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重庆自然博物馆张颖先生在《重庆考古》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长达近50000字的《宋末重庆城的城门与城市形态》（以下简称《城门》）一文，对薰风门、洪崖门、镇西门、金汤门、朝天门都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考证，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宋末重庆城只有四座或五座城门的定论。拜读之后，深为佩服。几年前我就与张颖先生在网上相识，向他请教过有关重庆城门的问题，但至今也未谋面。虽然著有《九开八闭重庆城》一书，但我既没有专门学过历史，更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者，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凭着经验在写作。该书虽然也涉及到重庆城各个城门的历史及其功用，但主要还是写我经历过的城门内外的那些民间生活。因为此书，我对重庆城及其城门也就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读了张颖先生的大作，加深了我的一些认识，解惑了我的一些糊涂，更正了我的一些错误，让我获益多多。但也有两个问题，想向张颖先生讨教，或许这不同的意见也可供张颖先生参考。

一、补充：关于石城

在讨教之前，先不弃浅陋，为《城门》作一点小小的补充。

《城门》认为宋末所筑重庆城是石城，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筑石城，《城门》说：“在目前川渝地区遗存的大量抗蒙山城中，不止四大戎司和路级治所的迁驻地，其他众多普通州郡如万州、梁平军、南平军、忠州、蓬州、长宁军等的迁驻地都是清一色的石城，甚至连多功城这样的‘哨所’也是石城，那么作为抗蒙山城体系的指挥中心，重庆府仍然保持防御力较低的土城，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众多州郡迁驻其他山城的情况下，重庆府因地势险要、两江环池，本身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并没有迁址。如果重庆府迁驻他处，在新址修筑石城，而原址保持土城旧貌，可能还说得通。但在没有迁址的情况下，以当时重庆府的地位，参见其他抗蒙山城的城墙情况，重庆府在城墙材质上没有理由不选择更加坚固的石墙。”（凡引用《城门》一文的内容不再加注）。

《城门》也考虑到石料的来源：“曹汴《重庆府城垣记》有‘皆砌以江畔坚石，石皆尺余厚’语，从重庆城坐落的山地和滨江的自然资源来看，筑城石料唾手可得（这也是众多其他抗蒙山城的普遍情况），并不需要像江南地区和成都平原那样烧砖筑城。”

除了大量抗蒙山城“都是清一色的石城”为佐证，除了石料的来源，是否还可以增加几条理由呢？

理由之一，是重庆城缺乏筑城的泥土，难以用泥土筑城。重庆是山城，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地层主要为泥岩和砂岩，只有少量的堆积层、冲积层、崩积层泥土，而且主要分布在两江沿岸和悬崖之下。事实上，重庆城及其周边要找大量的石头容易，要找大量的泥土却很困难。唐宋时期，下半城已经成为城市建成区，难以取土。彭大雅将重庆城扩展到嘉陵江侧，上半城主要在山上，不是泥土的主要分布区。新扩展的城区里，如果不是原始森林，也只是荒坡荒地，虽可以取土，却因土层浅薄，很难满足筑城的需要。因此，彭大雅不可能舍易就难，舍石头而寻泥土，修建石城也就顺理成章。事实上，即使是通远门附近那样的城墙，城墙里的填充物也不是纯泥土，而是土石混合物，石渣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图1  重庆城是一座石城

理由之二，采石需要的钢铁，到宋代已经不是大的问题。重庆历史上有四次筑城的记载。“仪城江州”（《华阳国志·巴志》）时，铁器尚未普及，张仪所筑江州城不会是石城，且不论。李严筑江州大城时，虽然已经有了百炼钢和炒钢工艺，但炼钢依然艰难，钢铁的使用还有诸多限制，而且这江州大城是否开筑，是否筑起来了，文献没有记载，更没有考古发现，也且不论。到南北朝及隋唐时期，随着新的灌钢技术兴起，钢的产量有所提升。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民间采矿冶炼的管制，钢铁产量有了极大的提升。196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obert·Hartwell在《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一文中认为，1078年，宋代的钢铁产量达到7.5至15万吨。这可能太夸大了。有人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对宋代不同时期钢铁“岁额”进行统计，得出了估算数，最高年产量大约为2万吨（见《快资讯·深夜读史计》。由此可见，彭大雅筑重庆城时，采石工具已经不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虽然那时钢铁的硬度和韧度不能与现在相比，但重庆的泥岩和砂岩硬度较低，便于开采和加工，用石头筑城比用泥土筑城可能更容易、更省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图2  重庆城的“城壁”

理由之三，重庆城绝大多数城墙的特殊建构决定了不可能用泥土或砖来修建。除了通远门附近两三百米之外，重庆城的城墙绝大多数都不是“墙”而是“壁”，我称之为“城壁”。平原地区的城，城内城外都有“壁”，只是城内修有道路可以爬到城墙上去。重庆城的绝大多数城墙建在悬崖陡坡上，只有城外有“壁”，城墙与城内基本齐平，甚至低于城内的街道。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墙没有“厚度”，或者说其“厚度”是从南边城墙到北边城墙包括整个城所在的山崖的厚度。实际上，重庆城绝大多数城墙只是堡坎，堡坎的高度视地形地貌的不同，或数米，或不足1米，很多地方甚至不需要这样的堡坎，直接在岩石上砌上垛墙、垛口就成。直到如今，在残存的城墙外侧一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堡坎的厚度也视地形地貌而有所不同，但最多也就等于砌城墙的石条长度。如果堡坎与城里的地面有坑洞或洼地，因其规模不大，往往就用石渣或泥土填平。从城里上城墙，几乎不用爬坡上坎。城墙只有外侧才修有垛墙、垛口。如今，老的垛墙、垛口已经难寻，后来补修的实际上只起着栏杆的作用。由于城墙于城里齐平，城墙没有“厚度”，或者官府没有规定，因此城墙上就有了建筑物，就有了街道。过去，几乎所有开门附近的城墙上都有“顺城街”。如今保留的，依然还有储奇门顺城街。顺城街就是建在城墙上的街，大多是半边街，朝向城门外侧一般没有建筑，留有一两米空地作道路，那道路实际上就相当于城墙的“厚度”了。这样的“城壁”，显然不可能用泥土来修筑的，也不大可能用砖来修建。首先，堡坎式的“城壁”建在悬崖靠江或靠崖下一侧的边上，悬崖边并不平顺平直，外露的岩石往往高低起伏，难以土筑，也难以用砖嵌镶其中。其次，如果用泥土修筑，重庆雨水多，夏秋季节暴雨频繁，泥土很容易被冲走，“堡坎”就可能损坏。如果用砖来修筑，城砖后面的填土在雨水浸泡后发胀，也容易将砖挤出而造成塌陷。事实上，即使是条石筑城，天长日久，也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形。如今人和门从底部向外倾斜，就是城内泥土膨胀造成的。再次，烧砖需要专门的粘土，重庆周边富有大量粘土的地方不多，大致只有长江边的铜罐驿、嘉陵江边的大竹林较为适合。虽可水运，但都有几十里水路，运到重庆后还要搬运到山上，依然费工费力费时。彭大雅筑重庆城，利用的是蒙军攻打重庆的间隙时间，前后只有短短几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去寻找能够烧砖的地方，要去找燃料，还要运到重庆城来，想想那工程量，也让人咋舌。即使是现在，可能也难以完成。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很多人逃难而去），资源有限，不管是彭大雅还是余玠，筑城修城的主要劳动力可能都是军队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用烧砖来筑城修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商榷：关于洪崖门

《城门》引用彭伯通等人的观点认为，宋末时的洪崖门与明清时的洪崖门相同，也就是说，宋末的洪崖门位于现洪崖洞西侧悬崖上。《城门》还认为，宋末的洪崖门是开门。其主要论据是根据《元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汪惟正神道碑》记载，被忽必烈寄以厚望的蒙军东川总帅汪惟正出奇兵攻打了洪崖门，并俘获了宋方一位守将。

我们知道，明清时的洪崖门城门建在一壁陡峭的悬崖上，从枯水期的嘉陵江边算起，相对高度达八九十米，从城墙到江边的平面距离最近处还不到80米，从悬崖突出部位到江边的平面距离也就更小了。偏偏那悬崖的石岩并非垂直，而是凸出的，其下还有很深的岩厦，重庆人将其称为“凹岩岩”。部分石岩上虽然也长有黄葛树、葛藤、野草什么的，但大都是光突突的。特别是洪崖门处，悬崖突出得更厉害，其下的岩厦更深，其岩“凹”得更厉害。从岩石突出处到岩厦最深处，至少也有20米。岩厦下又是被流水经年冲刷的深沟，深沟的东、南、西三面都是很陡的坡，而北面则面向嘉陵江。在这样的地方设开门，真是无法想象。

首先，设开门，城里城外就要有道路连接城门。城里与城门齐平，修筑道路当然不成问题。城外是悬崖，悬崖高达几十米，那道路怎么修建？是修在那岩石上？还是将那深沟填起来修建？20多年前，洪崖洞原始面貌尚存时，那岩石依然可以供人查看。年龄较大的重庆人都可以作证，那岩石上没有留下任何修建道路的痕迹。事实上，那岩石像一个一个的圆鼓，靠下面的岩厦处是向里的，在那样的“凹岩岩”上哪能修建道路？即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要在那样的“凹岩岩”上修建道路，也是不太可能的。可惜，因城市建设，如今地形地貌大变，又找不到那“凹岩岩”和那悬崖下深沟的照片，但年龄较大的重庆人都还可以回忆起当年的景象。戴家巷外的悬崖基本垂直，有“凹岩岩”也不厉害。最近，在那悬崖上修建了栈道，有兴趣有读者可以去看看，去走走，就会明白，要在那悬崖上修道路是多么艰难。不能直接修路，只有将那深沟填起来，那深沟从嘉陵江到洪崖洞上，想想要多少泥土？重庆周边哪儿去找这样多的泥土？重庆多暴雨，嘉陵江也年年涨水。洪水特别大时，可以直达岩厦下面。在雨水和洪水的冲刷下，那填土必然垮塌，维护也是大问题。如果用石材来修，即使从嘉陵江边开始，即使用很窄的石梯，那坡度至少也有60度，其陡峭让人难以行走。即使修成之字拐，那样大的工程，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且不用说一年半载能不能够完成，只说蒙军随时都可能攻打重庆，容不容得彭大雅、余玠去修都很难说了。如果真有这样的工程，即使经过几百年，多少也要留下痕迹，谁又见过这样的痕迹？当然，宋末时的洪崖门可能有瓮城，瓮城城门可以与主城城门相垂直，向东或向西。或者那时的洪崖门与东水门一样，没有瓮城，但主城城门并不直对嘉陵江，可以向东或向西。在这两种情况下，出城的道路也可以修在城墙的侧面。即使如此，要从那样险峻的悬崖绝壁上修一条可供军队出入的道路，也基本上没有可能。20世纪20年代洪崖门被拆除，但因那悬崖太陡，开始时也是没有道路进出城内外的。后来修了公路（今沧白路），才在那悬崖上开出一条小路来，沟通了城内外。那是什么路哟！一坡石梯，就像搁在悬崖峭壁上的楼梯，近乎垂直，没有80度也有70度。虽然两侧用铁链弄了个栏杆什么的，从下往上走还好一点，从上往下走，几乎没有人敢去试。洪崖洞下的人要进城，依然都要走新城门。1931年12月22日，千厮门蔡家湾一带发生大火，1000多户房屋被烧毁，烧死200多人。由于城墙阻隔，消防队难以灭火。后来，在今棉花街南国丽景处挖开一段城墙，建造一个拱型劵洞，被市民叫作“新城门”。因新城门外依然陡峭，洪崖洞下纸盐河街的那些搬运夫，依然要绕道从千厮门进出。当年，小什字、沧白路、民国路那一带的人吃水用水，都来自千厮门嘉陵江边。挑水夫在江边打水后，都是从千厮门进城，然后沿水巷子到小什字，或者沿千厮门顺城街到棉花街和沧白路，没有人愿意去爬新城门那样的陡坡，更没有人去爬洪崖洞那新开出来的道路。直到解放后，政府才把那新开出的道路进行了改造，使其形成一个之字拐，降低了坡度，行人才方便了一点。小时候我给当搬运工的母亲“打薄”（“打薄”是重庆码头上搬运工的行话，意思是帮搬运工减轻一点重负），经常从临江门砖码头背砖背瓦走过那条路，深知那道路之陡、石梯之高、行走之难。如果加上从江边到洪崖洞岩厦的那一坡，千厮门各个码头的搬运工都愿意绕几百米的路，走如今的朝千路、千厮门行街进城，而不愿意去走那条路。20世纪尚且如此，700年多前的宋末能够修一条可以供军队蜂拥而出的道路吗？显然不能。

 

图3  20世纪30年代的千厮门顺城街

 

图4  洪崖洞东侧的“凹岩岩”

 

图5  洪崖洞西侧的“凹岩岩”

 其次，明清时的洪崖门主要功能是排水。直到开埠前，重庆城里人口一直不多。彭大雅筑城前，如今新华路一带还是山峦起伏、林木苍翠的山野风光。林木多了，就能蓄水。一条小溪从山林间渗出，沿正阳沟流下来，汇合了大阳沟，经会仙桥、江家巷流到洪崖洞，从那悬崖上跌落下去，形成一道瀑布。其实，说是瀑布并不妥当。那小溪之水毕竟不多，若无大雨，那水就只能星星点点往崖下滴落。崖上崖下，树绿草青，那往下滴的水珠就被映得如绿珠碧玉而有了诗意。于是，文人骚客便称其为“洪崖滴翠”。早在唐宋时期，洪崖滴翠就有了名气，后来还位列古巴渝十二景之二。如果宋末时的洪崖门也具有排水功能，那水从城门流出去，与人并行，不下大雨，或许可以。一旦大雨，想像一下，人还能在那城门洞里通行吗？再想象一下，如果城门外有道路，那道路如果又正对城门，那流水冲击道路，道路上还能行人吗？如果要将那流水引入下水道之类，岂不又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又需要几多的人力物力？事实上，1958年政府就想把那流水（已经成了污水）引入下水道，用条石从洪崖洞下修到崖上，却因那岩石向外凸出太厉害，接不住流水，污水依然“瀑布”而下。后来又从其东侧用条石修了一个下水道，依然不成功。直到1962年左右，才将那污水引入下水道，那污水瀑布才最后消失。由此也可以佐证，那洪崖门不可能修在引流排涝的洪崖洞上。

最重要的是，在洪崖洞上修城门是否必要。从现在的千厮门嘉陵江大桥东侧到临江门附二院住院部，包括洪崖洞和戴家巷，是重庆城最险要的地方，悬崖高达八九十米，城外江边陡峭狭窄，难以排兵布阵。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可能选择这段地方强行攻打重庆城。即使是派少数人趁夜色爬那悬崖偷袭，都不太可能。毕竟那悬崖太高、太陡，且有岩厦，岩石还是向外凸出的，岩石上几乎没有可供攀爬的石缝和植物，城里守军更不可能置放绳索供你攀爬，未必能够飞上去不成！彭大雅所筑重庆城，仅有四门或五门，不筑在更需要城门的地方，却筑在这不太需要的地方，让人不可思议。

我同意《城门》一文关于洪崖门是开门的结论，但是不同意宋末时的洪崖门与明清时的洪崖门在同一个地方的说法。我认为，宋末时的洪崖门应在明清时的临江门处，宋末时的洪崖门就是后来的临江门。其理由如下：

一是从位置来看。洪崖洞东侧有千厮门，明清时的洪崖门离千厮门只有三四百米远，离通远门却有一千五六百米，后者是前者的四五倍。任何人考虑修建城门，都不可能不考虑这样的距离差距。如果把洪崖门西移到明清时的临江门处，二者就会成为一比一的格局，使城门显得更协调。

 

图6  晚清时的临江门

 二是从地形地貌来看。临江门处的海拔高度虽然与洪崖门处的相近，甚至可能还高那么两三米，但临江门城外是一个宽谷。从临江门城门垂直到嘉陵江边，其平面直线距离为400多米。但因临江门东侧有悬崖，出城门后，只能靠西侧陡坡到嘉陵江边，也就是沿原临江门正街、丁字口、临江门大码头到今魁星桥下面的江边。按此计算，其平面直线距离为600多米。用600多米来缓解八九十米的相对高度，其坡度已经不足10度。虽然临近城门处依然陡峭，其西侧依然有“凹岩岩”，但东侧却依附于飞仙岩，有相对和缓的坡道与崖下相连。因高度和坡度都大大降低，从城门向外冲击也就容易得多。由于20世纪先后修公路、修缆车、修魁星楼，临江门城外的地形地貌已经大变，原来的缓坡被挖去，形成现魁星楼靠南一侧几十米高的堡坎，使没有见过当年情景的人误以为临江门城外与洪崖洞相同。其实，二者的地形地貌是大不相同的。洪崖洞是几乎笔直的悬崖，临江门城外有相对缓和的坡地。如今留下的大量的临江门老照片也可证明。

三是从文献史料来看。《城门》引用《元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汪惟正神道碑》和《新元史》已经说明，洪崖门曾经被蒙军攻击，蒙军还俘获了宋军一个叫何世贤的统制。《城门》认为：“城门之所以在战争中成为进攻的重要目标，是因为城门是城墙包裹的封闭城池的出入口，也就是城防的薄弱处和突破口。从攻守双方的投入来看，当时洪崖门应该是个开门，这样才具备军事争夺的意义，如果是闭门，双方就没有在此大打出手的必要了。”这样的结论肯定没有问题，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明清时的洪崖门位于悬崖绝壁之上，没有道路通往城外，那样高峻的城门是不可能靠攀爬去攻打的。即使有了热兵器，即使是现代，除非使用伞兵，任何将军都不可能命令下属去攻打那样高耸的城门。即使硬要攻打，即使有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使用的那些器械，成功的可能性也极小。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蒙军攻打的洪崖门位于洪崖洞上方的结论。如果宋末的洪崖门位于明清的临江门处，这个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否则，蒙军攻打洪崖门就只能当作一个悬案。

四是从洪崖的名称来看。作为一道悬崖，洪崖自千斯门开始，一直延绵到临江门。洪崖在临江门东侧现附二院住院部附近向南拐了一个近90度的弯，弯到临江门处又折而向西，临江门城外为一大片陡坡谷地。洪崖从拐弯处到临江门处100多米，被称为飞仙岩。清代，那岩下有道观名飞仙寺，飞仙岩就得名于飞仙寺。在修建飞仙寺前，戴家巷到临江门一带还比较荒凉，戴家巷东侧有地名韭菜园，说明早年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可以推测，飞仙岩得名之前，只是洪崖的一部分（重庆方言里“崖”读作“岩”，除洪崖外，都写作“岩”）。也就是说，临江门所在的悬崖，原来也是洪崖的一部分。如果宋末在明清临江门处建有城门，取名洪崖门，似乎并不唐突。

五是从临江门的得名来看。临江门是戴鼎筑城所定的名称，那时已经有了九开八闭十七门。临江门虽然面对嘉陵江，但城门外为一宽谷，城门离江边还很远。不管是以临江的距离还是以到江面的相对高度来论，十七座城门中，比临江门更临江的多的是，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以及闭门翠微门、人和门、西水门都比临江门更临江得多。例如东水门，长江发大水时，甚至可以淹到城门脚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临江门并不临江”一说。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将临江二字给一个“并不临江”的临江门，而没有给那些离江更近的城门呢？疑问之后，当然就可以产生联想。彭大雅筑重庆城，史料上说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等五座城门。戴鼎重建，很可能保留了这些城门。太平门是重庆的正门，千厮门是古门，不仅连名字也没改变，位置可能也没改变，且不论。镇西门可能就是后来的通远门，熏风门可能就是后来的朝天门或东水门（《城门》认为是南纪门），但洪崖门就值得考究了。戴鼎在洪崖洞上设了一座闭门，顺理成章这座闭门就取名为洪崖门。原来的洪崖门没有了名字，只得换一个名字。但一时又想不出一个好名字。临时想起临江二字，于是就有了临江门。虽然从临江的形态来说，临江门与其他门相比不太协调，但站在临江门上，毕竟也可以看到嘉陵江，大意不错。当然，这既无任何史料支撑，更无考古发现证实，只能算是很不严谨的推测或猜测。但推测或猜测往往也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甚至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起点。

六是从城门的格局来看。重庆城建在山上，城墙随着山势蜿蜒，少有笔直的地方。重庆九开八闭十七门，朝天门、东水门、太安门、人和门、储奇门、南纪门、临江门，包括宋末就有的千厮门，都建在城墙拐角处或城墙弯曲处。临江门所在的地方，山势从嘉陵江边往后退了数百米，城门外有较为宽阔的谷地，便于进攻的军队集聚。由于谷地的原因，城墙的险要程度相对于洪崖洞一带有所降低。在此处建城门，一是可以加强防卫，二是可以在必要时冲出城门积极防御。《城门》也有自己的“遐想”：“明清临江门位于城池由嘉陵江岸西南转向通远门高地的节点，地理形势与长江岸的南纪门非常相似，既然当时的城池已经扩展到了西部高地，从宋末洪崖门与千斯门、镇西门的间隔参差来看，在临江门这个位置辟一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这也可以成为临江门可能始建于宋末的一个理由，并可以让我们也“遐想”一下，那时的临江门可能就叫洪崖门吧。

三、商榷：关于金汤门

《城门》认为，宋末城门不止五座，还有金汤门，其主要证据是据《永乐大典》引《绍庆志》所载：“淳祜五年，续于金汤门内，委帐前张都统平筑地基，创修厫舍四十八橺。”作者认为，宋末金汤门也是一座开门，其位置应该与明清一样，“位于城池西线通远门与南纪门之间的坡缘上，在今仁爱堂外侧、雷家坡上方”。金汤门所在地方，其地形地貌与《城门》所说的洪崖门所在地方基本相同，在那样的悬崖绝壁上建一座开门，依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必要，二是是否可能。我想，对这两个问题依然可以进行一下讨论。

为便于讨论，首先应当确定金汤门的具体位置。《城门》说“在今仁爱堂外侧、雷家坡上方”是不准确的。说在仁爱堂外侧已经有点勉强，说在雷家坡上方就完全错了。事实上，从城内看，金汤门位于领事巷与山城巷交界处，也就是今军队干休所与仁爱堂相交处的外侧。从城外看，金汤门在鱼鳅石上方，与雷家坡相距至少有百米之远，二者的高度相差更是甚远，地形地貌也极不相同。同时，从南纪门到金汤门，城墙为一弧形，从西向转为西北向，转向角度近45度，不可以用雷家坡来代替鱼鳅石。 

 

图7  金汤门就在那高楼附近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在明清金汤门处设一座开门是否必要。城门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城内外的交通。金汤门外为鱼鳅石，鱼鳅石下是石板坡。石板坡从枇杷山麓一直延绵到长江边，坡度虽较其他地方为缓，依然有三四十度之陡。鱼鳅石以及雷家坡都是极其险峻的悬崖，鱼鳅石还是一道“凹岩岩”。除非神兵飞将军，是不可能从石板坡经那悬崖进攻重庆城的。甚至派小部队攀岩偷袭也不大可能。与其攻打金汤门处，不如上移300多米去攻打打枪坝（龟尾巴）处，或者下移300米去攻打南纪门（《城门》指称为薰风门）。如果此论能够成立，那么，在此设开门就完全没有必要。《城门》说：“彭大雅扩筑城池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如果将近在咫尺的西部高地暴露在外，等于拱手让与敌方一个攻城制高点，确实不合情理。”事实上，金汤门并不在西部高地上，西部高地是在打枪坝，打枪坝比金汤门至少要高二三十米，而且又是城墙转角处。如果真要在西部高地建一座开门，更应当建在打枪坝处，而不可能建在半山腰的金汤门处。如果建在金汤门处，那才“确实不合情理”。

 

图8  山坡上可以隐约看到城墙和金汤门

再说有没有可能。金汤门城内虽然是陡坡，但陡坡与城墙同向，修筑道路不成问题，且不论。金汤门外是鱼鳅石，鱼鳅石是“凹岩岩”，不可能修一条道路垂直于城门，而且鱼鳅石上也没有任何修建道路的痕迹，完全可以排除那道路是从鱼鳅石下到石板坡的。与前述的洪崖门一样，如果金汤门有瓮城，瓮城城门与城墙同向；或者像东水门一样，金汤门城门是朝向东南或西北；也就是说，出城门后道路是沿着悬崖向下或向上的呢？这样的道路也是不可能建成的。如果去山城巷的栈道上看看就会知道，从打枪坝到南纪门，整个城墙下都是悬崖，不可能找到能够通往石板坡的、可以修建道路的地方。特别是鱼鳅石与雷家坡之间的悬崖更高更陡，既不可能将道路修到岩下去，更不可能从鱼鳅石修到雷家坡。即使宋末也可以修建如今那样的栈道，可以一直顺着城墙根到达雷家坡，那也只能与南纪门（薰风门）出城道路相连。如果金汤门是开门，是为了积极防御，是为了出击进攻的敌军，请问这样的道路对出击又有什么意义？同样，如果金汤门出城的道路是上行，也只能到达龟尾巴。那么，为什么不在打枪坝修城门，偏偏要让士兵爬那样大一坡，要通过那样陡峭而又险要的道路去出击？这也“确定不合情理”。

张颖先生可能也察觉到鱼鳅石上的金汤门不可能形成开门，在他发出论文后去现场考察时，在微信朋友圈以“金汤门的位置”为题，发了两张照片，把金汤门的位置移到了雷家坡上面，正对目前还在修建的轨道交通南纪门长江大桥，也就是向东南方向移动了100多米。图片发出后，立即有人质疑，说金汤门“不会是这里”，“城墙在山崖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栈道以上”。张颖回复说：“我的意思是，只有开在这上面的城墙附近，才有路下去。”又说：“有几位朋友表示不解，甚至异议，我统一回复下。拙文推测，南宋金汤门应该是开门，那么城门附近必然有路出城。目前仁爱堂外侧、雷家坡上方段只有棚户区这里坡度较缓，且有路下去，如果要在附近设开门，只可能在棚户区上方的城墙附近。”看来，张颖先生是先主观设定金汤门是开门，然后才去现场找地方。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的作法，可能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吧？如果金汤门真如他所说的在雷家坡上方，与通远门相距达八九百米，与重庆城西北角拐弯处的打枪坝相距三四百米，相互之间如何呼应，对护卫城市有什么作用？金汤门移到雷家坡上方，离南纪门已经不足200米，需要在这样近的地方设两座城门而且是开门吗？彭大雅也好，余玠也好，他们的想法真的与我们完全不同？或者他们与戴鼎一样，在此设开门是为了风水的缘故或其他什么原因吗？

 

图9  从山城巷到鱼鳅石的栈道

《城门》一文判定金汤门为开门，主要证据就是“淳祜五年，续于金汤门内，委帐前张都统平筑地基，创修厫舍四十八橺”。但是，《绍庆志》并没有指明金汤门的位置，我们不能就此判定《绍庆志》所说的金汤门就是明清时的金汤门。《城门》也明白，因此才说“将支给西部高地的粮仓建在金汤门内这个具体位置的考量，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而且还承认“金汤门位于西部高地的南侧边缘而非中心，距西部便于扎营和操练的场地还有一定距离，且内外地势皆陡，需要平筑地基才能起仓，从区位和地势来看并不是一个较好的仓点”。为此，《城门》引入了两个要素，“即重庆城西南外侧的一字城和水运码头”。我们也来对这两个要素进行一下辩证。

修建一字城与修建瓮城一样，是为了加强防御。一字城一般只有一道城墙而没有城门，城墙与主城往往相连。由于重庆城的特殊地形地貌，可以推测这座一字城很可能也只是“城壁”而不是城墙，也就是说，城外一侧有类似于堡坎的“壁”，城内一侧与悬崖或山坡成为一体，不需要再筑一道“壁”，中间也不用大规模填土。鉴于此，这样的一字城也就可以不与主城相连。《城门》说：“从公布的考古信息和之前笔者的实地考察来看，这段西北-东南走向的宋代城墙位于南纪门外原一字街的东侧，与西南外郭成平行状，其是否为由金汤门附近延伸下来的一字城的附属设施或其他类型的防御设施，还有待确定。”我认为，一字城肯定是存在过的，但其走向却不是西北-东南向，而是东-西向，一字城与金汤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首先，南纪门到打枪坝的城墙已经十分险峻，不需要再修一条与之平行的一字城来防卫。事实上，任何进攻的敌军，来到那段城墙之下，都只能望而兴叹。面对那样险峻的的悬崖，而且相当多的地方还是“凹岩岩”，如果那个将军还要让士兵去攻打，真让人不可思议了。因此，在这样的城墙外再修一字城，不管是平行于主城城墙还是垂直于主城城墙，都完全没有必要。《城门》认为：“如果重庆西南一字城是垂直型或其中一部分是垂直分布，利用金汤门段崖壁与江岸间的落差，垂直的一字城可以对西南外侧形成直接俯冲，利于西部高地的驻军迅速地出击和回收，以加强西部高地与薰风门、西南码头之间的军事联动，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作为西部高地的补给通道；如果西南一字城不存在垂直部分，仍然可以为金汤门、薰风门与西南码头的联系通道提供安全保障。”这样的说法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当地地形地貌不可能让军队从金汤门“出击和回收”，也就失去了论说的意义。更不用说，要在鱼鳅石、雷家坡一带的悬崖峭壁上修建城墙，既不必要，更不可能了。

 

图10  南纪门城外的川道拐和一字顺城街

其次，由一字城演变而来的一字街至今犹存，位于长江大桥西侧，为东西向，与长江基本平行。1984年12月由重庆市地名领导小组编印的《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一字街条指明：“1938年后，将一字顺城街、接官厅、马房街合并，因街道较直，似一字，取现名。东北接川道拐街，西连飞机码头。”重庆凡取名顺城街的，其街道均与城墙相邻且同向，其多数都冠有城门名，例如现存的储奇门顺城街、临江顺城街（已改名为大井北巷、大井南巷）。在现存的一些晚清民国地图上，有将一字城或一字顺城街标于金汤门北侧的，也要标于金汤门南侧的，有的直接标示在那一段城墙上，也有标示在城墙外靠近长江边的，相当混乱。我认为，一字城应当在城墙之外，今长江大桥下，与今一字街基本一致。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提供的一个理由是，一字城要防御的是来自珊瑚坝的敌军。按《城门》的分析，当年蒙军攻打重庆，因两江所隔，很可能驻军于珊瑚坝。珊瑚坝虽是沙洲，但东西长达一两千米，南北宽也有五六百米。冬春时节，珊瑚坝裸露，内河与江岸可以相连，在此屯兵是没有问题的。一字城面对珊瑚坝，可以成为重庆城的第一道防线。宋末以后，再无来自珊瑚坝方向的威胁，一字城在多年暴雨和洪水的冲刷下崩塌，后人也不再修，如今早已不见踪影，也很正常。如果这样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一字城与金汤门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事实上，修公路之前，雷家坡下相当陡峭，加上燕子岩下也无路可通，出南纪门后去菜园坝只能从长江边沿一字城西行。《城门》引用的清康熙间高奣映《再游华岩记》说，由南纪门“出城而循成都大道，过一字城，梯石梯而下，路在放生池上，尽南厢则人户稀绝。”到明清时，出南纪门后可以不再从石板坡去上东大路，可以通过一字城（一字顺城街）去菜园坝上东大路，甚至可以通过黄沙溪转石桥辅去东大路。“梯石梯而下”，说明这条道路已经靠近长江边了。20世纪20年代修南区干道，通过燕子岩和雷家坡地段时，都采取外筑堡坎，然后填土的方式，而且那两段路异常狭窄，只有两车道，临江一侧的人行道不足1米，临崖一侧的人行道甚至不足半米，成为南区路的两处瓶颈。1980前后修长江大桥，2000年前后改造石板坡立交和修建南纪门立交，才采取高架桥的方式扩宽了那两段道路。

再次，在金汤门修建仓库，可能也只是想当然而已。直到晚清，当重庆所在的巴县人口已经接近100万时，金汤门内依然还相当荒凉。金汤门附近有放牛巷，放牛巷得名于有人在附近放牛，说明那一带荒坡还少有人居住。正因为荒凉，清政府才将那荒坡荒地的上段派给外国人修建领事馆，将其下段派给天主教会修教堂医院之类，因而才留下领事巷、天灯街（今山城巷）之类地名。倒回去600多年，彭大雅筑重庆城，才将今新华路以北、较场口以西，包括金汤门一带纳入到重庆城的范围中来。由此可以想见，那时金汤门一带很可能是无人居住的。要在这无人居住的陡峭的而且遍地岩石的山坡上“平筑地基，创修厫舍四十八橺”，有必要吗？有可能吗？即使是古代，仓库（特别是粮仓）都不能过分靠近城墙城门，因为不安全。一是攻城的敌军可能用弓弩将火种射入城内，引燃粮仓；二是敌军一旦攻进城来，粮仓被占，守军再无巷战反抗之力。把粮仓建在今中兴路、较场口一带，虽然离得稍微远了一点，取粮时多走几分钟，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南纪门虽然临江，是水码头，但并不方便船舶停靠。涨水月份，长江的主流水直冲南纪门江边，经常封渡。枯水月份，因珊瑚坝坝尾的影响，使南纪门码头与长江主航道相隔，往往要将船驶向下游再拐个弯倒回来，不如直接到储奇门、太平门一带停靠。《重庆歌》说：“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历史上，进出南纪门码头的主要是小型船舶，其中菜船居多。这些菜船主要来自菜园坝，大多是从珊瑚坝经内河而来。当太平门码头过分繁忙之后，原来的竹木码头移到了南纪门码头。但由于南纪门码头本身的限制，不久后竹木码头就上移到菜园坝，再移到黄沙溪。《城门》对宋末时重庆城的给养供给进行了很透彻的分析，不过进入重庆城的给养并不一定，更不是非要通过南纪门不可。因此，用这样的理由来论证金汤门为开门，可能并不恰当，当然也就没有多少说服力。即使那些给养真的要通过南纪门码头，有现成的南纪门可以进城，又何必要另修一个金汤门开门来作为通道呢？即使粮仓建在金汤门内，从南纪门沿如今的山城巷运输，比另外修一条道路也要简单得多，又何必要让金汤门成为开门呢？

《城门》说：“在宋末彭大雅筑城后至明初戴鼎筑城前，除了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镇西门、薰风门、金汤门外，至少还存在朝天门、通远门、南纪门，共有九座城门的名号。”镇西门与通远门合二为一，估计没有任何异议。剩下的八座城门，与明清时除金紫门外的八座开门也就完全相等。金紫门与储奇门相距不足200米，离得太近，其地在下半城诸城门中，如果不是最险峻的，也只仅次于东水门。不管是从军事角度还是其他角度来看，都不需要在此单独设一开门。此门为戴鼎所设，我认为可能是为了风水的缘故（详见拙著《九开八闭重庆城》下篇第15章，重庆出版社2018年3月版）。宋末时有八座城门的名号，相对于明清的八座开门，如果不是完全巧合，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遐想”。如果宋末时的八座城门就是明清时的八座开门，那么戴鼎仅仅只是增加了一座开门和九座闭门而已。当然，这就涉及到八座城门的名号问题。太平门、千厮门、通远门可能不会有异议。如果像《城门》论说的朝天门早已存在，位于两江汇合处，也可以排除。其他四座城门的名号却需要辨识一番。先说薰风门，《城门》认为薰风门是南纪门，但也有人认为是东水门或朝天门（我在《九开八闭重庆城》一书中认为是朝天门）。因为是“遐想”，我们暂时认定薰风门是东水门，又可以排除两座城门的名号问题。如果本文第二部分所说的宋末的洪崖门就是明清的临江门，又可以排除一座城门，只剩下金汤门了。

我们知道，储奇门上书有“金汤永固”四字。论险要，储奇门是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中最差的一座。虽然储奇门也坐落在陡坡上，但那陡坡只有几米高，陡坡外又是缓坡，离江面又有一段距离，说不上险要，其防卫能力相对重庆城其他城门可能最差。在此设一座城门，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地形地貌上的缺陷。可是，在这座并不险要的城门上，却书有“金汤永固”四字。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反话正说的意味呢？是不是说，虽然我的防卫能力最差，但我依然金城汤池，永不能破？既然防卫能力最差的都“金汤永固”，那么防卫能力更强的也就更是“金汤永固”了。如果我们胆子再大一点，储奇门原来就叫金汤门呢？如果这样的“遐想”还多少有点道理，还不那么荒唐透顶，明清的八座开门与宋末的八座开门也就可以完全重合。重合后可以得知，重庆城的城门除储奇门与太平门相距较近（五六百米）之外，其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就大体相等，也就具有某种形式美的意味。

当然，这只是猜想和猜测，几乎没有根据，权当我痴人说梦吧。

四、赘语：尊重常识

2013年重庆古城墙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后，人们对重庆城的兴趣日益增长，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与残存的城门城墙已经不多，关于重庆城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形态依然有很多不明之处。“仪城江州”与“李严大城”不说了，宋末重庆城的情况也相当模糊。人们对这些模糊的情况存在不同意见，也很正常。事实上，很多历史问题都可以通过不同意见的争鸣来解决。

我们知道，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后，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的科学的学术正流。按我的理解，“地下之新材料”不仅仅只是考古获得的材料，也应包括田野调查获得的材料。这样的材料有时候可能比文献资料还要重要。研究历史，不能不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古代的文献资料往往存在诸如为尊者讳、将传说当事实、甚至仅凭臆想之类的偏差，如果不加以辨析，很可能被误导。仅仅只靠这样的文献资料来论证，很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借助文献资料的记载，一些人将大禹生于蜀，娶于巴，其治水亦始于巴蜀当作定论。2017年6月，四川省公布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大禹名列第一。事实上，除成都平原外，四川都是丘陵山地，需要治水吗？大禹时代使用的木器、石器或极其稀有的一点铜器，能够在治水中开山劈石吗？显然这违背了最基本的常识（详见拙稿《大禹治水不可能始于巴蜀》，载《历史地理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29日）。又例如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说：“贼四面攻城，多穿地道，发城外塚，取棺板戴头上以御矢石。地道既通，以火药轰城，立溃。”（转引自民国向楚《巴县志》卷十二一下，见《重庆地域历史文献选编》下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5页，下同）事实上，通远门及其附近的城墙（以及西侧的“城壁”）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的，怎么能够“多穿地道”？未必张献忠有盾构机（隧道掘进机）？那样高大的石墙，全是石头砌成，其中的填充物主要是石渣，当年没有TNT炸药，即使用上两三百斤黑色火药，也不可能“立溃”，不可能轻松就炸垮。因此，“以火药轰城，立溃”的记载是不可信的。这样写，或许是作者不了解重庆城的实际情况而臆测，或许是为后来被张献忠砍掉脑壳的主战巡抚陈士奇开脱。张献忠打到重庆时，大部明军还在铜锣峡（阳关）防卫，重庆城里没有多少明军，斗志也差。《绥寇纪略》说：“诸将请背城一战，（陈）士奇不许，曰：‘若辈（你们）欲走（逃跑）耳！’”即可证明。张献忠是流寇，从来不愿意为攻打一个城池劳命伤财。他六月二十一日（农历）占领佛图关，然后打南纪门遇阻，再打通远门，二十三日（农历）就攻下重庆城，前后只有两三天，哪有时间去“多穿地道”？

彭大雅筑重庆城离现在已经700多年，其间经历过多次战乱，明初又重筑过重庆城，宋末的城墙城门可能留有一些遗址，但已经难以辨析。700多年来，地形地貌肯定有所变化。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城市建设，地形地貌变化更大。长江滨江路和嘉陵江滨江路海拔大多在185米以上，比当年枯水月份的江面高出了二三十米，减轻了人们对重庆城险要程度的直观感觉。但是，地形的主要格局还没有变，撇开那些高楼大厦，也还可以想象当年的地形地貌。在对重庆城进行研究时，多去走走，多进行一些田野调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出现常识性差错。当然，研究者首先要有尊重常识的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所谓常识，还应包括在设定的历史背景中，在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制约之下，相关事件是否可能发生的基本知识。尊重常识就是敬畏自然，尊重常识就是尊重历史。无论何人，无论何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什么方法、得到什么结论，都不应该违背最基本的常识，否则就可能闹出笑话来。在常识面前，我们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作者：李正权，男，重庆作家协会会员，2017年出版专著《九开八闭重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