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渝中半岛上，地处长江左岸的金碧山下，行政隶属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9°33′24.3″，东经106°34′43.5″，海拔高程约235米。

该遗址兴建于宋蒙（元）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考古发掘证明遗址规模宏大，宋元、明代、清前期三个时期的衙署建筑叠压分布，纪年明确，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关系清晰。2012年，老鼓楼遗址作为重庆直辖以来首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出土了南宋至清乾隆时期重庆府衙大门的谯楼。2013 年由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发掘过程

2010年3月，老鼓楼衙署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随后重庆市文物局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其可能为钟鼓楼一类的高台建筑。

2010年4月至2012年12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遗址Ⅰ、Ⅱ区，连续开展了三期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达12,360平方米。清理揭露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各类遗迹261处，出土遗物12,000余件。

2019年，为廓清高台建筑东南部形制，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Ⅲ区开展主动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揭露宋元、明、清时期各类遗迹29处，出土遗物31件（图一）。

 

图一  老鼓楼衙署遗址考古发掘分区图

（二）标志建筑：高台建筑F1

高台建筑F1是老鼓楼衙署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即为清代晚期张云轩所绘《重庆府治全图》中标记的建筑“老鼓楼”，老鼓楼衙署遗址亦由是得名。其位于Ⅱ区南部和Ⅲ区中（图二、三），绝大部分暴露于地表，系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基址。以解放东路为界，分北、南两部分进行发掘，现分别予以介绍：

1.北部区域

南邻解放东路，西连巴县衙门街，北接马王庙朝天驿，部分压于解放东路下。顶部被近现代建筑破坏，台上建筑已毁坏不存，台基的石、砖、夯土以及内部的建筑空间毁坏严重，外部砖墙被近现代期建筑频繁利用，修凿改建痕迹明显。

F1大部暴露于地表，揭露部分平面形状近长方形，残长24.37、宽24.70米，残存最高处约7.65米，方向215°，包括夯土包石台基和夯土包砖高台两部分。

夯土包石台基即高台建筑地基，高约3.05米，大部分包边石墙可见8层，以楔形条石错缝丁砌垒筑，由下至上层层收分，内部以夯土填实。台基所用条石长0.90～1.62、宽0.25～0.50、厚0.27～0.42米。

夯土包砖高台残高约1.70～6.35米，长方形青砖以一丁一顺或一丁二顺错缝砌筑，厚0.30～0.80米，墙体外壁由下而上层层收分，倾斜度约79°。砖墙内以黄褐色粘土夹杂小型鹅卵石层层夯填，残存31层，夯层厚0.20～0.22米，夯窝直径0.03～0.09、深0.01～0.02米。夯土内夹杂大量陶瓦、白釉瓷、黑釉瓷、青釉瓷及缸胎器等遗物残片。青砖呈长条形，长约36.00～38.00、宽约19.00～19.50、厚约9.50～10.50厘米，侧面多模印阴文或阳文的“淳祐乙巳，東窑城磚”“淳祐乙巳，西窑城磚”铭文。

谯楼高台基址内，考古发现有门塾残存。揭露部分平面近长方形，进深14.91、面阔8.82、残高1.08米。周边砌筑挡土墙，墙体以青砖丁顺交替，错缝平砌构筑，内墙笔直规整，外墙残损，由下至上层层收分，被高台建筑内部夯土覆盖，残宽1.16～2.40、残高0.30～1.08米。门塾东北部墙体内发现三个圆形柱洞D1、D2、D3，直径0.30～0.58、深0.20～1.08米。

 

图二  Ⅰ区航拍照片

 

2.南部区域

揭露部分平面形状近长方形，南北残长22.30、东西暴露宽25.90米，残存最高处约4.35米，方向215°。顶部被近现代建筑破坏，台上建筑已毁坏不存，高台内部分夯土亦被取走，外墙后期利用频繁。

 F1南部区域分为台基包边墙、门塾、磉墩、夯土、护坡五部分。

 台基现存遗迹主要为墙基三段，即高台东墙基、南墙基与西墙基，东南转角扰毁，西南转角保存较好。下部为大型条石丁砌基础，由下至上层层收分，发掘区内清理至底区域，可见基础均直接砌筑于基岩之上，南墙基东端可见开凿的基槽，宽140、残长320、深1～3厘米。西墙（T0403西北部）北端基础保存较完整，为6层条石砌筑，高2.4米。东南部仅存1层，高0.45米。西南角残存3层，高1.1米。条石基础之上为砖砌包边，仅见于西墙及西南转角，西南转角残存2层，北端保存较好，顶部残宽2.05、底部宽2.25，残高1.25米。青砖长方形，长约36.00～38.00、宽约19.00～19.50、厚约9.50～10.50厘米，以一丁一顺或一丁二顺错缝砌筑，侧面多模印阴文或阳文的“淳祐乙巳，東窑城磚”“淳祐乙巳，西窑城磚”铭文。

门塾位于发掘区北部T0403、T0503及T0603内，揭露部分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14.15、南北残宽5.75、残高1.30米。周边砌筑挡土墙，墙体以青砖丁顺交替，错缝平砌构筑。其中西墙与门塾西墙共用，内墙笔直规整，外墙残损，由下至上层层收分，顶部残宽2.05、底部宽2.25残高1.25米。东墙内墙损毁，据剖面观察，两侧被晚期排水沟打破，东侧为两层鹅卵石道路及房址叠压，向北部延伸至解放东路下。外墙残存10层，高114、暴露部分残长150、上端残宽84、底端残宽114厘米。其中一块墙砖上留有“淳祐通宝”钱币印文，应为窑工在烧制过程中留下。门塾南墙墙体已毁，残存基础条石及西南角台基2层包砖，基础条石上发现2个长方形柱洞，柱洞间距5.5米，东部柱洞长0.65、宽0.20、深0.15厘米，西部部柱洞西部被Q8打破，残长0.42、宽0.20、深0.15厘米。

磉墩位于台基中部，除T0603外各探方均有发现，已暴露5处磉墩，均为石块加白石灰砌筑，坚固结实。磉墩部分被现代水泥桩基破坏，保存较好者平面为方形，1号磉墩长170、宽160厘米，2号长170、宽150厘米,6号长190、宽180厘米。据1号磉墩解剖结果，其与高台夯土共同叠压、打破下层F4，分析应与高台同时砌筑。

台基内部夯土多扰毁不存，随地势略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倾斜分布，各探方发现层数、厚度不一，以T0403、T0404内F1夯土堆积东壁剖面为例，多达35层堆积。

护坡仅见于台基南墙外侧，随地势略呈东高西低倾斜分布，上部被晚期房址叠压打破，残存5层。5层下为基岩。

 

图三  Ⅱ区航拍照片

 

二、时代与性质研究

（一）时代

谯楼基址的时代研究，首先要确定始建和废弃的时间点位，以及中途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动态掌握该建筑历史发展全过程，以及各个阶段的变化。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是最基本的手段，历史文献、古代舆图是重要的佐证，多学科综合研究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准确判断时代的必要保障。2010年4月28日，我们开始在老鼓楼布方。首先挖掘一条2米宽的探沟，作为正式发掘前的测探。29日上午，发现高台内部填土为保存较为完好的南宋夯土层，基本确认这是一处南宋遗迹。

发掘工作严格按照考古规程推进，不久之后，一个包砖的夯土墩被发掘出来。这个土墩三面包砖，一面残缺，包砖层层收分砌筑，较为规整，像人的牙龈一样，古人叫露龈砌。夯土土芯里夯窝和夯线都很清晰，完整的夯线证明高台从始建到今天没有经历中途的改建。

通过土芯的出土遗物，确定时间点是南宋，并且是某种建筑的基底。出土的青白釉斗笠碗F1：4形制与景德镇湖田窑南宋晚期“斗笠碗小饼足，直壁，大口”特征一致；黑釉灯盏F1：6器形与涂山窑二、三期AⅡ式碟相同，时代为南宋后期至元初。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土芯外面的包砖，砖体上大多刻有“淳祐乙巳”（图四）的字样。“淳祐”是宋理宗的年号，“乙巳”是淳祐5年，即公元1245年。

在确定高台建筑废弃年代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追溯到三峡博物馆50年代有入藏高台包砖的信息。由于高台包砖的铭文内容只有“淳祐乙巳，東窑城磚”“淳祐乙巳，西窑城磚”两类，文物自铭为城砖，所以在三峡博物馆的入藏信息里，将其定为宋代重庆城城墙用砖。作为博物馆收藏过程中的记录手续，这条文物入藏信息无可挑剔，但是对高台基址废弃年代的研究却帮助不大。反而由于这几块城砖的入藏，在很长时间内，重庆的相关研究者都错误的以为，宋重庆城为夯土包砖的城墙，而不是现在大量被考古证实的石城。 

 

图四  高台铭文砖

 

几年后，我们在北洋政府顾问安特生先生的远东像集里意外的辨识出两张老鼓楼的照片（图五）。又在影印民国档案《九年来之重庆市政》里找到了1936年3月至6月扩修现解放东路高台基址段的记录。自此，尘埃落定，时间节点基本清晰。高台建筑基址即为晚清的老鼓楼，更是南宋重庆府前的威仪性大门——谯楼。老鼓楼始建于淳祐乙巳即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淳祐三年（1243年），南宋兵部侍郎余玠设四川制置司于金碧山下的重庆府衙内，并于淳祐五年（1245年）修建谯楼，即老鼓楼高台建筑F1。老鼓楼在1936修建林森大道过程中被拆除（图六）。

 

图五  老鼓楼远眺

 

通过考古发掘得以探知这一建筑台基的主要部分，从始建至今几乎没有改变，其内部结构一直保留着始建时期的状态，无论是夯土层、包含物、包砖的铭文，时间指向皆精准而一致。

（二）性质

老鼓楼高台建筑F1的形制特征与奉节永安镇遗址及合川钓鱼城发现的宋代同类遗迹较为一致，与《营造法式》中的有关制度可互相印证。老鼓楼遗址应为南宋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高台建筑F1的性质实为当时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兼“望楼”。

 

图六  老鼓楼部分拆除时照片

 

中国古代建筑都有固定规制和范式，对于如此宏大的官式建筑，清嘉庆《四川通志》及道光《重庆府志》均有：“重庆府知府署：在太平门内。宋嘉泰时建。”根据一系列文献及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判断这里就是重庆府署谯楼的城台。谯楼为地方高等级衙署前具有望楼性质的威仪性大门。该建筑是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考古出土的第一个谯楼，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地方谯楼。谯楼由高台和城楼两部分组成，高台长68.67米，宽24.37米，高约10米。既往最大的地方谯楼为安庆两江总督府衙门前的谯楼，台长54、宽18、高4.2米，与之相较，重庆府谯楼的建筑体量和规模更大。 

明代之后我国最大的建筑群是故宫，天安门就是它的谯楼，面阔也不过100米。可想而知，重庆知府衙署曾经是一组多么宏伟的建筑群。

 

三、老鼓楼的沿革

老鼓楼这个名称的来历，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有载“又于署北建譙楼，颜曰新丰，南与丰瑞楼相对”。可见书敏在乾隆二十四年对重庆府署进行了彻底的改建，兴建了名为“新丰楼”的新鼓楼，相应的原名丰瑞楼的鼓楼就自然成了老鼓楼。而老鼓楼这个名称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俗称。由于这个建筑在人们的记忆和视线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它真正的名字反而逐渐被淡忘，以至于老鼓楼作为俗称，在一百多年后甚至被视为专称由张云轩绘制到了《重庆府治全图》上，这一建筑名称最终幻化为重庆老城的一个小地名。

通过梳理文献资料，老鼓楼大致沿革如下：

嘉泰间（1201-1204年），新建重庆府署。

嘉熙间（1237-1240年），彭大雅筑重庆城。

淳祐间（1242-1245年），余玠设四川制置司于金碧山下重庆府衙，并修建谯楼。

洪武十四年（1382年），在府治谯楼上设漏壶台。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庆府通判张启明重修漏壶并为之《记》。

康熙八年（1669年），重庆知府吕新命重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庆知府孙世泽重建。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重庆知府陈邦器又重修，并修复府治谯楼，改名丰瑞楼，题额“寰海境清”（漏壶台已毁，下存授时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庆知府书敏，于白象街后开新丰街，建新丰楼，南与丰瑞楼相对，题额“声闻四达”。新丰楼成为新鼓楼，瑞丰楼则改称老鼓楼。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修建林森路（现解放东路）时，被部分拆毁。

 

老鼓楼的内部结构一直保留着始建时期的状态。其完整结构同时反映出，宋元战争期间的元军和明玉珍的红巾军进入重庆时都没遇到剧烈抵抗。谯楼没有被战火摧毁，反倒是岁月沧桑，水火无情，致使其上的城楼和两个墩台之间的门洞屡毁屡建。清代城图所见，与始建时期，应该面貌迥异。

无论是自然或人为的损毁，老鼓楼的两个墩台一直屹立在那里，改变的只是城门楼和门道。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载漏壶台：“在府治譙楼上，明洪武初建。”并录有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重庆府通判张启明重修漏壶《记》：“太祖混一寰宇，酌古定制，颁漏壶式于天下。……自洪武十四年渝郡奉而创之鼓楼……”。这两段文献反映出，及至明初，谯楼的性质悄无声息的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建筑除了充分体现衙署大门的威仪性外，增加了的司漏授时、击鼓传更的现实功用，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名称——漏壶台。发生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这次变化，让人顿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漏壶台至万历年间已有损坏，进而重修，才有张为之《记》。

老鼓楼历经沧桑，几经修缮，终于得以保存下来。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记“丰瑞楼即古譙楼”，并录有康熙四十七年重庆知府陈邦器重修鼓楼《记》：“……荒残衙舍，听其聊蔽风雨而已。然鼓楼实郡治观瞻，司漏传更非官居私署可比，生财福德攸关，亦与学舍城隍相等。……落成之日，题曰丰瑞，翼时和年丰，长为吾民祯瑞也。”这次重修之后，陈知府又给他题名为丰瑞楼。乾隆二十四年，新丰楼落成，谯楼终于变成了老鼓楼。终清一代，老鼓楼见于记载的维修至少有四次，除以上两次以外，康熙八年（1669年）知府吕新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府孙世泽分别进行了整修。从清代维修的记录看，清初对其修缮最为频繁，14年之间就维修了两次，陈邦器与书敏之间的维修间隔时间最长，为51年。可以推知，从公元1245年至今的750多年时间里，老鼓楼的修修补补，应该有二三十次之多。

道光《重庆府志》卷二《舆地·公署》在述及府衙建筑的变化时记有，重庆府知府署位于“在太平门内……原系南向，右倚金碧山，为江州结脉处；左与白象街廛舍毗连，每虞火灾。乾隆二十四年，郡守书敏移署倚山东，南向重建。”这段文字里的“移署”二字表明，重庆知府书敏于乾隆二十四年对衙署进行彻底改造。其改建涉及三方面：一是拆毁宋嘉泰以来重庆府子城，这个子城不但规模太大，而且曾经做过明玉珍的皇宫，在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下不敢不拆；二是从现在的道门口至老鼓楼之间的区域，先后兴建了川东道、二府衙、重庆府、行台、经厅等政治机构，侧面反映出这之前衙署的最小范围和明确方位；三是将原来215度的衙署调整为13 0度左右的多个小衙署。这次改建后，“老鼓楼”名称的出现，昭示世人七百余年的府谯楼结束了作为重庆政治地标的使命。遗憾的是，晚清的几副重庆府治城图，标识的都是书敏移署以后的重庆政治空间，而在老鼓楼遗址发掘以前，几乎所有的重庆研究者都认为重庆的政治空间从来如此，而忽略了书敏的这一次重庆政治空间的移署重建。

南宋置司、抗战陪都、中央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老鼓楼像一位历史老人，不但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亦是重庆“英雄之城”形象的重要历史支撑。

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勾画出老鼓楼的演变轨迹：

譙楼（宋元至明夏）→漏壶台（明洪武十四年至清康熙四十七年）→丰瑞楼（清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二十四年）→老鼓楼（乾隆二十四年至1936年）→残缺以后变成了重庆的一个小地名（1936年至建国时期）→知其名而忘其实（建国后至文革）→中药材公司的地基（文革至2009年）→重新揭露（2010年）

 

四、老鼓楼建筑复原研究

在南宋时期，谯楼为重庆府衙前的主要礼仪建筑。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拓宽林森路的时候拆掉谯楼基座的门道部分的右墩台的1/5部分、门洞以及左墩台。通过调查走访得知，建国前后左墩台还有部分残留，表明这一谯楼的宽度远远大于现在解东路的宽度，余下部分则分布在融创地产白象街项目及其邻近区域。2019年，考古发掘将左墩台揭露出来。除了叠压于解放东路下的门道部分情况不明外，老鼓楼的形规、模制与台上建筑等信息日渐清晰。

1.规模与形制

根据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高台建筑 F1 遗存总体呈“凹”字形（图七）。结合历史文献可以发现，两突出部分面向东北侧，即宋代重庆子城的内侧。这与目前已知的大部分“凹”字形城楼不同。无论是同为宋代的袁州谯楼、莆田谯楼，还是明清时期的故宫午门城楼等，其突出部分皆向外。因此推测 F1 遗址的东北侧突出部分不应为马面，应为连接登楼踏道的平台。

 

图七 老鼓楼高台建筑F1复原图

 

门塾进深 14.91 米，面阔8.82米。开间由靠近门洞一侧隔墙遗址叠压在解放东路之下宽度为止。左右两侧距离 F1 边界 15.44 米，东北侧距离距离“凹”字形内陷部分边界 2.39 米。根据营造尺取整推测门塾空间进深为 4.8 丈，南北两侧距离 F1 边界 5 丈，开间广度则依门道宽度而确定。

谯楼横跨解放东路，形制独特。根据南宋高规格谯楼规制和考古已知的建筑特征与空间尺度，大致判断谯楼为轴对称建筑，城台由五部分组成：一、正中是6米多的隔墙；二、格墙两边对称分布有五米左右的双门道；三、门道左右设有藏兵塾；四、左右外围是夯土包砖的高台；五、院内突出部分为登楼的踏道。其建筑既有营造法式的规制影响，也有宋元战争以及余玠帅府的时代烙印，更有重庆山水影响下的地方特征。 

由于城楼屡毁屡建，原初的状况存在多种可能性。始建时期，城楼面阔38米，进深15米左右，七开间，三进深；可能是单檐庑殿顶，也可能是重檐歇山顶。瓦当直径16.5厘米。晚清的城楼形象，有地图和照片，较为清晰。根据考古材料复原出的重庆老鼓楼的面积和规模，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直逼明清皇宫，俨然一个稍小的天安门城楼基座，这一超出常规的体量，与当时重庆为整个南宋西线蒙宋战场指挥中心的政治地位和余玠的个人风格不无关系。

 

2.门道数量

老鼓楼高台建筑F1门道部分叠压于解放东路下，无法开展发掘工作，仅能根据文献资料对其门道数量做出推测。

唐宋时期城门的形制等级，可以从门道数目判别。一个门道为州县城门和都城皇城旁门或后门，两个门道为州郡正门，三个门道为京都城门，五个门道为京城正门。因此，F1 依据规制应为两个门道。这种城门形象，在敦煌 148 窟的唐代壁画中有所记载（图八），宋代静江府府衙正门也采取的是这种形制（图九）。更重要的是，谯楼未发掘的门道部分宽度达19米，双门道在空间分布上更为合理，也更美观。

 

图八 敦煌 148 窟中的中唐城阙形象图

 

图九  南宋《静江府城池图》局部

 

五、价值与意义

（一）历史价值

1.重庆城市发展史上重要阶段的珍贵见证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发展史考古上的空白。南宋置司、抗战陪都、中央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无疑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重庆从普通州府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老鼓楼衙署遗址正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高台建筑基址竖立起一座重庆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南宋以降，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废频繁，但作为衙署一直沿用至清，文物遗存丰富，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为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南宋时期川渝地区宋蒙（元）战争史的关键见证

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治所，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抗蒙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当时的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了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成功粉碎了当时蒙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并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扩张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二）艺术价值

1.营造出带有历史感、沧桑感的城市景观

老鼓楼衙署遗址规模宏大、布局清晰，作为遗址标志的高台建筑遗址的断壁残垣矗立于现代都市核心圈内，在巨大的反差下营造出一种沧桑、悠远的艺术审美氛围。

2.建造、雕刻工艺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

现存的大型砖砌高台体量恰当、收分优美；现存的各时期建筑遗址建造工艺精良，可以称得上是残缺的艺术品。考古出土的建筑构件雕刻精美，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三）科学价值

1.选址体现中国传统因地制宜的风水学智慧

老鼓楼衙署遗址反映出在山地城池环境下，对中国传统建筑选址理论因地制宜的灵活运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半岛东南侧，坐北朝南、背山面江，北侧以金碧山为靠山，南侧隔城墙眺望长江，扼守渝中半岛咽喉之地，具有“连江控城”的关键作用，在城市空间布局及管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展现宋元、明、清时期衙署建筑的格局特征及建造工艺

老鼓楼衙署遗址总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丰富了平原地区及都城以外的地方城市衙署资料，对于研究川渝地区衙署建筑的布局特点、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各时期建筑遗存仍可以看出其针对不同功能，运用土、石、砖等建筑材料，巧妙、科学地营造过程。

很多细节设计是古代战争研究的宝贵资料。比如门塾内部有5道立墙，将门塾分隔成六个两米多宽的通道，这种将门塾建在谯楼城台里，并修成多个很窄的巷道，更利于门塾内的士兵用武器封守住旁边的门道。

3.川渝地区宋代官式建筑营造技术的实证

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是宋代砖砌高台重要的实物资料，与《营造法式》中的相关记载可互相印证。它见证了中国建筑史上从排叉柱门到卷门的演变。白象街发掘区的五个“磉墩”，即石灰粘接石头做出的桩基，用于稳固夯土高台的地基，这与现代西方建筑的结构桩非常类似。

4.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的科学性

遗址中建筑、道路、水井及排水系统等，对研究宋代及其以后重庆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四）社会文化价值

1.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社会价值则在于对重庆这座城市的重新梳理和定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其行政级别就是府。唐宋期间，中国一共出现了63个府。直到今天，这63个府有多少消失在荒野？有多少变成省级城市、直辖市？有多少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有多少还保留了衙署和城墙？我们做了研究和统计，重庆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历史上的府。

老鼓楼见证了重庆府制的沿革变迁，位于城市中心又保存完好的衙署遗址在全国范围内均较为少见，老鼓楼衙署遗址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寻找和挖掘我们自己的历史，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范式，并推广宣传出去，比简单地把重庆定义为一座网红城市重要太多了，这些历史和文化才是重庆城市的根和魂。因此该遗址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也是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

2.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南宋四川制置司治所，其组织营建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宋蒙战争中为南宋坚持守国近四十年之久，使重庆成为宋蒙（元）战争最后的基地。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度凝练了重庆先民忠勇尚武、坚韧豪毅的民族性格，是巴渝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饶斗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重庆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宋蒙战争后，整个川渝地区人口只剩下4%。消失的96%人口中有大家族、大文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或死亡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剩下的人几乎没有记录和文字能力，但重庆这个城市的文脉却没有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无论重庆的原住民，还是后来的移民，他们都传承了在山地生存的一套智慧和技术，尊重自然、敬天法地。同时，也形成了重庆人性格中的坚韧和乐观。对老鼓楼的发掘即是找到和印证这套智慧和技术的镜像。可以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是我们文化自觉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前提。

3.老鼓楼衙署遗址紧邻重庆都市核心——解放碑商业区，在空间区位上是纵向连接上下半城至滨江的最主要的通道之一，连通了“解放碑—人民公园—长江—南山一棵树观景台”的空间景观视廊，是重庆市重要城市阳台之一，对于重庆城市空间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重庆市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衙署建筑遗存，老鼓楼衙署遗址见证了重庆定名以来近千年的沿革变迁，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空白，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对于丰富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遗址正在筹备建设城市考古遗址公园，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提升重庆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并将成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

作者：袁东山  胡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