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的姓名前面冠以地名，他就成为了这方土地的儿女，这方土地也就成为了他梦魂归处的滥觞。就如：中国人，某某某。如果地域再缩小一点，就如：铜梁人，某某某。可以说，家乡的名字对于每个人而言，是与生俱来，甚而是生死相随的。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铜梁人，我对这个地名的兴趣始于二十多年前。那是1999年底，一部展示铜梁迎接新世纪的专题片《可爱的铜梁》由我担任编导。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对于这个一直冠在我姓名前头的地名竟然是一无所知。“铜梁”得名源自何时？因何而名？何时建县？县又因何而名？这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或是为了找回失去“知情权”，又或是一种溯源本能的驱动，再或是纯粹的好奇使然，在断断续续的稽古钩沉中，我渐渐靠近着这个名字背后的真相。
“铜梁”有史可查的最早出处在哪里呢？逆流时光2000余年，我们找到了第一个把“铜梁”发诸笔端的人——扬雄。
扬雄《蜀都赋》
扬雄（公元前 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和思想家。从扬雄的《蜀都赋》中可以看出，铜梁山是与成都金堂山齐名的巴蜀名山。
扬雄之后的西晋文学家左思再写《蜀都赋》，又提到了铜梁。左思（约250年—305年），字太冲，其赋云：“外负铜梁于宕渠，内函要害于膏腴。”很明确地表明铜梁山位于宕渠。“宕渠”有两种解释：一是江名，指渠江；二是地名，指宕渠县或宕渠郡。此处应取后者。秦汉时的宕渠县为上等大县，人口逾万户，幅员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包括达州、巴中、南充、广安、合川、铜梁等广阔区域。
两篇《蜀都赋》都提到了“铜梁”，虽未对“铜梁”的得名有更多解读，但至少传达出两个信息：第一，铜梁这个地方很有名，以至于两位大辞赋家写《蜀都赋》都绕不过；第二，铜梁得名最晚也在扬雄写蜀都赋之前，也就是说最晚也在2000年前。
当然，一个地方的得名时间和名满天下的时间一般不能等同来看。扬雄之后300年，有一个名叫陈寿的史学家在《益部耆旧传》中道出了一个更早的铜梁。
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
陈寿（233年～297年），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西晋著名史学家，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作者。《益部耆旧传》是陈寿所著的一本记载晋以前古益州地区(含巴、蜀、汉中等西南广大地域)人物事迹的传记。书中“昔楚襄王灭巴子，封庶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这句话的意思啰嗦一点解释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国王楚襄王熊横灭掉了巴子国，就赐封一个不是正房老婆所生的儿子为铜梁侯，到濮江南岸来接管原来巴子国的地盘。
有个情况说明一下，《益部耆旧传》原书已佚，目前这段关于铜梁的文字来自于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中的引文。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所引用《郡国志》中也有意思相若的记载：
《蜀中名胜记》所引《郡国志》内容
两处引文中“濮江”和“汉南江”都是指的今之涪江。多一句嘴，涪江的古称很多，除濮江、汉南江之外，还曾称为涪水、巴涪水、褺（dié ）江、垫江、泪水……哦，错了！是内水。唉，历史的多变性，往往让探访者眼含泪水。此处，我必须要假装一个怀揣初心的纯朴少年，强烈谴责这种朝名夕改的行为！
若按《益部耆旧传》陈寿的记述，“铜梁”这个词就出自约2300年前的楚襄王之口。这比扬雄《蜀都赋》中的“铜梁”又提前了约300年。
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陈寿老夫子关于铜梁之名出处的最早记录并没有得到当今历史学界大伽的一致认同。有的专家认为灭巴的应该是楚襄王的爷爷楚威王熊商。观点是从《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推论而来。认为具体时间约在公元前330年左右，也就是2350年前。还有的认为根本没有楚灭巴这回事，认为巴是在公元前316年被秦国国相张仪和大将军司马错率兵所灭。更有人认为，巴分为江州巴、阆中巴和枳巴，秦所灭为阆中巴，而江州巴和枳巴都是楚所灭。大伽们都言之灼灼、证据曲折，吵了许多年至今仍无定论。没办法，作者也晕菜了，只有按照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记述，陈寿老夫子《益部耆旧传》中的白纸黑字来写了。
前面说了“铜梁侯”最早出自楚王之口（管他楚襄王还是楚威王），但问题还是没解决，为什么非是“铜梁侯”？为什么不是“铜梁公”“铜梁伯”？为什么不是“金梁侯”“铁梁侯”？楚襄王给儿子封爵起名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周王朝分封天下诸侯时，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除周以外，都不能称王，最大只能称公。比如：当时的宋国、虞国、虢国是公国，齐国、鲁国是侯国。楚国地处西南边荒又与周的姬姓王族没什么亲戚关系，只获得了一个等级很低的子爵，称为楚子国。这个爵位只与巴国相当，比成语“庸人自扰”的产地庸国还低一等。此后，楚子国芈姓熊氏一族发奋图强，渐渐成为雄踞西南的大国。楚武王熊通的时候，曾要挟邻国随国去向周天子要求提高楚国的爵位而被拒绝。熊通大怒之下，自称为王，开诸侯僭号称王的先河。其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联合巴国与秦国，一战灭掉了之前的西南霸主庸国，而后又打败宋国，不断开疆拓土，终于成为春秋五霸中最后一任霸主。此后，楚国的强盛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从春秋后期开始，诸侯就开始纷纷自称为王，给自家的卿大夫授予公、侯、君等爵位。比如，那个以“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劝谏楚襄王的庄辛，就被封为阳陵君。著名的战国四君子之一的楚国黄歇，被封为春申君；赵国名将廉颇被封为信平君。被授予侯的就更了不得了，一般是王的子嗣兄弟等至亲之人或是为国家建立不世勋业的大人物。比如，秦国权相吕不韦封为文信侯，齐国名相邹忌封为成侯。至于爵位封到“公”这一级的就更为罕见了，几乎都是一些附属国的国主！楚王封庶子为“侯”，把新打下来的巴国江山作为其采邑之地，也算是顺理成章。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侯爵的采邑之地也可称为侯国。也就是说，“铜梁”在当时指的是一个侯国。这个短暂侯国的界域大致与巴国后期相若，包括今天的重庆渝西地区和四川东北部分地区。
至于爵位的称号为什么是“铜梁”反而简单了。类比当时的爵位称号，可以发现，大多称号都是根据获得爵位者的功绩或是封地地名来起的。“铜梁”显然不适用于彰显功业，只能是封地的地名了。
战国后期，巴国势弱，在与楚的争伐中不断失利。巴国首都（或是别都）迁到褺江边，即今天的合川城南。据唐代李吉甫所修的《元和郡县志》载：“巴子城在县南五里”又载：“铜梁山在县南九里”。楚王灭巴，封庶子于巴地，袭爵之地自然应该是巴子城，也就是铜梁山下，以铜梁侯为爵名也就理所当然了。
顺藤摸瓜，解决了楚王封铜梁侯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合理合法性，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铜梁山得名的由来。流传比较广的说法来自明万历《合州志》：“山有石梁横亘，其色如铜，故名。”再白话一下。为什么称为“梁”呢？因为“山有石梁柱横亘”。为什么称为“铜”呢？因为“其色如铜”。明万历 《合州志》中的这段描述可信么？
笔者在合川铜梁山考察石梁题刻“龟鹤齐寿”(2003年 摄影 周立民)
笔者曾四次到铜梁山实地考查，最早的一次是2003年，在同为文史爱好者“大黑哥”周立民的带领下拜访了这个“铜梁”一词的滥觞之地。多次考察的结论是“古人诚不欺我”。此山位于合川城南，涪江边上。山不高，距江面高差约200米。山顶少树，一道高约七八米、长约数十米的石梁横亘其上。石梁为红砂岩，阳光下灿然若铜。在小编来看，此山风光景致与明万历《合州志》中的描述完全吻合，铜梁山因自然形色而得名的说法是完全成立。此间，笔者还在宋代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找到关于铜梁山“东西连亘二十余里，山岭之上平整，远望诸山而此独秀。”的记述相佐证。
然而，最有分量的记述还是来自《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志》载铜梁山出铜相关内容
铜梁山在县南九里，蜀都赋曰：“外负铜梁于宕渠”是也，山出铜及桃枝竹。
《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唐，远早于《合州志》，由书中“山出铜”推断，铜梁山的得名中，“铜”字主要是因产铜而来，“梁”字主要因山形而得。正是“山出铜”这三个字，为广为流传的铜梁山“以貌得名”说增加了内在精神和质地。
既然得名与产铜相关，那么铜梁山的得名时代就昭然若揭了。铜梁山得名应晚于铸铜术的出现而早于楚王分封铜梁侯的时间，也就是说铜梁山的得名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约为2300年-4000年以前这个时间段。
至此，铜梁这个名字的来历就厘清了。其先后传承逻辑是：因为 “山出铜”加之“山有石梁横亘，其色如铜”所以山名“铜梁山”，因为楚襄王灭巴，封庶子于铜梁山所在之地，所以爵称“铜梁侯”。
从青铜时代开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铜梁”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赋中，出现在史家学者的著述中。除了之前提到过的扬雄和左思之外，褒美铜梁者不乏历代名家圣手。
北宋地理志《舆地广记》中铜梁山的词条下旁征博引记录下更多信息。
图经又云：“山顶即宗子伯业之别业，有宿云岩、方岩、松风阁、读书堂、博古斋。”晋云冯时行尝赋之：“山有茶，色白，甘腴，俗谓之水茶，甲于巴蜀。山之北址即巴子故城，多玉蕊花。”
《舆地纪胜》中的铜梁山内容
元末明初，有隐仙派高道火龙真人携弟子张三丰于铜梁山铜梁洞修行。后世建有二仙观以承香火。
铜梁山铜梁洞石室中的石床（2003年 周立民摄）
历史长河中的“铜梁”逐渐被赋予了巴国故地、隐读之地、名茶产地等丰富内含，成为了一道历久弥香的文化风景。
经过以上的疏理，铜梁侯和铜梁山的得名都解决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铜梁的县名（现在称区名）为什么会和合川境内的一座山相同呢？铜梁县到底是在何时，因何地而得名呢？一直以来，这两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先，关于铜梁建县时间，很早就有公元703年说和公元704年两说；其次是关于得名由来，也有以铜梁山为名说，和以小铜梁山为名说。笔者也曾为此头痛不已。到底谁说了算呢？下面，有请重头人物，唐代名相李吉甫隆重登场!
其说一：
铜梁县，中。东至州一百五十里。长安四年，刺史陈靖意以大足川侨户辐凑置县。
其说二：
铜梁，长安三年置，初治奴崙山南，开元三年，移治于武金坑。
《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铜梁置县时间对比
建县时间到底是长安三年还是长安四年，是公元703年还是公元704年？历代的史籍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追其源头，分歧的最早出现唐李吉甫修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和唐赵莹、刘昫修撰的《旧唐书》。虽然两者的表述只有一年之差，但这个没法打圆场，只能直接PK了。
先从成书时间上看。《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暨公元813年，当时距铜梁建县约109年。这已是存世典籍中最早的古代地理总志，也是最早记录铜梁建县这一历史事件的史料。《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至开运年间，距铜梁建县约为240年。时近则迹真。两相比较，《元和郡县图志》应该更为准确。
又从作者来看。《元和郡县图志》为李吉甫主持修撰。李吉甫，唐朝政治家、地理学家，曾于元和年间两度拜相，父亲是御史大夫李栖筠，儿子是会昌年间的宰相李德裕。《旧唐书》署名作者为后晋宰相刘昫，但实为前任赵莹主持监修。赵莹为后梁时代进士，后担任后晋宰相。辽灭后晋，赵莹被辽国俘虏，辽太宗爱惜他的才德，授以皇子之师。从两部志书的组织修撰者来看，水平、职位都很高，难分伯仲。
再从修志情形来看。修《元和郡县图志》时，唐朝国力强盛、内外安宁，有丰富的国家档案作参考，有充裕时间和人力进行详细考辨。修《旧唐书》时，正值乱世，战火四起。修撰工作尚未完成，后晋就被辽所灭。主持修撰的赵莹也被俘虏。两相比较，显然《元和郡县图志》出错的机率要小得多。
权衡以上三个方面，笔者认为依《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把铜梁建县的时间统一在唐长安四年暨公元704年为妥（1991修成出版的《铜梁县志》也采用此说）。
时间的问题解决了，再来厘清铜梁县究竟因何而得名的问题。到底是铜梁山得名，还是以小铜梁山得名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地望却相差了几十里。不能马虎，只能请出两说的源头锣对锣、鼓对鼓地当面对质。
其说一：
置县取小铜梁山为名。小铜梁山，在县西北七十里。
《明万历合州志》关于铜梁得名
其说二：
种子选手《元和郡县图志》的情况前面已经介绍了，就不重复。《合州府志》成书于明万历七年暨公元1579年，是奉直大夫合州知事刘芳声主持下，由田九垓等乡贤和儒生共同撰写。这下麻烦了， 一个占天时，一个占地利。清方志学大家章学诚认为：“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到底那个才对呢！
1991年出版的《铜梁县志》附录二是一篇《铜梁县名考》。该文是当时参与修志的老先生们经过多方考辨之后所写。该文列举了四条理由：
（一）《元和郡县图志》时代早，可信度高；
（二）《大清一统志》所绘地图中标明的小铜梁山与铜梁最早置县地域吻合。
《大清一统志》重庆府图中铜梁山和小铜梁山的位置
（三）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述中误以铜梁山解释小铜梁山，把铜梁山与小铜梁山混为一谈。后世之书如《合州志》（明万历版）或受其影响。
（四）铜梁初置在合州西部，小铜梁山正在境内，而铜梁山在合州南面石镜县境内。相较之下，以县域外的山名来作县名和以县域内的山名来作县名，显然后者更为合理。
1991年版县志编修委员会老先生们的考证非常充分，笔者不敢妄开新论，仍沿袭《铜梁县名考》中的结论也即唐代李吉甫的记述。即，唐长安四年，即公元704年铜梁置县，取小铜梁山为名。
铜梁之铜，源自“山出铜”。铜，象征坚韧和恒久。铜的冶炼、加工和铜器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上古之世，冶铜无疑代表着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生产力和强盛的国力。
铜梁之梁，源自“山梁横亘”。梁，是山梁，也是脊梁。地有山梁，才是铜梁；人有脊梁，才是铜梁人。
以铜梁为名，自当传承铜梁的内质和精神，坚韧不拔、担当作为。
溯源历史的意义在于观照当下、启迪未来。“铜梁”一个名字的背后是灏灏四千年的文明传承，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兴衰过往。虽是简单的两个字，却冠于从古迄今乃至将来在这方地域上诞生的任何人物、发生的任何事件之前。试问，有什么事物是完全超脱于传承和地望而生成呢？
铜梁之名，血脉相承。唐代巴川县令赵延之，保境安民六战六赢，被后世尊为“土主神”；宋代重庆知府、礼部侍郎度正，忠直爱民泽惠巴渝；明代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张佳胤，文韬武略名垂青史。近现代，铜梁更是涌现出了爱国音乐家刘雪庵、红色作战厅长郭汝瑰、伟大战士邱少云等志士仁人。
当今铜梁，无数英雄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传承先辈的意志，挺起不屈的脊梁。全国道德模范“包子婆婆”陈淑梅、中国好人吴定富、全国三八红旗手杨发英以及十三万“少云志愿者”们，无不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铜梁”这个地名的内质和精神。
美哉，铜梁！名起文明肇始之青铜时代。
壮哉，铜梁！神传开拓奋进的磅礴纪元。
文稿：赵兴明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