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插画

历→歷（曆），两字用义用法并不完全相同，“曆”字做历法、历象、日历讲，而“歷”字可以通用。史：“記事者也。”个人认为从历史的本意来讲，应该是指在当下的星象观测、凶吉卜筮等重大活动中表达意见并记录在册的行为。引申来说，即被记录下来的现在乃至过去时间线上的一切言行。

历史的真实性不可否认，在过去的时空线上发生了无数事件，不管是被记录下来的，还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或者曾经被记录下来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罗生门》这部电影真切的告诉我们，人的每一个行为，在当事人、参与者、旁观者眼中都会折射出不同角度，形成偏差甚至可能截然相反的表述。那么，对于已经无法亲眼目睹的后来者而言，我们看到的历史记载就一定是真实的吗？难道不需要通过多方验证其真实性与可靠性，仅仅因为是古人所记载就能全盘接受、奉为圭皋吗？

让我们回到“司马光砸缸”，对于“司马光砸缸”最早的记载出自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卷三》的《活人手段》，大约成书于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其文如下：

而两百多年后的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完成的官修史书《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抄录了这一记载，缩略入传：

“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以上两处记载中，司马光砸的都是“瓮”，为何会出现“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呢？据查，该故事最早引入教材为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二册《司马温公》，不仅在解读史料记载时将小口大腹的“瓮”首次更改为直口深腹的“缸”，而且增加了“群儿狂叫”和“俯身取石”两个原文没有的拟态文字描述。

“司马温公幼时，与群儿戏庭前。有一儿，误坠水缸中，群儿狂叫，皆惊走，温公俯取石，击破缸，缸破水流，儿得不死。”

自此，民国时期的1912、1921、1923、1929年乃至1949年以后的小学教材中都变成了“司马光砸缸”，并一直沿用到2018年。2019年的人教部编版《司马光》课文从白话文恢复为文言文，从“砸缸”变为“砸瓮”，但是公众记忆中多年宣传而形成的“司马光砸缸”却已经根深蒂固了。经过百年来小学课本与近三十年小品化演绎的传播，全国人民都知道“司马光砸缸”却不知“司马光砸瓮”。

由此可见，历史在记录、传播的过程中会发生改变、增补，甚至有可能覆盖原本的记载，并且一些有失偏颇的记载通过公信力较高的传播渠道（如上文中的教材）使受众不加质疑地接受其错误的信息，造成这些错误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偏失。因此，我们需要用慎重的态度多方验证，运用逻辑思维分析解读不同的历史材料，尽量筛除那些缺少可靠佐证、逻辑自相矛盾的佐证资料，保存好反复推敲的判断依据，做好传播人和把关人，将自己的判断与其他尚不能完全否认的诸个观点一同客观、公平地传播于大众。

按照研究史前史的学者观点，最初记录的历史是星象观测、凶吉卜筮等重大活动，记录的人被称为“史”，很可能同时承担了观星、占卜、解读、记录的行为，承担起人、神沟通的社会职能，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神圣职责。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和世俗政权的不断强化，其职能在不断分化、地位也逐渐削弱，春秋时期的记载中史官有了明确的分工，太史负责历法和记载国事、太祝负责祭祀、太卜负责占卜，内史掌管策命和记载周王的言论，御史负责保管档案。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更是将成书于战国的《左传》所记载的春秋史官独立于王权秉笔直书形象的传扬千古。而此后的史官不但地位下降，独立撰史的主客观条件也逐渐消逝殆尽，前有《史记》一度被视为谤书，班固写《汉书》而被举报入狱；后有《四库全书》以编辑为名大肆删改。

随着社会的进步，识读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记载文字的工具、了解当时社会信息的渠道都在不断扩大，有能力记录（解读）历史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私人撰写史书也渐渐成风。私修史书不同于官修史书，前者受到编撰者个人观点情绪、个人认知范围影响，有文笔流畅、述事统一等优势，诸如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之于后晋官修的《旧唐书》；而后者在认知范围广度、参考资料数量上远超前者，诸如宋太祖诏令编纂的《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前者参照了大量当朝文字记录，史料价值更高，很难说孰优孰劣。但是自明中后期起，私人修史活跃，很多撰史者专业素养有限，虽然题材众多，数量庞大，在抄袭拼凑不少原始文献的同时也少有实地考证，夹杂了无法求证的轶闻野史，颇多主观臆断，水平参差不齐。明清时期流行的地方修志和家族修谱或是历史与传说混为一谈，或是为了自我拔高四处攀附，留给今人颇多哭笑不得的记载（可参见作者小文《明吏部尚书蹇义生平考》）。

何以至此？历史没有观点，但是记录（解读）历史的人有观点，当他们开始对于历史逐渐失去敬畏之心，受到内在情感与外在环境的诸多影响而随意曲笔，其笔下所书的历史就不那么真实了，而后的读者如果不加辨别的全盘吸收就失去了读史本意，误入歧途。

回到“司马光砸瓮”来看这个问题，最早记载这个事情的是僧人惠洪，他撰写《冷斋夜话》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故去不足三十年，可以算得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应该听到过不少司马光的轶事。也有观点认为惠洪撰文有不少夸诞伪造之处（见《四库全书》提要），说他在同书中伪造多首诗作、事迹（见宋代晁公武《读书志》、陈善《扪虱新话》、许顗《彦周诗话》记载）。加上惠洪一生和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交往甚密，甚至为此两度入狱、发配海南，而司马光是最大的元祐党人，在宋徽宗所立《元祐党人碑》上居于首位，据此怀疑惠洪的记史观点立场不公允，很有可能为司马光鼓吹造假，毕竟历史上同类事件比比皆是。而《宋史》作为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仅仅用时两年半，这段文字又是基本抄自《冷斋夜话》，很难作为独立证据佐证“司马光砸瓮”的真实性。从上述论证来看，“司马光砸瓮”由于记录（解读）历史的书籍是孤证无疑，孤证存疑；而最早记载此事的惠洪有夸诞伪造、粉饰同党之嫌。因此“司马光砸瓮”的真实性确实难以实锤，无法得出毫无争议的结论。一个收藏家、两个历史学者，都不去追索研读原文、了解原意，或以“俺寻思”的非逻辑推理卖弄一知半解的考古知识，或以“我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认为”的霸总模式让受众放弃分析能力，跟着他的观点走，这样的历史解读者可以信任吗？又会将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播引入什么样的歧途！

《元祐党籍碑》拓片

社会供给刺激社会需求，信息发布渠道的多元化和低成本，导致有能力、有意愿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人也远超前代，传播人或意见领袖的专业度和严谨度随之降低，伴随着各种有目的性的信息主动输出，甚至在某些热点问题针锋相对、轮番轰炸，形成舆论波峰，受众也一起被卷入其中，且鲜少有人有理有据的论证反驳。让人担忧的是，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发布的各类信息没有经过严谨的真实性审核，而公众更不可能有时间和能力做这样的事。想象一下，每天都有很多个声音在你耳边发布关于同一个事件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看法，绝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最原始的信息资料，也没有时间和耐心查找资料、独立分析，早已习惯了接受二手信息的公众自然是谁的嗓门（流量高、传播广）大听谁的，谁的权威（头衔多、知名度高）大听谁的，而少数坚持分析判断、实证支撑的人也会由于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而沉默。公众习惯了或者说受到意见环境的影响更相信占据大众传播过程中多数一方的网络大V、社会公知的知识解读，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依传播内容搭建起的历史知识和观点，即使这些信息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却不自知。

运用历史思维，清晰地勾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演绎规律及影响范围，增强文化自觉，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充足的理由和底气，使我们充满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自豪感，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这是我们这些从事历史文化研究从业者的历史职责和社会职责，但是面对已经占据先手的网络大V、社会公知，我们何以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