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通远门城门（拍于城内）

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是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

图二 城墙上的《张献忠破通远门》浮雕

古代的重庆城，有城门九开八闭共十七道，应“九宫八卦”之象而筑，以示“金城汤池”之意。通远门位于正西面，是重庆城唯一的陆门，是通往外地的陆路起点，故称“通远”。通远门的前身为镇西门，基址为三国蜀后主刘禅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蜀都护（都护总管内外军事，相当于为最高军事统帅，其职权接近于大将军或者是大都督）李严修筑的江州城墙和南宋理宗赵昀嘉熙二年（1238年）重庆知府彭大雅为抗击蒙古铁骑修筑的石基构造墙。现存的城墙及城门遗址为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1368年——1398年）初，重庆卫所指挥史戴鼎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修筑的石砌城墙及城门。

通远门自建成以来发生过两场惨烈的战事，有关史实在诸多史料中都有记载。

　　其一、张珏死守通远门。南宋理宗赵昀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战死后，蒙古军队退回大漠，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建元，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攻入临安南宋灭亡。宋端宗赵罡景炎三年（1278年）强攻重庆，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张珏死守重庆城，抗击元军，血溅通远门。

　　其二、张献忠攻破通远门。明毅宗朱由检崇祯一十七年（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大西王”张献忠率六十万军马，围攻重庆。经6天激战，终攻破通远门，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东重镇重庆城。

重庆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抢救和保护历史古迹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十分重要。位于渝中区七星岗街道金汤街社区中山一路、和平路、金汤街交汇处的通远门，系控扼重庆城西部陆路交通的重要城门，是重庆仅存的四座城门（东水门、太平门、人和门与通远门）之一，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渝中区文物管理所联合调查确认的通远门段城墙也是重庆现存约4360米城墙、唯一一段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墙遗址。通远门原为曲门两重瓮城形制，瓮城已毁，现存主城门。主城门形制特殊，乃石构券顶“闸板”门。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系2004年渝中区重点建设项目，由渝中区人民政府投资，于2004年4月开工，2005年2月建成开园。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由广场、城墙、雕塑组成。雕塑叙述了老城墙筑城、守城、攻城的历史故事，是游人感受重庆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

图三 通远门城外官军进攻的雕塑

渝中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母城的首善之区，在保护、传承、发挥祖国文化遗产作用方面，作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事；然而，在保护通远门与城墙遗址，建成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的工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三个违背历史事实、不符合文化遗产保护常识的问题，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

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的《张献忠破通远门》雕塑展示：一群身着明代制式铠甲、头戴兜鍪（头盔）的官军，或骑着高头大马，或手持军旗、大刀、长矛、盾牌、弓箭，或攀爬倚靠着城墙的云梯，攻打通远门及其城墙；城墙上身着百姓服装、裹着头巾的农民军手持弯弓，甚至举着石头俯身防守。雕塑的作者试图表达，官军是貌似强大的，必然是进攻通远门及其城墙一方；农民军相对弱小，自然只能是守卫通远门及其城墙一方。

殊不知，这完全和通远门的史实相背离。诚如上文提及：明朝崇祯末年的川渝地区，强大的一方恰恰是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六十万军马围攻重庆，弱小的一方才是防守的犹如惊弓之鸟的大明官军。激战数日，张献忠农民军攻破通远门，占领川东要塞重庆，张献忠农民军俘获了大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重庆知府王行俭、巴县知县等一干明朝官员，然后通通处死。

城墙上雕塑标题也明明白白、赫然命名为《张献忠破通远门》，而展示的雕塑内容却又是“官军进攻守城农民军”。如果说相距几百年时间的历史史实不易为市民知晓尚情有可原；但像这样相互矛盾的低级错误，居然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一十六年之久而岿然不为大众所知，岂非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民的基本文化素养犹如退潮后的裸泳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图四 城墙上防守的农民军雕塑

当我们从城墙外登上若干石质阶梯，或从城墙内通往城门洞，就能够看见构筑在崖壁上、高高的通远门城门。城墙外与城墙内硕大的拱形券顶上与城墙垛口之间的“通远门”额坊，都双钩镌刻有斗大的“通远门”三字。该额坊系建设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时新配置的，其文字的书体为行楷、繁体、左书（从左往右书写），因历经十余年的日晒雨淋，已有斑驳风化之景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方块文字的书写形式是竖书（从上往下书写），诸如匾额、额坊等上面需要横写的文字，则是右书（从右往左书写）。根据《重庆古建筑旧影志》中，由曼利拍摄的、清末民初的通远门老照片与清代后期艾仕元绘制、藏于法国图书馆的《重庆府渝城图》中的通远门显示，通远门拱形券顶上与城墙垛口之间的“通远门”额坊文字的书体也确为行楷、繁体、右书，二者相互印证。现今“通远门”额坊上左书的“通远门”三字是违背史实与古代文化常识的。

当代社会，国家对文化遗产的宗旨是传承、保护与利用。作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重要载体的通远门城墙及城门遗址，应该在不改变原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不是脱离史实，凭想象随意改变文物本体结构及其内涵；只有这样，才符合习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

图五 曼利拍摄的清末民初的通远门

建成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和平隧道，系并列双孔弧形拱顶结构、条石衬砌，开凿于通远门城墙下，是连接城墙内的和平路与城墙外中山一路的重要通道。

现在，当你面对城墙、城门或隧道方向，近距离站在宏大的和平隧道前，是看不到通远门城墙及城门的；但能够清楚地看见和平隧道左孔侧边墙体中嵌有一块长方形的黑色大理石《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标志碑。具体内容如下：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水门、通远门及城墙

——通远门、城墙——

重庆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九日公布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政府立

因为通远门城门洞与和平隧道孔洞的正立面上方都有“拱形”顶，外形极为相似，而文物保护标志碑嵌在和平隧道孔洞旁，却又远离通远门城门洞，使得不少市民想当然地把和平隧道孔洞当作通远门城门洞了，造成认知上不必要的混乱。

图六 清代《重庆府渝城图》（局部）中的通远门

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渝中区又是重庆的母城所在，固化历史根基，厚培文化元素，是非常重要的。鉴于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存在的以上三个问题，进行以下整治和改造则是迫在眉睫的事：

图七 和平隧道孔洞旁的文物保护标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