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肃仪仗里，风生鹰隼姿——漫谈明代仪仗俑

 

春日里，淮远河畔，杨柳依依，芳草萋萋，黄莺低唱，燕子啄泥。不远处，器乐喧天，一队仪仗正沿河边缓缓而来，前三排为鸣锣开道者，其后两排则是前导的护卫，骑着高头大马，中间一顶八抬大轿，后面随行骑马武士，一路走来，威武之气，让闲杂人等不敢靠近。这是哪位大人出行，竟有如此气势？只见侍者端两面铜牌，一面上书“都察院”，一面上书“兵部”，原来是大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张佳胤的母亲出来踏春了。

 

图1 铜梁明代张文锦夫妇合葬墓出土石质仪仗俑

 

这幕场景并非出现在影视或文学作品中，而是真实地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1982年，铜梁县文管所抢救性清理了两座明代石室墓，根据出土墓志得知此为明代都察院右都御史张佳胤父母的合葬墓。上述场景在墓中以石质仪仗俑的形式真切展示，被誉为铜梁“小兵马俑”。

 

图2 铜梁河嘴明代墓地出土石质仪仗俑

 

铜梁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其中以“石质仪仗俑”最具特色。自1973年至今，在铜梁境内共发现近70座明墓出土仪仗俑，数量达500余件。仅从极少数发表的资料来看，这些石俑采用赭色砂石圆雕而成，高约20～25厘米，不仅轿夫、仆人、武士的穿着和神态栩栩如生，连反映官宦人家宴饮食馔的雕刻都细致精美，生动地再现了官宦出行场景以及官宦人家的生活细节。

这些石俑从何而来？历史中有无记载？带着疑问，我们回溯过去，去解读它的前世今生。

 

俑，即偶人也[1]

 

俑是中国古代丧葬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种随葬明器。在考古发掘中，墓葬出土的俑除了有偶人，即各类人物俑外，还有众多的动物形像。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俑不仅指人俑，也包括摹制的各种动物俑。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古人认为人在死后会过着与生前一模一样的生活，生前的奴仆和财富都应随葬墓中，供自己到阴间继续享用。在这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影响下，殉葬制度出现了，并在商代达到了高潮，如在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中排列着152具人骨，便是为墓主殉葬的武士和奴隶。

 

图3 商代人殉

 

秦汉以降，残忍的人殉制度逐渐被俑殉代替。尤其在汉代，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壮大，视死如生的厚葬习俗愈发成风，体现的生活气息愈来愈浓重，随葬殉俑的种类愈来愈丰富，除了汉初的侍俑外，新出现了部曲俑、歌舞乐伎俑以及百戏俑等，形象丰富，数量增大，且各地风格多变，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图4 徐州驮蓝山汉墓出土乐舞俑（图片来源于网络）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经济凋敝，厚葬之风没落，俑类制作粗糙，体量缩小，逐渐消失。然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反映墓主生前出行仪仗队伍和显示其身份地位的新题材——仪仗俑。这种以鞍马牛车为中心的仪仗群，自北朝以来就成为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隋代的发展，唐代随葬俑群中的仪仗俑已成为皇室贵族及高等级官员墓中的固定俑群，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逐渐衰弱消失。

 

图5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陶质仪仗俑

 

到了宋代，民间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陶质俑逐渐被纸、布材质所取代。俑的制作多用于世俗把玩，其墓葬属性渐渐淡化。进入明代，墓葬多不随葬俑像，只有少数贵族高官的墓中保留仪仗俑。曹者祉、孙秉根主编的《中国古代俑》一书中称，明代墓葬一般只随葬仪仗俑，少数配置侍俑。在清代，随葬俑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民间开始采用燃烧纸扎祭品的方式，将物品传送给先人。祭品的种类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如今手机、电脑、电视、ipad、豪华轿车等出现在祭品的清单上。

 

仪卫与仪仗

 

“仪仗”一词见于《晋书·五行志上》:“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华如莲华，五六日而萎落。”最初是指用于仪卫或赛会的武器、旗帜、伞、扇等，后借指整个仪仗队伍。仪卫是仪仗和卫士的统称，卤薄仪卫原本是天子出行时象征权威的形式，秦汉之后高级官员也有了卤薄。官员仪卫制度在唐朝正式确立，《新唐书·仪卫志》中记载卤薄分有三等，每等皆配置了相应的车架、仪仗、鼓吹、卫士等。与唐代相比，宋代仪卫制度更加完善，宋代《宋史·仪卫志》记载：“文谓之仪，武谓之卫。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远危疑也”，说明了仪卫制度的主体、性质和现实功用。元明清三代，仪卫制度仍是礼仪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封建社会区分等级、明确身份的重要手段存续和使用贯穿了中国千余年社会。

 

图6 湖南发掘出土明代出行壁画（图片来源网络）

 

仪卫制度在墓葬中也有所体现，仪仗俑是其最早出现的一种表现形式。地位显赫的贵族生前使用仪仗，死后也会以相应的仪仗彰显其重要的身份。随葬仪仗俑在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之后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北方地区皇室大墓中甚至会随葬几千个仪仗俑，模拟出墓主人声势浩大的出行场面；在唐代，厚葬之风盛行，仪仗俑在俑群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公开发表的唐至五代时期墓葬资料中，出土仪仗俑的共有320座，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惠庄太子李撝墓，共出土陶俑1077件。

 

图7 明代彩色釉仗俑队（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仪仗俑

 

明代不再流行俑陪葬，然而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还常发现数量众多的仪仗俑群。从目前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山东、陕西、江苏、河南、四川、河北、江西、上海、重庆等地均发现了成组的仪仗俑，如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和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中，随葬了大批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和仆侍俑，如实地反映了明初藩王仪仗制度；在河南洛阳发现的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夫妇合葬墓中70余件仪仗陶俑，是研究明代官吏出行仪仗制度的重要材料。此外，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墓、陕西西安明秦简王墓、开阳王墓、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江苏南京马家山吴经墓、上海潘允徴墓、重庆铜梁张文锦夫妇合葬墓等，皆出土了成组的仪仗俑群，数量最多者可达四五百件。

 

图8 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夫妇合葬墓出土陶仪仗俑

 

《明史·礼志》中记载了开平王常遇春使用仪仗俑随葬的记录[2]。但从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实际墓葬中使用的仪仗俑不仅数量远超规定，俑的质地、种类也更为丰富，陶俑、木俑较为常见，石俑仅在重庆铜梁有所发现。经过初步分析，仪仗俑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墓主生前出行规制：

一是俑的数量和种类。明代藩王墓随葬仪仗俑数量均超过百数，俑类不仅包括了仆从俑、骑马俑、乐俑外，还有文武内臣俑；官吏墓随葬仪仗俑数量次之，如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出土60余件；一般地主豪绅墓的随葬数量最少，以仆从俑、骑马俑为主，不见内臣俑。

 

图9 西安明秦简王仪仗俑（图片来源于网络）[3]

 

二是俑的服饰穿着。明代藩王及官吏墓葬的仪仗俑帽式多样，除了一般百姓使用的圆沿尖顶帽、圆沿弧顶帽外，还有乌纱帽，兜鍪等，均为有品级的官吏所戴。而在低级官吏或地主豪绅墓中，则不见此类服饰，如重庆铜梁河嘴墓地一国子监生员墓所出仪仗俑均戴圆形平顶帽。

 

图10 骑马仪仗俑（明）

 

三是乘轿的规格。明初，官方对乘轿有种种约束。明太祖为避免天下太平后，官吏出现懒惰现象，规定文武大臣骑马不乘轿。明代宗以后才放宽了百官乘轿的限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明初藩王墓的仪仗俑以车架为中心，未见抬轿俑；而在另几座嘉靖、万历年间的官吏墓中就出现了八人大轿和四人大轿。

 

图11 重庆铜梁明代石质仪仗俑（铜梁博物馆藏）

 

明代仪仗俑是古代俑殉制度的最后一抹余晖，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仪仗俑雕刻精美，人物、服饰栩栩如生，是古代匠师的心血之作，体现着明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和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从丧葬用品演变成一种艺术品，更成为后世研究当时古人生活特质不可缺少的标本。通过对明代仪仗俑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明代丧礼及丧葬风尚，也可考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服饰。

 

[1]《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赵岐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郑玄释为“与生人相对偶，有似于人”。

[2]《明史·礼志·凶礼》“初，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入墓中。……乐工十六，执仪仗二十四，控士六，女使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后定制，公、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余以次减杀。”

[3]明秦简王朱成泳（1458~1498年）秦惠王公锡子。初封镇安郡王。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袭封秦王。性孝友恭谨，晋铭冠服以自警。秦川多赐地，军民佃以为业，供租税，岁歉辄蠲之。长安有鲁斋书院，久废，故址半为民居，诚泳别易地建正学书院。又旁建小学，择军校子弟秀慧者，延儒生教之，亲临课试。王府护卫得入学，自诚泳始。所著有《经进小鸣集》。弘治十一年（1498年）薨。谥号简王。

 

文稿：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