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遗址位于三峡库区涪陵区义和镇朱砂村六组的长江边上，属于2018年度三峡库区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项目之一。此次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927平方米，清理出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6座、窑址2座、墓葬1座，并获得新石器时代陶器标本255件、石器标本181件。像这类出土陶器、石器数量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重庆库区近10年来的考古发现中，是很少见的。大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8年度对大河口遗址的考古发掘，共布探方7个、扩方两个（后山坡的T8、T9除外），出土遗物数量相对较多且文化内涵相对较丰富的主要是靠长江边的T1、T2、T3及两个扩方。在这3个探方及2个扩方中，文化内涵丰富。现据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的情况（以新石器时代资料为主），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介绍。

1.遗址处的地理环境及海拔高程。

该遗址的地理环境优越，前有河流，后靠山岗，旁有小溪，台地（阶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阶地发育较好，土壤结构较优越，覆盖有很厚的土层，适宜农业种植，是史前人类活动的理想场所。大河口西北约10公里是镇安遗址，隔长江东南与蔺市遗址、西南与石沱遗址相望。蔺市遗址的地层堆积中也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与大河口遗址新石器时代陶器相似，由此可见，早在距今至少5500年以前，两岸的聚落与聚落之间就曾经有过文化交往。大河口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165～180米的区间内，活动地相对较高。远古人类活动地在这样的海拔高程地带，这在三峡地区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也是很少见的。

大河口遗址地层的堆积比较简单 ，除了T3及扩方2有一少部分可分为4个层位以外，余下的T1、T2、T4、T6、T7及扩方1皆分为3个层位。T1、T2及扩方1第3层为史前人类的生活区，出土了较多的陶器片，主要是陶器口沿和器底部位。现复原和粘对的标本绝大多数都出土于T1、T2内（以T1为主）。此外这两个探方中成形和完整的石器也较多，另还发现有动物骨骼和一些螺蛳壳。尤其是6个灰坑，亦皆分布于T1、T2这2个探方内。T3及扩方2第3层、第4层出土较多的红烧土、红陶片（泥质）。陶片较碎，初步分析，T3及扩方2第3层、第4层可能是窑址废弃层。T6、T7第3层中同样也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泥质红陶、煤炭渣和红烧土，另还有唐宋时期的瓷片和釉陶器（片）等，当为唐宋时期的窑址废弃层。

3.发现的一些文化遗迹。

主要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灰坑6个（H1～H6）、墓葬1座（M1）、疑似窑址2座（Y3、Y4）。灰坑中出土有较多的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墓葬顺江而葬，头西脚东，无随葬品。窑址分别为不规则的椭圆形和圆形，窑址内堆积主要为红烧土和一些残陶片。从窑址占地面积相对较大，窑址废弃堆积层较厚且残陶片较多的现象来分析，该窑址的使用时间是较为长久的，而且有专门从事窑业的窑工在这里工作。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在这里聚居的居民人数较为可观，人们在这里定居的时间也较为长久。事实上，此次发掘还在这里发现了汉至明清时期的墓葬和窑址，在遗址地及附近地区多处地点，都发现有被挖出的汉代墓砖，有的砖室墓局部直接暴露在外。此外在一些河坎及坡地上还发现了一些宋明时期的石室墓。T6、T7第3层堆积为唐宋时期窑址废弃层，在发掘区内还发现了好几座规模较大的近现代窑址。上述文化遗迹现象说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人类一直在这里生活劳作，繁衍生息。

纹饰陶片（水波纹）

4.陶器种类及制作工艺。

出土的陶器器类比较单一，主要是平底器，其次是圈足器和尖底器。器物形态比较规整，具有一定的制造工艺技术。出土的生产工具纺轮，反映出该遗址的先民们有从事纺织生产的技术。陶器多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然后慢轮修整。部分器物的器身和器底分段制作，然后粘接连为一体。不少器物口唇部位流行压印、戳印或滚印花边口，陶器表面多施绳纹、菱格纹，有的器身（罐类）施（加贴）箍带纹，部分陶器的口沿及腹部进行了磨光处理。另外，还有一些器物上有钻孔，这种钻孔的器物主要见于罐，个别杯。钻孔部位多在口沿与颈部中间，极少或个别在器身和底部有钻孔。

陶曲盘口罐

5.出土石器的分析。

大河口遗址中出土了一大批石制品，共400余件，以打制石片为主，石器原料来源于遗址处长江河漫滩上，当时的人们在河漫滩上对制作石器的原料经过精心挑选打制加工成型，然后再进行磨制。有的直接是挑选一些个体小而偏薄的石料，其形状大致与制作的石器接近，进而加工磨制成型。清理出的石器标本绝大多数经过磨制，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局部（刃部及两侧）磨光。石器个体偏小，尤其是一些小石锛、小石凿制作精致，堪称艺术品。个别石器钻孔。此次虽说发掘的面积不大，但出土石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地方特色之鲜明，都是过去重庆库区考古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所不曾见到的。可以想象，当时该遗址地的先民们在石器制作方面投入的人力是相当大的，其制作加工经过了从选择石料到打制成型，然后进行粗磨、细磨、精磨的整套流程。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在大河口遗址地可能有一专门制作石器的加工场所，并且有一批专门从事石器加工的“专业”人员。

2018年度对大河口遗址的发掘，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靠长江边的3个探方及2个扩方内，在这几个探方及扩方中，清理出了一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包括灰坑、墓葬、窑址等，出土了较多的陶器和石器。陶器种类比较单一但制作较规范、精致，推测当时使用这些陶器的人也并非普通居民。出土的180余件石器，器形种类丰富，具有较高的加工技术，其制作工艺不亚于现代的艺术品。发现的2座新石器时代窑址，占地面积较大（约8.5平方米）。窑址处地层堆积较厚（约50厘米），堆积中遗物主要是残陶片和红烧土且陶片层层叠叠、密密麻麻，从这一现象分析，推测该窑址曾使用了较长时间。尤其是T3东北处及扩方2，有可能是当时制作陶器的加工厂。再从出土的石器情况看，石器数量多、石料种类杂、器形多样、制作精致，因而推测当时该遗址地应当有一专门的石器加工厂（场）。在T1、T2内清理出一些动物骨骼和鱼骨，说明有从事渔猎的（专业）人员，这可能是该遗址地古居民的肉食来源。遗址处阶地发育，土壤结构较好，适合农业种植，因而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锛、石刀等，当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出土的纺轮、骨针等，说明当时已有从事纺织业和缝制衣服的人员。以上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约4000～5500年的1000余年时间里，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群，其社会结构组织较严密，功能较齐全，社会分工明确，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地位。

大河口遗址出土鼯鼠科骨骼

经过2018年度对大河口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对这一地带长江两岸阶地及部分山坡（岗）的调查与勘探，再结合以往在涪陵地区的考古发现资料，使我们对这一地带的古文化遗存有了一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一地带的长江两岸分布着较多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年代至少可从距今5500年开始往后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包括近现代）。该地区的古代先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出了特色鲜明、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大河口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迄今为止涪陵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内涵最丰富、遗迹现象最全面、出土遗物最多的一处遗址，其遗迹资料在整个重庆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中，也是很少见的。总之，2018年度大河口遗址的考古调查及考古发掘，为研究重庆库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面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随着大河口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一些相关标本检测结果的公布，必将获得涪陵乃至重庆库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所需的更多重要的信息。

作者：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