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2日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研究员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学术报告厅作《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理解与行动》专题学术报告。

袁东山研究员拥有丰富的考古发掘工作经验，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理念和展示利用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在今天的报告中文思跌宕、大开大合，又引经据典、考证仔细，分三大部分从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保护、东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理解和差异、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庆古城行政空间的考古观察等多方面，阐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路径和行动，并且强调了人在保护过程中的作用。袁东山研究员把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认知，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值得每一个在场的文物工作者消化和学习。

 

■文化遗产形成于过去，认识于现在，施惠于未来。保护文化遗产要具有前瞻性，目光放远。文化遗产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充满了故事，更是承载着鲜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事成为历史，历史变为文化，长久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一、切实把文化遗产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

也许每一个文物工作者都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为谁保护？谁来保护？保护什么？怎么保护？”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袁东山研究员首先从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层面入手，来谈他对此的看法。他对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修订）》中关于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等方面进行解读，认为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成为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核心。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应有三个方面的评估：第一、价值评估，即包括文化遗产的文物价值，也包含其外延的社会价值；第二、现状评估、即从相对价值来理解和评估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第三、工作评估，包括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管理现状、利用现状和研究现状的评估，也是为了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袁东山研究员认为我们应该从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层次挖掘来理解和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在此基础上，袁东山研究员提炼了尼采、李凯尔特、培里和杜威等哲学家价值哲学体系的核心，结合我国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案例，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化遗产价值的看法：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袁东山研究员认为价值在行动中产生，不同的情境造就变化的价值，价值是被赋予而不是内在固有的，价值始终在发生变化；第二、价值判断需要明确主体和客体，他对UNESCO两大公约，即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和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进行解读，认为文物保护工作中，客体较明确，主体却过于笼统和抽象，而且中西方社会对于此的判定存在较大文化差异，直到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扩大修改国际文物保护中关于“真实性”的价值概念，将之延伸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相对无形标准，才开启了东方文化遗产保护新篇章；第三、情境中慎思前因后果，文化遗产评价的责任重大，它每一个目的，都是下一个结果变化的条件。他结合案例讨论到每一次开展的修复实践都应该被看作是经验积累的参照标本，值得在修复工作完成后展开实事求是的评价，批评并不该是一种打压或者迫害，而是为了获得更成熟、更优化结果的手段；对充满争议的个体案例的探讨和反思，对每个选择因果情境的理性批评，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判断未来行动的价值所在。

袁东山研究员提到了杜威价值哲学在应用层面存在弱点，其价值论的基础是服务更高一层权力的，在那里更宏观的意识形态将控制差异，行使最终的裁决权力。那么我们又如何在多个文化共存的环境中，文化概念同时具有压迫性特点的情况下实现价值评价得到统一的好结果呢？他提出了三个关键词：研究、理解和释义。研究是一个集体性的、具有操作性的行为过程，理解作为一种研究宗旨，需要一些可以操作的方法，而人们强调某个主体的价值的时候，却总是不自觉地展开对世界的释义，而削弱了作为出发点的理解。因此，袁东山研究员认为在对价值理想状态的解读和阐释之前提是需要克制自我，而这种理解是古今能够体谅，中外能够尊重的基础。

综上所述，对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理解和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保护文化遗产”这个根本问题。袁东山研究员谈到每一个人的知识、经验以及思想，全部获取自过去的事物，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未来。文化遗产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绝对证据，认识文化遗产并加以保护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或对一个社会的意义，而不是由于它们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具有外在的价值。文化遗产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不应该只关注经济和环境方面，对于人类而言，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或许更为重要。在此，袁东山研究员强调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需求，而人则是文化遗产的灵魂。

 

■当我们唤醒沉睡的大遗址，我们感受到了废墟记忆的中国大历史的波澜壮阔 ，从百万年前徐徐拉开的序幕 ，经历青铜熔铸的英雄时代，走进一统融合的家园 ，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场景历历在目。

二、大遗址保护的重庆实践

接着，袁东山研究员从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技术层面来探讨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实现。大遗址是我国十余年来从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家文化资源的精髓部分，是文物展示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研究、部署大遗址保护工作是保障我国文化安全、提髙国家软实力的必要举措。他分三个阶段回顾了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历程，即1949年以前的从可移动文物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阶段、1949到2005年之间的从文物到文化遗产（遗址到大遗址）保护阶段和2005年以来从大遗址保护到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阶段。他认为大遗址包含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逐渐积淀蕴藏的文化信息，其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方面面，具有规模宏大、价值突出、影响深远的特点。

袁东山研究员进而谈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他回顾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自从2005年以来的历程，认为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践操作先于理论研究，提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基于两个条件：首先，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其次，考古遗址保护与公园建设在特性和需求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可以通过努力得到化解。

袁东山研究员认可考古遗址公园是国际通用，并已日趋成熟的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和较强的操作性。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有助于大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大遗址管理体制。

袁东山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工作在大遗址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大遗址考古的每一项重要成果都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大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将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每个中国古代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这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遵循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理念，贯彻“价值引领，考古统筹，规划落实，侧重本体，展示优先”的原则，在大遗址保护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2010年，钓鱼城水军码头获全国2008-09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2012年钓鱼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2年，老鼓楼遗址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老鼓楼遗址直升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钓鱼城遗址入选十二五期间大遗址；2013年12月，钓鱼城遗址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发掘贵州土司山城养马城；2016年10月，钓鱼城遗址入选十三五期间大遗址；2017年发掘天生城、磐石城、多功城遗址；2018年，开始皇华城遗址的调查以及龟陵城遗址的发掘；2018年，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获2016-1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

袁东山研究员总结了过去工作经验，谈了几点感想：

一、明确考古工作者的使命与社会责任。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保护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遗址考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从国家文化建设的高度来做好大遗址考古工作。

二、要明确考古调查、发掘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文保、规划部门、管理部门要通力合作，抛弃傲慢与偏见，共同做好大遗址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工作。

三、省级考古研究所必须跳出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二元循环，考古只有主动参与和积极主导大遗址保护工作，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和更多的话语权，才能遏制文化遗产事业中考古的边缘化趋势。

 

■大遗址不应忘记设法把它们表现出来的考古工作者常年累月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这是对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阶段考古学人应有的尊敬和礼遇，是他们科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发现和揭示了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他们才是考古遗址公园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三、大遗址视野下重庆古城行政空间的考古观察

天生重庆，片叶巴州。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重庆城市考古方面进行了多年工作，袁东山研究员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梳理，在大遗址视野下以重庆古城行政空间变化为例，剖析城市核心点位，阐释大遗址保护在城市支撑中的核心价值。

片叶浮沉巴子国，双江襟带浮图关。根据文献整理，重庆最初的城市记忆应算巴子城。已故的重庆市博物馆董其祥先生论述过，秦汉时期的江州城市就是在原巴城的基础上重建。蜀汉时期，“先主令李严镇此，又凿南山，欲会汶、涪二水，使城在孤洲之上。会严被召不卒其事。今凿处犹存”，李严大城对重庆筑城史的影响至为深远。

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尤其是高台式谯楼建筑的发现使得我们对重庆古代城市格局和定位城市文化符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南宋时期，谯楼为衙署的主要礼仪建筑。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相关遗产及古建研究机构专家对该遗址进行了复原研究。一致认为，该区域在南宋时期为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元代为重庆宣慰司衙署，大夏国时期为明玉珍皇宫，明、清为重庆府署治所。谯楼为以上各时期衙署的大门，可以理解为“衙门楼”。

宋明已降，包括重庆府衙、巴县县衙等各级行政部门的位置和范围在过去基础上发生过变化，袁东山研究员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反映了当时政府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模式，他在大遗址保护的视野下，根据各种资料进一步提出了这种现象反映的四种模式：第一种是宋代强政府与强社会关系体现的城市格局模式，第二种是明代强政府与弱社会体现的城市格局模式，第三种是满清逊位期间弱政府与弱社会体现的城市格局模式和第四种军阀混战时期体现的弱政府与强社会的城市格局模式。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知识分子阶层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用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去重新设计自己的城市，摈弃过去中国的城市概念。在新的现代性的时空体系中，旧有文化传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遗址保护视野下重庆城市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明晰了城市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为文化遗产保护指出了新的方向。在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保护规划中，提出了建设重庆城市历史遗址公园的概念规划，包括“一线四片”的构思，“一线”即以老鼓楼衙署遗址为中心，向北经人民公园延伸至解放碑，向南与长江滨江景观带相接，形成独具特色的重庆城市历史展示线路；“四片”以不同时期文化史迹为载体，以时间为线索，串联四大片文化史迹——抗战文化史迹、衙署文化史迹、开埠文化史迹、城防文化史迹。

 

袁东山研究员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学术专题报告，在场的不少文物工作者表示收获颇多，这场高质量的报告直击心灵，发人深思，对以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很高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徐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