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阁石刻周边环境

石刻所在巨石为石灰岩，将天然石材表面打磨平整，凿出一方长2.24、宽1米的突出平面，中间阴刻“磨船背纤道”五个大字，书写顺序从右至左，字径45厘米，字距4厘米。上方刻“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下方落款“中华民国□□年”。石刻字迹工整，遒劲有力，对研究乌江航道发展有较重要的价值。因巨石自然风化、崩裂等原因，石刻表面一道左下右上斜向的贯穿性裂缝，长度107厘米，宽度约1.5厘米，落款处的“国”后面俩字正好在裂缝上，造成字迹不全，只能看出个别笔划。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设征地区文物专项调查以及本次搬迁保护方案设计前期勘察中，都将不甚完整的两个字识读为“十四”。本次搬迁保护，对石刻表面进行清洗、脱盐，用环氧树脂填补裂隙，并使用化学方法对石刻字体进行增强，但笔划不全的俩字仍不能明确，暂时仍沿用“十四”的说法。

观音阁石刻搬迁前

观音阁石刻切割搬迁后

石刻虽为民国时期所刻，不足百年时间，但所缺内容事关重要年代信息，如果不能将它确定下来，笔者始终心有不甘。好在记录的是上世纪上半叶的事，我们试着在档案文献中碰碰运气，从石刻上的机构“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入手。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记载，导淮委员会1929年7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直属国民政府，负责导治淮河一切事务，由国民政府特派或简派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委员若干组成，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可见成立之初该机构规格之高。全面抗战爆发后，导淮委员会于1938年1月西迁重庆，临时在来龙巷（今重庆市渝中区邹容支路）办公，1939年春迁至綦江办公。当时，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日军把战略眼光放在长江航道，认为只要封锁了长江，就能切断前后方的联系。在此背景之下，作为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乌江的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尤其是乌江流域盛产桐油，能通过“桐油借款”为中国抗战争取外援。所以，抗战期间的导淮委员会担任了整理川南乌江、綦江和赤水河三条水道的任务，并相继成立三处水道工程局，观音阁石刻上的“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就是这一时期成立的。据查，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成立于1938年12月，由导淮委员会技正雷鸿基出任乌江工程局局长，局址先设在涪陵，次年迁至彭水县。1942年12月，乌江工程局奉导淮委员会之命，改称“乌江水道工程局”。

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成立后，随即派员组成查勘队，沿乌江上溯勘查，将各处有碍航行的险滩、礁石和岩梁逐一绘图说明，估计施工方量。同时，组织测量队测量涪陵至龚滩之间的水道，此项工作在1939年5月完成。乌江沿途的重要险滩，根据危险程度轻重，绘制了1:500至1:2500的详图，两岸的地形则以经纬仪或大平板在野外随测随绘，按1:5000的比例尺绘制。根据这些前期水道测量情况，导淮委员会于1939年9月制定了《乌江水道整理工程》，包括涪陵至贵州思南段的改善险滩通航工程、轰炸险滩工程、开辟纤道工程和增办航行设备工程。乌江工程局成立后，根据前期测量和水文资料，在《乌江水道龚滩至涪陵初步整理工程实施步骤》基础上拟定了涪龚段轰滩纤道工程计划初步施工方案，并按计划分两期实施，其中包括磨船背在内的20处险滩和28处纤道分别被列入轰滩工程和纤道工程第一期。1939年春，乌江工程局即按计划进行施工，5月汛期来而临时暂停，10月汛期结束后又继续实施。

观音阁石刻上的机构名为“导淮委员会乌江工程局”，因为乌江工程局在1942年曾更名，题刻的时间只能是在机构成立之后和更名之前，即1938年12月至1942年12月之间。再根据乌江工程局成立之后的工作和工程实施时序，磨船背纤道工程的实施从1939年春起，当年完成了361公方的石方，余下的264公方石方在1940年6月前完成。完成这一项工程意义重大，极有可能在1939年工程完成过半后勒石纪念，落款按照民国纪年则是“民国二十八年”。另外，石刻上面“年”前面一个字虽然不很完整，但勉强能辨认出右侧形似“乁”的笔划。而纵观整通石刻，所用字体是对宋体的变形，将笔划变粗，拐弯处的处理更圆滑，这种字体下“八”字通常刻作“”，即我们经常在当时的书刊中看到的印刷体，与现在石刻上依稀能辨的笔划极其相似。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知观音阁石刻的纪年为“中华民国廿八年”。

观音阁石刻纪年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