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上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19年学术科研与项目工作汇报会继续进行。马晓娇、李凤、叶琳、顾来沅、吴广和于桂兰分享了他们在科技考古应用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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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娇在《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2017年度出土植物遗存分析》中介绍2017年，我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开展了系统的植物考古采样工作。对采集的土样进行浮选和湿筛，获取了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水稻、小麦、黍、大豆、豌豆、红小豆等农作物，葡萄、桃、李、枣、覆盆子、西瓜等水果，以及水莎草、萤蔺、乌桕、接骨草、乌蔹梅、八角枫、通脱木、花椒等植物遗存，为我们认识南宋时期先民的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特别是对位于遗址建筑基址区域的水池H26、H27以及位于园林景观区域的水池H1出土植物遗存的分析，为研究不同区域水池的使用功能、以及遗址周边植被景观的复原提供了重要的植物遗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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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在《酉阳何土司城遗址动物骨骼鉴定报告》中介绍酉阳何土司城遗址四面环山，位于喀斯特地貌的山坳缓坡地带。该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动物种类有哺乳动物类、鸟类以及鱼类。其中野生动物骨骼有野猪、水鹿、小麂、斑鹿、绯鼠耳蝠、褐家鼠、长鳍吻鮈等，直接反映出该遗址的动物部分群，通过对这些动物的生境研究，推测出遗址周围的植被特征为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稠密的灌木丛、草地等，说明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家养动物有家猪、水牛、马、狗、鸡等，不仅说明这些是先民的肉食来源，而且也能反映出先民对于家养动物的主观选择性。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来看，鹿科动物数量最多，水鹿比重最大，这种动物攻击性小，并且体型较大，不仅利于捕猎，而且肉量较多，是最理想的捕猎对象。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捕杀鹿科动物是先民有选择性为之。遗址内的淡水资源动物较少，反映出渔业经济不发达，这应与该区域的地貌环境有关。该遗址位于群山之中，虽然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但由于山高水远，道阻且长，这种状况下对外交流尤其是物资输送极为不便，马不仅可以用于代步，还能用于驮伏重物，给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在明清时期，该遗址的生业模式为狩猎经济与家畜饲养经济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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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琳作题为《CT技术在可移动文物保护研究中的发展趋势》的报告。无损分析检测方法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内的使用，实现了在不干预文物全貌存在的前提下提取文物有效信息，充实了文物研究的科学实验领域，对于文物材料性质有了更加准确的认知，揭示了文物材料的变化过程和变化原因，对于文物保护的理论基础和修复实施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解决文物研究与保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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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来沅在《金属文物的化学清洗研究——以一件鎏金铜佛像的清洗为例》中介绍，文物保护作为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与化学领域联系最为紧密。文物腐蚀机理的研究、成分及病害的检测分析、新型保护材料的应用及各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出现等，都离不开化学学科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讲，文物保护就是用现代的材料保护古代材料。本文以金属文物的清洗为例，通过介绍化学清洗的原理、方法，并筛选一系列安全、有效且环保的化学清洗材料对一座鎏金铜佛像开展清洗实验，讲述文物保护下的神奇化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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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广在《考古虚拟展示与体验馆概念设计思考》中介绍，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空前重视。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提到：加大文物资源基础信息开放力度，支持文博单位逐步开放共享文物资源信息。加强科技支撑，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文物展示利用方式融合创新，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探索建设集展示、体验、保护、研究为一体，具有可感、可视、可知的考古虚拟体验与展示馆项目，讲好文物故事，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遗产一体化保护的工作新思路。符合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是落实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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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桂兰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透明库房”展陈策划》中介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重庆历史人文核心展示区“燕子岩飞机码头传统风貌区”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夯实文物保护、活化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二十年文物保护成果，提出以院新建标本库房为依托，打造“透明库房”。“透明库房”陈列展览，将区别于博物馆精品展陈模式，以考古学视角为切入点，力求突破文物库房单一的储藏功能，以“密集式、仓储式、可触摸”为特色，半藏半展，以藏布展，以展为藏，充分体现展与藏的融合互补关系。展陈内容拟以“三峡之魂，金石万象”为主题，以重庆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同时兼顾博物馆陈列主题化、个性化的理念，以突出重庆地域文化特色的专题为辅线，将展陈分为三个展厅五个主题单元，系统、全面、多层次、多手段展示文物资源，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遗产信息，讲好文物故事，盘活文物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