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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田溪墓群考古发掘的记忆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21-09-07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年前,我们在重庆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地发掘的经历,恍如昨日。

2001年秋,位于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中心地带的周家下院六户人家遭受火灾。在这被大火摧毁的房基之下,文物工作者却利用物探新技术勘察确认了“异常”。据当地村民讲,他们偶尔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此打探古墓葬的情况。为了文物安全,在涪陵区博物馆的呼吁和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的努力协调下,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掘计划提前纳入2002年度三峡文物抢救计划,并扩大了原计划的发掘面积。

 

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现场围观的群众

 

小田溪墓群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区以南约20公里的白涛镇小田溪村二社陈家嘴,地处乌江左岸拐弯处的一、二级阶地上,乌江支流小田溪从墓群南侧蜿蜒流过。小田溪墓群分布范围较大,约80000平方米,依乡村公路为界划分成两个区域,公路以北为Ⅰ区,以南为Ⅱ区。Ⅰ区属于缓坡台地,上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当地砖厂取土将其地貌改变,形成碎片状分布的台阶式地形;Ⅱ区属于小田溪冲积形成的扇形平地。2002年度的工作重点在Ⅰ区,Ⅱ区做了局部勘探工作。小田溪墓群属于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工程A(最高)级发掘项目。结合既往文献综合研究,推测小田溪墓群是战国时期的“巴先王陵墓”所在地,基于此,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掘对巴文化及巴王陵寝之谜的研究至关重要。

小田溪墓群最早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里曾经有过4次小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9座,出土各类文物达200余件,其中不乏高等级、高规格青铜礼器、玉器、乐器等。1994年3月,中日联合考古物探试验研究小组在小田溪墓群的部分区域,应用综合性物探及地面电探CT技术,对地下文物进行试验性探查研究,发现部分测点物探及电探CT异常,得出“可能为巴王陵墓区所在”的结论。由于以往的小田溪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在考古界内有巨大影响力,加之物探小组给出的“异常点”认识,自然而然引起社会各界给予这次考古发掘的特别关注和无限期待。因此,这给一线的考古发掘人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们的工作成绩能不能有所突破?能不能发现形制、规模和出土物更为丰富的大墓?

 

1972年12月涪陵小田溪3号墓发掘现场

 

当时考古工地负责人方刚(现任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在工作伊始,就对即将开展的田野发掘工作做了细致的分工。工地民工的调配及管理由协作单位涪陵区博物馆湛川航负责,而我主要协助领队,负责做好田野发掘技术方面的工作。

发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寻找到墓葬,80000平方米的分布范围,要立即确定墓葬的位置有难度。虽然我们有过诸如巫山大溪遗址的发掘经历,但每个遗址地层的土质土色是不一样的,必须重新了解和把握,况且还有一些队员是第一次参与田野考古发掘。动工之初,我首先与大家一起围绕在一处田坎断面旁,此处基本能反映小田溪墓群地层的原始堆积情况。我们在现场对地层堆积情况作了详细的观察,分析了墓葬的坑口应该在明代堆积之下(缺少秦汉至唐宋时期文化层),打破生土,填土可能是由黄色、青灰色及褐色等这几种生土混合而成的五花土。掌握了这些特点,我们从Ⅰ区西部开始,利于“洛阳铲”向南进行普探。

开始一两天,没有找到墓葬的任何线索,我心里还没有什么感觉,自我安慰道:“不急,凡事得有个过程。”但在一周之后,还是没有进展,我心里不免有了一丝丝的忐忑。我们的工作方法有没有错?是不是工作粗心漏掉了墓葬?虽然我对我们的业务能力及敬业精神有信心,但我还是反复做了查验。同事们工作没有什么失误,却就是找不到墓葬在哪里。又经过几天焦急地等待,我期盼找出墓葬的心情更加焦灼。

终于有一天下午,同事金鹏功非常激动地过来和我说:“探到了墓葬,墓底发现了石块。”我心里为之一振!期待已久的墓葬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反而表现得有一点不那么自信了。我告诉他先不要声张,以免弄错。随后我俩一起到了现场,先是查看探到生土的探孔,附近的生土出现在深度约1米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有墓葬,墓口也是在1米之下;再查看发现的花土,花土的颜色与我们以前的判断相同,土质坚硬,花土和生土之间存在一个“坑”的打破关系。最后对花土的范围进行了“卡边”,花土分布在4、5个探孔范围内,花土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符合墓葬的形制要求,面积大概长4米、宽1.5米。确定找到墓葬后,我第一时间向方刚做了汇报,他也有点担心正确与否,问我能否确定。我向他详细叙述了我查验的全部过程,他非常高兴。

第二天开始发掘,该墓由另一个同事许文英负责发掘及信息的采集,我建议他严格遵循操作规程,不但要做精、做细,更要做得漂亮。他的工作很细致,受到了方刚的赞扬。该墓编号顺延以前的墓葬号数,编为10号墓。揭掉表层土后,在距地表115厘米的深处发现墓口,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长400厘米、宽140-165厘米。四壁平整光滑,未见加工痕迹;填土未经夯打,夹杂少量的绳纹陶片,陶片分夹砂和泥质两种。伴随着一件件制作精良、外观美艳的青铜器露头,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无比兴奋。该墓出土随葬品有铜器、陶器、漆器等共50件(套),其中铜器达38件,有鼎、壶、鸟形尊、鍪、釜甑、勺、削、锯等,其中的鸟形尊现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金鹏功的“洛阳铲”探到的“石头”,其实就是三角形变体卷云纹铜壶,铜壶受损程度不是很严重,最后经过专家修复,风采依旧。在深95厘米的墓底出现一棺一椁,拨开已经腐烂的棺木残片,发现骨架已经朽成粉末,仅存5、6颗表面釉质完整的牙齿。

 

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战国青铜鸟形尊

 

首战告捷。有了这批“宝贝”的垫底,我们将是否能有重要收获的“包袱”抛在了脑后。我暗自下定决心,要继续努力加油!

又一天下午,我到Ⅰ区中间位置的一批正在发掘的探方查看,在6号探沟北部发现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晚期沟槽,该沟槽不宽,仅几十厘米。在其深约50厘米的底部,我感觉土质有点变化,经过仔细观察和刮平地面,发现有一道直线。将6号探沟工作面铲去一层土后,暴露出三角形花土遗迹,应为墓葬。由于墓葬在探沟之内未能全部显露,需要扩方,扩方后该墓编为12号墓。我们后来才知道,沟槽原来是1993年发掘时开挖的探沟,由于该探沟较窄,影响了判断,当时并未发现下面的墓葬。

12号墓的发现,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热情。随后,我们在6号探沟正北方向约七八米处的11号探方内,观察到它的深度与6号探沟已经相当,即使有墓葬,也到了该露头的时候。我随即铲去工作面上的浮土,15号墓的边圹清晰的暴露了出来。一个下午找到了两座墓葬,大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5号墓就在11号探方的中间,已经完全露出,便直接开始发掘。由于利好消息不断,大家都非常开心,工作劲头十足。在方刚的指导下,大家操作得当,重要部位的清理工作由我来动手,大家共同努力,工作进度加快了许多,在最后一缕晚霞照耀人们喜悦的脸颊时,15号墓已经清理到底。

15号墓长435厘米、宽230-260厘米、深150厘米。葬具为一棺一椁,椁内棺外填满青膏泥,为棺椁的防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棺椁虽然腐朽坍塌,但与其他墓葬相比保存程度相对要好许多,形制结构、大小尺寸完全可以测量,为巴文化棺椁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器物也很丰富,有铜、陶、漆、木等质地器物,共计60余件,分为生产用具、生活用具、兵器、佩饰等。其中铜器45件,有鍪、釜、釜甑、壶、盒、器盖、勺、器座、削、刮刀、锯、斤、带钩、盖弓帽、铺首衔环等,另外还有剑、戈 、矛、钺、弩机、镞、盔。又是一波大丰收!

 

考古人员清理10号墓出土文物

 

12号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巴文化墓葬之一,随葬品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在历年来发现的巴文化墓葬中实为少见。该墓由我具体记录,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长790厘米、宽600厘米、深100-170厘米,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共计157件,器物质地有铜器、陶器、玉器、漆器、鹿角等。青铜器多达48件(套),包括生活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5类。其中,铜勾连凤鸟纹壶和俎、豆、夹组合(俎1、豆8、夹2个)及铜虎纽錞于、甬钟、钲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随葬品中还有北方秦晋文化的部分因素。根据墓葬的形制及出土器物推测,该墓年代应为秦灭巴国之后,秦代至西汉初年,墓主应是巴国王族的后裔。

 

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铜虎纽錞于

 

在小田溪墓群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重庆市移民局还在现场拍摄了影像,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每日隔时段播放的环幕电影中,唯一一个反映考古工地的镜头仅仅12秒钟,就是当时在发掘12号墓时拍摄的。画面中摄影师董小陈在拍照,每拍完一件,姚本安就提取一件器物传递于我,我再转手交给修复专家张光敏先生。

此后,我们在Ⅰ区东南方向芭蕉林附近的乌江边上进行钻探,发现有两处见到了骨头,怀疑可能有墓葬存在。于是在此布设探方勘查,结果又发现了包括出土贴金铜剑鞘的20号墓在内的7座墓葬。

 

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战国贴金铜剑鞘

 

此区域内墓葬的土质土色,是我考古生涯中遇到的最难区分的遗迹现象之一,是乌江涨水冲积泥沙形成的黄褐色沙土,由于在相似的环境下,形成的土质土色非常接近,而且堆积较厚,即使挖成土坑墓,回填的“五花土”也难以分辨。在工地负责人方刚的共同参与下,最后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刮平铲光地面,利用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的观察,反复验证,终于将墓圹的边界确定下来,原来探测到有骨头的两处地方分别是14号墓和19号墓。划出19号墓的墓圹后,一位同事关切地提醒我,担心墓圹北端划线会不会有点长。该墓长310厘米,而宽度不到100厘米。我对他的顾虑予以高度重视,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观察,在确认无误后开始发掘。该墓发掘到底部,于墓底西北角紧靠北壁处,出现一块鱼腮骨。当时到工地参观的袁东山(现任重庆市文化遗传研究院副院长)看到该墓探铲钻孔恰好穿过骨架的脊梁,问我:“钻探对于墓葬的了解,你能有多大的把握?”我说:“在黄土高原的陕西,我有接近百分之百的把握,而在这里,我百分之十的把握都没有。”这里的土质土色对于我的挑战性,绝对令我记忆终生。

 

2002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先生视察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文物

 

2003年1月初,小田溪墓群的田野发掘工作按计划圆满结束。这次共发掘墓葬13座,共出土文物近400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考古专家纷纷云集小田溪,掀起了研究探讨小田溪墓葬文化的一个高潮。其中就有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黄景略、四川大学教授林向等考古大家。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看完回到北京,还打电话过来,对器物的组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另外王川平、刘豫川、邹后曦、林必忠等领导及专家学者多次亲临小田溪考古现场指导发掘工作,为工作顺利推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这次发掘,基本解决了小田溪墓群的性质与年代问题。从战国晚期延续到东汉早期,是小田溪墓群的主要埋葬阶段。Ⅰ区东南部的芭蕉林附近的小型墓葬区域,应该是战国时期巴文化族群中普通人的公共墓地,有专家推测墓主人是巴王陵的守墓人。巴国灭亡以后,秦国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策略,巴人得以仍然保持着自身文化传统和尊崇地位,那些随葬品丰富、等级较高的墓葬应是巴人首领的墓地。大概在西汉早期以后,随着文化大一统和中原农业文明的推广,巴文化逐渐消融于汉文化,小田溪墓地也遭到废弃。

从2003年1月20号起,我们陆续离开小田溪墓地,我也回到陕西老家过年。将近5个月的小田溪野外生活,虽然经历了背井离乡的思亲之苦,也工作中遭遇了各种困扰和艰辛,但是,我们获得了满满的喜悦和幸福,非常知足!感谢小田溪的先民们,为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使我们取得了如此之丰硕的考古成果,并享受着发现其中的乐趣!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9-1375页。

【2】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重庆市文物局:《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第4-27页。

 

本文刊载于《重庆历史与文化》2021年第一期(此次编辑略有修改)

 

文稿:徐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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