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古巴国地。在夏之《禹贡》中，江津地为梁州域，商因之，周并入雍州。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自郡城江州移治僰溪口，地域县份自此设立。北朝西魏（公元535—556年），改江州县为江阳县，置七门郡，郡治江阳，领江阳一县。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县治迁至今几江。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因县城地处长江之要津而改江阳县为江津县。唐宋县域几经变动，直到宋末，江津县建置未再动。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江津县属四川省重庆路总督府自辖的录事司。明清隶属重庆府[1]。

游市峰墓群位于江津区油溪镇吴市社区蜂岗村三组。据《江津县地名手册》记载：“因明末将领吴鞭逃于川主庙为僧，士绅逢迎，庙为吴氏寺，乡亦改现名。23平方公里，14726人。驻地吴市场，场期一、四、八”[2]。又吴氏寺在吴氏场[3]，吴氏场距城八十里[4]。民国《江津县志》载：“吴市场隶属九区，右属六合镇[5]”。游市峰墓群西南距吴市1.9千米，周边地形开阔，以浅丘、低山为主，墓群整体面向西北，坐向东南。西北方向为云雾山末端，云雾山在此先分叉，再合拢，分叉区域为平行槽谷，槽谷内溶洞发育。东南方向为牛背山，跨过牛背山即为长江，长江在此处形成“几”字形湾，将牛背山环抱其间。

图一 游市峰墓群周边地势图

图二  游市峰墓群发掘区场景

图三 40号墓

图四 M17-2后龛

砖室墓共计12座，其中单室墓3座，双室墓7座，多室墓（三室）2座。砖室墓构造方式基本相同，均是先挖竖穴土圹，然后在墓圹内营建墓室，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用规整的青色楔形与长方形砖构筑，砖之间采用石灰糯米粘合剂粘合，墓顶表面浇筑厚约1厘米的石灰浆，起到防潮和一定程度的防盗作用。墓葬由拜台、墓外排水系统、墓门、棺床、排水沟、墓室、券顶和后龛等部分构成。拜台和墓外排水系统仅在个别墓室可见；墓门一般以单层为主，个别墓葬为双层墓门；棺床一般是采用一顺一丁铺筑，个别墓室不见棺床或者用石灰铺筑棺床，棺床四周设有排水沟；后龛有方形、三角形和梯形三类，以梯形为主；部分墓葬两室之间有通道相连；无论是双室墓还是多室墓，墓室之间均不共用墓壁。

图五 11号墓

图六 33号墓出土器物

另外，二次葬现象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根据埋葬特征，二次葬大致可以分为单人二次葬、多人二次葬、二次葬与其他葬式并存的墓葬及迁入葬和迁出葬。根据埋葬过程的不同,二次葬存在同穴同室二次葬、同穴异室二次葬和异穴二次葬等[6]。对于二次葬，目前学术界通常将其定义为一种较为独特的葬式。王计生先生认为：“二次葬的葬式是将死者的皮肉和内脏等软组织焚烧之后，把骨骼收拾起来再加以埋葬，它是我国葬俗中的一种埋葬形式。”[7]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二次葬，是指采用风化、土化、火化、水浸等不同方式使死者的皮肉、内脏等软组织腐烂之后，把骨骼收拾起来再作一次或两次以上的处置的埋葬行为[8]，也有人称之为洗骨葬，或捡骨葬[9]。这类墓葬的主体既有成年人，也有婴幼儿。同时，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未成年人墓葬的考古发现表明，未成年人聚葬区所在的位置有两种可能形式：一是聚葬于房址附近，二是聚葬于墓地边缘。这些单独埋葬的未成年人可能以年龄较小的婴幼儿为主，葬俗与成年人有别[10]，显示一种维系家族（氏族）亲属血缘的关系。

游市峰墓群类似这类墓葬发现两座，规格较小，编号24号墓和25号墓。24号墓，石室墓，单室，紧邻12号墓，叠压在11号墓之上。宽约0.5米，进深1.2米。墓室构造极其简单，简单用条石围合盖顶，墓内未见任何遗物。25号墓，石室墓，并列三室，紧邻37号墓，叠压在22号墓之上。单个墓室长0.94米，宽0.32米，高0.32米。墓室构造极其简单，也是简单用条石围合盖顶，不见任何随葬品。这类墓葬在发掘过程中对其墓室内填土进行了仔细辨识，由于保水性过强，加之填土较浅，未见任何遗物和其他迹象，其性质是否为二次葬？埋葬主体为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验证。

图七 25号墓

总体来看，游市峰墓群发现的墓葬虽然遭到破坏，部分仅剩墓室底部，但其整体规模较大，叠压打破关系较多，出土随葬品较丰富，器物组合固定，为研究重庆地区明代墓葬的空间布局、丧葬习俗和出土遗物的演变规律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