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国内石窟考古报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大足石刻全集》是怎样“炼”成的
工作人员在宝顶山拍摄图片
《大足石刻全集》
工作人员在北山多宝塔塔顶测量数据
1945年，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成员在北山观音变相窟前合影
本版图片由重庆出版集团提供
200多人，14年，1套书……
9月6日，《大足石刻全集》（以下简称《大足石刻》）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标志着这部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大足石刻现存状况的考古报告正式揭开面纱。
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这套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５处石窟（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客观真实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中收录的测绘图、摄影图片等信息，把这些石刻造像的历史风貌和真实现状永远留存下来，将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大足石刻》由重庆出版集团和大足石刻研究院联合编纂出版，参与该书编写、测绘、摄影、编辑、校对的人员超过200人。该书共计11卷19册，字数超过250万字，拓片、测绘图、摄影等图片达到1万幅。
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面对这部鸿篇巨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任丁明夷称赞它“堪称国内石窟考古报告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那么，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
用考古报告定格石窟当下容颜
“郭所长，就让方银去大足旅行社吧！在那工作西装革履，比你们文管所在大足北山石刻办公没水吃、没电用强得多！”
“庹县长，文管所也需要旅游人才啊！方银不能走！”
1982年的一天，时任大足县（今大足区）副县长的庹正贵和大足县文管所副所长郭相颖争执不休——一个想“挖”走刚从四川省旅游学校毕业到大足县文管所工作的黎方银，一个执意要将他留下。最后，两人达成协议：让他自己决定。
当目光聚焦在黎方银稚嫩的脸庞上时，他轻声地说了3个字：“我不走。”
37年后，那个“傻乎乎”的小伙子，已是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并主编完成《大足石刻》。
当初选择留在大足石刻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那么，编纂《大足石刻》又是为何呢？
1985年至1988年，黎方银完成大足北山石刻154个龛窟的调查。“调查期间，看着那些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石刻瑰宝，我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它们完整地记录下来。”黎方银说。
丁明夷也在《大足石刻》序言中表达了当时他对石窟风化的痛心。“岁月无情，石窟永存只是一个神话传奇。”他表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重现其历史风貌并传承后世，既是石窟保护的需要，也是开展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一套系统的考古报告对大足石刻文博人来说可谓天方夜谭。
“1976年至1986年，我曾随父亲在北山生活10年，那时，父亲考古测绘的工具只有皮尺、画板和小板凳。”郭相颖之子、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主任、《大足石刻》总策划郭宜回忆道。
虽然当时没有编纂考古报告的能力，但此前《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大足石刻铭文录》等书籍的问世，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大足石刻的学术研究。
1999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大足文博人的使命感更强了。2000年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五届年会期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前身）开展大足石刻考古学研究的规划，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马世长的肯定。
2003年，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组成了以黎方银为组长的课题组。2010年10月，重庆出版集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以考古报告的形式编写和出版《大足石刻》得以正式确立，并明确由大足石刻研究院负责现场调查、考古测绘、文本编写，重庆出版集团负责摄影、编辑、出版等。
在《大足石刻》问世之前，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纂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古报告，只有日本人在上世纪30至50年代完成的《云冈石窟》。因此，这是我国针对一个大型石窟群编写的第一部全面的考古报告集，意义非凡。
挑战高空作业、遭遇成群蚂蚁“偷袭”
给造像办“身份证”坎坷多
30余米高的脚手架将大足石刻北山多宝塔围住，几名男子站在由木板搭建成的多宝塔工作平台上，只见他们手持卷尺，边测量边记录，豆大的汗珠迫不及待地从他们的皮肤上涌出……
这是2013年5月至8月，时常发生在多宝塔上的一幕。在此期间，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室主任邓启兵、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能迁等6人组成的考古调查组分队，完成了多宝塔塔外龛像的调查记录。
多宝塔高33米，12层。“最初在木板上走动时，脚手架会晃动，这对普遍恐高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黄能迁回忆，“但是，当工作进展到收尾阶段时，竟然有同事可以在木板上如履平地，甚至‘上蹿下跳’。”
在此之前的3月至4月，该团队完成了多宝塔塔内龛像及铭文的调查记录。“塔内有近80个龛，大大小小的造像不计其数。”黄能迁说，他们要对每一个龛的高、宽、深等数据进行采集，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从头到脚的记录，头冠、面相、服饰、手势、坐姿等细节描述一点也不能少。
“有的造像仅有二三十厘米高，我们便把钢卷尺夹断，便于测量。”邓启兵说，在光线阴暗、空间逼仄、布满灰尘的塔内，需要开着LED照明灯，小心翼翼地观察和记录。
工作人员还采用先进的测绘拍摄技术——多基线近景摄影测量和3D扫描技术对龛窟进行拍摄扫描,采集数据。据介绍，一个龛窟要拍摄几百张甚至上千张图片,才能采集到完整的数据。 以书中呈现的大足北山第245号龛——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为例，这个晚唐最为精美的石龛艺术作品，其测绘图的数据采集来自1000多张图片，然后由两名工作人员绘制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为便于读者查阅，《大足石刻》第一至八卷图、文分册编纂。如果说考古调查组是在给造像办理“身份证”的话，那么摄影组则要为造像拍“登记照”。
郭宜说，拍摄图片受天气制约很大，“光线柔和的时候才能拍摄，有时为了等适宜的光线，在脚手架上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在蚊虫遍布的山林中拍摄，惊险更是无处不在。
2015年夏天，在拍摄宝顶山大佛湾圆觉洞洞底时，重庆出版集团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郑文武攀爬至洞顶天窗进行拍摄。他正拍得入神时，忽然感到身上奇痒无比。他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掀起衣服，只见浑身爬满蚂蚁。“那一刻，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眼见就下暴雨了，我只有忍着继续拍摄。”回忆起那一幕，至今他仍心有余悸。
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王怀龙告诉记者：“《大足石刻》共涉及到600多个龛窟，每个龛窟中的造像都要用文字、测绘图、拓片、摄影图片忠实记录，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你们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接力延续大足石刻学术薪火
2004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曾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举办“石窟寺考古培训班”，刘贤高、邓启兵、黄能迁等课题组成员现场聆听了先生教诲。“使劲看，看明白。”先生的“六字箴言”令他们铭记于心。
但有时，使劲看，仍看不明白。
“各地石窟都具有特殊性，这使得已有标准和规范缺乏普适性。”黎方银说，这时，大足石刻研究院总会邀请马世长等专家前来指导，“马先生和蔼可亲、不求回报，手把手教我们如何记录、如何整理。”
“2011年，我曾赴北京拜访马先生，临走时，他从沙发上拄着拐杖艰难地站起来，笑着对我说，回去告诉黎院长，我身体好着呢！”黄能迁回忆道。
马世长患病后，向黎方银推荐丁明夷担任《大足石刻》学术委员会主任。黎方银和丁明夷是忘年之交，当得知重庆在编纂《大足石刻》一书时，丁明夷感叹道：“你们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
2013年，马世长驾鹤西去，这对大足石刻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2017年底，《大足石刻》基本编纂完成，陆续进入出版阶段。
2018年2月，马世长、丁明夷的恩师宿白与世长辞。“石窟考古界人尽皆知的是，宿先生有一个未了的心愿——见证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编纂完成一部大型石窟考古报告。”黎方银说，先生的心愿终于在大足实现了。
《大足石刻》中也铭记了先贤的贡献。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一卷收录了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以及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所拍照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考察团成员们论断：大足石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实与敦煌相伯仲”。
“一位又一位学人，一代又一代先贤，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力量，不断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不断传递着大足石刻的人文光辉。”黎方银说，70余年前的历史影像和一代代大家为大足石刻付出的心血，体现在《大足石刻》的字里行间，永世流传。
专访》》
重庆出版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重庆出版集团为何会联手大足石刻研究院历时14年打造《大足石刻全集》？它的出版意味着什么？9月2日，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兴芜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让更多人走近大足石刻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社出版过哪些关于大足石刻的重要书籍？
陈兴芜：1999年，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基于大足石刻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遗产所在地的重庆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大足石窟艺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全4册）》《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手册》《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5卷）》《2014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足道教石刻论稿》《大足石刻解读》等书籍。
重庆日报：这些书籍的出版，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
陈兴芜：这些图书的出版，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是揭开了大足石刻的神秘面纱，让更多读者走近、了解大足石刻的历史文化；二是使得关于大足石刻的研究逐渐系统化、深入化，并产生了大足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三是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更为关注大足石刻的研究，使其走向国际化。
不断扩大《大足石刻全集》影响力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集团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啃下《大足石刻全集》这块“硬骨头”的原因是什么？
陈兴芜：这是文物抢救的急需。大足石刻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但其系砂质岩石上的摩崖造像，已进入高速风化期。虽然科技进步使大足石刻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也只能是延缓其衰老消亡的过程。通过出版物科学、完整、全面、系统地记录、保存和展示大足石刻的历史遗迹信息，势在必行。《大足石刻全集》很好地兼顾了科学保护及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及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重庆日报：如何让《大足石刻全集》产生更大价值？
陈兴芜：我们将探索大IP经营模式，共同推动大足石刻文化艺术数字化传播。《大足石刻全集》出版后，我们将充分利用大足石刻这一宝贵资源，开发出有创新性、学术性的文创产品，建立起数据库，丰富市场产品，从而扩大该书的影响力。
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方式
重庆日报：《大足石刻全集》对重庆出版集团的发展来说有何意义？
陈兴芜：《大足石刻全集》的推出，是重庆出版人践行精品意识的重要成果，也将成为重庆出版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激励着重庆出版人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重庆出版集团将继续勇挑重任，深入发掘和传承重庆地区内涵丰富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重庆日报：《大足石刻全集》的出版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而言有何意义？
陈兴芜：《大足石刻全集》等巴渝文化的皇皇巨著的出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方式！可以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文稿：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原载于重庆日报2019年9月6日第12版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