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得名由来一直有“双重喜庆”之说。虽然这个说法已经被证实为谬误，但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还没有找到线索和证据。

 

《重庆》（封面）

 

蓝勇教授和陈俊宇先生考证发现，目前最早将“双重喜庆”与重庆得名挂上钩的，是1958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一书，作者赵廷鉴[1]。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八月，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一名就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名“重庆”是宋光宗赵惇的主意，因为他起初在恭州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

 

《重庆》（内容）

 

赵廷鉴没有说明是否引用他人观点，在此之前也没有发现“双重喜庆”的说法，所以蓝勇、陈俊宇判断，赵廷鉴编写的这本书，“可能是‘双重喜庆’最早的公开说法”。

笔者查询史料发现，赵廷鉴以前虽然没有“双重喜庆”的说法，但“双重喜庆”所包含的观点已经有人提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考古学家卫聚贤。

 

卫聚贤

 

《汉代的重庆》

 

卫聚贤1939年冬天来到重庆，1940年3月，完成《汉代的重庆》一文[2]，发表于1941年的《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3]。“这篇文章以史料为依据，详细介绍了重庆的得名、民族构成、山川形胜、人文历史等，足可视作《重庆府志》的提纲或轮廓”[4]。第一节“重庆的命名”有如下记载：

 

《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

 

重庆是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八月，即西历一一八九年，距今七百五十一年时，由恭州改的。因为宋光宗初封在恭州为恭王，于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即帝位，因于斯年八月改恭州为重庆府，他是以封为恭王就可以庆了，由恭王而即帝位，可谓为重庆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卫聚贤已将“重庆”的由来指向了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这件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双重喜庆”四字，但意思已经完全就是“双重喜庆”之意了。

 

《重庆的古迹与历代抗战故事》

 

1944年发行的《民教导报》第3期，又刊登了一篇卫聚贤的文章——《重庆的古迹与历代抗战的故事》。文中记载：

“重庆”的名称是西历一一八九年有的，原来此地名为“恭州”，宋朝的皇帝宋孝宗将他的儿子赵惇封在恭州为“恭王”，宋孝宗于一一八九年死，其子由恭王即皇帝位，就把他原封的恭州改名重庆府。他以他封为恭王是庆幸的事，由恭王升为皇帝，更为重重的庆幸，故名“重庆”。现在的重庆既为抗战根据地，又为建设策源地，更可名为重庆了。

此处重复了前文的观点，卫聚贤总结为“重重的庆幸”，很明显是从字面上对“重庆”作出的解读。他还说，“重庆既为抗战根据地，又为建设策源地，更可名为重庆了”，把当时重庆的两个定位与“重庆”之名联系了起来，使“重庆”具有了现实意义。

文末写道：本文原为英译重庆指南而作，久不见来摧稿，故作成一部分，送民教导报上发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由此来看，这篇文章是一本将要出版的英文《重庆指南》向卫聚贤的约稿。虽然还不是完整内容，但从布局上看，卫氏打算从重庆名称及其沿革、石器时代遗迹、古墓古城、对外交通路线和抗元遗迹等方面作系统介绍，看得出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需要纠正的是，文末所署的作成时间有误。文中提到的沙坪坝发现汉代画像石棺一事发生于1938年1月[5]，卫聚贤于1939年到重庆，刊登这篇文章的《民教导报》是1944年第3期，所以这篇文章不可能作于1933年。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作者本意是指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不知什么原因被误记为1933年。

让我们再梳理一下卫氏的逻辑。卫聚贤以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于是把“重庆”解读为“重重的庆幸”。在他眼里，重庆并非得名于“二庆之间”，而是因为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由此扩展到当时的重庆，也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所以重庆真是名副其实的“重庆”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存在双重含义的喜庆之事，都可以称之为“重庆”，在此之后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蓝勇、陈俊宇指出，抗战胜利后“双重喜庆”话语盛行。比如，1945年10月10日的《新生中国》曾刊发《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双重喜庆”意指“双十国庆”与上海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再比如，1946年1月10日的《申报》又发表《双重喜庆的今日》社论，“双重喜庆”所指为联合国首届全体大会开幕和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同时进行，并且明确的指出，“我们抗战首都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到今天适逢国内国外均有喜事，真可以值得重庆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喜庆”在1945年后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重庆也开始与“双重喜庆”挂钩了，这似乎正是卫聚贤对“重庆”解读逻辑的一种延伸。

 

双重喜庆的国庆日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卫聚贤对“重庆”的解读方式，启发和影响了此后的文章呢？恐怕卫氏和他的文章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卫聚贤没有启发后来者，他反而是被启发、被影响者。虽然“双重喜庆”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45年《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但类似的说法其实一直都存在。

 

双重庆祝 双重庆典

 

1941年的《上海生活》杂志有短讯《十二月廿五日 双重庆祝节》[6]，文指十二月二十五日既是圣诞节，又是“东方华胄的复兴节”。再往前一点，1934年的《中兴周刊》有文章《双重庆祝中之首都——南京通讯第一回》[7]，文章把一次会议召开和一次战役胜利列为双重庆祝之事。还往前一点，1931年《真光杂志》曾刊登《香港仔浸信会九月十三日举行双重庆典纪要》[8]一文。这些在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双重庆祝”或“双重庆典”，代表当时的人们乐于把同时发生的两件喜庆之事并排在一起来看待。虽然还没有出现“双重喜庆”一词，但这些词语中都暗含着“重庆”二字。

也许正是这样的流行用语启发了卫聚贤。当他来到重庆并着手研究重庆地名由来时，很自然地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重庆”，从而抛弃了古人流传下来的“二庆之间”说。“双重庆祝”等流行用语，启发他到历史中去查找与宋光宗有关的双重之庆。果然，他查到了宋光宗曾经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而恭王是在重庆封的，重庆又得名于即位当年，所以重庆当然就是“重重的庆幸”。以上观点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仅为笔者推论。卫聚贤之所以不用“庆祝”而用“庆幸”，可能知道宋光宗这个皇位得来不易，而且皇家的丧事还未办完，不可能表达庆祝之义。然而他还是错了，不仅“重重的庆幸”没有可能，而且皇家的丧事也不是为光宗之父宋孝宗，而是为孝宗之父宋高宗。

还有一个问题，将重庆解读为“重重的庆幸”之义，究竟是卫聚贤原创的观点，还是援引他人的观点。卫氏并没有写明，而笔者认为，原创的可能性较大。

第一，从英文《重庆指南》向卫聚贤约稿这件事来看，约稿人很清楚卫氏对重庆历史有专门的研究。事实上，《说文月刊》是当时极少的国学刊物之一[9]，历史和考古学家主要的成果交流平台，从所有发表的文章来看，只有卫聚贤《汉代的重庆》一文对重庆历史有过专门的介绍。第二，卫聚贤一向崇尚独立思考，不喜欢人云亦云，正是这样一种性格特点，让他敢于挑战古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创见。没有发现他曾经指出“二庆之间”说存在的问题，这或许更能说明其在学术上的“勇气”。第三，卫聚贤可能是当时的历史学家中，极个别对地名由来颇感兴趣之人。1941年《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中还刊登有他一篇关于《涪陵名称的由来》文章[10]，在另一篇《巴蜀文化》的文章中[11]，他又对巴国和蜀国名称的由来进行了探寻。第四，张海鹏、姜海涛指出，1944年出版的《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中，仍然将重庆得名归因于“二庆之间”[12]。这或许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仍然坚持“二庆之间”说，而卫聚贤的观点首次发表在学术圈里，还没有来得及被大众知晓和接受。

       

《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

 

《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局部

 

综上所述，结合蓝勇、陈俊宇的发现，笔者大胆对“双重喜庆”说的由来提出一种假设：

当“双重庆祝”一类话语在社会中流行时，卫聚贤敏锐地察觉到，“重庆”这个城市的名称或来缘于此。他在史料中寻找，发现宋光宗曾经先封恭王后即帝位，且这两件值得庆幸的事都与重庆有关，于是就认为重庆得名正是来自于“重重的庆幸”。他把这个观点发表在1941年《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上，逐渐被学术圈所接受。1958年，赵廷鉴要编写《重庆》读本，不可避免要对重庆得名作出解释。他发现了卫聚贤的这个观点，相对于古人流传下来的“二庆之间”说，他更愿意相信近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于是就采用了。但是为了高度概括，他借用了抗战胜利后社会中流传的一个新词“双重喜庆”，很吉祥也很贴切，于是重庆得名于“双重喜庆”就这样诞生了，随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81年，管维良先生撰写《重庆建置史略》时，盘点了当时关于重庆得名的三种解释[13]，一是“双重喜庆”说，二是高宗皇后与孝宗均临视光宗登基庆典一说，三是“二庆之间”说，管维良认为“双重喜庆”说较为有说服力，此后媒体一直沿用这个说法。其实“高宗皇后与孝宗均临视光宗登基庆典”是最接近重庆得名真相的说法，它能够被提出来，说明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重庆”的本义是“祖父俱存”[14]，并将其与重庆得名产生关联，可惜它又是乍看起来最不靠谱的，所以没有被深入研究。“双重喜庆”说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答案，直到2008年，韩意、赵鼎才在《重庆得名详考》一文中，第一次对“双重喜庆”说提出了质疑[15]，这与卫聚贤首次提出“重重的庆幸”之时，已经过去了68年。

 

参考资料

[1]蓝勇、陈俊宇:《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五百年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反思》，发表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7期.

[2]董大中:《卫聚贤传》，第217页，三晋出版社.

[3]卫聚贤：《汉代的重庆》，发表于《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

[4]董大中:《卫聚贤传》，第217页，三晋出版社.

[5]金静庵:《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发表于《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

[6]《十二月廿五日 双重庆祝节》，刊载于《上海生活》1941年第5卷第1期第7页.

[7]羽異：《双重庆祝中之首都——南京通讯第一回》，发表于《中兴周刊》1934年第3卷第24期第13-14页.

[8]陈道生：《香港仔浸信会九月十三日举行双重庆典纪要》，发表于《真光杂志》1931年第30卷第11期第87-88页.

[9][德]傅吾康著、王启龙译补：《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发表于《国际汉学》2007年第1期.

[10]鲁智深：《涪陵名称的由来》，发表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

[11]卫聚贤：《巴蜀文化》，发表于《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12]张海鹏、姜海涛:《“重庆”得名真是“双重喜庆”吗？》，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八二四研究所”2019年3月12日.

[13]管维良：《重庆建置史略》，刊载于《重庆简史和沿革》第74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

[14]何江：《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发表于《长江文明》2019年第4辑.

[15]韩意、赵鼎：《重庆得名详考》，发表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4期.

 

部分图片取自微信公众号“八二四研究所”

文稿：何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