段的总结，也为今后遗产价值的研究提供了借鉴。除以上所举外，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涉及。总体上看，学界对遗产保护的价值问题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和不足：

一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国际理念对国内其他学者认识遗产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总结了遗产价值不同方面的不同表述方式，大多数认为遗产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也是《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保护核心，其他提及较多的还有经济价值、旅游价值、符号价值、象征价值、教育价值等等。在我国，有关价值学的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首先在哲学界引入“价值”的术语。而今，我国的考古学专业已上升为一级学科，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较于文化遗产实践与理论领域的进步，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114]。在遗产价值评估体系研究中，“虽然这些价值评判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对称性和局限性，致使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出现了诸多争议”[115]，但“遗产”和“价值”一些基本概念、属性、基础性共识已经具备。

二是遗产价值理论的核心涉及“什么是遗产价值”“为什么保护价值”“怎么评估价值”三个层次。关于遗产和价值概念的形成过程，离不开建筑遗产保护、哲学、经济学、考古学、旅游学、人类学等其他关联学科的支撑，“遗产”（heritage）作为一个用以描述保护对象的通用词汇，最初适用于财产和土地。遗产价值理论的方法依然是目前最受青睐的遗产保护方法，“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保护（historic preservation），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甚至更早”[116]，西方早期的遗产价值研究来自艺术史家和建筑学家的讨论，始于19世纪欧洲语境中对“艺术与历史文物”的理解，尤其是历史文物建筑的价值。从1931年的《雅典宪章》，到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被人类所敬仰，“将其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历史见证”，亦成为国际社会的通识。而现代“价值”（value）一词的探讨主要发端于经济学，遗产价值评估反映了一种理解，即“价值是可变的，多方面的，并且对不同的解释开放，文化遗产资源既具有历史深度又具有当代意义”[117]。

三是通过对2000年以来国内外出版的文化遗产专著、论文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遗产所指涵义及范围在不断扩大，遗产价值理论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也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不断发展与变化，对于以价值为基础的方法来说尤为重要，这些成果紧扣重要的学术前沿和热点，研究内容与方法有不断深化的趋势，但如何从多元化、多学科视角下，将被赋予价值后的“遗产”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缀连起来研究以及对遗产价值特征要素的包容性发展的阐述仍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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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朱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