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坟坝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一组，地处长江右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位于三峡水库消落区范围内，长江水位的反复消涨及近年来的取土活动对遗址造成了较大破坏。

作为三峡水库消落区考古发掘年度项目，2015年7月至9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60余平方米，清理的遗存时代涵盖新石器、商周、汉、宋元、明清等多个时期，以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遗存为主，其中商周时期的陶器有花边口缸、高领罐、小平底罐、尖底盏、尖底杯、圜底钵等，属于石地坝文化，年代为商末周初[1]。

在2015年度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尝试对遗址进行植物考古土样采集和浮选工作，本文所报告的内容就是此次浮选的结果。

 

一、采样与浮选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运用针对性采样法选取部分遗迹单位进行了采样，采集土样8份；在田野发掘结束后，我们运用剖面采样法选取两个探方的隔梁进行采样，采集土样32份。在采样过程中，对相同的遗迹单位存在多次采样的情况，我们对相同遗迹单位的样品进行合并，合并后的样品有20份，土量819升，平均每份样品的土量约41升。

这些浮选土样分别采自四个不同的文化时期，分别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和宋代，其中商周时期的样品最为丰富，其余三个时期的样品数量较少（表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遗址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早期的遗迹单位保存较差，因此本年度采集的浮选土样主要来自地层中。

 

表一   浮选样品釆集背景

浮选工作在现场进行，浮选方法为小水桶浮选法，采集轻浮的分样筛规格是80目（0.2毫米）。

 

二、浮选结果的鉴定

通过显微镜观察，古坟坝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包括炭化木屑和植物种子两类。

（一）炭化木屑

炭化木屑是指经过燃烧的木头的残存，主要来源应该是未燃尽的燃料或遭到焚烧的建筑木材和其他用途的木料等[2]。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多较细碎，我们将大于1毫米的炭化木屑进行称重计量，然后以样品为单位进行等量换算，结果显示，每份浮选土样如果按10升的土量计算，则古坟坝遗址浮选样品所含炭化木屑的平均重量为1.31克，这一含量是偏低的。

（二）植物种子

在古坟坝遗址20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351粒炭化植物种子（含水稻基盘和小麦穗轴）。经鉴定，这些植物种子包括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稻谷（Oryza sativa）、小麦（Triticum aestivum）、裸大麦（Hordeum vulgare）、红小豆（Vigna angularis）、豌豆（Pisum sativum）、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燕麦（Avena sativa）九种农作物遗存，合计285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81.20％。其他可鉴定的有狗尾草（Setaria）、稗（Echinochloa）、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野豌豆（Vicia sepium）、紫苏（Perilla frutescens）、罂粟（Papaver somniferum）、拉拉藤（Galium aparine）、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等科属的植物种子，另外还有极少量特征不明显、或者由于炭化过甚而失去了特征部位的破碎的植物种子。

表二   古坟坝遗址出土植物种子统计表

 

1. 农作物

古坟坝遗址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谷、小麦、红小豆、荞麦、裸大麦、燕麦和豌豆九个品种。

粟，古坟坝遗址共浮选出土了45粒炭化粟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15.79％。这些炭化粟粒呈圆球状，表面较为光滑，背部较平，胚部呈U形，因烧烤而爆裂呈沟状。完整籽粒平均长约1.20、宽1.07毫米（图一，1）。其中商周时期出土粟44粒，宋代出土1粒。

 

1.粟（商周）

2.黍（商周）

3.稻米（宋代）

4.稻谷基盘（宋代）

5.小麦（宋代）

6.小麦穗轴（宋代）

7.红小豆（商周）

8.荞麦（宋代）

图一 古坟坝遗址炭化植物遗存（一）

 

黍，共浮选出土21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7.37％。炭化黍粒呈圆球状，表面较为粗糙，背部较鼓，胚部较短，爆裂后呈V形。完整黍粒平均长1.68、宽1.63毫米（图一，2）。黍均出土于商周时期。

稻谷遗存，共发现183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64.21％。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包括13粒炭化稻米和170粒稻谷基盘（图一，4），稻谷基盘为稻谷加工和脱粒过程中的副产品，一粒稻米对应一个基盘，因此在文中将稻米和稻谷基盘统称为稻谷遗存。完整稻米呈矩圆形，两侧压扁，表面有纵棱，长4.26、宽1.34毫米（图一，3）。其中商周时期出土炭化稻米1粒，稻谷基盘7个；宋代出土炭化稻米12粒，稻谷基盘163个。

小麦遗存，共浮选出土25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8.77％。古坟坝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包括23粒炭化小麦和2粒小麦穗轴（图一，6）。小麦籽粒呈圆柱状，胚近圆形，背部隆起，腹沟很深，两壁完全不贴合。完整小麦长3.63、宽2.52毫米（图一，5）。小麦均出土于宋代。

红小豆，出土2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0.70％。炭化红小豆呈横矩圆形，两端浑圆，表面光滑，种脐位于腹部偏向一端，窄矩圆形。长2.4、宽2.14毫米（图一，7）。红小豆在商周时期和宋代各出土1粒。

荞麦，浮选出土2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0.70％。种子呈金字塔形，棱脊较钝。完整籽粒长3.58、宽2.74毫米（图一，8）。荞麦籽粒均出自宋代。

燕麦，浮选出土1粒，窄矩圆形，细长，腹沟较深。种子长4.09、宽1.68毫米（图二，1），出自宋代。

裸大麦，浮选出土2粒，残，腹部及胚部保存完好。腹部近直，腹沟宽窄一致，两侧对称，胚区椭圆形（图二，2）。裸大麦均出自宋代。

豌豆，浮选出土4粒，残，种子圆形，表面光滑。炭化籽粒均出自宋代。

 

1.燕麦（宋代）

2.裸大麦（宋代）

3.狗尾草（宋代）

4.稗（宋代）

5.紫苏（商周）

6.罂粟（宋代）

7.花椒（商周）

8.八角枫（商周）

图二 古坟坝遗址炭化植物遗存（二）

2. 非农作物

古坟坝遗址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数量较少，共出土66粒，占植物遗存总数的18.80％。非农作物中以禾本科、紫苏、罂粟较多。

禾本科，古坟坝遗址共出土禾本科植物14粒，占非农作物总数的21.21％，可鉴定的种类有狗尾草（图二，3）、马唐和稗（图二，4）三种，均属于黍亚科，是常见的农田杂草。这些黍亚科种子呈梭形，背部微凸，腹部扁平，长1.1～1.4、宽0.7～1.1毫米。

紫苏，共出土11粒，占非农作物总数的16.67％。紫苏为一年生直立草本，紫苏的叶、梗和籽粒均能食用，我国栽培极广，供药用和香料用，在西南地区现在常被当作调味品使用。种子近球形，表面具六角形网纹，直径约1毫米（图二，5）。紫苏种子在商周时期和宋代均有出土。

罂粟，本次浮选出土9粒，占非农作物总数的13.64%。罂粟种子呈肾形，表面呈蜂窝状，种子长0.69、宽0.53、厚0.54毫米（图二，6）。植物分类学上属于罂粟科罂粟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鸦片、大烟、米壳花、罂子粟等，未成熟果实含乳白色浆液，制干后即为鸦片。果实和果壳均含吗啡、可待因、罂粟碱等多种生物碱，加工入药有敛肺、涩肠、止咳、止痛和催眠等功效。原产于南欧，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植，一般认为在唐代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3]。

另外，在古坟坝遗址中还浮选出土了野豌豆、草木樨、藜、酸模、拉拉藤、花椒（图二，7）、八角枫（图二，8）、牡荆等植物种子，这些植物为重庆地区常见的杂草或灌木，数量很少，分析意义不大，因此本文不一一描述。

 

三、分析和讨论

（一）炭化木屑的问题

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的平均含量为1.31克/10升，与邻近地区中坝遗址出土炭屑含量4.02克/5升相比，这一数值是偏低的。但是这一数据仅是平均值，事实上，不同样品所含炭化木屑的含量存在较大的差异。

浮选样品炭化木屑的含量一般与采样背景的性质关系密切，考古遗址中不同位置以及各种遗迹现象由于使用功能不同，埋藏炭化遗存的概率和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的可能性存在很大的差异[4]。因此，我们对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按不同的采样背景进行统计（表三），结果发现，采自墓葬的样品中未出炭化木屑，采自地层的样品炭化木屑含量仅为0.03克/10升，明显低于全部样品炭化木屑的平均值；采自灰坑的样品炭化木屑含量较为丰富，为0.99克/10升，略低于全部样品炭化木屑的平均值；而采自窑址的样品炭化木屑含量为34.67克/10升，是全部样品炭化木屑平均值的26倍。由此可见，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炭化木屑含量偏低，应该是受到遗址采样背景多为地层的影响。

表三   不同釆样背景炭化木屑平均含量

古坟坝遗址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和汉代土样中均未发现炭化植物种子，因此下文仅对商周时期和宋代的植物遗存进行讨论。

（二）商周时期植物遗存分析

商周时期出土的植物种子以农作物为大宗（76.29％），其中包括三种谷类作物（粟、黍、稻谷），一种豆类作物（红小豆），说明农耕生产应该是商周时期古坟坝先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

表四统计显示，在古坟坝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炭化粟粒数量最多，出土44粒，占农作物总数的59.46％；黍次之，出土21粒，占农作物总数的28.38％，粟和黍两种作物占农作物总数的87.84％，说明商周时期先民是以种植粟、黍两种旱地作物为主。“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这首为《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巴地民歌，讲述了巴地的农作物为黍和稷，稷即粟，与古坟坝遗址主要的农作物品种相吻合。

稻谷遗存出土8粒，占农作物总数的10.81％。古坟坝遗址商周时期出土的稻谷遗存中，包括1粒稻米和7粒稻谷基盘。稻谷基盘一般是稻谷加工和脱粒过程中产生的，基盘很小，较稻米更容易被先民遗漏，从而保存到遗址中。稻谷基盘的发现，说明商周时期稻谷应该是在当地进行种植的。红小豆的数量最少，仅出土1粒，占农作物总数的1.35％。

需要说明的是，植物遗存在埋藏过程、堆积过程和提取过程中是存在误差的[5]，因此对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时，除了对绝对数量进行统计外，还应该运用其他方法如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进行统计。出土概率统计显示，粟、黍、稻谷和红小豆的出土概率分别为41.67％、16.67％、25.00％和8.33％（表四）。从出土概率看，农作物的出土概率并不很高，应是受到采样背景多为地层的影响。四种作物中，粟的出土概率也是最高的，表明粟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农作物品种。稻谷的绝对数量低于黍，但出土概率高于黍，说明稻谷与先民生活关系很密切，可能是作为主体经济作物粟、黍的主要辅助作物品种。红小豆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都很低，说明红小豆在先民的农业经济中的地位较低。

表四   古坟坝遗址商周时期农作物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比较

 

古坟坝遗址位于长江上游三峡腹地，与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稻谷农业为主的农业结构明显不同。遗址所处的涪陵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热量充足，降雨丰富，水热条件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然而遗址处于四川盆地和盆边山地过渡地带，地势以低山丘陵为主，古代先民多逐水而居，长江沿岸适宜发展农业的平地主要集中在第二级阶地上，面积狭小，土壤饱水性能不好，更加适宜台地旱作农业的发展[6]。

中坝遗址位于古坟坝遗址下游，直线距离约80公里。赵志军对中坝遗址的浮选结果显示，第一期样品（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黍的出土概率为72.0％，粟的出土概率为44.0％，炭化稻米的出土概率为4.0％；第三期样品（公元前1100～前200年），黍的出土概率为61.7％，粟的出土概率为65.0％，稻谷的出土概率为21.6％[7]。我们对古坟坝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H10）进行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年，校正后的年代为(92.7％)公元前1501～前1390年(距今3450～3339 年)，或（2.7％）公元前1336～前1323 年(距今3285～3272 年)，时代属于石地坝文化，略晚于中坝文化（距今4300~3700年）[8]。古坟坝遗址与中坝遗址第三期的浮选结果更为相似，以旱地作物粟、黍为主，粟的出土概率高于黍，稻谷在先民农耕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变得重要。

（三）宋代植物遗存分析

古坟坝遗址宋代出土的植物遗存仍以农作物为主，共发现农作物遗存211粒，占出土植物遗存总数的83.07％。作物遗存较商周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物品种上，未发现黍，新出现了小麦、裸大麦、豌豆、燕麦和荞麦五种农作物。对出土的农作物绝对数量进行统计（表五），可以看出，稻谷（含基盘）的出土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82.94％，说明稻谷是宋代先民最重要的农产品。小麦（含穗轴）的数量百分比为11.85％，明显的少于稻谷（含基盘）。考虑到稻谷基盘的数量很多，如若我们不对稻谷基盘和小麦穗轴进行统计，则小麦的绝对数量占农作物总数的25.84％，较稻米的含量13.48％高出许多，因此我们推测小麦也与先民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宋代先民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粟、红小豆、裸大麦等农作物的数量很少，说明这些作物品种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表五   古坟坝遗址宋代农作物绝对数量统计

在古坟坝遗址的宋代样品中，发现了163粒稻谷基盘。稻谷基盘一般是稻谷加工和脱粒过程中产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稻谷基盘，由此可以推断出先民的收割和加工方式，先民应该是将稻谷连同稻草一同收割回遗址中，并在居住址进行脱粒，在加工和脱粒过程中产生的稻谷基盘、稻壳、杂草等最终被废弃，然后经过火烧作为炭化物保存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采集的样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能准确全面的反映遗址的农业生产状况，深入的研究尚有待更多的植物考古材料来充实。

 

四、结论

古坟坝遗址为一处位于三峡库区消落区的古遗址，受遗址埋藏条件及采样背景的影响，2015年度出土的植物遗存相对较少。采集的土样包括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和宋代四个时期，仅在商周时期和宋代出土了炭化植物种子。

对古坟坝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农耕生产是商周时期和宋代先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商周时期，先民是以种植旱地作物粟和黍为主，稻谷在先民农业经济生活中也比较重要，红小豆的地位较低。宋代，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作物品种更加多样化，农业结构上，稻谷成为和小麦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种类，粟、红小豆、裸大麦等农作物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

 

注释：

[1] 肖碧瑞，白九江：《三峡水库消落区古坟坝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11日第8版。

[2]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的实验室工作方法》，《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51页。

[3]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2卷），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52、53页。

[4] 赵志军：《考古出土植物遗存中存在的误差》，《文物科技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84页。

[5] 同[4]。

[5] 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第250页。

[6] 赵志军，傅罗文:《中坝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盐业考古》第三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94～409页。

[8] 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巴蜀书社，2010年，第197~243页。

 

（原文刊于《重庆考古论文集》第一辑）

图文：马晓娇 白九江 肖碧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