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化》是由原重庆市博物馆编辑的论丛，以“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使巴渝的历史、现状、文化个性显得清晰起来，并以其多姿多彩丰富祖国历史和文化”为宗旨，从1989年至1999年，共出版了四辑。进入21世纪后，三峡文物保护和三峡博物馆建设两件大事开创了重庆文博事业新的格局：原重庆市博物馆整体并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下同）独立建制。为了在更大的视野范围认识重庆和三峡的历史文化，有必要从中华文明中长江母亲河的角度推动研究，博物馆主要的学术平台《长江文明》由此诞生。此后，《巴渝文化》未再继续出版。

《巴渝文化》第4辑自出版以来，已经过去22年，这期间学术界对“巴蜀文化”“巴渝文化”的关注讨论盛况空前，新的文物考古重要发现也层出不穷。单就“巴渝文化”而言，今天，虽然学术界乃至公众对其认识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为深入，但研究面在不断扩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更多领域有待探索。有鉴于此，重庆市巴文化研究会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支持下，决定承袭《巴渝文化》的编辑出版，希望这个以文物考古实物证据和历史文献相结合为特点的学术阵地，能在重整中华文明的世纪浪潮中，为弘扬重庆地域文化尽其绵薄。

本辑所收论文，若干来自近年来重庆市巴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年会，此外也有不少最新研究成果。石器时代两篇论文，高磊对龙骨坡遗址争议问题做了理性梳理，邓晓则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指出环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石质人像雕刻在我国的原始艺术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一页。方刚在综述中回顾了重庆地区40年来夏商周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情况，蔡亚林回顾了巴文化的研究历程、遗存特点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分论中白九江通过比较秦在巴、蜀的羁縻策略，指出这一做法为中国后世近两千年边地民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白九江还在《巴盐的社会化生产——兼论其对区域文明的构造和影响》一文中研究了三峡地区以盐业为中心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形成了巴文明的重要经济支撑，并深刻影响了先秦时期巴、蜀、秦、楚的“国际”关系。文中使用统计学的方法，指出中坝遗址在1400余年间“估计共使用了约3.5亿件制盐陶器”“可达约6.29亿公斤盐品”等，这样的数字令人印象深刻。此外，曾超和岳精柱的论文分别研究了夏代夏人移民巴地和巴人的族群及其移民问题，肖碧瑞的论文选取巫山这一“巴头楚尾”的特殊区域，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这一地区东周至汉代文化的消长进退。专涉汉代有林必忠和于桂兰的译文，翻译了葛维汉1936年发掘三座汉墓后所写的报告，这是重庆近代考古的重要一页。涉宋代的三篇论文中，蒋晓春以6年多时间对40余处宋军山城遗址的调查为基础，总结了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利用山水地势的特点。李凤则使用动物考古的方法，对太平门遗址浮选获取南宋中晚期的褐家鼠下颌骨标本研究，探讨了该遗址反映的环境特征和人类行为模式。刘兴亮对杨秉元墓志的考议，不但揭示了其人史籍阙如的生平履历，而且增加了对宋代彭水士人家族的沿袭、婚宦、科第等情况的了解。明清时代，黄权生《明清嘉陵江流域（涪嘉渠三江）的森林变迁》和位光辉《明清时期的合州水患及防灾、赈灾探析》着眼于生态环境及防灾减灾的历史经验教训，极具现实意义。方珂通过明代四川土地“投献”蜀王府的现象研究，揭示了当地土地和宝顶寺庙、石窟的关系。顾来沅则据清代重庆老牌金店“翕和老店”出产的战袍饰件，研究了传统鎏金鎏银工艺的发展，这是巴渝传统工艺方面不多见的成果。明清时代的人物研究成果较多，方刚《明吏部尚书蹇义生平考》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出土的蹇义神道碑，作蹇义年谱并进行考证。陈东则对明代共出十一位进士的巴县刘氏家族进行研究，重点解读了刘规、刘台、刘春墓及其墓志（表）。杨鹏强研究了石柱马氏追溯其祖源为伏波将军马援的祖源重构现象，指出其对于主流文化和国家政治认同、对土司管理、族群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林必忠通过对何得龙墓枋《墓志小引》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重庆清代后期武官的生平事迹，事涉若干重要历史事件。在跨时代综合性研究中，薛新力《巴渝古代文献述略》分晋以前、晋至宋、宋至清三个时期，梳理了重庆地方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古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黎小龙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2016年万州年会上提交的《“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梳理了“巴蜀文化”的来龙去脉，指出“巴蜀文明”和“巴渝文化”概念的产生正是研究深入的必然，回答了对“巴渝文化”的各种质疑。近年，“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已经列入国家重大课题“考古中国”中，巴渝文化研究开展也有30余年的历史，《“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一文，正是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对既往学术史的适时总结，该文还对《巴渝文化》1—4辑的学术成果做了系统整理，从这一角度看，这篇文章也是《巴渝文化》第5辑出版和以后将继续面世的深度说明。

文稿：刘豫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