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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16年考古工作收获
发布人:  2017-02-14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重庆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迎来大好发展时机。一年来,我院在市文化委、市文物局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考古工作中,以主动性考古和后续三峡考古为重点,促使考古工作创新发展。2016年,我院开展考古调查30项,考古发掘53项,发掘文物点76处,发掘面积40493平方米,考古工作收获丰硕、亮点频出。

一、着力推进文物保护一体化,主动探索考古发现融入地方经济、文化建设。

2016年我院提出“一体化文物保护”工作思路,主动求变,力争形成调查—发掘—保护—研究—利用的文物保护一体化工作链。以考古调查发掘为基础,先后开展了江津会龙庄、川渝古道走马段、武隆老县城、江津石佛寺等一批区域文物资源调查,分别形成了文物保护与利用概念性规划,为地方经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带动了地方政府文物保护的热情,初步实现了文物保护与经济、文化建设的双赢。

佛头(江津区石佛寺遗址,宋)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助力钓鱼城申遗。

2016年我院围绕钓鱼城申遗这一核心目标,重点推进了合川钓鱼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研究工作,一是完成对钓鱼城范家堰遗址的验收,阶段性发掘工作顺利收官;二是开展专题考古资料整理,为申遗文本的编制建立良好的资料保障;三是创造性地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人文历史与考古工作相结合、考古调查与试掘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有效确定了钓鱼城的空间格局,大大深化了钓鱼城的文化内涵,为申遗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宋)

 

三、抓主抓重,扎实推进考古工作。

一是重点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先后完成了石柱县古城坝遗址、永川区汉东城遗址(2015、2016两个年度)、荣昌区磁窑里遗址等4项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合计完成发掘面积2575平方米,出土文物1351件/套,均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同时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的验收实现了全覆盖。二是持续推进三峡后续考古项目。一方面全力确保消落区考古工作的实施,全年共开展消落区考古发掘19项,完成发掘面积14430平方米,出土文物及标本3258件/套;另一方面,主动出击垫资开展三峡后续大遗址考古工作,先后完成涪陵龟陵城的调查、勘探及试掘,巫山高唐观遗址的4200平方米的发掘工作,积极助推大遗址保护项目立项。三是圆满完成基建考古工作全年共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勘探30项,调查里程1972.34千米,调查面积22.42平方千米,配合调查开展的普通勘探面积96600平方米,发现文物点330处;全年共开展基建考古发掘29项,发掘文物点52处,发掘面积19288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5905件/套。

永川区汉东城遗址(北宋)

铜“司马橐”印(巫山县高唐观遗址,西汉)

 

四、狠抓质量,重要发现层出不穷。

2016年在考古发掘中狠抓质量,本年度实施的发掘项目验收结果优秀10项,占发掘项目总量的23%,创历史新高。巫山县大水田新石器时期遗址新发现的带有火烧痕迹墓葬为探讨大溪文化墓葬燎祭和祭奠仪式等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巫山县高唐观遗址发现了密集的楚文化风格的战国时期墓葬;三峡消落区发现近百座汉至六朝时期墓葬,体现了三峡库区这一时期古代文化的繁荣;江津区石佛寺遗址是近年来重庆佛教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丰富,是西南山地古代建筑技术和建筑规划的杰作,其中的摩崖造像、单体造像等也是西南地区佛教造像中的艺术珍品;渝中区朝天门城墙遗址、永川区汉东城遗址、武隆县老县城遗址、石柱县古城坝土司遗址等城址考古项目的重要发现,揭示了重庆古代城址格局、交通体系、聚落变迁、文化内涵等丰富内容。

 

巫山县大水田遗址299号墓葬(大溪文化)

 

五、科技引领,考古工作平台建设卓有成效。

今年重点开展了文物整理平台、科技考古平台、田野考古数字化平台、对外合作考古平台等4大平台建设。一是通过一年的努力,文物整理平台更加完善,成果转化更加有序;二是建设完成3座科技考古实验室,科技考古的科研孵化点初见雏形;三是在田野考古中广泛应用田野考古信息综合平台,无人机航拍、多视角三维影像重建、延时摄影等新技术手段已广泛应用,考古项目科技含量明显增加,发掘质量明显提高,我院的数字化考古技术水平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四是通过前期准备,与俄罗斯达成考古合作的意向,重庆考古走出国门有望在不久后实现。(文物考古研究所)

 

永川区高洞子崖墓三维模型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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