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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沙坪学灯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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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沙坪学灯”,媒体上常常可以看到如下类似的描述:

抗战时期,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乱炸,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夜晚城里漆黑一片。唯独沙坪坝地区受到政府特供,晚课教室通明,俨然成为战时重庆夜晚的一道风景,因而被誉为“沙坪学灯”,列入“陪都八景”之一。 

其中,“政府特供”一事,有以下的历史背景: 

1943年3月,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向他提出强烈要求,希望解决学校停电的问题。于是蒋介石下达手令:“沙磁文化区学校用电必须保障,不许停电。”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于是当全市其他地区入夜“黑黑明明黑黑”时[1],只有沙坪坝各校的“学灯”格外明亮。

这两段叙述构成了我们今天对“沙坪学灯”的认识。每当听到“沙坪学灯”这个词,眼前就浮现出夜色中灯火一片、蔚为壮观的景象。

然而,这样的描述虽然美好,只要深入地想一想,就能发现其中的漏洞。

第一,由于重庆大轰炸,市区与沙坪坝地区的夜晚形成鲜明对比一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重庆大轰炸发生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间。根据史料记载,5年间,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区遭受惨烈轰炸,包括沙坪坝地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学校等地均受重创,校舍严重被毁,并无优于其他地方的学习条件。而且日机轰炸并非只在白天进行,夜间也曾多次轰炸[2]。即使遭受连续轰炸,重庆市区也不可能一直是漆黑一片。试想一下,如果市区一片漆黑,唯独沙坪坝地区灯火通明,岂不正好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了吗?

第二,蒋介石下令为沙坪坝学府提供用电保障一事发生于1943年,而“沙坪学灯”作为一个景观名词,先于1941年出版的《重庆指南》一书就存在了,两者之间相差2年时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历史,是具体的、客观的,然而经历漫长的岁月,人们常常因主观的美好想象,而混淆了历史事件,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硬凑在一起。一些媒体在发表时,只使用别人的结论,缺少质疑和考证,以至于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要弄清“沙坪学灯”的真正含义,就要回到它产生的源头去寻找答案。根据记载,1941年,杨世才编写的《重庆指南》一书,首次把“沙坪学灯”列入“陪都新八景”,“沙坪学灯”由此诞生并为世人所知。

 

2

杨世才,1896年出生于今四川乐山,少年时在乐山中学读书,与李颉人、郭沫若都是同学。后来入华西大学习外文,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洋行担任翻译,参加了同盟会,又前往湖南加入湘西靖国军,任总司令部少校参谋。

受“五四”运动洗礼,他决心脱离军队,追寻新的生活,于是前往长沙,做了一名新文化书社的推销员。杨世才表现出惊人的推销能力,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出版行业。

1925年,杨世才回到四川,在重庆创办了一家“重庆书店”,又在上海开了分店,常年往返于两地,经营《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和自然、社会科学类书刊。

杨世才不仅是书店店长,还是一位知名的学校校长。在重庆,他受邀出任宏育中学校长,以“宏大博育、劳工神圣”为办学宗旨,深为时人称道。当时重庆广益中学、求精中学的校长也姓杨,于是有好事者称之为“三杨兴学”。

 

 杨世才与家人 1932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重庆一跃成为战时首都,人口大量涌入。为了让突如其来的外地人快速了解重庆,适应重庆生活,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杨世才筹划推出一本适应现实需要的《重庆指南》。

《重庆指南》

 

这本书在今天看来,就象一本重庆地方志与黄页薄的合体,不仅有重庆历史沿革、疆域户口、名胜古迹、民俗风情、街市交通、方言土语,还有各类政府机构、学校和重要工商业名录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可谓一册在手,走遍重庆不用愁。

《重庆指南》目录

一开始,杨世才认为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前有朋友唐幼峰1933年编辑的《重庆旅行指南》为基础,但真正干起来才发现困难重重。由于内容广博,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加上人事变化大,情况要逐个核实准确,工作量十分巨大,而他只有两个助手,大部分工作需要自己亲自去跑去调查。后来书店和宏育中学又都在大轰炸中炸毁,杨世才不得不举家搬到南岸乡间居住,任教于精益中学,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编辑《重庆指南》。

编者的话(一)

大量资料收集、繁琐的校订、复杂的排版、地图的描绘、连续上涨的纸价等等因素,都让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十分不易。不过,杨世才社交广泛,具有相当的社会名望,这对于跑广告拉赞助很有帮助,吴稚晖、郭沫若、卢作孚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推荐或题词,又为指南的销售提供了许多便利。

《重庆指南》出版后市场反响强烈,供不应求,有人盛赞说“重庆指南,社会津梁”,意思是起到了沟通社会的桥梁作用。自1937年至1948年间,《重庆指南》每年推出一版,共发行了12年之久,这不仅是市场的需求与肯定,更是杨世才坚持不懈的结果。

编者的话(二)

 

今天来看《重庆指南》,这不仅是一本单纯的资料和信息汇集,更是从侧面记录了民国时期重庆的社会变迁,“展示了重庆物质上的进步、精神面貌的改变、社会发展的有序化”[3]。

我们应该感谢杨世才,他为今天的我们记录了一个烽火中的重庆陪都,体现了一个富有时代使命感的地方文人,对国家前途命运难以割舍的关怀,以及对重庆本土文化的强烈认同。这种关怀和认同体现在他写于书中的评论介绍、随处插入的抗战标语里,也体现在他提出的“陪都新八景”中。 

1940年,重庆被确定为陪都。次年,杨世才立刻在新一版《重庆指南》中推出了“陪都新八景”。与旧的“巴渝十二景”不同,杨世才提出的“新八景”并非只赞叹自然美景,而是兼顾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含义,每一景都有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象征意义,“沙坪学灯”正是其中之一。

“巴渝十二景”是清乾隆时期的巴县县令王尔鉴提出来的。“十二景”分别是:

金碧流香、洪崖滴翠、龙门浩月

桶井峡猿、字水宵灯、黄葛晚渡

海棠烟雨、缙岭云霞、云篆风清

华蓥雪霁、佛图夜雨、歌乐灵音

清乾隆至抗战时期,时间过去了两百年,许多景点已变得有名无实了。而时局变化,重庆成为陪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时候重新梳理重庆的景观了。

杨世才于是提出了“陪都新八景”的概念,希望以此来定义重庆新的自然人文地标。“陪都新八景”即:

锣鼓朝天、清水蒋莲

涂山耸翠、字水笛声

老鹰跨线、沙坪学灯

金刚普照、星岛长明

先说说“星岛长明”一景,杨世才有如下解释:

陪都新旧市区全部及两江沿岸,入夜后电灯齐放、通明如画,晶莹闪烁、密若天星,前人万盏明灯莫可比伦。自南岸一带山顶眺望,层层叠叠,俨然一座明星仙岛,辉煌灿烂、浩然壮观……敌机虽连年肆虐,仍无少灭,真是天生重庆,小丑岂能轻犯哉。陪都之伟大天成,可共日月而长明,本景象征陪都人文荟萃,有如明星之相聚然[4]。 

从这段描述来看,“星岛长明”描写的,正是我们今天甚为自豪的——山城夜景。

 

重庆夜景

夜晚,当我们登上南山眺望渝中半岛时,可曾想到,70多年前,杨世才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远眺,他被这壮观的灯海深深震撼,重庆虽然连续遭受敌机轰炸,灯火仍然没见减少,真是天生一个重庆城!

再往前数200年,王尔鉴大概也被眼前的美景所倾倒,于是他用“字水霄灯”来表达自己的所见。不过当时的“灯”还都是烛光和水光,而杨世才的时代,已然是电灯的光亮了。

不仅如此,看着万千灯火,杨世才想到的是重庆的人文荟萃,重庆的明天也会象长明的灯火一样灿烂辉煌,于是他写下“星岛长明”,寄托了自己对重庆的热爱与憧憬。

我们由此联想到“沙坪学灯”,它不可能同样也指“灯光”的景色,否则就与“星岛长明”重复了。那么“沙坪学灯”究竟是指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寄托呢?

杨世才在“沙坪学灯”释义里写道:

沙坪学灯

磁器口下、嘉陵江岸,沙坪坝为陪都文化区,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先后设立于此,继之者有南开中学、中央工专、大公、市中、女职诸校以及其他。学府林立,庄严巍峨之校舍相望,蔚为文化中心,放大光明是为学灯,象征中华民族之文化发扬宏大,有如明灯。

这段描述清晰地解释了“沙坪学灯”的真正内含。杨世才并非要表现学校或学习的灯光,而是把聚集在沙坪坝的学府,看成是民族文化的中心,以学灯为喻,希望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犹如明灯一般闪耀世界。

简单来说,“沙坪学灯”不是一种直观的景象,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意象,表达了杨世才的爱国情怀和振兴中华的理想。 

抗战时期,大批学府西迁,沙坪坝因地理和交通的优势,集聚了众多的学校。重庆大学、南开中学、中央大学等先后落址,据统计,文化区共有20余所高校、40余所中学和80余所小学[5]。 

这里就象一个“巨大的熔炉”,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云集,学生们爱国热情和学习空气高潮,学术研究氛围浓厚,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有人说这里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抗战大后方竖起的一面文化旗帜。 

到这里,“沙坪学灯”已经有答案了,不过,还有一说值得探讨。

“星岛长明”虽然也是描绘山城灯海,但杨世才没有如王尔鉴一样使用“灯”字,这固然有他自己的偏好,但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我们来大胆猜测一下。杨世才可能有意把“灯”字留给“沙坪学灯”使用,因为“学灯”是一个词,而这个词并非他的原创,其实早已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印刻在他心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4

杨世才曾经自言深受“五四”运动的洗礼[6],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当时知名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刊名就叫做——“学灯”。 

 

《学灯》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立《学灯》副刊,内容主要是学术、教育和文艺。《学灯》是第一份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引入学术内容的报纸副刊,它通过传播新思想、新文艺而开展新文化建设[7]。有人说,《学灯》副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度“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其声望可见一斑。 

周作人、叶圣陶、田汉、胡适、鲁迅等都曾在《学灯》发表著译之作。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就发表在《学灯》上,正是《学灯》发现并发掘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郭沫若。随着《凤凰涅槃》等一系列新诗在《学灯》上的发表,郭沫若逐渐成为诗坛巨匠,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然而,《学灯》的发行并非一帆风顺,因各种原因而遭遇多次改名和停刊。更名为《星期学灯》后复刊不久,1937年又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可是次年的6月5日,《星期学灯》又在重庆复刊了[8]。从“五四”走来的杨世才,想必也是《学灯》的众多读者之一,如果他在重庆看到这份久违的报纸,或许会大为感动吧。 

《新青年》等杂志和《学灯》等报纸副刊,是新文化运动中两股独立的媒介力量,它们都发挥各自特长,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化发展。或许可以这么说,“学灯”这个词的意象,就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精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而沙坪坝聚集了众多的学校和莘莘学子,这个新兴的文化区从建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有人说它是“全国文化的总汇合点”,“它的光芒,不仅照耀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及整个中国。” 

在杨世才的眼中,无论是《学灯》副刊,还是“沙坪文化区”,都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他寄望“五四”精神能在沙坪文化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如一盏明灯熠熠闪耀。这或许就是他借用“学灯”一词,为重庆新的文化地标定名“沙坪学灯”的用意所在。 

今天的沙坪坝,仍然以文化教育大区著称,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设立,将会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沙坪学灯,传承不灭!

 

参考及备注

[1]据传当时《新民晚报》曾发表一首诗来形容陪都的灯光:黑黑明明黑黑,明明黑黑明明。
[2]《翁文灏日记》《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抗战时期重庆沙磁文化区档案史料选编(教育文化)》《沙坪学灯耀千秋》等书籍均有记载。
[3]陈世敏:《民国时期〈重庆指南〉研究——以杨世才历版为中心》,2019。
[4]根据陈世敏论文记录略作修正,省略号处为一括号内注释,原文模糊不清,不影响上下文阅读。
[5]罗玲:《抗日战争时期大重庆的“文化四坝”简述》,2011。
[6]杨世才在《大同合作社创立的回忆》中写道:当时作者虽然在湘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参谋,也不能不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尤其是非战文学和各种新的刊物杂志,使我印象深刻……
[7]吴静:《〈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2009。
[8]《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新闻与写作》2007年02期。

作者:史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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