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旦初在《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1]一文中对西方史学和考古学思想的传入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之影响作了介绍，汪荣宝1902年在《译书汇编》发表的《史学概论》是国内第一篇介绍史学研究法的译作。关于留学生与考古学学术成果的发表，徐玲在《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2]一书第三章有过专门讨论，《留学生与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3]一文指出西方考古学知识在中国开始被规模引进传播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并对留学出身考古学者群体的译述传播活动及影响进行了研究。徐坚在《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4]一书第九章也探讨过外国考古学译著在华传播对中国考古学进程的影响。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术语的本土化，刘斌、张婷《中国早期考古学术语体系的构建历程（1873-1949）》一文着重叙述了中国早期考古学术语体系的翻译译介、本土化发展的形成过程。[5]何文竞《民国“黄金十年”的考古学教材》一文对1928-1937年国内考古学教材和西方理论教材的译著进行了梳理。[6]陈最锋《中国近代考古学翻译与考古学学科构建分析》一文亦认为考古学翻译对学科构建尤为重要。[7]

晚清至民国的西学汉译文献浩如烟海，本文所讨论的民国时期考古学汉译文献，指1912-1949年国内出版的考古学译著（不含论文），大都由文献目录出版物收录，逐一查实并甄选而得。目前国内已出版的考古学书目索引，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早期考古学著作汉译情况与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其中重要的如杨炼《各国出版统计》一文中对1931年英、美、法、德、前苏联、意、日等国出版的历史类图书统计为5208种。[8]李平心编，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1912-1935年间国内出版新书约2万种，其中历史地理类译书统计为641种。[9]《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刊物，该刊重视国内外新出版的图书介绍，专设栏目《新书提要》进行刊载，据统计，共刊载历史地理类书介86种。[10]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收录的考古学书目统计为2380余条，引用丛书130种。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1911-1949）》收录书目11029种，其中考古类书目统计为300种。袁同礼遗著、范德本（Harrie A.Vanderstappen）教授续辑，于1975年伦敦Mansell出版社出版的《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The T.L.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收录了1920-1965年间用西文发表的研究中国艺术及考古的专著、书评、展览目录、期刊文献及其他有关资料。[11]陈湛绮主编的《民国文物考古期刊汇编》（附博物馆馆刊）全24册，于2006年出版，收录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河南博物馆馆刊》《四川博物馆馆刊》等民国学术期刊18种。

李平心编《（生活）全国总书目》

《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

据笔者统计，1921-1949年间国内出版的考古学译著（不含论文）约43种（重版重印不计）。从出版时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1912-1928年有5种；第二阶段1929-1937年有34种；第三阶段1938-1949年有4种。

表1 1912-1949年国内出版的考古学译著（不含论文）出版时间分布

从内容上来看，一般都由封面书名、译名、目录、序跋文、正文及各种图版组成。如桑椹编纂的《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一书收录现代考古学及相关著作序文58篇。从文献来源及发表方式来看，其中以丛书出版的有21种，单行本出版的有22种。从译述方法上来看，可分为全译、节译、摘译、译编、译介等。从出版机构来看，除官营出版机构、学术机构、高校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也参与了考古学译著出版。从出版地来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和上海等地。

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

表2 1923-1941年国内出版的考古学译著（不含论文）来源统计

从作者和译者群体上看，所译国别来源以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为主（见表2），1923-1941年间，译自瑞典的考古学著作有8种，译自英国的考古学著作有3种，译自法国的考古学著作有4种，译自德国的考古学著作有4种，译自美国的考古学著作有1种，译自日本的考古学著作有21种，译自加拿大的考古学著作有2种。参与汉译的中国学者以留学生群体为主，如袁复礼、郭沫若、向达、腾固、冯承钧、胡肇椿等人均是具有影响的留洋学者。

二

20世纪以来，英文、日文版的考古学著作、译本逐渐增加，从史学到考古学，翻译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考古学汉译图书文献，不仅为我们了解海外学者有关中国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文献学资料，而且对于研究早期中国考古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历程、中外考古学学术交流史及翻译史，也有重要意义。为便于利用民国时期考古学汉译文献，本文选取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瑞典、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考古学著作汉译情况作如下简要介绍。

1.汉译瑞典学者著述情况。

瑞典有关中国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12]从20世纪初起，瑞典学者先后来到中国后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考古学论著约十余种（不含论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在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历史地理、中国艺术研究、青铜器等领域均有建树。

安特生（J.G.Andersson）

安特生（J.G.Andersson）是“一位划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的拓荒者”（高本汉，1961）[13]，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1年之久，1949年前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著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据重要位置，迄今已有7种中译本付诸出版。安特生于1914至1925年间受聘为北洋政府的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成立后，他于1921年与地质调查所合作，6月安特生等人调查发掘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数十具人骨及一批石器与陶器。这次考古发掘成果《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engtien），由袁复礼节译。发表于地质调查所《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1923年出版。该刊于1922年开始发行，其中，丁种属于专门的古人类学专业杂志，可谓中国近代最早获得世界声誉的科学刊物。1921年冬，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这一考古发现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译作《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发表于《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原文用英文写成，由从美国专习地质学学成归国，参与发掘的袁复礼节译为中文摘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于1923年出版。袁复礼还应邀撰写《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一文，1923年1月，发表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4]2011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奉天锦西县（今辽宁省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层》报告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发表于《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

安特生于1923年—1924年间，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先后发现了临洮辛店、广河齐家坪、临洮马家窑、广河半山、民和马厂、临洮寺洼山、民勤沙井等甘肃大部分有代表性的古文化遗址。《甘肃考古研究初步报告》（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瑞]安特生著，乐森璕将书名译作《甘肃考古记》，1925年6月，发表于《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2011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该书还收录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Black Davidson）著，李济译《甘肃史前人种说略》（Notes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一文。“《地质专报》是1919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办的不定期专刊，分甲、乙、丙3种，主要刊载某项专题研究成果或某个区域地质报告，共出版专报21册，1947年停刊。”[15]

《黄土地带》（Den Gula Jorden Barns）英译本名《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瑞]安特生著。1933年伦敦出版。周霞节译该书第一章，以“我怎样在中国开始考古工作”为题，1941年发表于《世界文化》第二卷第五辑。[16]陈星灿节译该书第十九章，以“阿芙罗狄忒的象征”为题，发表于《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17]

《远东地形与考古之研究》（Topograph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Far East）。[瑞]安特生著。该书共分四章，卷首有致高本汉教授五十寿辰贺信，1939年发表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一卷。《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是重要的汉学研究刊物，是安特生创办该博物馆时同时创办，由历任馆长兼任主编，每年出版一卷。卞美年和袁复礼分别撰写《远东地形与考古之研究》译介书评二篇，1940年发表于《地质论评》。[18]1940年第1期《图书季刊》附录中亦有节要译介。[19]

《西宁朱家寨遗址》（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 Hsi Ning Hsien Kansu）。[瑞]安特生著。该书是朱家寨遗址和墓地的调查发掘报告，全书共92页，前面文字加图版共63页，图版29页，1945年发表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七卷。1992年2月，刘竞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沙井遗址》（The Sha Ching Sites）。[瑞]安特生著。该书节选自《中国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e）第 21章“沙井遗址”，原著发表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五卷，1943年出版。书名为译者所加。另将散落于其他五章中的沙井文化论述，以附录形式加以译注，2017年12月，李勇杰译，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河南史前遗址》（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瑞]安特生著。原著发表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九卷，1947年出版。全书包括文字124页、地图4张、图版149张，共277页，英文。2021年9月，王涛、秦存誉、徐小亚译，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

另一位中亚和西域探险的代表人物是斯文·赫定（Sven-Hedin），他是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摄影师、旅行作家，师从欧洲第一位亚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96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1927-1935年间斯文·赫定率欧洲学者再次来到中国，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徐炳昶、斯文·赫定分任中外团长，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北部等西北地区开展了为期八年的考察。考查团外方成员斯文·赫定、霍涅尔、贝格曼等人的科学考察成果，从1937年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成书，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

《亚洲腹部旅行记》（Central Asia And Tibet：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瑞]斯文·赫定著，原著1923年脱稿，用十二种语言发表。李述礼译的中译本据德文本翻译，书前有斯文·赫定、徐炳昶序，出版于1934年，开明书店印行。上海书店1984年据开明书店1949年版影印。

李述礼译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

《穿越戈壁沙漠》（Min Expedition 1927-1928 med svenskar，tyskar och kineser genom öknen Gobi）。[瑞]斯文·赫定著，原书为瑞典语写成出版于1928年，1931年在英国出版英译本。李述礼译书名作《长征记》，杨震文、徐炳昶校。1931年12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书前有斯文·赫定序，以及徐炳昶序言。

《我的探险生涯》（My Life as an Explorer）。[瑞]斯文·赫定著，原著于1925年在英国出版。孙仲宽译、丁道衡校，1933 年10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印行。此外，李述礼还译《斯文赫定探险生涯的初步》一文，发表于《中学生》1932年第29期。[21]斯文·赫定还对八年考察做过全景式的记录，写成《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一书，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作为“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一种，1992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China）。[瑞]阿尔纳（T.J.Arne）著，乐森璕译。1925年1月，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二册。《中国古生物志》创办于1922年的不定期专刊，分甲、乙、丙、丁四种，主要刊载古植物化石、古无脊椎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史前人类研究文章。

《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Die Älteren kulturperioden im Orient und in Europa.）。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发表了《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并在该书的第一章（Part I.Die Methode）比较系统阐述了“类型学”，为考古学理论之名著，“通过在日本的日文译述传入中国”[22]，中译本先后有郑师许、胡肇椿的日译本《考古学研究法》和腾固的德译本《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至今仍是必读书目。1935年郑师许在《蒙德留斯与考古学研究法》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蒙氏《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原书第三章《型式学的研究》。胡肇椿、郑师许合译首先在1935 年连载发表于《学术世界》第一卷第2-6期, 题目即《考古学研究法》, 1936 年12月，又由世界书局印成同名单行本发行。该书完全是对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转译, 附有滨田耕作日文译本的序言、例言。腾固据德本翻译书名作《先史考古学方法论》，1937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2019年9月，商务印书馆再版。

通论考古学 滨田耕作

2.汉译法国学者著述情况。

爱德华·沙畹（E.Chavannes）是近代以来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之一，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1907年，沙畹从巴黎来到中国，开始第二次在华考古活动，《华北考古纪行》就是这次实地考察的学术成果。《华北考古纪行》（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又译作《华北考古记》《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北中国考古图录》），共含图版545页，1909年在法国巴黎出版。2018年8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史迹（北中国考古图录）》。2020年5月，袁俊生译，中华画报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

《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The Exploration of The Ancient Cities of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Liao Dynasty）。法国传教士牟里（Jos. Mullie汉名闵宣化）等著，冯承钧译。闵宣化在调查辽上京、中京、庆州、怀州等城址时，于1920年调查了庆陵，并探寻怀陵，1922年在法国东方学刊物《通报》上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全书共27章节，对辽代上京、中京及其它一些城市的地理位置、古迹遗址、河道、山脉进行了考察，文前有伯希和的附注、译者的序。1930年9月，作为《尚志学会丛书》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7月，作为《世界汉学论丛》一种，中华书局再版。

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汉学研究精湛渊博，在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论著。伯希和编辑，法国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六卷本（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最早出版物，于1922-1924年在巴黎出版。1997年10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伯希和中亚之行 敦煌石窟-北魏唐宋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塑》。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纂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和《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发表于1923年《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发表于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7卷6号、8卷1号，1934年《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有书介一篇。[23]陆翔译《中国西域探险报告书》一文，发表于1940年第5期《说文月刊》。《敦煌石室访书记》。[法]伯希和著，陆翔译，发表于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5号，有抽印本印行。

《中国的旧石器》。法国古生物学家步勒（M.Boule）、旧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H.Breuil）、桑志华（Emile Licent）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合著。原著出版于1928年，是第一本研究和介绍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著作。2013年6月，李英华、邢路达译书名《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汉代墓葬艺术》（L’art FunÉraire A L’Époque Des Han）。法国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又译色伽兰）著，原书于1930年巴黎保尔·古纳特东方书局出版。该书是谢阁兰于1914年对陕西和四川等地区秦汉时期墓葬遗迹和陵墓建筑、雕塑进行详细考察后的记录和分析、研究的成果，包含近200幅测绘图、拓片和摄影图片。冯承钧译作《中国西部考古记》，书前有色伽兰序，作为《向志学会丛书》一种，1930年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955年11月，中华书局再版。2020年10月，秦臻、李海燕译，文物出版社出版《汉代墓葬艺术》中译本。

3.汉译英国学者著述情况。

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英]斯坦因著。1907年出版。该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和300多幅图片及地图，详细介绍了斯坦因第一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2009年7月，巫新华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该书出版于1921年，是斯坦因于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的详细报告，也是《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卷一至卷三为文字部分，卷四为图版，卷五为地图。共收图175幅，其中包括敦煌写本、绢画、塑像、碑铭等资料的彩色或黑白照片。

《西域：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古报告》斯坦因1921年

《在中亚古道上：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三次探险概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是斯坦因集三次探险活动的精华而芸集的一部通俗可读的著作。全书共21章，有插图和地图148 幅。1921年初版由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1933年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1936年9月，向达译，书前有斯坦因序，上海书店和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中译本，书名译定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41年6月再版。1987年又据此版影印出版。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2016年商务印书馆再版。

《千佛：敦煌石窟寺的古代佛教壁画》（The Thousand Buddhas Ancent Buddhist Paintings From The Cave-Temples of Tun-huang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China）。[英]斯坦因著。该书出版于1921年，共有图版48幅，用彩色和黑白照片影印，并配以对每幅作品的解说，书前为劳伦斯·宾雍的导读。2019年4月，郑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挖掘发现过去》（Digging Up The Past)。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莱（Leonard Woolley）著，1930年在英国出版。胡肇椿译书名《考古发掘方法论》，书前有译者撰著者小传。1935年8月，列入王云五主编《史地小丛书》之一，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36年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的《图书展望》上曾撰文介绍。[24]

《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是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最重要的代表作，原书初版于1925年出版，在欧洲印行了12版。2008年5月，陈淳、陈洪波译，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摩勒·德斐（A.Moret G.Davy）原著，柴尔德译的《近东古代史》（From Tribe to Empire），陈建民译为中译本，1936年，列入《万有文库》和《汉译世界名著》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工具的故事》（The Story of Tools）。[英]柴尔德著，原书于1944年11月在伦敦出版，周进楷译书名《工具发展小史》，1953年1月，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中译本。《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英]柴尔德著，原书于1936年出版，周进楷译书名《远古文化史》，周谷城校订，1954年7月中译本初版出版，1958年1月中华书局再版。2008年5月，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审校，三联书店出版《人类创造了自身》中译本。

周进楷译柴尔德《远古文化史》

4.汉译德国学者著述情况。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汉译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Tagebü cher Aus China）又译作《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德]李希霍芬著。1941年北京出版影印本。李希霍芬是近代来华考察的外国人中最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之一。作为其考察成果之一,《李希霍芬男爵书信集》不仅披露了许多作者对中国地质的研究成果，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地质研究。

《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又译作《汉代绘绢贸易路考》。德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著，1910年在柏林出版。1941年天津出版影印本。

《美术考古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aeologische Entdeckungen）。[德]亚多尔夫·米海里司（Aldolf Michaelis）著，1906年在德国出版，初版原名《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现》，1908年再版，更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后来，这本书相继被翻译为英文和日文。它是最早叙述19世纪古典考古学发展史的著作之一。滨田氏日译本为《ミハエリス氏美术考古学発见史》，岩波书店，1927年。郭沫若据滨田日译本译成中译本于1929年乐群书店出版。1930年，郭沫若又据此前成仿吾从柏林寄来的德文原版重新改译，1931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再版，书前有米海里司序，书名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1948年8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发行的“群益艺丛”第六种，改版，定名为《美术考古一世纪》。

郭沫若《美术考古一世纪》

《使华访古录》（Frühe Chinesische Bronzen Aus der Sammlung Oskar Trautmann）。[德]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编。该书为德国外交官（曾任德国驻华大使）特莱特曼（又译陶德曼）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精品图录，共20件套，1939年由辅仁大学出版，北京彩华印刷局印行。

5.汉译日本学者著述情况。

鸟居龙藏是在中国东北最早进行调查与考古的日本学者。1911年鸟居龙藏将他在东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整理成书，写成《蒙古旅行》。2018年5月，戴玥、郑春颖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中译本。《东北亚洲搜访记》（Travels In NorthEast Asia）。鸟居龙藏著，汤尔和译。1926年11月，作为《地理丛书》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满蒙古迹考》。鸟居龙藏著，陈念本译。1933年10月，列入王云五主编《史地小丛书》之一，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作为《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六辑，南天书局再版发行。《考古学上所见辽之文化图谱》。鸟居龙藏著。全书共有图版428幅，1936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印行。《化石人类学》。鸟居龙藏著，张资平译，列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和《自然科学小丛书》，于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苗族调查报告》。鸟居龙藏著，1907年在日本出版，1936年国立编译馆出版中译本。《石面雕刻之渤海人风俗与萨珊式胡瓶》一文发表于1946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三十期，书后附本文英文提要及《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出版书籍》目录。[25]《西南中国行纪》是鸟居龙藏于1902-1903年赴中国西南地区考察“苗族”和“罗倮”时所撰的旅行日记的中译本。2020年10月，杨志强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75-1976年朝日新闻社出版《鸟居龙藏全集》12卷。

陈念本译鸟居龙藏《满蒙古迹考》

1927年，由滨田耕作主持，和中国学者马衡、沈兼士等一起对辽东半岛的貔子窝史前遗址进行调查，调查成果《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发表于东亚考古学会刊《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于1929年出版。该书对于以后考古发掘成果的发表形式，有很大的影响。

滨田耕作在考古学领域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在近代日本考古学史上地位，很大程度则是由《通论考古学》奠定的。滨田耕作《通論考古学》（Tsūron kōkogaku）首先在《史林》上发表连载，后于1922年东京大镫阁印行单行本出版，是日本考古学史上第一部概论性的书籍。[26] 留法文学博士张天方根据讲义编译的《考古学》，是我国第一本以“考古学”命名的大学教材。1930年12月，上海利国印刷所印行。该书分为前论、古物的范围、发掘、研究、后论等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考古学的认识、调查、发掘、研究、利用等理论。该书前论由张天方撰写，内容主要由张天方、程仰之、闻在宥等教授对中西考古学和史前史论进行翻译和补充。《考古学》作为《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丛书》之一，首次将考古类型学原理较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和考古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俞剑华译滨田耕作的《通论考古学》全译本，译作书名《考古学通论》，列入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1933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西文考古学参考文献14种。

俞剑华

俞剑华译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全译本

1935年，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等对内蒙古赤峰红山文化遗址进行发掘调查，调查成果《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史前遗迹》，1938年发表于东亚考古学会刊《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2015年12月，戴岳曦、康英华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1935年、1939年，田村实造两次对辽圣宗、兴宗、道宗陵墓进行发掘调查，他与小林行雄合著的调查成果《庆陵——内蒙古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于1952年、1953年出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印行。2016年11月，李彦朴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1936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考察龙门石窟，1941年9月出版《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研究》一书。1938-1944年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调查，并将其摄影、实测、线描、拓片、论文等研究成果结集为16卷本《云冈石窟》，每卷的文本册以日、英文前后对照的形式，收录了对云冈石窟各窟的详细文字描述、拓片和实测图，各卷均附有专题研究论文；图版册则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印行，于1951-1956年陆续出版。[27]2014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一至七卷共15册，科学出版社出版。八至十六卷共18册，于2016年1月出版。

1943年5月，岛田正郎率“祖州考察团”在辽祖州进行考古发掘，考古成果《祖州城：内蒙古满其格山辽代古城址的考古学历史学发掘调查报告》于1955年出版。2016年10月，李彦朴等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日本梅原末治对中国青铜器和铜镜的研究尤为突出。《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日]梅原末治著，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出版发行。《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文原为1935年5月梅原末治在东亚考古学会总会上的演讲稿，胡厚宣译，1936年5月，列入《史地小丛书》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影印本。《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日]梅原末治著，日本京都小林出版部印行，于1936年出版，1938年《燕京学报》第23期曾撰文介绍。[28]于1944年再编成《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韦文嘉节译《洛阳金村古墓的位置与构造》一文于2021年发表。[29]

《东亚文化之黎明》（又译名《东亚文明之黎明》、《东亚文明的曙光》）。[日]滨田耕作著，原书出版于1930年2月，日本东京刀江书院印行。最早翻译滨田耕作此文的是翻译家张我军《自考古学上观察东亚文明之黎明》，发表于1931年《辅仁杂志》第2卷第2期。[30]汪馥泉、徐翔、杨炼三人于1932、1934、1935年分别翻译成中译本，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影印本。

《考古原人史》[日]佐藤传藏著，周景濂译。1931年8月，作为《新智识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 

《长安史迹考》。[日]足立喜六著，该书是足立喜六在1906-1910年间在中国陕西调查文物古迹的汇编，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书前有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序一篇，于1933年日本东洋文库印行出版。杨炼译，193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1月，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书名《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出版新译本。

《古物研究》。[日]滨田耕作著，杨炼译。1936年7月，作为《史地小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再版影印本。

《中国文化史迹》（日文初版书名为《支那文化史迹》）。由东京大学教授关野贞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常盘大定合著。原书为日文版，全书共十二卷，每一卷附有10万字左右的文字，共计图版2531幅。这是一部以图片为主，是日本学界对近代中国系统调查的图像资料中很有影响力的图书，也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迹建筑等的大型著录，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百年前有代表性的建筑、艺术等文化史迹的丛书。该书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2017年7月，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20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考古学研究法》。[日]西村真次著，李宝瑄译，1934年出版。该书论述了考古学的调查记录法、探查发掘法、资料整理法。《世界文化史》。西村真次著，金溟若译，1933年3月，世界书局出版。《文化移动论》。[日]西村真次著，李宝瑄译，1936年2月，作为《史地小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作为《东西方文化研究影印文库》一种，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影印本。

《西域文明史概论》。[日]羽田亨著，1931年由京都弘文堂书店出版。最初由钱稻孙译出，作为《泉寿译丛》之一，1931年11月出版。郑元芳译，1934年5月，作为《史地小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9月，耿世民译，中华书局出版。《中央亚细亚的文化》。[日]羽田亨著，原著于1937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张宏英译。1941年1月，作为《史地小丛书》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9月，耿世民译书名《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6.汉译美国学者著述情况。

1933年3月，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教授主持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揭开了古蜀“三星堆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序幕，此外他还发表过西南民族、宗教等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55余篇刊载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

《汉州（广汉）发掘的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美]葛维汉著。1934年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该文是国内外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1973年，沈允宁译、陈宗祥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会编印中译本。2006年7月，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田野资料亦予收录此文。

《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美]葛维汉著，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耿静、满莹、郎维伟、沈允宁、秦学圣等译。该书精选葛氏学术论文10篇，是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论著的选集，附美国苏珊·R·布朗所撰葛维汉传记和周蜀蓉译编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2004年5月，巴蜀书社出版。

7.汉译加拿大学者著述情况。

《中国原人史要》（Memoir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加]步达生（Black Davidson），杨钟健、裴文中合著。杨钟健节译。发表于1933年5月《地质专报》甲种第十一号，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与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印行。

《洛阳古城古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 A Recor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s of a Group of Royal Tombs at Chin-Tsu'un, Honan, Probably Dating 550 B.C.）。[加]怀履光（White William C.）著：1934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全书包括洛阳金村古墓的情况、地图、发掘现场照片、文物照片等，共有彩图2幅，黑白图上百幅。

《中国古墓砖图考》（Tomb Tile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加]怀履光著。作为考古博物馆的研究系列丛书之一，1939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该书以二十世纪30年代前后出土于洛阳金村一带汉墓中的55块画像空心砖为研究对象，从墓砖的出土背景、地点、铭文、年代、制作工艺、画像内容和画像砖墓的形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早期洛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空心砖的著作。徐婵菲译，沈辰校，译书名《中国（洛阳）古代墓砖图考：公元前三世纪西汉墓砖考古学研究（1939年）》，2014年11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怀履光《中国古墓砖图考》

三

综上文所述，我们发现民国时期考古学翻译研究不只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在推动学科建设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其一，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考古学在经历最初地质学期刊译介与传播之后，在考古学家、翻译家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不仅翻译了大量国外学者最新的考古学论文，许多考古社团、组织的刊物和出版机构也开始发表与考古学有关的论著、译作及书评，译介了一些学术性高的专著，反映了研究发展动向，同时也编辑了一些普及性的大众读物，如《尚志学会丛书》翻译出版译著数十种，商务印书馆印行近百部《史地小丛书》等。1930年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张天方编的《考古学》，填补了当时高校没有考古学教科书的缺憾，但书中仍存在大量国内未有的专业名词。1934年郑师许在《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一文中提出了通俗考古学丛书编辑计划的命题，第一次勾画了我国考古学丛书体系，亦明确表示“我国考古事业，肇始于在华的外国学者，对其著作拟有系统的搜集、记述，以明我国这种新事业的渊源与影响。”[31]20世纪三十年代，考古学理论译著、教材集中被翻译到国内。如《考古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3）《考古发掘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5）《考古学研究法》（世界书局，1936）《先史考古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7）等等。

随着翻译活动的深入和翻译事业的发展，此时考古学汉译的内容也开始侧重于在华的外国学者考古发掘所得第一手新材料的翻译，如《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甘肃考古记》（1925）《中国西部考古记》（商务印书馆，1930）《中国原人史要》（1933）《亚洲腹地旅行记》（开明书店，1934）《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古物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等对中国考古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早期考古著作、译作已成为学术经典，体现了“他者”关注中国考古的问题点和研究水平，至今仍在重版。

民国时期留学出身的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夏鼐等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英文著作，国内也有译介，如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雷宝华译作《中国人种之构成》发表于《科学》1925年第11期。[32]张海洋、胡鸿保、林宗锦、李苏幸译，1996年8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940年第2期《图书季刊》上刊登曾昭燏写的书评，专门介绍吴金鼎于1938年伦敦出版的考古学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33]夏鼐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Ancient Egyptian Beads），颜海英、田天、刘子信译，2020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其二，民国时期考古学汉译文献的相继问世得益于出色的译者群体，他们之所以能翻译国外学者的考古学著作，与其自身留洋经历、专业背景、研究领域及所在研究机构等不无联系。以具有影响力的译者为切入点，如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的郭沫若，文学创作与翻译并驾齐驱，翻译并出版译作29部，其中他翻译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是他第一部考古学译著，初译本译自日本，这与他在日本经历有关。另一本几乎同期的颇有影响的考古学译介是《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郑振铎游学英、法时，在当地图书馆摘抄历史文献的汇编，是最早用中文系统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他还首次向国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论翻译的原则》一书。翻译家冯承钧通晓法文、英文、梵文、蒙古文和吐火罗文，周桓《冯承钧先生译著目录》一文中统计冯氏著有长短篇译著80余种，[34]在考古学方面，翻译了谢阁兰的《中国西部考古记》，闵宣化的《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郭鲁伯的《西域考古记举要》，对学术上的贡献至大。再如杨炼，早年曾留学日本，在考古学方面，翻译了滨田耕作的《东亚文化的曙光》、《古物研究》，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中原与茂九郎、杉勇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等。向达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赴英、德国考察敦煌写卷和汉文典籍，翻译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阎万钧《向达先生译著系年》一文统计向氏1926-1949年间发表译述论文75种。[35]

民国时期的一大批译者群体，他们或因学术兴趣，或因留学、工作关系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在决定译本选择、翻译术语标准化、章节体例规范、评介所译书籍等翻译实践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成为促进早期中国考古学翻译事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使得考古学汉译文献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正是通过他们翻译的译作，外国学者的考古学原著也逐渐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为后辈学人探求先贤的治学门径提供了有力条件。

其三，民国时期正值西方考古学思想传入和中国考古学本土化兴起期，外国学者来华屡见不鲜，政府通过设立各种翻译出版机构，培养专业人才，遣送留学生出国深造，直到三十年代考古学译著出版数量和规模有了明显提升，蒙德留斯、斯坦因、斯文·赫定、滨田耕作等知名考古学家的经典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译者群体以从事学术活动的研究人员为主，除上文提及译者外，还有很多学者参与过题签、译述，翻译成就斐然。本文对民国时期考古学著作翻译实践作了简要探讨，民国时期考古学的译书事业，因应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潮，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读者读之仍有受益。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乃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之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百姓对“古史重建”的认知；另一方面不少译者也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亦是对外国考古学思想辩证的吸收，体现了译者对原著的态度，在翻译选题上与中国学者著书立说各有所长，虽然仍存在局限性，但影响力还是相当深远的。正如胡肇椿所说“现在考古学的范围确是比金石学、文字学扩大了许多”[36]，民国学界对于译著研究视野的认知也日趋深入，都不同程度地深化了我们对早期中国考古学知识资源体系构建的理解。

文稿：朱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