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泉寺又名栖清书院，始建于明代，位于江津长江北岸，是古代江津的“后八景”之六景。这里谷深林茂、风光秀美、悬崖峭壁、怪石嶙峋、幽然雅静，香火旺盛。明代工部尚书江渊少年时在此读书，后在《栖清书院》诗中赞曰此景：“春风岩畔草青青，苔藓模糊篆刻平。”

圣泉寺有“听琴洞”和“龙吐水”等奇特景观。在寺院后山一悬崖处有一宛若面盆的圆洞，时常能从洞里传出铿尔琴声，如击清磬，美妙极是，“听琴洞”故而得名；寺院后东北侧石壁岩缝处，有潭如井，四季“骊龙吐出”不断，此处又故名“龙吐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小春阳”之时，渝城知府陈邦器从蓉城“考绩”归渝，船至江津时天已尽黑，秉烛夜游圣泉寺，对圣泉寺奇景赞不绝口，民国十三年版的《江津县志》记有此事。

圣泉寺原属双龙乡，后来乡据寺名，改为圣泉乡。此地历史人文厚重，是江津摩崖题刻最多的地方。这些题刻有的遭到损毁，有的保留下来，“听琴洞”和“龙吐水”就是被保留下珍贵的题刻。

笔者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参与了江津的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在“三普”中，这里都作为重要文物进行登记。因离江津城较近，笔者多次陪同文友到此参观考察。每每介绍“听琴洞”的“铿尔”和“龙吐水”的“泠然”时，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只因不知“铿尔”“泠然”四个大字出自哪位神仙般的大师之手。

近日，为搞清这一问题，邀双龙场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吴永富一同去考察。吴永富已有85岁，是双龙场“活字典”。另外还邀了圣泉、中渡两社区的书记袁树德与王家训，他们对这儿的情况都很熟悉，王家训还在圣泉寺里开过“农家乐”。

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到了“龙吐水”，面对硕大的“泠然”二字，他们向我提供了许多新情况，但仍考究不出题字者为何人。毕竟这处题刻的落款处早就被打掉一半，只能辨出一个“人”字和繁体的“書”字。

穿过一段水沟，沿着岩坡走约50米，便到了悬崖边的“听琴洞”。这段“路”更加难走，准确说根本就没有路。一“路”全是齐膝的荆棘，荆棘下藏着锋利乱石，一踩就响动，并会向下坍滑。岩高坡陡、荆棘遍地，破石摇动，如有闪失，行人踩滑，必将摔下岩坡，后果不堪想象。我们只得先站在水沟边往上仰观“铿尔”两个繁体大字。

听琴洞处的摩崖题刻“铿尔”  庞国翔摄

其实，二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那时带了专业的工具，这次虽有向导却少了专业工具。年纪最大的吴先生留在水沟边等待，我与王、袁三人用木棍探路，辟开荆棘，慢慢向上爬行，每走一步都要费出大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到了上端一方壁立的岩石下。“铿尔”二字终于举手可触。

“铿尔”题刻左边的落款，因字迹不清，很难辨认。大家反复探讨后，都觉得落款的后三个字是“道人书”三字，前面的三个字无法辨认。能初步辨认出“道人书”三字已然不易，算是不虚此行。随后，我们打道而归。

但是，没能找到准确答案，我心中仍有所不甘。

于是，在一个周日我又约上原德感区公所的杜德元和刘明智两位老先生继续寻找答案。早前，刘在区公所企办室工作，在圣泉寺内开过电石厂。杜是林业员，管理着圣泉寺内的林木，对寺内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但我问起两处摩崖题刻的作者时，二老都是一头雾水，只说这些字据说是一位翰林所写。

这“道人书”中的“道人”到底是谁？古代的一些道教徒或在寺院中打杂的人都自称道人，但他们必定是有名有姓的。摩崖题刻的四个大字妙趣天成，清丽韶秀，绝不是一般人为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贵州省遵义市文联系统的一位干部施遵艳说起此事，他立即告诉我贵州清代有一名官员以书法见长，号什么道人，且与巴蜀有缘。不久这位热心的同仁就发来了这名清代官员书家的信息——

袁思韠(音毕)，字锡成，号癯道人。祖籍四川，先辈迁居贵州，道光十八年（1838年）生于贵阳。后为川督丁宝祯幕僚，曾官于四川。行走于巴山渝水之间，酷爱题刻，不以官显，却以书艺闻名于世。

随即，我查阅了民国十三年版的《江津县志》，该志卷四之二《典礼志·下》载：“圣泉寺，黔癯道人分别书写铿尔泠然四大字凿于石壁”。这部志书当时印数很少，到1949年几乎难寻一本，我所查阅的乃是从台湾带回的。再查《双龙乡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我与重庆三峡博物馆的殷玉玲取得联系，得知他们馆藏有黔癯道人袁思韠的书法作品。

袁思韠一生科场不利。同治八年，乡试中举，时年三十有三。之后两次会试均失败。因与四川总督丁宝桢有旧交情，投其门下充任幕布，后一度游蜀，纵情于山水，自得其乐。巴山渝水对袁思韠的艺术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书艺更上一层楼，艺术境界更加广阔。他的书法被称为同治光绪年间贵州书法界之首，成为贵州首屈一指的艺术通才。游学北京期间，因其在书法上深厚的造诣，名声远播，求楹联碑榜者遍及海内，成为京城名重一时的书法大家。

题刻“铿尔”二字右上方注明时间为“光绪八年四月”，正是丁保祯任四川总督的第七年，袁思韠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四月来到江津是合情合理的。

题刻“泠然”的落款处，只能看到“巳冬季”三字，“巳”字前的岩石被破掉了。结合“铿尔”书写时间——光绪八年，即壬午年，壬午年的前一年是“辛巳”年，即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辛”字应是随石而落。因此，“泠然”应先写于“铿尔”。1881年冬与1882年四月仅隔几月，但很难说明袁思韠是一次来江津住了数月。是两次为圣泉寺题字，还是两次来江津两次在此题字，算是一个疑点。

龙吐水处的摩崖题刻“泠然”  庞国翔摄

我曾对“铿尔”“泠然”四个字的题刻征求过著名书法家、重庆市书协原副主席、秘书长陈册以及江津区书协主席涂君、楹联学会会长王达政等文友的看法。他们都说此书法艺术性绝对是大家风范，非常珍贵和难得。但也有一人认为“铿尔”左边的落款中“黔癯道人”的“黔”字，写法可能是并字的繁体“竝”字，这就有些难解。古人为嘱所题两幅或多幅，款落“竝”（并）字，是有可能的。况且在民国版志书所说的就是“黔”字。

袁思韠为何来江津，还需与丁保祯结合起来思考。丁宝祯与江津仁沱场袁方城为同榜进士，又同朝为官，往来密切。清代江津盐业发达，与丁宝祯有关，是在他的扶持下江津盐业才能得以在自贡开发盐井争得楚岸五府一州的销场。其间，丁宝祯与江津进士李嗣元也多有唱和。总之，丁宝祯作为总督一方的大员，同幕僚袁思韠一并来江津或遣袁来江津是情理之事。到底是一同而来还是袁思韠独自而来，在笔者所掌握的文献中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江津的圣泉寺，不知还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稿：庞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