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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古城垣遗址调查简报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20-09-22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重庆古城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地处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半岛尖端,三面环江,西面接陆(图一)。西侧陆路鹅岭陡狭,两江紧束,鹅岭以西佛图关高踞山脊,形势险要,为重庆城的重要门户。《读史方舆纪要》载:“府会川蜀之众水,控瞿塘之上游,临驭蛮剪,地形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巴人据此为都以来,历代皆以此天险为城。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巴国,占领江州后,秦国丞相张仪于此筑江州城,《华阳国志》云“仪城江州”,成为文献所载重庆城最早的筑城记录。蜀汉建兴四年(226年)江州都护李严自永安还住江州,修筑江州大城,《华阳国志》载:“后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迥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长江)通水入巴江(嘉陵江),使城为洲”。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为抵抗蒙古入侵,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抢筑重庆城,“为蜀根本”【1】,后成为宋末余玠构筑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明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在旧城基础上重修,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载:“本府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围二千一百三十六丈”,形成九开八闭十七门的城垣格局。历经明中后期至清初的多次补筑,形成了“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的城垣布局。此后,因灾害及自然坍塌重庆古城垣又经过了多次补修,直至民国时期城市拓展时被拆毁或填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图一  重庆城位置示意图

 

近年来,随着渝中区下半城旧城改造项目的进行,重庆城的一些城垣遗迹逐步显露,特别是太平门、朝天门城墙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使重庆古城垣再度回归公众视野,掀起了新时代重庆母城的保护热潮。为廓清城垣的布局、年代,更有效保护重庆城古城垣遗址,2015年10〜1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重庆城的古城垣遗址开展了专题调查,共发现城门4座、城墙16处约4360米、炮台1处(图二)。现将此次工作的基本情况简报如下。

 

图二  重庆古城垣现状分布图

一、城门

重庆古城垣遗址调查发现城门4座,分别为东水门、太平门、通远门及人和门。具体可分为开门和闭门两类。

(一)开门

共3座,包括东水门、太平门和通远门。
 

1.东水门

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湖广会馆社区东水门正街1号附近。地理坐标为N29°33′41.9″,E106°35′01.8″,海拔201米。城门依山就势砌筑而成,坐西南朝东北,方向28°。城门址由内、外两重城墙围合而成,形成类似于瓮城的空间格局。内城墙用宽约0.3、高约0.3米的条石错缝丁砌而成,残高4.25米。外城墙用宽约0.4、高约0.35米的条石错缝叠砌而成,平面呈曲尺形围合内城墙,二者之间为近似“Y”字形的道路布局,一条经平街子、猪十字、大什字可到川东道,一条经月亮街到太安门。城门位于外墙中部,现存有城台和门洞。城台长约11、宽约6米,其东端向南延伸5.2米围合门洞南部通道。城门洞为拱券式,一券一伏(图三;图版一)。券顶石厚0.4、伏厚0.25米。门额原刻有“东水门”三字,已风化。门道底平面呈“亞”字形,道路呈三级平台通往城内。门洞中部两侧壁均发现有4组对称分布的栓眼,下方路面上各凿有一个长方形门臼。门洞宽3.15〜3.95、高2.65〜4.45、进深6.6米。

 

图三  东水门立面图

 

图版一  东水门

 

2.太平门

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四方街与白象街交汇处西南部。地理坐标为N29°33′18.3″,E106°34′43.3”,海拔196〜206米。曲门两重瓮城形制,由主城门和外瓮城两部分组成,均石构。主城门坐西北朝东南,方向118°。城门洞为石构拱券式,外低内高双重券顶,一券一伏,白灰勾缝。外门额原刻有“擁衛蜀東”四字,现已缺失。门道平面呈“亞”字形,宽4.4〜4.6、高5.7、进深6.3米,底部保留有石阶道路、门臼、排水沟等附属设施。

瓮城平面呈长方形,由东、南、西三面围合主城门,瓮城门设于西墙中部,门额阴刻“太平门”三字。l927年修建码头和道路拆除瓮城门及西墙,目前仅存东墙、南墙和瓮城内东部地面。

 

3.通远门

位于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金汤街社区中山一路、和平路、金汤街交汇处,系控扼重庆城西部陆路交通的重要城门。地理坐标为N29°33′28.3″,E106°33'46.2″,海拔272米。曲门两重瓮城形制,瓮城已毁,现存主城门。主城门形制较为特殊,为石构券顶“闸版”门(图版二)。坐东南朝西北。门道底平面呈“亞”字形,面阔约3.5、进深9.3、高5.33米,底部道路被破坏。内、外门洞外侧为一券一伏结构,内侧为双层券顶结构,中门道前端两侧壁均发现有对称分布的栓眼。门额原刻有“克壮千秋”,现已破坏。闸版槽口位于外门道后侧,槽口宽约0.3米,底与门道底部齐平,向上穿过券顶通入城墙内,深度不明。

 

图版二  通远门

(二)闭门

1座,人和门。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街道邮政局巷41号西侧。地理坐标为N29°33′13.11″,E106°34′34.15″,海拔184〜193米。亦称仁和门。夯土甃石结构,包石墙体以错缝丁砌为主,少量为顺砌,白灰勾缝。城门两侧墙体向外伸出形成城台,城台伸出城墙约2.4米。城台用宽约0.3〜0.35、0.24〜0.35米的条石砌筑而成,立面呈梯形,顶端面阔8.6、底端面阔9.22米,残高约7.18米。城门洞为拱券式,一券,无伏。门洞宽1.78、高4.34米。门洞内侧被封堵,内部结构不明(图版三)。

 

图版三 人和门

二、城墙

重庆古城现存城墙约4360米,均夯土甃石结构,主要分布于东水门至储奇门、南纪门至通远门一带,另外在翠微门、金紫门、凤凰门、定远门、临江门、洪崖门、千厮门、朝天门等地附近有段状城墙遗迹分布。 

(一)翠微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朝东路中段东侧,为朝天门至翠微门段城墙,保存较好,现存长度约120、高约6〜7米。城墙顶部被道路堡坎叠压,底部被现代建筑物遮挡。

城墙近南〜北向,砌筑方式差异较大,大体有三种:最顶部多用长约73、宽约40、高约4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右侧主体部分均用宽约24、高约22厘米的近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石灰勾缝;左侧局部用宽约20、高约35厘米的纵长方形条石错缝丁砌。

(二)东水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朝东路至长滨路芭蕉园,为东水门两侧城墙,保存较好,现存长度约425、宽4〜8.6、高约2〜7米。城墙底部为高低不等的石壁,以崖为城的特点非常明显。

城墙呈东北〜西南向,东水门往北至翠微门之间的城墙主要利用崖壁的高险作为天然的屏障,墙体普遍较矮(图版四),高度多数在2米左右,局部有内墙,最宽处约8.6米,砌筑方式有三种,顶部用长约70〜73、宽40、高4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中部用长30〜40、高约4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底部用宽约22〜24、高约22〜24厘米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石灰勾缝。南侧至湖广会馆段的城墙多以低矮的崖壁作为基础,其上构筑高大的墙体,高度一般近7米,城墙顶部为顺城道路及建筑群,无内墙。墙体砌筑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为宽约22〜24、高约22〜24厘米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石灰勾缝,底部叠压有南宋瓷片;二是用宽20、高约35厘米的纵长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缝隙处填塞有南宋瓷片。

 

图版四  东水门北段城墙

 

(三)太安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望龙门至白象街,为太安门两侧城墙,保存较好,现存长度约464、宽约6、外高3.2〜9米。

城墙随地形走势蜿蜒前行,平面近“S”形。太安门东侧望龙巷段城墙基本外露(图版五),南侧城墙多被道路、堡坎遮挡,局部有零星露明。城墙外侧砌筑条石包边,内填夯土。望龙巷段城墙砌筑方式主要有三种:顶部少量用长43、高35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白灰勾缝;其下用宽约30、高约30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墙面风化严重;底部用宽26〜28、高约26〜28厘米的近方形条石错缝丁砌,底部略有收分,未风化条石表面保留有斜向錾痕,白灰含糯米浆勾缝。该段中部内侧夯土裸露,为红褐色黏土,包含少量鹅卵石、石块及宋代青釉、白釉和黑釉瓷片,其外侧墙体用宽26〜28、高约26〜28厘米的近方形条石错缝丁砌而成。

 

图版五 太安门望龙巷段城墙

 

(四)太平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四方街至邮政局巷沿线,现存长度约265米,保存较好。由主城墙和瓮城墙组成,均夯土甃石结构。

主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195、宽6.3米,外高6.3〜8.4、内高3.3〜6.4米。包石墙体砌筑方式不同,从下往上可分为四种:第一种位于太平门以西,是整段城墙的主体,用宽25〜33、高24〜35厘米的近方形条石错缝丁砌包边,墙基略有收分,条石外立面自带斜面,丁砌条石规格由下往上逐渐变小;第二种以城门为中心,用长60、宽30〜35、高30〜3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包边,石灰勾缝,条石切面中部鑿痕细密、周缘抹光;第三种用长约68〜70、宽35、高34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而成,石灰勾缝;第四种石料较凌乱,规格不一,以顺砌为主。

瓮城从东、南、西三面围合主城门,瓮城门位于西墙中部,西墙及瓮城门已毁,仅存东墙和南墙。城墙包石墙体砌筑方式与主城墙主体一致,用规格25〜33、高24〜35厘米的近方形条石错缝丁砌包边,壁面略有收分,顶部有晚期补筑痕迹(图版六)。

 

图版六  太平门瓮城墙

 

(五)人和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长江滨江路139号至153号凯瑞大厦沿线,现存长度约281、高约3.2〜7.5米。

该段城墙贯通人和门两侧,随仁和湾地形走势而建,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外立面包石墙体暴露在外,墙体经过多次修补,石料规格较凌乱,大致可区分出三类:城门北部最底部墙体用宽20、高35厘米且自带斜面的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其上主体用宽30〜35、高24〜3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个别条区域顺砌较长的条石;最顶部顺砌有少量长方形条石,为后期补筑。人和门以东约150米的城墙下部有石构拱形出水口,宽约1米,高度不明(图版七)。

 

图版七 人和门段城墙

 

(六)储奇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长江滨江路153号凯瑞大厦至储奇门行街大庆码头地段,现存长度约166米,保存较差,部分包石墙体垮塌后经过修补,多数被护坡封护而情况不明。城墙为夯土甃石结构,用方形条石错缝丁砌,偶见石灰勾缝痕迹,墙体高约5.8米。

(七)金紫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解放西路中段南侧,现存约130、外高约2.5〜3.5米,保存一般。城墙被现代房屋割裂为东、西两段,东段叠压在解放西路小学西南部堡坎下,主要用宽40〜50、高30〜35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西段被江风雅居建筑群利用作围墙墙基,下部用宽28〜30、高约30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上部用宽20〜24、高20〜24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均用白灰勾缝,多数缝隙有现代勾缝痕迹。

(八)凤凰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解放西路西段南侧,现存约243、外高约3.2米,多数被建筑遮挡,仅局部地段暴露在外。

城墙呈东南〜西北向,构筑于原生砂岩之上,砌筑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上部用长约70、高35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下部用宽、高约22厘米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

(九)南纪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雷家坡至山城巷体心堂。现存约245、外高0.5〜3米不等,多数可见,仅部分被遮挡。

城墙依山而建,呈东南〜西北走向,砌筑于天然崖壁之上,崖壁上下最大高差约35米。墙体随崖壁走势开凿基槽而建,顶部被山城步道叠压,仅可见墙体外立面包边石。墙体外立面包边由条石叠砌而成。墙体砌法分为四种:一用宽18、高约28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丁砌,部分条石设有卡槽,白灰勾缝(图版八);二用宽28〜30、高18〜22厘米的条石错缝砌筑,白灰勾缝;三用宽30、高30厘米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石灰勾缝;四用长约60、宽34、高32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

 

图版八  南纪门山城巷段城墙

 

(十)金汤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山城巷体心堂至鼓楼巷。现存约656、外高0.3〜6.5米不等。多数城墙暴露在外,打枪坝水厂外侧大部分城墙下部抹有一层灰浆封护,鼓楼巷少数城墙被挡墙加固。

墙体依崖壁走势开凿基槽而建,山崖最大高差约50米,呈东南〜西北走向,于打枪坝开始转向东侧。墙体砌筑于山崖外侧,条石包边,可能无内墙。墙体砌法分三种:一用宽18、高28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二用宽28〜30、高18〜22厘米的条石错缝砌筑,三用宽44、高32厘米的条石错缝砌筑,均白灰勾缝(图版九)。

 

图版九  金汤门打枪坝水厂段城墙

 

(十一)通远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鼓楼巷至通远门。多数城墙裸露在外,部分被现代建筑叠压,现存长度约368米。这里是城内制高点五福宫山(后称“打枪坝”)东北边缘地带,地势由西南至东北逐步降低,城墙据山体外缘走势而建,随形就势特点明显。通远门以西地段地势高凸,城墙多依山而建,外侧沿岩体外缘垒砌包边石,内侧用泥土和石块填平即可,无内墙;通远门及东侧区域地势略低,内外高差较小,失去了凭借地势防御的优势,城墙为平地起建,两侧用条石垒砌包边石,中部泥土和石块夯实。下面分别以鼓楼巷段和通远门段为例进行介绍。

鼓楼巷段城墙顶部大部分被建筑叠压,外侧包边石保存较好,高近5米。包边石砌法主要有五种:一用宽18〜35、高35〜40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墙体倾斜,条石外切面自带斜面;二用长约40〜60、高约28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其间不等距的用条石丁砌加固;三用宽约18〜22、高18〜22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四用长约70、高约35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

通远门段城墙主要位于通远门及东侧,由内、外包边墙和顶部道路组成,宽9.4〜10、外高6〜7.4、内高6〜8.4米(图版一〇)。墙体修葺频繁,所用包边石规格多样,其中内墙的包边石营建顺序较为清楚,包边石由下往上主要有四种砌法:一是用宽18〜25、高约28〜35厘米的近梯形条石错缝丁砌,墙体倾斜,条石外切面自带斜面;二用宽18〜35、高约3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墙体垂直,条石錾痕细密,石灰勾缝;三用宽约30、高约30厘米条石错缝丁砌,墙体垂直,石灰勾缝;四用长约30〜60、高约25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

 

图版一〇  通远门段城墙 

 

(十二)定远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民生路至民生巷,为定远门两侧城墙。现存约309米,呈东北〜西南向,多数露明,部分被建筑叠压。城墙多顺山崖边缘围砌,充分利用岩体的落差构筑防御。以保存较好的安乐洞段城墙为例。

该段墙体砌筑于“安乐洞”崖壁外侧,崖壁高差近30米,外侧包边墙高约3.1〜5.2米,砌筑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用宽18、高28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二用宽28、高28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三用长40〜70、高30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均白灰勾缝(图版一一)。

 

图版一一  定远门安乐洞段城墙

 

(十三)临江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临江路北侧,为临江门内城墙西段。近东〜西向,现存约73米,仅局部暴露在外,大部分被民国时期修建的路基包裹。城墙用宽约22〜25、高约2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外高约4.8米,宽度不明。

(十四)洪崖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戴家巷至洪崖洞,为洪崖门西侧城墙。近东〜西向,现存约281、残高0.4〜3.7米。墙体用条石砌筑,砌法主要有三种:上部用长约40〜60、高约30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中部用宽约22〜25、高约2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下部用宽18〜25、高28〜35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多为白灰勾缝(图版一二)。

 

图版一二  洪崖门戴家巷段城墙

 

(十五)千厮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朝千路,东邻东和湾小区,北临嘉陵江,为千厮门东段城墙,包含主城墙和瓮城墙各1段。

主城墙近西南〜东北向,现存约66、外高2.9〜4.8米不等。城墙构筑于基岩上,砌筑方式由上往下主要有三种,上部用长约60、高约3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石灰勾缝;中部主要用长40〜60、高20厘米的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部分为丁砌,石灰勾缝;下部用宽约25、高约25厘米的条石丁砌,偶见石灰勾缝痕迹。主城墙中段解剖情况表明,该段城墙由顶部顺城道路、女墙、外侧包石和内部夯土等部分组成,顶部残宽5.8、外残高3.3米,出土物主要为清代青花瓷片及少量明代瓷片,外部包边石主要为上述两种顺砌的条石。该段城墙西南端下部有石构长方形出水口,宽约40、高约100厘米。

瓮城墙接于主城墙西南端,被高架桥墩叠压,现存约23、残高约2.3米。城墙东端有90。转角,并与主城墙相接,结合历史地图判定此段城墙应为千厮门瓮城东北部城墙。城墙外侧包边石用宽约25、高约25厘米的条石丁砌,白灰勾缝(图版一三)。

 

图版一三  千厮门主城墙及瓮城墙

 

(十六)朝天门城墙

位于渝中区朝千路至朝天门,北临嘉陵江,为西水门至朝天门段城墙。2015至2016年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内、外两重城墙。

内城墙发现约70米,被外城墙包裹。城墙沿基岩外侧砌筑,先开凿基槽,再用长约90〜100、宽18〜25厘米、高26〜37厘米的条石错缝丁砌,细腻白灰勾缝,墙面鑿纹细密,壁面规整,倾斜度约72°。墙基厚6.1、顶部宽5.15、高约3.3米。城墙顶部有一层厚约0.2米的黑灰色活动面,质硬密,包含较多瓦片及少量宋代白、影青及黑釉瓷片(图版一四)。

 

图版一四 朝天门宋代城墙

 

外侧城墙距内城墙约1〜4米不等,将山体包裹在城墙内,墙体直抵山脚。现存约218、高约10米,呈西南〜东北向,顶部有女墙和铺石道路。城墙外侧包石墙体砌筑方式主要有四种:一用长约50〜70、宽约40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内有清代青花瓷片;二用长约60〜70、宽约20厘米的条石错缝顺砌,夯土内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三用宽约35〜40、高约40〜45厘米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壁面斜直,夯土上部有青花瓷片出土,下部零星出土有宋元瓷片,可能存在修补迹象;四用宽约40〜45、高约50〜58厘米的条石丁砌,层层收分(图版一五)。

 

图版一五  朝天门明清城墙

三、炮台

位于渝中区通远门巴郡坊西北部、紧接于城墙外侧,仅1座。用加工规整的方形条石错缝丁砌而成,局部用条石顺砌。平面呈方形,夯土甃石结构。边长6、高4.8米。结合形制及位置分析,可能为拱卫通远门的炮台遗迹(图版一六)。

 

图版一六  通远门炮台

四、结语

通过本次考古调査,基本摸清了重庆城古城垣的现状,对古城垣的年代、布局和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一)古城垣的年代

从调査情况看,重庆古城垣所用石料规格不一、砌筑方式多样,明显为不同时期修筑而成。根据石料规格和砌筑方式的不同,可大体分作五类:A类城垣用外立面呈纵长方形的砂岩条石错缝丁砌,部分条石结合处凿有槽口进行咬合,条石间嵌合紧密,墙体倾斜明显,均用石灰作为勾缝黏合剂;B类城垣用外立面近梯形或方形的砂岩条石错缝丁砌,嵌合紧密,墙体倾斜明显,石灰勾缝黏合,部分灰浆内掺有糯米;C类城垣用外立面呈方形的砂岩条石错缝丁砌,墙体高耸的一般略有倾斜,低矮的均为均较垂直,石灰作为黏合剂;D类城垣用外立面呈短长方形的条石错缝顺砌,墙体较垂直,石灰勾缝黏合;E类城垣用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墙体较垂直,石灰勾缝。

调査过程中,在朝天门城墙遗址发现E类叠压C类并包裹A类城垣的迹象,太平门遗址发现B类城垣被E类、C类依次叠压,通远门城墙遗址发现A类被E、D、C类城垣依次叠压,各类城垣按照由早及晚的营造顺序应为A、B、C、D、E,相对早晚关系基本清楚。

根据太平门、朝天门、千厮门等地点城垣遗址发掘结果,A、B类城垣时代为南宋,C类城垣基本为明代,E类城垣时代为清代晚期;D类城垣在已清理地点未有发现,但东水门、通远门城垣剖面呈现的营造顺序清楚表明,D类城垣的营建时代介于C、E类城垣之间,因此将其时代界定为明清时期。综上,重庆城古城垣遗址现存城垣始建于南宋,历经明、清两代的重修和补筑而成。

(二)古城垣的布局

调査结果表明,重庆古城垣遗址的南宋城垣主要发现于朝天门至翠微门、东水门至太安门、太安门至太平门、太平门至人和门、南纪门至金汤门、金汤门至通远门、通远门至定远门、定远门至临江门、西水门至朝天门之间,呈不连续分布,除西水门至朝天门段城垣被明清城垣包裹外,余者多叠压于明清城垣下部。结合太平门、西水门至朝天门段城墙遗址发掘情况看,南宋城垣在规划布局上,充分利用了重庆山水合一的优势,“踞山围城、依江为壕”,塑造了山水城三位一体的空间格局,尽管范围小于明清城垣,但近世重庆古城垣的基本格局业已形成。

明代城垣在宋代城垣基础上,“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2】,部分区域城垣往外推移将山体包入城墙范围,城垣范围略大于宋城。结合明代万历《重庆府志•舆图》与清《渝城图》、光绪《重庆府志全图》的对比,发现南纪门由内瓮城向外瓮城的变化、储奇门从无瓮城到有瓮城的变化,说明明代万历以后至清代不仅仅修补了城垣,还增筑了部分瓮城,逐步形成了清末民国初重庆古城垣的范围,围合面积近2.4平方公里。

(三)古城垣的价值

重庆古城垣遗址是见证重庆城市发展的“活化石”,其“踞山围城、依江为壕”的规划布局、“城堤一体、随意赋形”的筑城理念、“夯土甃石、外高内低”的营造技术及“九宫八卦、开闭相间”的堪舆文化,具有鲜明、浓厚的地域特点,充分反映《管子》“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城市营建思想,堪称中国古代南方山水城市的杰出代表。

 

附记:本次调查领队为邹后曦,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有白九江、代玉彪、孙治刚、蔡亚林、许文英、丁韦强、刘远坚、刘杨、高波、徐晓渝、胡珍、上官林全,摄影由孙吉伟、王铭完成,绘图由张镇山、白莹、许文英完成。

执笔:孙治刚 蔡亚林 代玉彪

 

注释:

[1] “淳祐三年……刘晋之言:'蜀当置阃重庆。彭大雅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元】佚名撰、王瑞来签证:《宋季三朝政要签证》中华书局,2012年,第139~140页;“四川制置知重庆府彭大雅筑重庆城。大雅自记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明】张文耀修,邹廷彦辑,舒德裕订:万历《重庆府志(残卷)》卷五十九,兰勇等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页。

[2] 【明】熊相撰《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正德十三年刻本。

 

本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江汉考古》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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