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连涡纹彩陶是由上下平行的三角形底座上角沿长出支叉，支叉上下不闭合且反向对称，底座三角横向相连，横向带状分布；或者由月牙状叶片构成的相向而对的双勾涡状，反向对称的双勾底座或平，或斜向，或根本没有底座，且图案间往往间隔有弧线三角纹、花瓣纹、“工”字形纹、“人”字形纹和圆点纹等图案的彩陶纹饰。根据勾连线条的月牙形状及对称方式，可以把勾连涡纹彩陶分为A、B两类（图一）。A类盛行于红山文化中晚期，B类则流行于西阴文化，分别是两类文化的典型彩陶，并少量见于大致同时期的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文化之中。
图一 大溪文化勾连涡纹彩陶分类
1.大溪（M114:1）、2.雕龙碑（T2314④A:121）
大溪文化是分布于西起瞿塘峡东口，东到武汉一带，南达洞庭湖周围，北抵荆山和大洪山南麓，主要区域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地区，中心区在江汉平原西部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根据大溪文化分期研究，可分为发展序列明显的四期遗存，其中大溪文化A类勾连涡纹仅见于属于第三期遗存的大溪遗址的M144:1，表现出三角底座一端延伸二支叉，支叉顶部上下压在支叉上，并稍显闭合；M144:2的上下支叉线条反向对称，二支叉完全不闭合，且支叉外侧各有一弧线。在同属第三期遗存的桂花树、关庙山、杨家湾等遗址中表现出底座三角的开始萎缩，支叉呈完全闭合的趋势明显（图二）。B类勾连涡纹仅见于属于雕龙碑第二期遗存的T2314④A:121，表现出由勾叶、凹边三角、圆点、变体“工”字形纹组成的连续带状图案，三角一端延伸线上下对称呈涡状（图一，2）。此外，大溪文化彩陶器类主要有釜、罐、豆、壶、碗、曲腹杯、器座、盆、筒形瓶等，以花瓣纹、网格纹、弧形三角纹、绳索纹、平行线间对顶三角纹等彩陶图案为特征，并不具备演变成大溪文化勾连涡纹的纹样基础，因此要探讨大溪文化勾连涡纹的来源还应该放在时代相近的周边文化上。
图二 大溪文化A类勾连涡纹彩陶
1～2.大溪（M114:1、M114:2）、3～4.关庙山（T34④:6、T34④A:51）、5.桂花树（原报告编号图九:5）、6.杨家湾（T47⑤:10）
如上文，大溪文化A类勾连涡纹有上下平行的底座三角，而此底座是延长三角一端横向延伸形成若干个勾连的排列，并由三角顶角长出支叉。依照这个思路，在大致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属于西阴文化早期阶段的庙底沟遗址内发现了一种原报告称为“带白色陶衣和黑彩并用”，即具有上下三角底座顶端伸出支叉并反向对称的彩陶纹饰，其连续横向排列，与大溪遗址的区别仅为前者上下两排支叉反向，后者则两排支叉外侧多一条对称弧线，推测后者是前者的变体。结合大溪文化出土的带有西阴文化风格的陶器器型与纹饰，以及作为强势发展期的西阴文化给予的传播背景和影响扩张，它们之间具有直接交流和借鉴的可能性。大溪文化A类勾连涡纹彩陶来源于西阴文化是可能性极大，既符合文化的发展与互动趋势，也适应纹饰交流演变的规律。此外，西阴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勾连涡纹具有相同的纹饰发展背景，即两种纹饰均不是本土起源，也没有纹饰演变基础，更不是主流纹饰。若想要寻找其最终源头，则需要将视角投向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那里的勾连涡纹出现更早且非常盛行，演变脉络也十分清楚，并且是A类勾连涡纹彩陶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因此，西阴文化A类勾连涡纹因是受来自辽西红山文化影响的结果，表现出与来自属于红山文化胡头沟遗址内的筒形器彩陶高度的相似性，不排除是直接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图三，1～3）。此外，B类勾连涡纹具有明显的西阴文化风格，表明其与来自西阴文化元素的联系，很明显是同西阴文化进行交流与互动的产物，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属于西阴文化早期的北阳平遗址中的彩陶盆H3②:17具有相同的构图方式和母题元素（图三，4～5）。
图三 大溪文化、西阴文化、红山文化出土勾连涡纹彩陶
1.大溪（M114:1）、2.庙底沟（原报告图版八:10）、3.胡头沟（原报告图5:2）、4.雕龙碑（T2314④A:121）、5.北阳平（H3②:17）（1、4，大溪文化；2、5，西阴文化；3，红山文化）
文化分期研究表明，红山文化A类勾连涡纹产生并盛行于中晚期，绝对年代在距今约6000至5000年；西阴文化B类勾连涡纹发展并流行于早晚阶段，绝对年代在距今约6000至5000年。因此，可以推断大溪文化A、B类勾连涡纹出现的时间在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勾连涡纹彩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是一致的。大溪文化A类勾连涡纹是具有本地特色的变体勾连涡纹发展的纹饰，绝对年代在距今约5645至5505年；B类勾连涡纹因其所在的雕龙碑第二期遗存的文化性质较为复杂，通过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其文化性质大致属于大溪文化的二、三期之间，相对年代要早于A类勾连涡纹出现在大溪文化的时间。结合大溪文化A、B类勾连涡纹的传播路径，可以发现同为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向南的影响力扩张，B类勾连涡纹在西阴文化早期阶段就出现在南方汉江平原的雕龙碑遗址，与土著文化共存，保持了纹饰原有的构图与风格；而稍晚一步的A类勾连涡纹更是在空间上向南、向西扩散，距离更远，从而与纹饰原貌产生了较大的区别。上述现象表明西阴文化对外影响力随着辐射范围的扩大，以及土著文化的逐渐强大，使得其文化渗透力呈衰减的趋势，从绝对主导向逐步适应土著文化发展。此外，西阴文化中发现的A类勾连涡纹明显具有红山文化勾连涡纹发展完全成熟后的特征，表明其出现时间至少在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大溪文化勾连涡纹彩陶的传播与交流从很大程度代表了各考古学文化进行交流与互动的路线和通道，主要分为南北两个交流渠道，其中A类勾连涡纹彩陶的交流，是以所谓“Y”形文化带产生的文化扩张来到黄河流域，这也是能够在庙底沟遗址发现具有典型红山典型彩陶的原因所在。而大溪文化因其陶器形制、彩陶图案等文化现象表现出与西阴文化密切的关系，尤其是B类勾连涡纹在雕龙碑遗址中的发现，充分体现了随枣走廊作为重要的陆上交通道路，连接起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为南北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便利，也为大溪文化产生A、B类勾连涡纹彩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勾连涡纹彩陶从北向南逐步扩展影响的同时，也是西阴期红山文化强势崛起、西阴文化迅速扩张，以及大溪文化吸收包容的变化时期，勾连涡纹彩陶的广泛发展和交流体现了在大融合、大聚变的文化发展形势下，文化之间具有强烈的文化互动，生动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变化的态势与局面。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3. 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枝江关庙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杨家湾》，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9.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7期。
11.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
12.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赵冰竹：《油子岭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7年。
15.郭大顺：《从“三岔口”到“Y”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16.西阴期红山文化目前仅指相对年代与西阴文化一致的红山文化遗存，即红山文化中期。
图文：李能交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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