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1日上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研究员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学术报告厅，用明快通俗的语言为到场的百余名文物工作者、媒体记者和文化遗产爱好者带了专题学术报告《青铜文化体系视野下的巴文化政治中心起源与变迁》。

重庆考古发掘已经经历了几十年，按照传统的考古学方法，我们从寻找都城、城址、大规模的建筑遗址等角度入手，做了很多年的工作，但都未找到巴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所谓“巴人之谜”。

先秦时期，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生活体现在战争和祭祀上，而战争与祭祀之间最密切的物质体现就是青铜器。白九江研究员从青铜器的角度出发，根据青铜器的考古发现，来追踪从夏商时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青铜器出土地点，以及通过对这些出土的青铜器进行考察来追寻巴人政治中心的转移变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和观点，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也为我们解开巴人政治中心何在这个谜团和研究巴人古代文化指明了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一、青铜器与早期政治中心

白九江研究员认为青铜器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是亚欧大陆早期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青铜器在上古社会贵族阶层、权力中心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南方，青铜器都被作为政治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工具。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更多用于礼仪活动，并作为随葬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形成固定组合，使用变得制度化，而在南方地区，青铜器多被用来表现祭祀对象和祭祀场景，或被制作成专门的祭祀器物，彰显其在宗教信仰控制方面的作用，以加强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功用完全不同。

从文献记载看，巴国拥有和蜀国一样悠久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蜀文化青铜器从商代一直延续到战国，而巴文化青铜器主要集中在战国至西汉初期，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国悠久的历史与青铜文化所展现的差异呢？

 

二、夏商时期四川盆地文化格局和巴文化政治中心的探索

重庆大宁河流域发现的青铜尊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极为相似，年代极为相近，均为商代晚期。这个时期，四川盆地内处于三星堆文化时期内，考古文化面貌趋于统一，包括现重庆地区（至少是长江沿岸）被纳入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文化圈层内，似乎在一个统一的三星堆王国内。从出土的陶器上观察，峡江三星堆文化有少量自身特征：如厚胎尖底杯、双耳高足杯，陶鬶的盛行等。不过，从总体上看，峡江三星堆文化不属巴文化范畴，是一种次生文明，但它促进了重庆地区文明化的进程。

对于这一时期巴文化政治中心所在，白九江研究员有着自己的解读。他从甲骨文和古文献的记载中推测“巴”的大致活动范围，认为汉中盆地中东部是巴人活动频繁的区域，而汉水上游的相关遗存, 主要是城洋铜器群和宝山商代遗存的发现更加印证着这个看法。他认为从各方面迹象看，城洋青铜器群所在的汉中盆地东部应该是商代中晚期一处重要的政治中心，由于其既受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一些四川盆地文化的因素，特别是还存在一些与后来分布于四川盆地东部相似的尖底器、圜底器等文化因素，倾向于它与早期巴文化相关，这一铜器群分布地应该是早期巴文化极为重要的政治、宗教中心。

 

三、三星堆王国的崩溃与宝山政治中心的消失

商末至西周中期，金沙王国继承了三星堆王国的衣钵，但从一系列的情况看，三星堆王国可能已崩解为以金沙为主的，另外还包含若干小的区域政治中心。金沙（十二桥文化）对四川盆地内的文化整合已不如三星堆文化时期，川东地区与成都平原的文化面貌差异开始显现并加大。

这一时期，重庆三峡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巴文化遗存（十二桥文化圈石地坝文化），但鲜少铜器出土，可能此时这一地区还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国家，主要是濮及其他与巴文化有关的民族的分布地。

陕南到关中地区，弓鱼  国墓地的青铜器发现带有强烈的蜀文化风格，而出土的700余件城洋铜器群的分布显示，青铜器的时代越晚，出土地越靠东。这似乎表明着从商晚期起，周人可能已逼迫宝山王国政治中心逐渐东迁。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巴，视巴为南土，但从各种迹象推测，此时的巴国政治中心已不在汉中盆地东部，很可能已进入安康盆地甚至更东南一带的地方。

四、从南土到南蛮：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

春秋时期的巴国在文献中提及的频率开始多起来，主要是与攻邓、伐申、叛楚、围鄾等几项重大军事活动有关。从上述各古国的地望推测，此时的巴国政治中心可能进一步向东南方向偏移至汉水中游。从考古上看，虽然在襄樊、十堰、安康等地发现过巴文化青铜器，但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数量也不多，缺少容器、乐器等体现政治等级性的礼仪用器，巴文化政治中心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来验证。

春秋晚期巴文化政治中心再次发生迁移，巴、楚、秦三国灭庸，不但改变了巴国的地缘，也影响了蜀国的上层政治权利的转换，影响了巴蜀文化面貌。巴文化政治中心应该是从春秋中晚期进入今重庆境内，至战国早期已完全立足并融入四川盆地东部，疆域一度 “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四川宣汉罗家坝、重庆开州余家坝、重庆云阳李家坝的考古发现表明，战国中期以前巴国政治中心似乎顺嘉陵道（渠江）、峡江道开始向四川盆地东部转移。重庆涪陵小田溪、重庆巴县冬笋坝、四川广元宝轮院的考古发现表明至战国晚期，巴在秦楚两大势力的反复拉锯战中再次迁移其政治中心，“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国四易其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巴国也在秦的统一战争中，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白九江研究员最后总结说，对巴国政治中心的考察不能仅局限于重庆地区或四川盆地东部，应置身于古代巴、蜀国家和人群所活动的广大范围，结合历时性考量，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和认识；从陶器出发是建构巴文化的基本途径，而铜器是展现巴政治实体的重要参考指标。

巴文化政治宗教中心不够稳定，具有高迁移性，多变性。这种特性的产生必须置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文化格局”等大背景下讨论，其政治历史是当时各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巴文化作为社会“容器”容量的必然。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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