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墓地概况

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开展了三峡水库消落区龙子凼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汉代墓葬包括大坟坝墓地、猫洞嘴墓地[1]。2011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了黄桷树墓地，东与猫洞嘴墓地相邻，发掘清理东汉砖室墓多座。

大坟坝墓地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盘龙村五社，分布于龙子凼墓群东面，地处长江左岸坡地稍缓地带，北邻鹤凤大道与青龙嘴相隔，东面为近现代墓葬聚集区，南临长江，东南约150米竹林处为糖房遗址，西面为渣土堆埋的土丘。墓地原地貌因鹤凤大道修建的土石填埋变化较大，灌木杂草覆盖于土石层上，层深约0.6米。

墓地发掘清理东汉砖室墓3座，叠压于土石层下，扰乱严重。墓葬并排，墓向垂直于长江，受地势滑坡影响，整体呈东南方向倾斜变形。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砖室墓，现存墓底。2号墓、3号墓为刀把形砖室墓，现存墓底和少量墓壁。2号墓、3号墓并排而葬，相距约1米，形制相同，大小相若，随葬器物面貌、墓砖纹饰相近，推测为异穴合葬墓。

出土器物40余件（套），除1件石璧外均为陶器，器型有罐、钵、盆、灯、鸡、灯座、博山炉、盘、器盖、狗、猪、甑、楼房、陶俑等，完整器较少。

 

二、墓砖纹饰

1号墓墓砖2种。铺地砖，梯形“富贵”铭文榫卯砖，中间为“富贵”铭文，两边对称为方孔圆钱纹，对角重三角纹、半轮重辋车轮纹，长边长36、短边长32、宽21、厚12厘米（图一，4）。壁砖，长方形重菱形连续纹砖，其中两端为半菱形，三角状，长45、宽20、厚9.5厘米（图一，6）。

2号墓墓砖3种。长方形重菱形连续纹砖，长45、宽18、厚9厘米，用于铺地和墓壁（图一，3）。长方形榫卯砖，中间重圆形纹交于两个重菱形连续纹间，内菱形内四角各一小菱形，图幅两端为半圆重圆形纹，内圆上下对称置“┓”纹，长49、宽18、厚9厘米（图一，5）。长方形榫卯砖，菱形+车轮+实心“88”纹，中间为重菱形，两端各饰半车轮，近榫头端半轮后为实心“88”纹，长49、宽18.5、厚9厘米（图一，2）。后两种用于墓壁。

 

图一 大坟坝墓地墓砖纹饰

 

1.重菱形连续纹（3号墓）  2.车轮纹组合纹饰（2号墓、3号墓）  3.重菱形连续纹（2号墓）  4.富贵铭文（1号墓）  5.重菱形连续纹（2号墓）  6.重菱形连续纹（1号墓）

3号墓墓砖2种。长方形重菱形连续纹砖，用于甬道、墓室壁，长47、宽18、厚9厘米（图一，1）。长方形榫卯砖，菱形+车轮+实心“88”纹，亦见于2号墓，用于封门（图一，2）。

大坟坝墓地墓砖纹饰以多重菱形纹为主，另有圆形、“┗”纹，属几何纹，尤以菱形纹最为常见，多重菱形连续纹通过墓砖上下左右相接形成规矩庄严的墓内空间。几何纹与符号纹饰、具象纹饰、铭文等形成丰富多样的组合纹饰。车轮纹、实心“88”纹是符号纹饰，车轮纹在汉晋墓葬中亦常见，大坟坝墓地中车轮纹+实心“88”纹+菱形纹组合纹饰不见于目前峡江地区的考古材料，是其墓砖纹饰的个性反映。

 

三、车轮纹浅议

车轮，是马车最具象征意义的部件，其象征马车的寓意自古有之。[2]车马出行在古代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商周时期车马就已经在上层社会广泛使用。到了汉代，更有一套严格的车马制度来明确各个身份等级的车马配置。《后汉书 • 舆服志》记载：“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扛衣。”[3]“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璅弩车前伍佰，公八人，中两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两人。黄绶，武官伍佰，文官辟车。”[4]车马是王侯贵胄身份的象征，在汉墓画像石砖中是常见的题材，它一方面反映了墓主生前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或寄托了墓主富裕显贵、升仙成道的祈愿。合川黄泥塝墓地东汉墓葬中随葬成套陶车马即有此寓意[5]。与成套车马模型随葬相比起来，以墓砖（石）画像来表现车马对墓葬营建和组织降低了条件，因此车马在汉墓画像石砖中更为常见。

墓砖图幅的限制，决定了车马具象化不便于大量的普及传播。同时，菱形、网格等几何纹饰简单易制，能广泛普及。所以在墓砖纹饰图幅中，客观要求车马的表现形式要更加的简易化、符号化、代表化。即使具象化的车马，也偏于简易，如潼南区牌坊坡墓地1号墓车马出行画像砖[6]，没有完整表现出车马构件，车舆部分完全简省，仅能从车盖、杠、辕看出车舆的些许韵味（图二，1）。万州糖坊墓群5号墓、16号墓的马拉车纹砖，前有一人牵马，马尾端立鹤，似为神话图案[7]，颇有升仙成道的意境（图二，2）。此例中，车的构件见车轮两个、双辕，车轮间有车舆。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的马拉车纹砖[8]较万州糖坊墓群的马拉车纹砖又有简省，除牵马人、马、车轮外，不见车舆、车辕（图二，3）。涪陵太平村墓群6号墓墓砖的车马形象勾画更为简易[9]，车马与人骑马并不是全部纹饰，而搭配了“富贵”铭文、钱纹表现富裕高贵的寓意（图二，4）。丰都杜家包汉墓群11号墓，车马直接以一马一车轮表现，简单直接，两端辅以对称扩散的折线纹[10]（图二，5），丰都汇南墓群6号墓[11]的车马墓砖同于此（图二，7）。在这些图幅纹饰中，尽管有所简省，总体仍尽量表现车马的直接物象。

 

图二 车轮纹、“88”字纹

1.潼南牌坊坡墓地 2.万州糖坊墓群 3.云阳旧县坪遗址 4.涪陵太平村墓群  5.丰都杜家包汉墓群  6.巴东西瀼口墓葬  7.丰都汇南墓群  8.巴东黎家沱遗址  9.巴东官田包墓地  10.丰都汇南墓群  11.丰都上河嘴墓群

 

车马符号化是车马从直接物象走向进一步简省的结果，其最为直观的形象仍是车轮，其他部件的符号化则为识别带来了争议。从考古发现来看，车轮与弓形纹、几字纹组合寓意车马，最为丰富的图例见于湖北省巴东县西瀼口墓葬4号墓[12]、黎家沱遗址汉墓砖[13]、官田包墓地2号墓[14]等三峡以东地区（图二，6、8、9）。以巴东西瀼口墓地4号墓为例，纹饰图幅分为五个单位，车轮纹居于中，两边对称置双背弓纹、几字纹。重庆地区相似组合见于丰都槽房沟墓地东汉中期墓葬9号墓，报告无拓片，描述为“两侧饰以双车轮，其中一车轮两侧间以’S’、’Ω’”纹[15]。对于弓形、几字形符号的识别，郑君雷认为弓形图案可能与车辆的某处部件有关，而几字形图案或表示车扼[16]；艾宋芸珮认为弓字形象征着马匹，几字形象征着"衡"，与车轮纹组合代表着车马[17]。这种认识差异说明车马符号化因制模的主观性，导致车马构件在符号化过程中不能广泛识别，失去普及基础，而车轮作为车马最具代表性构件一直被接受。除弓形、几字形外，车轮纹还与双环结纹组合寓意车马[18]，如丰都汇南墓群6号墓[19]，图幅分五个单位，中间为网格纹，两边对称饰车轮纹、横双环结纹（图二，10）。

双环结纹的简化是“8”字纹，丰都上河嘴墓群3号墓墓砖纹饰见横“8”字纹三组，每组两个上下并列，“8”字内上下各有一乳钉[20]（图二，11）。这种纹饰与丰都汇南墓群6号墓的横双环结纹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作为纯图案装饰。大坟坝墓地车轮纹与双实心“8”字纹组合，或有指代车马的含义，只是这种指代的明确性已模糊。

需要说明的是，从车马画像、车马符号化、车轮代表化在时代上并不是顺序的演进过程，相反车轮纹作为代表性车马构件与几何纹的组合在新莽至东汉早期就已出现，在东汉中晚期流行，车马符号、车轮与马匹的物象组合在重庆地区的东汉中晚期也有出现[21]。由此说明，车轮纹在墓砖纹饰中出现即以车马代表性构件搭配几何纹等纹饰，而具象化、符号化的车马形象是不满足于车轮寓意的淡化，进行强调性的反映，又因墓砖图幅限制、制模难度以及符号化的辨识局限性而没有高比例流行。

车轮纹的流行，使车轮象征车马高贵寓意的同时，与几何纹、富贵文字纹、钱纹等纹饰搭配形成更为丰富的寓意。在这些组合纹饰中，车轮往往作为或并列主纹饰，一般以单车轮居于图幅中央，两边对称置几何纹、钱纹、车马符号等，或再对称布置两车轮形成三车轮纹。也有以两车轮对称分布于图幅中，辅以其他纹饰。辅纹饰为菱形、网格、“十”字等几何纹饰，墓砖纹饰图幅主要凸显车轮纹象征的高贵寓意。例见涪陵太平村墓群6号墓[22]、万州瓦子坪遗址1号墓[23]、万州糖坊墓群7号墓和8号墓[24]、万州松岭包墓地1号墓[25]等（图三，1～3、5）。车轮纹与钱纹的组合，无疑是以此来寓意富裕显贵，例见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2号墓[26]、万州大地嘴遗址青龙嘴墓地44号墓[27]等（图三，4、6）。在渝西江津地区小南海水电站工程调查中，河嘴上墓地采集墓砖纹饰中间为车轮，右边依次为方孔圆钱纹、对三角网格纹、重菱形纹，左上为长方形叶脉纹（图三，7），左下并排三枚方孔圆钱纹，此例组合与重庆东部的三峡地区颇为不同。

 

图三 车轮纹

1.涪陵太平村墓群 2.万州瓦子坪遗址 3.万州糖坊墓群 4.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 5.万州松岭包墓地  6.万州大地嘴遗址青龙嘴墓地  7.江津河嘴上墓地调查采集 8.云阳旧县坪遗址 9.渝北白家嘴墓地

 

车轮纹搭配纹饰的多样性，使车轮纹寓意淡化，成为装饰性图案辅纹饰。如渝北区老锅厂墓群白家嘴墓地1号墓，墓砖纹饰分为五个单位，鸟吞鱼置正中，两边对称置菱形纹、半轮车轮纹[28]（图三，9）。鸟吞鱼是主要表现内容，鸟喙下有鱼两条，其肚有鱼一条。在此例中，显然车轮与菱形纹是辅纹饰。鸟吞鱼图案或反映了该地区赖以依存的渔业经济，墓地濒临长江，先民逐水而居，经济发展与长江渔业息息相关。相邻的窑子坪墓地六朝石室墓墓壁也见鱼纹浮雕图案[29]，与之应有同义之处。云阳旧县坪遗址Db型砖，图幅中心为“十”字纹，左为斜向“田”字纹与直线、三角组合几何纹，右边似与左边对称，“田”字处被单车轮代替[30]（图三，8）。总体上而言，车轮纹作为装饰性图案辅纹饰少见，与人们对其寓意的普遍共识性相关。

 

四、小结

一方面，大坟坝墓地墓砖纹饰的元素在重庆地区常见，如菱形纹、圆形纹、车轮纹、“富贵”纹等，是汉代重庆地区墓葬装饰营建的共性。另一方面，大坟坝墓地车轮纹+实心“88”纹+菱形纹的组合在重庆地区乃至峡江地区不见，其指代车马的含义模糊，是墓砖纹饰的个性反映。

车轮纹是车马最具代表性的构件，具有车马高贵的象征意义，是车马具象化、符号化的结果。车轮纹作为车马的寓意被汉代社会普遍接受，在车轮纹组合纹饰中，其往往作为或并列主纹饰，同时车轮纹的普遍流行使其也有作为装饰性图案辅纹饰的情况。

一地出现其他地区鲜见乃至未有的车轮纹组合纹饰，与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关。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的运用，庄园经济发展到东汉时期已不再是中原地区的专利，而已发展到边郡地区[31]。从考古资料来看，重庆地区汉晋时期代表性墓群为忠县将军村墓群，分布于长江右岸十个山包（梁）上，绵延两公里。根据发掘者研究，该墓群枞树包墓地出土乌杨阙可能为太守严颜而建，推测汉魏时期的忠县乌杨为严颜家族控制[32]，这反映了重庆长江流域在东汉时期也具有发达庄园经济的历史。东汉庄园经济进行农、林、牧、渔、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经营，以自给自足为首要，因而地主庄园经济有实力规划数量巨大、绵延数公里的大型公墓，也能自给性生产自身喜好需要的个性墓砖纹饰。龙子凼墓群大坟坝墓地出现车轮纹+实心“88”纹+菱形纹组合纹饰应是这个原因。渝北区白家嘴墓地属老锅厂墓群，由长江左岸六个山包（梁）组成，前文述及的“鸟吞鱼”+车轮纹+菱形纹组合在峡江地区鲜见，也应如此。

张庆久在《重庆三峡库区东汉六朝砖室墓探析——兼论三峡地区东汉时丧葬手工业发展水平》论述：“大量尺寸大小及纹饰完全相同的墓砖出现在相距甚远的地方。类似的陶俑也有这种现象，据此，我们认为这些墓砖(俑)可能是同一地区生产, 销售到各处去的；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制砖(俑)的模具为批量生产, 或是相互影响较深”[33]，这与本文的论述并不相悖。汉代的地主庄园是独立的生产基地，以农业为主体，多种经营，立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产品投放市场[34]。相距甚远的地方出现大小纹饰完全相同的墓砖是地主庄园经济进行经营性活动的表现。根据笔者对重庆乃至峡江地区的车轮纹饰的梳理，这种相距甚远出现完全相同的模具纹饰占比很少，又为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所决定的。

 

注释：

[1] 龙子凼墓群为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2017年项目，遗存包括ⅠA区新石器晚期糖房遗址、ⅠB区大坟坝汉墓地、Ⅱ区窑址坡明清窑址、Ⅲ区猫洞咀汉墓地。

[2] 于秋伟：《花纹砖装饰之车轮纹演变的初步研究——以重庆地区墓葬发现为例》，《东方考古》第九集（上），2012年。

[3]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92页。

[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95页。

[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川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合川区黄泥塝东汉墓葬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3期。

[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潼南区文物保护管理所：《重庆潼南区牌坊坡墓地M1考古发掘简报》，《长江文明》33辑。

[7]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糖坊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中》，科学出版社，2007年。

[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涪陵区博物馆：《涪陵太平村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 重庆市博物馆：《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丰都汇南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巴东西瀼口古墓葬2000年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 山东大学考古系：《巴东黎家沱遗址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 恩施自治州博物馆：《巴东官田包墓地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槽房沟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16] 郑君雷：《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江汉考古》2006年3期。

[17] 艾宋芸珮：《峡江地区东汉墓砖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6。

[18] 怀履光在《中国“洛阳”古墓砖图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称为双环结纹。艾宋芸珮在《峡江地区东汉墓砖研究》中亦称之，推测为缰绳。郑君雷在《峡江地区汉晋南朝花纹砖上的车轮纹饰》中称亚腰椭圆形图案，以此喻马，与车轮组合表示一套车马。综述，此图案与马相关，本文沿用前者称之，认为该符号有马匹的寓意。

[1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丰都汇南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20] 重庆市博物馆等：《丰都上河嘴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21] 同[17]。

[22] 同[9]。

[23]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万州瓦子坪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 同[7]。

[2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松岭包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26]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区博物馆：《涪陵吴家石梁（大院子）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

[27]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等：《万州大地嘴遗址青龙嘴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中》，科学出版社，2007年。

[28] 老锅厂墓群白家嘴墓地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资料在整理中。

[29]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渝北区文物管理所：《渝北区窑子坪墓地M1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30] 同[8]。

[31] 邓伟平：《东汉庄园经济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2] 李大地、邹后曦、曾艳：《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四川文物》2012年第4期。

[33] 张庆久：《重庆三峡库区东汉六朝砖室墓探析——兼论三峡地区东汉时丧葬手工业发展水平》，《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3月。

[34] 李锦山：《略论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说明：本文原刊于《重庆文物考古论集》第一辑，本公众号转载时文字略有删减，读者引用时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原刊物出处！

 

文稿：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