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人人向往，以此为地名者，天生福运吉祥。

 

中国历史上曾有多个“长寿县”，后来都陆续改名，如湖北钟祥、山西隰县、黑龙江延寿等。而重庆长寿由县升区，今天已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长寿”命名的区县级城市。

 

可是，长寿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究竟是谁命名的？有什么用意？按照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它源自一个“文星拜寿星”的故事。

文星拜寿星

 

一、地名传说

 

据传，明朝有位宰相叫戴渠亨，一次他下乡探访民情，突遇大雨，避雨时恰好碰到一家人在办寿宴。向主人打听后方知，这家的老寿星刚好150岁，家里七世同堂，令人惊叹。主人邀请他留字，于是他写下一首“花眼偶文”诗：花甲两轮半，眼观七代孙。偶遇风雨阻，文星拜寿星。戴宰相回去后便向皇帝讲述了这件奇事，皇帝就将此地改名为“长寿”。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几乎被视为正史。然而，这其实是个彻彻底底虚构的故事，时间、人物、事件都存在明显的漏洞。

 

第一，根据史书记载，长寿得名于元末，大约为明玉珍据蜀所建的大夏国时期，并非明朝。第二，不管是大夏，还是明朝，都没有一个叫戴渠亨的宰相，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查无此人。第三，150岁的老寿星，世所罕有，叫人难以轻言相信。第四，“花眼偶文”诗从文学角度看十分平庸，怎么也不像一位当朝宰相的手笔，而且自称“文星”，也少了一分谦逊。第五，皇帝因为宰相的一段奇遇，就更改一个地名，这也许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却是帝制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第六，这个故事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如果仅凭口口相传，经历几百年却仍能保留诸多细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笔者能查到最早的记录是一篇叫《长寿县名的由来》的文章，刊登于1985年出版的《长寿县文史资料 第1辑》[1]。

 

文章作者称，长寿“县名的由来，传说纷纭”，这个故事是“较为普遍的说法”，“但此事毕竟是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可见，作者十分清醒，没有把这个故事等同于历史，只能算是一个民间传说。后来，1988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长寿县卷》[2]一书，又再次记录了这个故事。

 

故事的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是巨大的，而地名由来又缺少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人们便将故事当作标准答案来记录和传播，以至于今天很少有人质疑，长寿地名真正的由来到底是什么？

 

二、五问“长寿”

 

每一个地名，必然都有其由来。特别是县级以上的政区地名，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享有最终决定权的是皇帝。无他，只因政区地名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朝廷意识形态版图的一部分，是传承文脉、宣示皇权的重要手段。

 

地名文化研究者认为：编制地名对朝廷来说，是和编制历法几乎同等重要的工作[3]。地方取什么名字，皇帝都会慎重考虑、反复思量。中国古代政区地名变更频繁，新地名往往寄托着皇帝的特定意志。

明玉珍画像

史料记载，元末，明玉珍入蜀称帝，定都重庆，建大夏国，以乐温县有长寿山为由，改置为长寿县。

 

这个解释看起来很合理，几百年来方志史书的编写者都没有提出过疑问。然而，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综合各类资料分析就会发现，长寿得名的过程其实有诸多不寻常之处，难免令人生疑。

 

找出疑点、解答疑问，或许隐藏的真相就会慢慢浮出水面。

 

1.“长寿”究竟是什么时候得名的？

 

“长寿”地名缘起何时？史书中，其实一直没有给出明确时间，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笔者找到最早的记载是《大明一统志》：

 

长寿县，在府城东三百三十里，本楚黔中地。汉为枳县地，属巴郡，晋属巴都郡，后周并入巴县，唐析置乐温县，属涪州，宋因之，元省入涪州，本朝始置长寿县，属涪州，洪武六年改今属，编户二十七里。

 

《大明一统志》约成书于1461年，相距明玉珍重庆称帝的1362年，差不多刚好过去100年。注意，这条记录里只提到“本朝始置长寿县”，没有具体时间，也没有提到明玉珍。

 

在此之后的记载是成化年间（1465—1487）的《重庆郡志》：元末明氏撍据，改隶重庆。国朝洪武初归附，始改为长寿县，属涪州。再之后是曹学佺所著的《蜀中广记》：县国初置。万历《重庆府志》又载：国朝洪武四年归附，始置长寿县。《郡县释名》：长寿县，国初名县。

 

时间进入清代，记载就很不一样了。康熙时成书的《读史方舆纪要》载：

 

长寿县，府东三百三十里，东南至涪州百十里。汉江州、枳二县地。唐武德二年，置乐温县，属南涪州。九年，改属涪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省入涪州。明玉珍时，改置长寿县，仍属涪州。明洪武六年，改今属。县旧有土城，今圮。编户二十七里。

 

这条记录仍然没有给出得名的准确时间，但明确提出，“明玉珍时改置长寿县”。

 

此后的雍正《四川通志》、道光《重庆府志》、光绪《长寿县志》俱载，至正中，明玉珍据重庆，改置长寿县（见附录）。

 

纵观以上记载，有趣的地方在于，历代方志史书都没有明确长寿得名的具体年代，甚至对大致时间范围也表现得意见不统一。明代志书似乎统一口径，都说长寿县是本朝初年设置的，未提及明玉珍改置一事，反而后来的清代志书中多次指出，长寿县就是明玉珍改置的。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真是明朝初年改置的，为什么长寿刚一归附就立即改名？朱元璋真的就因为当地有一座长寿山？如此特别的事件，却没有在明史上留下一个具体时间？

 

明代与清代完全不同的说法，为长寿得名添加了一层迷雾[4]。没有具体时间，或许恰好说明长寿得名于明玉珍时期，乱世中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记载，后世只模糊地知道大约发生于元末，但不清楚具体是在何时。

 

时间，对历史研究极为关键。如果一个历史事件无法确定发生于何时，那就意味着对它的认知十分有限，后世对它的解读也需要谨慎对待。比如，长寿得名真的是因为有长寿山吗？

 

2.“长寿山”在哪里？

 

明、清时期的方志书中都曾提到，长寿县得名，源自当地有长寿山。

 

明成化《重庆郡志》：因县北有长寿山故名……长寿山，在县东北七十五里，其山高耸厚重不迁，故名。《蜀中广记》：乐温，志曰乐温山下有乐温滩，在县南四十里……地气长温，禾稼早熟，因之得名，志以此山人多耆耇，亦名长寿山[5]。《郡县释名》：东北七十里有长寿山也。清《四川通志》：因山为名，舆地纪胜在州西八十里。道光《重庆府志》：长寿县，郡志长寿山在县东北七十里，人多寿考，故名。

 

由以上得知，长寿山的名字来源于山下有老人村，村里多长寿老人。不过长寿山在哪里呢？上面的记录莫衷一是。

 

有的说在县东北七十五里，有的说在县南四十里，还有的说在涪州西八十里。不仅如此，长寿县原来叫乐温县，乐温之名也来自一座乐温山，《大明一统志》《重庆郡志》说，乐温山在县南五十里，长寿山在县东北七十里，而《蜀中广记》说，乐温山就是长寿山。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长寿境内，已找不到长寿山这个地名，如此重要的一座“名山”，却没能留名至今，以致我们无法用现实来映照历史。如今仍不断有人试图找到古长寿山，但各说各理，难以统一。

 

笔者并不怀疑历史上曾经有长寿山，但想试着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先有长寿县，还是先有长寿山？

 

举个例子，长寿区长寿湖，上世纪50年代因拦河建水电站而形成，以区名“长寿”命名，今天已成为AAAA级知名旅游景点。假如几百年后，因为某种原因，未来的人们只知道长寿区和长寿湖之名，他们会不会认为长寿区之名其实来自于长寿湖呢？

长寿湖

《大明一统志》距离明玉珍建大夏国时期最近，但也有100年之距，苍海桑田、物换星移，有没有可能先有长寿县，然后才有人以县名来为大山赋名呢？如果这样做的人不止一个，就会造成不同历史时期有多处长寿山的情况。

 

再比如大足区的地名，《太平寰宇记》载：以界内大足川为名。而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刘静、蓝勇则认为：很明显，应是先有大足县，次而才有大足川[6]。

 

如果不是先有长寿山，那方志里所记，长寿山下有长寿老人村，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一直认为方志地名类书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尽信。其中存有不少错误和主观内容，必须辨证地来看，如果全盘接受，就会陷入迷乱之境。

 

古人编写方志，调查手段有限，难免存误。而且地名类志书，为了要对地名作出解释，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往往望文生义，“创造”出一个地名由来。近现代地名录编写过程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

 

比如，古人将“重庆”由来解读为“二庆之间”（最早记载于《蜀中广记》），现代人解读为“双重喜庆”，都是望文生义的结果，不是“重庆”的真正含义。

 

前述长寿方志史料中，也存在类似的错误。比如，说乐温山以地气常温、禾稼早熟为名，这也是望文生义，专家考证，“乐温”系南方少数民族语词，不能按汉语词索解[7]。这样的例子举不胜数，我们今天探索地名由来，必须特别小心谨慎。

 

所以，长寿山下有长寿老人村一说，可能也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到“长寿”，必然与“人”产生联系，长寿之人不就是长寿老人吗？长寿山如有长寿老人居住，不就最能解释为什么叫长寿山了吗？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这种观点，后世作者就可能附和。这个猜想虽然缺少证据，但可能性完全存在。

 

其实，历代史志研究者也不全都认同“人多寿考”。明成化《重庆郡志》认为，长寿山以“高耸厚重不迁”而名。而民国《长寿县志》则说，当地民风淳朴，孔子说“仁者乃寿”，于是就叫长寿山[8]。这些说法主观色彩浓厚，都不是正确解释。

 

如果否定长寿源自山名，那又是因何而得名的呢？让我们把焦点转移到明玉珍身上，从整个大夏国政区版图来看，明玉珍“改置长寿”这件事，的确有些不同寻常。

 

3.为什么“长寿”是唯一例外？

 

明玉珍，1329年生，湖北随州随县人。元末，集乡勇举义，归顺徐寿辉，隶倪文俊部。倪文俊命玉珍守沔阳，并于川鄂交界处筹集军粮。玉珍溯江而上，至夔巫一带，闻重庆兵备单弱，遂率兵入蜀，连夺万州、重庆、泸州等地，进而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

 

1357年，倪文俊谋害徐寿辉未果，反为部将陈友谅所害。1360年，陈友谅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玉珍极悲痛，与陈友谅断绝往来，称陇蜀王。1362年，受部下拥立称帝，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定都重庆。1366年，明玉珍病故，在位五年，享年36岁。子明升继位，改元开熙，年仅十岁，母彭氏同听政。1371年，明升母子归降朱元璋，大夏亡。

 

明玉珍是重庆历史上唯一的皇帝，他建立的大夏国版图，逐渐扩大到四川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云贵湘鄂陕等部分地区，原有的地方建置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一是添置了一批新的州县，比如，昌宁县、綦江县、南川县。二是复置了一批曾经衰落的州县，比如大足县、江油县、资州。三是调整少数民族土司建制，比如，升石砫军民宣抚使司为石砫安抚司，降龙潭安抚司为龙潭长官司[9]。

明夏地图

在建置调整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地名更动。比如，金峒寨、金峒安抚司改为镇边五路总管府，湖南镇边宣慰使司改为沿边溪峒宣抚司等。这一类政区建制改名，突出的是地区地理特点，并没有其它特别的寓意。

 

而另一类则与避讳、避同名有关。比如，改珍州为真州，《蜀中广记》云，这是为了避明玉珍之“珍”字。还有，改下罗计长官司为珙州，当地历史上有“巩州”之名，不用“巩”字，可能是为了避河南同名的“巩县”。

 

然而，唯独有一个例外，它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它就是——长寿。

 

长寿，秦置枳县，唐代置乐温县，属涪州，宋宁宗时改为乐昌县。元代初，复为乐温县，后改属涪陵巡检司，又改为乐昌县。明玉珍时，改乐昌为长寿县。

 

从这段描述可知：第一，“长寿”这个名字在本地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二，长寿是改置，不是添置、也不是复置。第三，“乐昌”与“乐温”，从字面上看有继承关系，而“长寿”则完全没有。

 

明玉珍复置了一批州县，都使用当地旧有的地名，这或许说明，他这个人并不喜好地名创新，比较讲求实用，注重地方的历史文化传承，除非是添置州县不得不取个新名，或者历代皇帝都存在的“避讳”问题。

 

但“长寿”的确很特殊，它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这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县，却改为一个完全新的地名。虽然“长寿”与“长寿山”大概率没什么关系，但这个词本身是极有内涵的，古往今来人们都希望长命百岁，不论古人还是今人、皇帝还是百姓，取这个地名，一定有着某种用意。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改置长寿”这件事，放在整个大夏国行政建置版图中就会发现，明玉珍的这次改名行为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改地名，背后一定有特殊的意义。究竟明玉珍是对长寿这片土地有非同一般的感情，还是独好“长寿”这个名字呢？

 

4.此“长寿”与彼“长寿”有关系吗？

 

前面说过，全国原来有多个“长寿县”，后来都一一改名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县比较特殊，它与“明玉珍”之间也存在着关联，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市。

 

明玉珍是湖北随州随县人，打开地图就能发现，随县与钟祥距离很近。据考证，明玉珍举事之前，随州州治就已迁到今钟祥市客店镇的黄仙洞，可见两地的交流较为频繁[10]。

钟祥市客店镇

钟祥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是楚国的国都。南朝宋时置苌寿县，北朝西魏时改苌寿为长寿县，同时置郢州，州治就在长寿县。元代时升郢州为安陆府，府治还在长寿县。元末，长寿县废。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复置长寿县，九年（1376），降安陆府为安陆州，长寿县并入安陆州。后嘉靖皇帝以其生养发迹于此，父母又安葬于此，于是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同年复置县，命名“钟祥”，取“祥瑞钟聚”之意，府治钟祥县。

 

由以上可知，钟祥的历史十分悠久，南朝时就有了长寿县，地名延续近千年，直到元末，这个县才废了，原因很可能是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可同样是元末，远在西南的乐昌县，被随州人明玉珍直接改名为长寿县。一个县废，另一个县起新名，两个县还都叫“长寿”，看上去就像是地名从湖北迁移到了重庆，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上的确有地名迁移的现象。就以钟祥市为例，它曾经叫做郢州，“郢”这个字来自春秋时期的楚国。据说，楚文王建都于郢，后来楚国都城屡有迁徙，凡迁之地都称为郢，可见“郢”这个地名是在不断迁移的。

 

当人们来到一片新的生息之地，出于对故土的眷念，仍然把故土之名安放在新迁之地，这样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美国纽约，以前叫新阿姆斯特丹，这是荷兰殖民者以荷兰首都命名的，后来改名为纽约，意为新约克郡，这又是英国殖民者以英国约克郡命名的。甚至有种说法，四川美术学院老校区所在的黄桷坪，也是当年由川美的老师，把磁器口黄桷坪地名搬过去的[10]。

 

让我们再回到风起云涌的元末，当时由于战乱引发人口大移民，史称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大多来自湖广北部，即今天的湖北省，这次移民与明玉珍入蜀关系密不可分。

明玉珍塑像

明玉珍起义于湖北，加入徐寿辉红巾军后，主要活动区域也集中于湖广地区，所部多为湖广人士。徐寿辉被杀后，旧部多入蜀投奔明氏政权。明氏大夏国轻徭薄赋、保境安民，又吸引了大批湖北民众入蜀，致使巴蜀地区人口陡增。明玉珍添置、复置了众多州县，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湖北长寿县的居民，整体迁徙来到涪州乐昌县，然后向明玉珍提出请求，把乐昌县改为故地之名“长寿”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侨置县。而明玉珍从小就知道，家乡附近有个长寿县，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就同意改名了？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很小。虽然移民的确能带来地名的迁移，也会产生新地名，但一般都是县以下的小地名，比如某某山、某某镇，某家沟、某家坝等，能影响到政区改名的，在这次移民中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案例。如果长寿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其它地方没有呢？

长寿古镇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证据显示，明玉珍与湖北“长寿县”有何特殊的历史渊源，也没有证据表明，重庆长寿与湖北钟祥的住民在族群上有何联系。在没有新证据被发现的前提下，湖北长寿县废而涪州乐昌又改名长寿这件事，只能用巧合来解释。

 

5.“长寿”究竟有什么特别？

 

“长寿”有何不同寻常之处，能够令明玉珍特别对待？或许，从这座城市的生长过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长寿，秦汉时属枳县，唐代置乐温县，宋元时期曾两度改为乐昌县。它一直是县制，隶属于涪州。

 

根据蓝勇教授《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一书的分析，宋代的涪州，人口规模并不大，低于近邻的恭州和忠州，在长江三峡沿江各州中，处于中列。明代，长寿开始有了单独的统计数据，嘉靖、万历时期的长寿县，人口规模均仅次于巴县，如果按人口密度算，则位居长江三峡各县之首，甚至超过了巴县[11]。总之，明代的巴县、长寿已成为重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12]。

 

古代没有精确的人口统计，但从科学分析中，可以看出城市变化的大趋势。长寿的飞速发展是怎么发生的、起于何时？元代没有详细数据，但有没有可能就肇始于明玉珍所开启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明玉珍入蜀，带来了人口大移民。湖北籍居民沿江而上，大多落户于长江沿岸的州县。虽然明玉珍与朱元璋之间有战争，但均不甚激烈，对人口的损耗并不大[13]。长寿这个小县城，或许就在元末战争的缝隙中茁壮成长起来了。

 

人口增多，城市规模变大，其重要性也变得愈加突出，明成化《重庆郡志》云，明玉珍将长寿“改隶重庆”。注意，长期以来，长寿地区一直隶属涪州，现在改为隶属重庆了，这背后的含义即是：长寿与重庆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然而，大部分史书并不是这样说的，它们一致认为长寿县是在明初改属重庆府的，有的认为是洪武四年，有的认为是洪武六年。只有成化《重庆郡志》说，长寿县是元末明玉珍改隶重庆的，明初归附时仍属涪州，洪武六年才又改属重庆府。

 

成化《重庆郡志》是今日存世最早的重庆地方志，相较其它史书，长寿县沿革的记录最为详细，它也是至今唯一提到长寿县过去还有“乐昌”之名的史书。

 

虽然《重庆郡志》也误将长寿得名时间归于明朝，但笔者仍然相信长寿的其它记录是真实的。因为编修者不太可能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杜撰出一个“乐昌县”的名字，而且还注明了改名的具体时间。须知，有时间，可靠性就强一些。其他史书编修者只看到了洪武六年改属重庆府，没有看到在此之前，长寿曾经隶属重庆，在归附明朝之初，又恢复隶属涪州这件事。《重庆郡志》的编修者显然掌握了更多可靠的资料。

 

综合以上分析，大夏国时期，长寿地区可能因移民增多、地位凸显，明玉珍由此将其从涪州圈子拉入到重庆范围之内，从保卫重庆角度看，这么做或许也有军事安全方面的考虑。

 

然而，即使长寿地区十分重要，为什么一定要改名呢？继续沿用“乐昌县”这个名字不是也挺好？就算要改，为什么要用“长寿”这样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呢？“长寿”之名从未在本地历史上出现过，简直可以说是神来一笔，即使当地有长寿山或长寿老人村，但对一位皇帝来说，这究竟有何必须参照的理由呢？长寿得名的由来依然扑朔迷离、难解其义。

 

下面，笔者将尝试提出一种可能性，基于文化传统的历史推理，或许有助于发现长寿得名的真相。

 

三、一种可能

 

让我们首先从“长寿”这个词入手。

 

长寿，是人类的普遍追求，特别是帝王，常常以求仙问药的方式，寻求长生不老。

 

“长寿”的对象是人，适用的主要人类场景是——祝寿。当家里有老人过生日时，我们一般会说，“祝您健康长寿”，或者“祝您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等等。

 

据说，慈禧太后寿诞之时，长寿县令曾送上一张“百寿图”，用99个“长寿县令”之印组成一个大大的寿字，寓意百年长寿。前文中提及的“文星拜寿星”故事，虽为虚构，却也设计发生于拜寿之时。可见，“长寿”与“生日”的关系十分密切。

 

其实，“生日”与“地名”也有关系。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全国放假三天，这是皇帝的生日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将安徽的三个县合并成一个新县，以“千秋”为地名，命名为“千秋县”。几年后，他认为“千秋”这个名字不佳，可能还不够长久，于是将生日节改为“天长节”，千秋县也随之改为天长县，地名一直使用至今[14]。

安徽人文地图（部分）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唐玄宗为了庆祝生日，开创了两个先例，第一是确立生日节。唐玄宗之后，皇帝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正式成为一项制度。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生日节，比如，宋代皇帝生日节有“长春节”“寿宁节”等，元代皇帝统一使用“天寿节”名，明太祖以后，明清皇帝统一使用“万寿节”。生日节名都乐于使用“千、万、春、秋、长、寿”等字眼，核心寓意都是“长寿”。

 

第二件事就是生日改地名，地名与生日节同名，其目的也是祈福长寿。然而唐玄宗之后，史书几乎没有再提类似的事，看起来并没有成为一项传统。但是，史书没有明说的，并不代表没有发生。

 

在探索“重庆”得名由来时，笔者曾发现，宋代多位帝王的“潜藩升府”时间都与帝王家过生日有关[15]。比如，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当年十月二十二日是他的生日“会庆节”，这天他将自己封王时的潜藩建州升为建宁府。次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又将潜藩洪州升为隆兴府，“隆兴”是他新定的年号。

 

此外，孝宗的继承者宋光宗，在太皇太后吴氏生日之际，将潜藩恭州升为重庆府；在自己生日之际，追升父亲孝宗的潜藩剑州为隆庆府。“重庆”代表四世同堂的皇家，“隆庆”或来自于孝宗的年号隆兴，这两件事都有借潜藩升府以表达祝寿庆生之意，同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挖掘。

 

须知，潜藩升府必然伴随地名更改。宋代推行府制，州升为府，地位升高一级，名字也由一字州名改为两字府号。比如，康州升德庆府、恭州升重庆府、邵州升宝庆府、果州升顺庆府，等等。

 

有一个现象早已引起史学界注意，即宋代府号偏爱用“庆”字。为什么？《康熙字典》解释：庆，福也。那么，“福”又是什么？

 

儒学经典《尚书》洪范篇提到，天帝赐予大禹九条大法，即“洪范九畴”，第九条大法即“五福”，用来劝人行善，包括“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翻译过来就是“长寿、富贵、康乐安宁、遵从美德、年老善终”。“五福”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古人视之为一种人生理想、最高境界。

 

宋代对《尚书》极为推崇，论述文献为历代之最，尤其是南宋[16]，是故“庆”字也被广泛运用到地名中，蕴含祈福之义。这里面的内涵，相比唐代的“万岁千秋”和“天长地久”更为丰富。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潜藩升府”这件事，它可能有借地方升级改名，表达祝寿祈福之意。或者反过来，祝寿庆生可能才是初衷，升府改名只是一种手段。

 

用改地名的方式庆祝生日，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也有类似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纽约，原来叫新阿姆斯特丹，属荷兰殖民地，后来被英国人占领。当时正值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生日，作为送给公爵的礼物，新阿姆斯特丹便更名为纽约，意为新约克郡。

 

可见，地名在中外人眼里，分量都是极重的，甚至可以作为庆祝生日的重要贺礼。当一个人与某个地名之间建立联系，那是一件极享尊荣之事。为什么？

 

地名的本质是名称学，每一个名字，都是命名者留在世间的深刻烙印。县以下的地名，更多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产物，而县以上的政区地名，则是帝王留下的非物质遗产。

 

如果生日代表皇帝在时间轴上的专属权，地名就是在空间领域的专属权。地名一旦生成，就能保持相对稳定，生命会终结、王朝会更迭，地名却可以长久存在，延续漫长岁月、深入居民日常，命名者的名字也将被永远铭记。

 

所以，在庆祝皇帝生日之际，由皇帝赐予一个新地名，这或许才是一次完整的庆祝仪式。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长寿得名这件事。由于“长寿”的本义与生日密切相关，历史上帝王生日改地名又是一种“隐形”的传统，这就不得不让我们产生联想：“长寿”会不会是明玉珍为了庆祝生日而更改的地名呢？

 

明玉珍虽然出身农民，但既然当了皇帝，也明白皇帝该有的特权。比如，与他名字相同的州县，必须改名避讳；作为皇帝，他可以赐姓给亲近的部下；当然，他还能调整现有的地方行政建置。他是否也可能在生日的时候，象历代皇帝一样，改个地名高兴一下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得先弄清楚——明玉珍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可惜，不管是《明史》《明玉珍传》《明氏实录》等基本史料，都没有记录明玉珍的生日，毕竟那是一个王朝交替的风云年代，又是亡国的农民政权，很难保留下详细的历史记录。所幸，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

 

1982年3月，江北一工厂的施工现场，偶然发现了明玉珍墓，出土了一块“玄宫之碑”，它记录了明玉珍的生平，第一次向世人宣告明玉珍的生日：生于己巳九月九日。

明玉珍墓

玄宫之碑

生于九月九日

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生日。九月九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一般也称为老人节、敬老节，节日的主要内涵之一就是——长寿。

 

重阳节历史悠久，魏晋南北朝时已有九月九民俗，唐代始作为国家法定节日固定下来。《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经过朝廷和民间的长期推动，重阳文化深入人心，登高赏秋、赏菊饮菊花酒、辟邪祛灾、佩戴茱萸、食重阳糕、籍野宴饮、祝寿敬老、思乡忆友，成为重阳节八大核心民俗[17]。

 

菊花又被称为长寿花，饮菊花酒有祛邪祈福长寿之意。今天，“祝寿敬老”已成为重阳节最主要的文化内涵之一。

 

据考证，元散曲中写重阳节的篇目极多，可见元代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18]。明玉珍身处元末，重阳节就是他的生日节，他有没有可能把重阳文化与改地名关联起来呢？

 

根据以上分析，让我们来假象一下当时的历史：

 

明玉珍控制四川后，闻知徐寿辉被杀，于是据蜀称帝，以重庆为都城，建立大夏政权，定历法、改建制，割据一方。

 

须知，大夏国的威胁来自东面，虽然边境有夔门天险，可敌人一旦攻破，就会沿江而上、直逼重庆，所以为了国都安全，必须设置屏障。而东来移民多聚集于乐昌县，与重庆互动频繁。于是，从军事、人口、经济等角度看，紧邻巴县的乐昌县宜归重庆直管。

 

当明玉珍生日庆典时，有人提出，帝王有生日改地名的传统，何不将脱涪入渝的乐昌换取新名，标榜新形象，为皇帝祝寿庆生？这个主意立即得到一致赞同。

 

可是取什么新名字呢？由于皇帝生日刚好是重阳佳节，大夏国上下都在庆祝皇帝生日，又在过重阳节，于是有人提议取名“长寿”，一来祝福皇帝和大夏国长长久久，二来对应重阳节，体现“长寿”内涵。明玉珍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长寿地名由此产生并沿用至今。

 

无独有偶，在明玉珍之前，还有一位皇帝也与“长寿”之名结缘，她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武则天（剧照）

武则天有一个年号也叫“长寿”，这是她的第三个年号。唐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大周，改元天授。天授三年（692年）四月，又改元如意。武则天改年号极为频繁，称帝后共使用了14个年号，或许她迫切希望让天下人由年号来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

 

可如意年号才刚用了5个月，她又改元为长寿。为什么要改？史书上没说，后世一直很迷惑。不过史书记载得很清楚，这次改元时间发生在九月庚子，即九月九日[19]，也是重阳节。

 

重阳节被国家正式定名并确立为重大传统节日，主要就受益于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20]。

 

高宗李治在位期间常年多病，对久久长寿、延年益寿的九月九民俗情有独钟，他与武后夫妻二人每逢九月九，都要举行以 “祝寿”为主题的宫廷活动。

 

武则天对九月九更是钟爱有加，载初元年，她登基称帝的重大日子，就选在九月九日。由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大力提倡，每年九月九日在唐代宫廷中备受重视，至唐德宗时（788年）被确立为国家节日。

 

年号、生日节名、地名，可以整体看作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名号系统，除此以外，还有尊号、宫名等等，它们都体现了皇帝的身份、代表皇帝的意志，向世人宣示皇帝的主张。

 

武则天、明玉珍不约而同选择了“长寿”，一个作年号，一个作地名，这两件事又都与九月九日重阳节有关，把它们放在一起，或许正好可以彼此印证，代表皇帝对重阳文化的一种态度。

 

四、总结反思

 

到此，我们的长寿地名探索之旅即将告一段落，现在让我们回头对这段旅程进行一次总结和反思。

 

古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视地名，凡介绍城市，必先从地名入手，盖因地名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文化源头。

 

然而，二十四史几乎没有记录地名的由来，留下诸多悬念，引来后世不断的猜想。有的通过调查分析、触类对比可以很容易找到来由，而更多的则毫无头绪、无从破解。但是，地名理当有一个由来，也必须有一个由来，故而今天才产生了许多望文生义的解释，虽然离真相遥远，但贴合人们的情感和现实需求。

 

如果以“县”为界，可以粗略地将所有地名分为两类，县以下主要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产物，与地理、民俗、传统有关，县以上则是朝廷意志的体现，与帝王、历史、统治有关。不同类别的地名要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今天的我们要想破解县名之谜，如果只通过字面含义、古人不可靠的猜想，或以民间为视角，只会更加迷惑，离目标更远。正确的路径只能是站在皇帝视角，综合历史、文化、军事、经济、统计、民俗、语言等多学科知识，结合地名的内在规律来加以推理论证，即使相隔千年，也有可能找回地名的由来。

 

地名形成于历史长河，我们往往只重视其字面的含义，而忽视了其产生的时间，而时间，恰恰是解开历史之谜的关键。犹如现代的刑侦学，犯罪时间、地点、方法是必须首先明晰的客观事实，破解历史之谜，也可以参照用之。打开时间的放大镜，往往能发现更多有趣的历史细节。

 

最后，明玉珍在重庆的时间并不长，他开启的第一次大规模“湖广填四川”，对今天重庆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可以说贡献很大，但他也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除了长寿区得名，还有南岸弹子石大佛，它真的是为镇压水妖而建的吗？

弹子石大佛

 文：何江

 

附录

 

部分史志关于重庆长寿县之集录

 

明代：

●《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

卷六十九：长寿县【在府城东三百三十里，本楚黔中地，汉为枳县地，属巴郡，晋属巴都郡，后周并入巴县，唐析置乐温县，属涪州，宋因之，元省入涪州，本朝始置长寿县，属涪州，洪武六年改今属，编户二十七里】

 

乐温山【在长寿县南五十里】，长寿山【在长寿县东北七十里】

 

●成化《重庆郡志》，约成书于1475-1503年间：

长寿县卷：长寿在府东三百三十里，禹贡梁州之域，天之井鬼分野，周雍州之地，春秋巴地，战国楚黔中地。古未有县，秦置枳县，其地属焉，后周武成三年并人巴县。《寰宇记》唐武德二年，析巴县地始置乐温县，属南陵州，九年改属涪州，宋因之。宁宗嘉定间改为乐昌县，仍隶涪州。元至元二十年复为乐温县．亦隶涪州，后改隶涪陵巡检司，至正辛巳复为乐昌县。元末明氏撍据改隶重庆。国朝洪武初归附，始改为长寿县，属涪州。洪武六年，改隶重庆府。因县北有长寿山故名。

 

乐温山，在县南四十八里，其他温燠。六月初，民乐稻谷早熟，故名。长寿山，在县东北七十五里，其山高耸厚重不迁，故名。

 

●万历《重庆府志》，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长寿县，古巴国地。秦取巴置巴郡，为枳县地。汉、晋因之。后周省枳地入巴城县。唐武德二年，析涪陵巴县地置永安县，复析巴地置乐温县，属南粦州。九年属涪州，开元中，省永安入焉。宋仍为乐温县，属涪州，后为温山县。熙宁三年，废温山县为镇。元仍名乐温，省入涪州，置涪陵巡检司。元末为明玉珍撍据。国朝洪武四年归附，始置长寿县，属重庆府，编户三坊二十四里。

 

●《蜀中广记》，约成书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卷十八:华阳国志江州郡乐城县，在州西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按今县界有乐碛镇即其地，寰宇记曰，唐武德置乐温县，秦时枳地也，桓元子别置枳县，在巴之北、涪之南，至后周省入于巴县焉。乐温，志曰乐温山下有乐温滩，在县南四十里，元时置涪陵巡检司，因唐县址也，地气常温、禾稼早熟，因之得名，志以此山人多耆耉，亦名长寿山。

 

卷五十三：长寿县。长寿，山名，寰宇记云山下有老人村也，县国初置，实秦汉之枳、唐之乐温地矣。志云县东北五十里有乐温滩，即故县址，元立涪陵巡检司于此。

 

●《郡县释名》，约成书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四川郡县释名卷上：长寿县。国初名县，东北七十里有长寿山也。

 

清代：

●《读史方舆纪要》，约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

卷六十九：长寿县，府东三百三十里，东南至涪州百十里。汉江州、枳二县地。唐武德二年，置乐温县，属南涪州。九年，改属涪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省入涪州。明玉珍时，改置长寿县，仍属涪州。明洪武六年，改今属。县旧有土城，今圮。编户二十七里。

 

●雍正《四川通志》，成书于雍正十一年（1733）：

卷二：长寿县【本楚黔中地】汉【为枳县地属巴郡】晋【属巴都郡】周隋【为巴县地】唐【武德二年析置乐温县属南潾州九年改属涪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省入涪州至正中明玉珍改置长寿县仍属涪州】明【洪武六年改属重庆府】

 

卷二十六：长寿县。乐温废县【在县西北，唐置，属涪州，元和志县东南至州一百十里，本汉枳县地，周明帝分属巴县，武德二年改置，因山为名，舆地纪胜在州西八十里，元省入，涪州置涪陵廵司，明玉珍改置，今县西北去故县五十里】

 

●道光《重庆府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卷一：长寿县。汉，江州、枳二县地，周隋为巴县地，唐武德二年析置乐温县，属南潾州，九年改属涪州【乐温县，在县西北五十里，武德二年又置永安县，在县西南，属涪州，开元二十二年省入乐温县，又置温山县，在县西，属南潾州，寻改属涪州，宋初因之，熙宁三年省为温山镇，属乐温县】，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省入涪州【至正中，明玉珍改置长寿县，仍属涪州】，明洪武六年置长寿县【郡志长寿山，在县东北七十里，此山人多寿考，故名】，改属重庆府，今因之。

 

●光绪《长寿县志》，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

建置卷一：至正中，明玉珍据重庆，改置长寿县，属涪州。明仍名长寿县。洪武六年改属重庆。国朝因之。乐城废县在今江北厅之乐碛镇。乐温废县在今县治东北五十里乐温山下。

 

近代：

●民国《长寿县志》，李鼎禧主编，成书于1928年：

卷一：明清及今皆名长寿。按元末明玉珍据重庆，始以县北长寿山改名长寿县。洪武六年改属重庆，至今因之。

 

●民国《长寿县志》，刘君锡等修，成书于1944年：

卷一：邑名长寿，以县东北长寿山得名，宣尼有言，仁者乃寿。我邑民风素称纯朴，今非囊昔，顾名思义是可鉴矣……元置涪陵巡司。舆地纪胜，元省乐温县入涪州，置涪陵巡司府，县志云至元二十年置，按元顺帝改元者三，至元仅六年，惟至正有二十七年。明清及今皆名长寿。按元季明玉珍据蜀建国曰夏，建都重庆，洪武六年九月始以县北长寿山置长寿县，属涪州，寻改属重庆，至今因之。

 

 

 

参考资料及备注：

 

[1] 凌霜：《长寿县名的由来》，《长寿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政协四川省长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

[2] 李铭庆，李铭寿：《长寿县名的来历》，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长寿县卷》，1988

[3] （德国）罗志豪：《朝廷的地方关注：地名的证据》，《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这句话是罗志豪教授引用另一作者Cf .Enno Giele的观点。

[4] 明史很可能被人动过手脚。除了明玉珍被有意回避，就连徐寿辉的国号“大宋”，也被篡改为“天完”，这件事终于因“玄宫之碑”的出土而得以证实。

[5] 许多人说《蜀中广记》引用过《乐温志》，这很可能是个误会。如果真有乐温志，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乐温县志》，就好比《重庆府志》《巴县志》，不可能叫《重庆志》或《巴志》一样。这句话最后以“因之得名”结尾，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乐温，志曰乐温山以下有乐温滩，在县南四十里，元时置涪陵巡检司，因唐县址也，地气常温、禾稼早熟，因之得名。志以此山人多耆耇，亦名长寿山。

[6] 刘静，蓝勇：《历史时期重庆政区地名得名渊源初探》，《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9

[7] 见于余云华点校注光绪元年版《长寿县志》第130页脚注。虽然此处认定“乐温”系南方少数民族语词，不过笔者看法略有不同，“乐温”很可能是“乐碛”与“温山”各取一字而组成。

[8] 刘君锡：《长寿县志》，1944。“仁者乃寿”这个说法记载于卷一“沿革”条目内，而在“山川”条目内仍保留“人多寿考”说。

[9] 刘兴亮：《明玉珍大夏国政治地理研究——兼与陈友谅大汉国比较》，2010

[10] 这个说法源自川美老教师的口述。

[11]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根据第195、196页有关数据和表格综合而得。

[12] 李良：《历史时期重庆城镇景观研究》，2013，第95页

[13]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190页

[14] 李文君：《皇帝的生日节名》，《寻根》，2011年第1期

[15] 何江：《八百年“重庆”得名由来之谜》，《长江文明》，2019年第4期

[16] 王小红：《宋代〈尚书〉学文献及其特点》，《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6期

[17] 张彦群：《中国重阳文化之历史建构新论》，《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

[18] 张玮：《元散曲里的重阳节》，《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9] 王双怀：《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经济形势》，《唐都学刊》，2005.11，第4页

[20] 张彦群：《中国重阳文化之历史建构新论》，《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