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价值的深刻论述，使广大考古工作者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对此，本文拟就重庆远古文化脉络、文明特质谈几点认识。
一、重庆的考古文化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生动见证
重庆是我国境内少有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绵延不绝的地区，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宜居地”之一，迄今已发现近百处旧石器遗址和石器点。距今200余万年前的巫山龙骨坡、距今约100～140万年前的九龙坡玉龙公园、距今约70万年前的丰都烟墩堡、距今40万年以前的巫山玉米洞，这些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早期人类筚路蓝缕的重庆足迹。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十分丰富，有丰都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池岭坝、范家河、忠县乌杨、大地坪、奉节藕塘、庙沟、兴隆洞、秀山河湾、合川唐家坝、大渡口石盘村等，年代大多在距今7～15万年间，据其所在阶地和夷平面的不同，又可大致分为距今13～15、7～8万年旧石器中期早、晚两个阶段；其中奉节兴隆洞为洞穴遗址，属于早期阶段，出现了世界最早的剑齿象牙雕刻线条艺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主要有铜梁张二塘、奉节穿洞、马家湾洞、巫山迷宫洞、丰都犀牛洞、九龙坡区桃花溪、合川大山坪、大渡口马王场等，这些遗址多数经过考古发掘，年代集中于2～4.5万年间，其中铜梁文化遗址是西南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
巫山龙骨坡遗址全景
巫山玉米洞遗址出土石质工具
三峡考古建立了长江上游地区时间链条最长、序列最完整的新石器考古文化谱系，是我国西南地区也具有万年文化史的物质见证。距今约10000余年前，以奉节横路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两岸二级台地上的系列遗存，展现了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换过渡的图景。到了距今8200～8600（校正年代，未校正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7560±110年）、8000～8200年（树轮校正）左右，奉节地区相继出现鱼复浦和藕塘两个新石器遗址，鱼复浦遗址发现了长江上游最早的陶片、磨制石器和火塘，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称其陶片为“三峡第一片”。距今约6300～7800年间，丰都玉溪遗址一直绵延着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玉溪下层文化”，其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特色，发现了大量打制石器、骨器和少量局部磨制的石器。距今约5300～6300年间，丰都、江津、合川等地相继出现了以平底器为主的、与玉溪下层文化迥异的“玉溪上层文化”，这类文化可能与四川盆地内更早的尚未发现的土著文化有关。距今约4600～5300年间，“玉溪坪文化”在重庆各地开枝散叶，重庆地区史前文化进入繁盛阶段。距今约3750～4600年间，“中坝文化”兴起，其生计经济以种植粟、黍为主，水稻为辅。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和中坝文化呈现一脉相承的精进发展状态。
玉溪下层出土器物
涪陵黄荆背遗址出土陶高领壶（中坝文化）
以重庆地区为重心的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展现了巴文明的独特历史进程。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中期，重庆地区为“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的分布区，并孕育了巴文化的一些重要元素。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重庆地区分布着“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以陶圜底器和尖底器为组合，并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器，早期巴文化发展日臻成熟，范围可及鄂西、川东、陕南。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石地坝文化演进为“瓦渣地文化”，并出现了随葬柳叶剑、三角援戈等青铜兵器的墓葬。春秋中期至西汉初，“李家坝文化”兴起，各地的巴蜀文化铜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入通常所说的巴蜀文化（狭义）发展阶段。
开州姚家坝遗址器物组合（石地坝文化）
涪陵龙头港遗址出土花边圜底罐（瓦渣地文化）
云阳李家坝墓群出土铜戈（战国）
此后，从汉晋家族墓到宋元夫妻合葬墓，从东汉画像砖石到宋明墓内雕刻，从巍巍汉阙到石窟寺遗址和造像考古，从唐宋涂山瓷窑系到明清冶锌遗址群，从秦汉小型聚落到汉至明清府县城址，从宋元山城体系到明清土司文物……，重庆地区的古代文化充分融入中华大一统的发展背景里，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重要物质见证。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冶锌罐堆积（明）
二、重庆地区是远古人类扩散、中国多元文化交融之地
重庆地区是研究东亚古人类和现代人扩散的重要地区。重庆东部的巫山、东南部的武陵山区处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前沿，气候温暖，物产丰富，是远古人类适宜的狩猎采集活动空间。中国仅有的超过200万年的两处古人类遗址——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湖北建始龙骨洞遗址就位于这一区域内，虽然对龙骨坡发现的下颌骨和牙齿、龙骨洞发现的牙齿是否属于人属还有争议，但两处遗址的石制品人工属性仍然提醒我们，它们在研究东亚最早人类活动方面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人（晚期智人）走出非洲（或称夏娃理论）提出以来，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地区，就一直是研究者探讨亚洲东部乃至澳洲与美洲现代人扩散的关键地区。奉节兴隆洞遗址出土的3颗距今12～15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对于研究中国腹地早期智人与已经探明的东亚丹尼索瓦人的关系有重要价值，而2021年在丰都犀牛洞遗址原生地层出土的1颗4万余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2008年在奉节穿洞发现的具有晚期智人特征的完整颅骨化石，对于阐释中国境内早期智人与现代人的关系、现代人迁徙与扩散的重庆证据意义重大。
龙骨坡遗址出土的下颌骨标本和上门齿标本（引自GuangbiaoWei2014）
三峡地区是我国远古文化南北交融、东西交汇之地。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重庆地区旧石器文化主要是华南主工业石器组合；旧石器时代晚期，部分遗址开始出现了石器小型化的特点，具备了一些华北主工业的特点。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多地发掘和采集到一些似阿舍利技术的石器产品，体现了东亚大陆与所谓莫维斯线以西地区的文化联系。新石器时代中期，玉溪下层文化的陶器具有与三峡东部城背溪文化楠木园类型相近的特征，可以看做江汉平原同时期文化的近亲。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溪文化向西拓展到今渝东巫山县、渝东南秀山县一带，大溪文化的少量文化因素也能在重庆本地的玉溪上层文化中看到影子。大约在大溪遗址第四期时，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进入三峡东部地区，短暂地替代了大溪文化，同时，与逐渐崛起的玉溪上层文化在大溪遗址相遇。玉溪上层文化晚期和此后的玉溪坪文化较为强盛，其影响可及三峡东部的湖北宜昌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主要位于江汉地区的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西渐，快速通过三峡峡江廊道，促进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产生和稻作农业的出现。大约在龙山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前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南下，给鄂西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白庙遗存打上了深深的中原文化烙印，并对重庆地区的中坝文化晚期有较大影响；同时，晚期的中坝文化东进峡江最东段，在鄂西地区与王湾三期文化相遇。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三星堆文化向东扩张到四川盆地东部和鄂西地区，与峡外的荆南寺遗址夏商文化产生接触。商代晚期，以重庆为中心的石地坝文化崛起，其尖底器等传播到成都平原，促进了十二桥文化的产生。春秋中期后，楚风西渐，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巴、蜀文化深度融合。秦至西汉中期，重庆考古文化的地域特征渐趋减弱，汉文化、汉制在巴文化地区开始确立。
大溪遗址周边环境
三、巴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单元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般“多元的起源”，到形成几大文化区系后若“月明星稀”的“地方性多元一体”，再到形成“南农”、“北牧”两个“初级统一体”，最后发展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向心状的“多元一体”。在这一演进格局下，长江上游既有蜀文化的平原农业模式文明起源，也有大山大水环境下的巴文化渔猎工商模式的文明化进程。关于各地文明起源模式的讨论，以农业文明、牧业文明和海洋文明这三大类文明的发生、发展研究较多，对于巴文化这类渔猎工商为代表的起源模式较少关注。
巴文明的涵盖范围包括了重庆、川东、鄂西、陕南等，她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朵奇葩，具有开启历史早、延续性好、地方性强等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华文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为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经济形态上看，巴文明起源经历了渔猎采集到山地农业和工商重地的发展过程。从横路、鱼复浦遗址到玉溪下层文化，考古发现的生业主要是各类动植物遗存。其中，玉溪遗址下层虽没有发现农作物种子，但发现了堆积深厚的各类陆生动物碎骨，以及水生的各类鱼骨渣、蚌壳和螺壳、软体动物，浮选发现了珊瑚朴、南酸枣等植物，体现了当时“山上捕”、“林里采”、“水下捞”的渔猎采集经济形态，是非农业革命下的另类新石器时代。此后的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重庆地区开始种植粟、黍并形成旱作农业传统，同时出现少量的水稻作为补充，这种旱地农业形态一直可延续到东周、汉代，《华阳国志》记录的巴地诗歌可见证，结合重庆的地貌样态和文献记录，可将这种旱作农业归纳为“山坡畲”、“梯田灌”、“台地种”的复杂多模态农业生产形态。从距今约4600年前起，以中坝遗址为代表的系列遗址陆续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井盐采煎，这是中国最早的规模化、商品化盐业生产，对促进区域内人群分工和阶层分化，整合区域社会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盆地文明起源，支撑了巴蜀国家的持续发展。西周时期，巴地的濮人即以丹砂进献中原王朝，战国时期，巴寡妇清成为采炼丹砂的大实业家、大商人，从而“礼抗万乘，名显天下”。此外，巴地还盛产清酒、辛蒟、茶叶、铜铁等物产，这种“烤酒卤”、“炼矿石”、“育特产”的远古特色工商产业体系，体现了巴文明起源发展的独特路径。
考古出土植物标本
从物质特征看，巴文化陶器因其浓烈的尖底器和圜底器组合特征，在中华文化的诸地域构成中堪称独树一帜，地方特征十分鲜明。从铜器的特征看，很可能属于早期巴文化的城洋铜器群，除大量中原殷商文化特征的铜器外，发现有人面形面具、兽面形面具、虎纹铜钺、人面纹钺、三角援戈、弯形器（镰）、璋形器、尖顶泡、透顶泡等，展现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特征；东周以来，巴文化青铜器与蜀文化一道，既有形制上颇有特色的柳叶剑、三角援戈、烟荷包式钺、釜、鍪、釜甑、尖底盒、桥形璜、虎钮錞于、豆形铜俎等铜器，也有至今尚未得到解读的巴蜀符号，并形成了普罗大众的釜、釜甑铜炊煮器组合，高级贵族的俎、豆铜食器组合和錞于、钟、钲的礼乐铜器组合，尚武男性的戈、矛、剑、钺铜兵器组合。这些巴蜀式青铜器和组合有的被中华文明中的其他地域文化所吸收（如鍪就成为后来秦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它们自身也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的重要样式，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成分。
涪陵小田溪墓群虎钮錞于（战国）
从巴文明与华夏文明的交往历史看，体现了王国与方国的紧密政治关系和中心与边缘复杂的地缘关系。早在先夏时期，“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夏朝的第一个国王启曾派孟涂“司神于巴”。商代，中原王朝视巴方为其“甸服”（甲骨文“商（赏）于巴奠（甸）”），晚商时，商王及其妻子妇好将军“伐巴方”，常掳掠其人口为牺牲。西周时期，周以其“宗姬封于巴”，巴国被视为周之南土。春秋时期，巴频频参与华夏事务和诸侯盟会，与楚、秦、邓、庸等国间既合作交流，又频繁发生战争。此时的巴国与周王室则仍保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巴国“班侔秦、楚，示甸、卫也”。春秋战国之交，“巴国分远，于盟会希”，此后专心经营四川盆地东部。战国时期，楚风西渐，“江州以东，其人半楚”。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在巴地推行羁縻制度，为之后两千年中国边地治理开制度先河。秦汉时期，不断向巴蜀地区移民；汉武帝时，全面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盐铁国家专卖，大力推进儒家思想，巴文化基本融入汉文化，总体上完成了华夏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中华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此后，范晔著《后汉书》录“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实已变为中华文明“一体”之下的次级“多元”民族观。
四、巴文明的特质和形态
巴文明经过了文明要素的起源到南土方国、融入华夏一体的历史进程。在文明要素的起源中，这片土地突破常规，在长江上游率先跨入新石器时代，然后才有农业起源和发展，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奋进姿态。其后，以盐业为代表的工业、特产的生产和贸易促进了区域文明进程，体现了巴人“开物成务”的精神。从新石器末期和东周以前的墓葬看，在文明诞生过程中，贫富分化始终不大，社会分层不太彰显，突显了“平等俭约”的社会思想。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目前尚未观察到巴文化地区存在古国的迹象，而是跨越古国直接进入方国状态，属于次生文明模式，展现了巴文明“开拓跨跃”的意识。在宗教和精神领域，具有崇巫鬼、尚祭祀、敬祖先的特征，体现了巴文化“天人合一”的特质。巴文明与中原文明联系密切、交流频繁，在西南地区率先出现铜器群，走过了从神、王结合到王权为主的国家权力形态，再到后来发展出的羁縻与郡县制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巴文明对华夏政治文明的贡献不容小觑。
重庆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和巴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表明：重庆是探究中国远古人类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为佐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实例，对展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稿：白九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