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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览丨纪念中国考古百年 ——重庆考古百年的回顾与展望
发布人:  2021-07-06

 

100年前的中国,浙江南湖游船上的曙光,宣告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00年前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科学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100年前的重庆,万州盐井沟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开启了重庆历史的寻踪。

回首中国考古百年之路,风华赓续,漫漫征程,上下求索,在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中,恰与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矢志不渝百年同行,在追寻真理大道、开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
重庆,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拥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清晰的历史脉络。重庆考古在探源巴渝文脉的百年征途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丰硕成果。

仲夏之际,长江之畔,渝中之巅。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建党百年和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的双重喜庆之际,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重庆考古百年展”于2021年6月22日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枇杷山书院负一楼正式开展。

本次展览,共收集和展出了重庆考古百年之路的珍贵照片资料400余张,重庆出土的历代文物标本40余件套。同时,通过展示田野考古工具、仪器装备和工作笔记等实物,以及考古人笑脸墙、考古人手写寄语等,让观众从新视角、多角度走进田野考古,了解考古人。

 

[展览简介]

第一单元:探险 ——考古先驱(1921-1949)

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国外的探险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重庆开展了带有业余探险性质的考古调查和少量发掘,开启了重庆乃至全国考古工作的萌芽。20年代初,以葛兰阶(Walter Willis Granger)、纳尔逊(N.C.Nelson)为代表的外国探险者考察了“重庆万州——湖北宜昌”的三峡河谷地带,发现并挖掘了万州盐井沟哺乳动物化石群。30年代,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dfersson)在重庆和三峡进行考察,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在重庆中学(现重庆市求精中学)发掘了汉墓,成为重庆考古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万州盐井沟化石产出场景

安特生(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发掘河南仰韶村遗址,揭开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

安特生拍摄的重庆

30年代末至40年代,抗战爆发后,一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迁入陪都重庆。以郭沫若、常任侠、卫聚贤等为代表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学者,在重庆江北、沙坪坝等地进行了主动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促使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巴渝大地上生根发芽。“巴蜀文化”的提出、峡区博物馆的建立、故宫南迁文物和重庆出土文物的展览等,极大促进了重庆文博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郭沫若和卫聚贤展示重庆汉墓的出土品


 

第二单元:探索 ——守护文脉(1950-1996)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开展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同时,也推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重庆考古工作的启动和发展。1951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在院长徐中舒等人的组织下,开展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等沿线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1954年巴县冬笋坝船棺葬墓群的发掘更是成为其后数十年巴蜀文化研究的基础。

1955年西南博物院更名为重庆市博物馆,1995年组建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经过四十余年努力,重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其中“巫山人”、铜梁文化、冬笋坝墓地、大溪文化、涪陵小田溪墓群、江北明玉珍睿陵、涪陵白鹤梁水文题刻以及合川、永川等地的恐龙化石,成为构建重庆古代文化序列上的关键节点。培养出邓少琴、董其祥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出版著作数十部,创造了重庆文物考古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因兴建三峡水库的动议,三峡考古工作也随之拉开帷幕。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标志着重庆考古进入以“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主题的新阶段。1994年,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正式成立,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担任组长,黄克忠任副组长,徐光冀、傅连兴等为专家组成员。全国30家文博单位和300余名高校专业人员在三峡地区展开了浩浩荡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掘工作成效显著,出土了众多珍贵文物。对重庆三峡库区的752处文物点制定保护规划(实际工作中增补35处),为此后的大规模发掘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的西南博物院

1954年巴县冬笋坝墓地发掘现场

1970年代中期,工作人员在北碚陈列馆对发掘的恐龙化石进行修复

1972年12月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现场      

1958年“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全体合影” 

1973年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罐

1973年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瓶 

1993年全国政协钱伟长副主席视察三峡文物保护工作

1994年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等一行在奉节考察 

1995年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师生在云阳李家坝遗址开展试掘工作

 

第三单元:探究 ——巴渝溯源(1997-2011)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影响广泛。配合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任务艰巨,堪称世界上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1997年至2008年,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和重庆市文物局的有效组织下,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先生等专家全程指导,全国110家考古院所和高校的考古工作者数千余人苦干十多年,全面完成三峡文物保护考古工程,共完成地下文物考古项目541项,发掘面积131.3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14.3万件,掀起了重庆历史文化研究的高潮,重庆考古事业空前发展。在这场文物抢救的壮举中,各地考古工作者不负重托,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在重庆考古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实施三峡考古工作的同时,伴随着重庆经济的腾飞,配合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亦步入常态化。2001年开始,重庆考古人成系统、成建制地投入到本地文明的追根溯源工作中,探索和完善了本地区的基本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流程。在乌江彭水电站、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等大中型基本建设文物抢救性发掘中,发掘了合川猴清庙遗址、酉阳笔山坝遗址、邹家坝遗址、清源遗址等一批重要古遗址,填补了重庆地区的空白,对于构建重庆古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6月19日,全国文物系统支援重庆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会议

2000年丰都冉家路口遗址发掘场景

2001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场景    

巫山大溪遗址大溪文化墓葬切割搬迁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大溪文化骨器 

2002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先生视察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文物  

2002年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战国鸟兽铜尊

2002年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遗址剖面

忠县中坝遗址出土东周圜底罐

2003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张忠培先生检查丰都玉溪坪遗址

工作人员对出土动物骨骼进行湿筛拣选

 三峡出土青铜器保护 

合川猴清庙遗址航拍

酉阳清源遗址发掘现场 

 

第四单元:探绎 ——传承文明 2012-至今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重庆考古转变为基本建设考古、后续三峡考古和主动考古并驾齐驱的时代。2012年“后续三峡”考古启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作为项目管理和实施单位全力推动,十余家高校和文博机构也参与其中。重点开展了巫山大水田遗址、忠县临江二队冶锌遗址等147项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万余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2.17万件/套,及时抢救保护了三峡消落区文化遗产资源。

多学科的应用、“一体化保护”理念的形成,主动意识、课题意识、问题意识的提升,促使重庆考古工作全面开花。史前考古、巴文化考古、宋元(蒙)战争防御体系考古、宗教考古等精彩不断、成果丰硕。考古简报和报告刊布量质并举,考古研究成绩突出,逐渐显现出重庆考古的特色和风格。

 

潼南千佛寺清理现场

 工作人员清理江津石佛寺佛像

2020年九龙坡冬笋坝遗址工作人员合影

巫山大水田遗址发掘区全景

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石车轮形饰

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石人形饰

涪陵古坟堡墓地2号墓

丰都汇南墓群林口墓地出土东汉陶摇钱树座

丰都汇南墓群林口墓地出土东汉陶楼

重庆历年考古成果合集

一百年前撒下的一颗种子,如今已长成巨木,深深扎根在巴渝大地。重庆考古正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肩挑社会责任,支援贫困地区,同时走向国际,与俄罗斯联合开展西伯利亚考古,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影响力不断扩大。
从探险到探绎,从社会推动到回馈社会,从外国引入到走出国门,风雨百年,在这一条并不好走的路上,留下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为探索古代人类文明而不断开拓进取、日益精进的坚定背影。
 

 

撰稿:于桂兰 余菀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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