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门遗址复原图

 

太平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白象街与四方街交汇处西南侧，地处渝中半岛长江左岸的一级阶地之上，北部紧邻老鼓楼衙署遗址，是重庆“九开八闭”老城门中的重要开门之一。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遗址主城门区域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了城门、城墙、道路、排水沟、水池等遗迹，通过本次发掘探明了遗址的时代与沿革，廓清了遗址布局与结构，为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1]。

太平门遗址是重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太平门遗址土样的采集和浮选工作，对研究南宋时期重庆城植物遗存埋藏情况、农业结构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信息。本次浮选工作尚属尝试性的工作，鉴于遗址的特殊性质，遗迹单位很少，因此本次采集的样品数量很少。本报告是遗址的浮选结果及对结果的初步分析。

 

一、采样及浮选

在2014年度考古发掘中，我们选取了城墙底部的排水沟淤土及南宋时期城墙夯土进行采样，采集样品3份（表一），合计土量25升，平均每份土样约8升。

表一   浮选样品采集情况

采样背景	城墙夯层	排水沟淤土	合计
数量	2	1	3

一般来说，植物考古选取的采样背景及遗迹包含物的时代要明确，因此，在采样过程中，一般不会选择城墙夯层进行采样。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太平门遗址为一处城门遗址，城门的使用年代从南宋延续到明清时期，南宋时期遗迹单位极少，因此我们也选取了2份南宋时期的城墙夯层进行采样。我们在3份样品中各选取了1份炭化稻米进行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年，3份样品的年代较为集中，年代范围在公元1165～1281年间。从2份城墙夯层出土的遗物判断，其时代为南宋时期，未发现早期遗物，则夯层内出土植物遗存的年代也应为南宋时期，当然也不排除早期遗存存在的可能性，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城墙夯层中的植物遗存的主体年代为南宋时期。为便于讨论，在本文中，我们将2份城墙夯层中的植物遗存当作南宋时期的植物遗存进行讨论。

采集的土样在当地进行了浮选，使用的浮选方法为小水桶浮选法，收取轻浮样品的分样筛规格是80目（筛网孔径0.2毫米）。浮选结果在当地阴干后，移至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整理和分析。

 

二、出土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

通过显微镜观察，从遗址中浮选出的植物遗存主要有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两大类。

（一）炭化木屑

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和其他用途的木料等。通过对太平门遗址各样品中大于1毫米的炭屑进行筛选统计，总计获得炭化木屑6.94克，对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进行换算，则遗址炭化木屑的平均含量约为0.28克/升。在实际中，每份样品所含的炭化木屑是不均等的，高的达到0.64克/升，低的仅有0.09克/升。

（二）植物种子

太平门遗址浮选出可鉴定的植物遗存1853粒，平均每升土样中出土植物种子约74粒，数量较为丰富。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多数为炭化植物种子，因G8处于饱水的特殊环境中，有机物被有效地封存于缺氧的环境，从而保存下来部分未炭化的植物种子，G8出土的161粒植物遗存（含稻谷基盘）中，未炭化植物种子148粒。未炭化植物种子占出土植物总数的7.99％。

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经鉴定，农作物遗存1765粒，包括稻谷（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四种农作物的种子；非农作物植物种子86粒，包括野豌豆（Vicia sepium）、野油菜（Brassica juncea）、野燕麦（Avena fatua）、接骨草（Sambucus chinensis）、紫苏（Perilla frutescens）、藜（Chenopodium album）、山莓（Rubus corchorifolius）、飘拂草（Fimbristylis dichotoma）、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蛇莓（Duchesnea indica）、毛果珍珠茅（Scleria herbecarpa）、莎草科（Cyperaceae）、豆科（Leguminosae）的植物种子。另外，还有2粒特征不明显或由于炭化及保存过程中损失了特征部位的未知种子（表二）。

表二  太平门遗址浮选结果一览表

  

太平门遗址出土了四种农作物，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95.25％。四种农作物中稻谷的数量最多，共1741粒，占农作物总数的98.64％，包括炭化籽粒1690粒，未炭化籽粒51粒；其中完整的炭化稻谷840粒，未炭化稻谷22粒。完整米粒呈长椭圆形，背腹较平，表面较为光滑，具2～3条纵向肋纹，胚较小，约为种子长度的1/4。遗址中还出土了117粒稻谷基盘，如果将稻谷和稻谷基盘合计为稻谷遗存，那么在太平门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中，稻谷的数量约占农作物总数的98.72％。

 

稻谷（炭化）

 

我们在出土的稻谷中随机抽取了51粒完整样品进行测量，结果显示G8淤土中出土的10粒完整稻谷粒长均值为5.74毫米，粒宽均值为3.21毫米，尺寸较大，粒形宽扁。其余41粒稻谷长、宽均值为5.41、2.35毫米，与G8出土的稻粒相比，尺寸偏小，粒形偏细长。当然G8淤土中出土的部分稻谷带有稻壳，而其余样品均为未带壳的稻米，这也会影响测量的结果。

 

稻谷（未炭化）

与稻谷相比，粟、黍、小麦的数量则明显很少。粟发现16粒，占农作物总数的0.91％，其中炭化籽粒3粒，未炭化籽粒（带壳）13粒。炭化粟粒为圆球状，较光滑，胚部较长，呈U形，因烧烤而爆裂呈沟状，长约1.7毫米、宽约1.51毫米。

 

粟（炭化）

 

粟（未炭化）

黍发现6粒，占农作物总数的0.34％。黍籽粒均未炭化，呈宽椭圆形，背部隆起。少量籽粒外壳未脱落，可见有细纵纹。带壳的黍长约8.16毫米、宽约5.64毫米，体形较大。

 

黍（未炭化）

小麦遗存发现2粒，占农作物种子总数的0.11％。小麦种子均为炭化籽粒，呈圆柱状，背部凸起，腹沟较深，两壁不贴合。对完整的小麦进行测量，麦粒长3.01、宽1.91毫米。

 

小麦（炭化）

太平门遗址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数量较少，共86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4.64％。这些非农作物种子绝大多数为未炭化植物种子，包括藜、野油菜、接骨草、飘拂草、毛果珍珠茅、山莓、蛇莓、构树共78粒；炭化的非农作物种子有8粒，包括野豌豆、紫苏、野燕麦、豆科、莎草科，数量极少，多为常见的田间杂草。

 

野豌豆（炭化）

 

三、分析和讨论

（一）关于农作物的讨论

太平门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种类有稻谷、粟、黍和小麦四种。从绝对数量看，稻谷具有明显的优势，占农作物总数的98.64％，粟、黍和小麦的数量很少；从出土概率看，稻谷出土概率高达100％，粟和小麦偏低，黍的出土概率最低（表三）。统计表明，南宋时期重庆城居民是以种植稻谷为主，兼种粟、黍和小麦三种旱地农作物的生业形态。由于本次采集的样品数量较少，无法进行深入的讨论。

 

表三  农作物数量和出土概率统计

	绝对数量	出土概率
稻谷	1741	100.00%
粟	16	66.67%
黍	6	33.33％
小麦	2	66.67%

卢华语对重庆地区宋代文献考证认为，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重庆地区重视新修水利，水田农业得到了大力发展，但仍以旱地农业为主，以种植粟为主，小麦、燕麦也得到普遍种植[2]。唐春生认为重庆地区宋代旱作农业以种植粟、小麦为主，稻谷种植有限，“惟涪、梁、重庆郡稍有稻田”[3]。从太平门遗址的浮选结果来看，南宋时期重庆城的农业结构与文献考证的农业结构有所不同，是以种植稻谷为主，兼种粟、黍和小麦的农业形态。

太平门遗址浮选出土了稻谷、粟、黍和小麦，未发现燕麦。由于植物遗存在堆积、埋藏和提取过程中都存在误差[4]，且太平门遗址采集土样的数量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浮选结果。重庆地区的农业也可能存在区域差异，重庆城区附近种植水稻、粟、黍和小麦四种农作物，未种植燕麦等作物。

（二）关于未炭化植物遗存的讨论

G8位于太平门遗址城墙底部，为一处排水的沟渠，根据遗迹的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推测其形成年代为南宋嘉熙四年彭大雅筑城之前，时代为南宋中晚期[5]，由于该处遗迹比周边的地层或遗迹位置低，沟内的淤积物一直处于饱水的状态，这种特殊的埋藏环境使得淤积物中包含的各种古代有机物处于缺氧的环境中，从而保存到现在。

G8淤土中发现植物遗存161粒，其中炭化遗存有稻谷（含基盘）、小麦、紫苏等13粒，其余均为未炭化植物种子。未炭化的植物遗存包含稻谷、粟和黍三种农作物70粒，以及藜、野油菜、接骨草、飘拂草、毛果珍珠茅、山莓、蛇莓、构树等非农作物种子78粒。

 

一般而言，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有两个来源，来源于遗址内部或通过其他途径进入遗址中。G8出土的未炭化农作物中，稻谷、粟未去壳，黍有1粒未去壳，多数籽粒比较饱满。太平门遗址所在的区域在南宋彭大雅筑城之前仍为重庆城的范围，因此古人一般不会在城区内开展农业生产活动，这些农作物遗存应是古人从遗址外带人的粮食，在储存、加工等过程中遗落到遗址中，通过流水作用最终沉积于沟内。

在G8中还发现一些未炭化的非农作物遗存。藜为一年生草本，飘拂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蛇莓、毛果珍珠茅为多年生草本，接骨草为高大草本或半灌木，山莓、构树为灌木。藜、飘拂草和蛇莓为常见的农田杂草，同时也是路边、沟边、宅旁常见的植物种类。一般情况，这些杂草利用价值不高，人们在田间清理杂草时，或将其扔掉，或将其作为绿肥加以利用，很少带回居址中。飘拂草、蛇莓、山莓、构树等植物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极大可能是零星生长于遗址屋旁或路边，种子成熟脱落后，流入沟中而保存了下来。当然，山莓、构树也可能生长于遗址外，果实成熟后被鸟类食用，种子通过鸟类粪便传播到遗址中。

 

接骨草（未炭化）

 

山莓（未炭化）

 

毛果珍珠茅（未炭化）

 

（三）关于城墙夯层中出土植物遗存的讨论

在2份城墙夯层中我们均发现了炭化植物遗存，其中Q2A⑦出土的炭化木屑含量非常高，出土的植物种子数量极为丰富。Q2A⑦出土的植物遗存主要是炭化稻米，共计1675粒，其中完整稻米830粒，破碎稻米845粒，另外还发现90粒稻谷基盘。对出土的炭化稻谷进行换算，则每升土样中出土稻谷数为239粒。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城墙夯层中出土如此丰富的炭化谷物是不常见的。Q2A⑦出土的稻谷遗存如此丰富，我们不禁要问，这只是偶然，还是古人有意为之？

 

四、 结论

太平门遗址是重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的主体年代为南宋至明清时期。在2014年发掘过程中，我们选取了南宋时期的遗迹和城墙夯层进行土样采集工作，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植物遗存。

对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显示，重庆城南宋时期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粟、黍和小麦的种植制度。在其中一份南宋城墙夯层中出土了大量稻谷遗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需要说明的是，太平门遗址采样范围和数量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重庆城当时的植物遗存状况，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需进一步开展植物考古工作。

 

附记：植物考古土样由马晓娇、孙治刚采集，土样的浮选工作由李凤完成。

 

执笔：马晓娇  邹后曦  孙治刚

 

[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渝中区文物管理所：《重庆渝中区太平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S1。

[2] 卢华语：《古代重庆经济研究》，第91~103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

[3] 唐春生：《两宋时期重庆地区的气候与农业》，《农业考古》，2017年6期。

[4] 赵志军：《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文物科技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

[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渝中区文物管理所：《重庆渝中区太平门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S1。

本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江汉考古》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