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250万年前，人类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简陋的打制石器，又过了大约100万年后，也就是距今150万年，人类发现并学会利用火。火使人类饮食方式从生食到熟食，推动了人类体质进化，也为陶器的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直到距今100万年前的洞穴遗址中才发现完整的燃烧痕迹，这表明人类从发现火到能够控制火又经历了漫长的五十万年，火成为人类发展进化的“加速器”，而陶器则成为人类利用火创造的第一种改变化学性质的人工造物，它进一步改善了人类饮食方式，丰富了人类的“菜谱”，推动了人类文明演进和体质进化。

  

原始人用火场景复原

 

过去的传统观点甚至是一些中学教科书中，还将陶器的出现、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等文化特征视作新石器时代来临的标志，认为陶器应该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随着人类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为满足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推翻了这一观点，即早在距今2万年——全新世大暖期来临之前的寒冷时期已经发现了陶器，当时的环境并不适合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无法确证当时的人类在掌握了制陶技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植物的栽培和动物的驯养。

陶器的产生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出现于东西方世界，且一开始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线。东亚人类似乎更为“务实”，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距今2万年的陶片，虽然无法复原出完整器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为目前为止世界最早的陶制容器，仙人洞的早期先民似乎在烧烤之外增加了烹煮这种新的食物加工方式。虽然考古学家还不能完全确定陶器的形状和用途，但显然这与农业、畜牧业的出现无关。而在西方，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艺术色彩，1925年在捷克下维斯特尼采遗址出土的格拉维特文化小雕像时代为公元前2.9万~2.5万年，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女神像，高111毫米，最宽处43毫米，由黏土雕塑成形后经500~800°C 烧成，其外形与大多数维纳斯相似：特别大的胸、腹和臀部，头部相对较小，身体其他部位细节较少，可能是对生殖崇拜的象征。除了这件陶塑外，还有熊、狮子、猛犸象、马、狐狸、犀牛和猫头鹰等动物雕塑以及两千多个陶球。2012年在克罗地亚科尔丘拉岛维拉·斯比拉（Vela Spila）洞穴中发现了东南欧地区已知最古老的陶器，出土的36块陶器碎片中有不少动物造型的残片，经过放射性碳测年法，初步判断其距今有1.5万~1.75万年的历史。考古学家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被广泛视为人类认知飞跃、技术创新与文化繁荣的时期，陶器首先出现的是陶质艺术品，虽然数量远不如象牙、石质艺术品多，直到距今八千多年，生活用陶器才开始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常见器类。

 

维斯特尼采遗址出土的格拉维特文化小雕像（公元前2.9万-2.5万年）

 

二

视线又回到中国，我们的祖先们仍然秉持着“务实”的态度推动陶器技术的进步。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制作技能，改良烧造技术，增加花纹装饰。即使是我们现在看来充满艺术性的陶器装饰，诸如附加堆纹、绳纹也可能是出于加固陶器器形、促进陶器质地紧密的实用性需求的初衷，在制作的过程逐渐兼顾了审美的要求。

彩陶可能是中华文明制陶技术的第一次飞跃，公元前6千年开始出现了彩陶文化萌芽，公元前4、5千年前，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大溪文化等都各自出现了以矿物质颜料描绘图案的彩陶，在实用器物上通过彩绘图案展现人类对美的追求。

 

兽面纹壶（新石器时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

 

距今4千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黑陶，其身不见彩绘，而是运用轮修、表面抛光和镂空技术，从造型艺术、制陶工艺两方面推进了制陶艺术进步，是中国陶瓷史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蛋壳黑陶高柄杯（山东博物馆馆藏）

 

此后，中国陶器发展之路本着实用性为主的目的，呈现出制作工艺的不断提高、造型艺术的百变多样、装饰艺术的相互借鉴的态势。

在制作工艺方面，商周时期的陶器普遍采用轮制技术，陶器的规整程度和生产速度极大提高，在陶土材料方面也出现了根据用途不同而有不同选择，在塑形之前也实现了洗、筛、沉淀等初步处理。西周时期更是提高了窑炉温度以增加硬度，为原始瓷器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造型方面，陶器已经不局限于容器，而是普遍运用到生活各方面，例如建筑用的陶砖瓦、随葬入墓的模型明器，甚至是缄封简牍的封泥。其中艺术性最为突出的当属秦始皇陵兵马俑，工匠们采用堆塑陶坯、雕塑细节、彩绘服饰的方式制作出两米左右的大型陶俑，展现了中国制陶技术在制作工艺、烧造工艺、审美艺术方面的全面提升。

 

丰都汇南墓群出土陶辟邪摇钱树座（东汉）

 

中国制陶技术最大的发展变化还是在装饰艺术上。早在距今7千年的磁山文化就发现了一件使用长石、石英作为釉料的陶器，西周又出现了绿色釉料，汉代的釉陶更为普及，在釉料中加入铅作为助溶剂以降低熔点、增加亮度，通过窑炉结构改变使铁、铜着色剂分别呈现美丽的绿、黄、褐等色。如果说最初的釉陶只是为了降低陶器吸水率，新莽时期的复色釉陶器和东汉时期的釉陶模型明器则更为注重陶器的艺术装饰功能。

在北朝釉陶俑的基础上，中国陶器技术发展到了巅峰——唐三彩。唐三彩用白色粘土作坯胎，先入窑经1100℃素烧，取出后再上釉二次彩烧而成。三彩的釉用含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着色剂，色彩更为丰富，有绿、黄、蓝、白、赭、褐等色，所谓三彩，实为多彩。唐三彩造型除日用器皿外，还有各种人物形象、动物形象、家庭用具模型等。此后的辽三彩、宋三彩、元代法华釉陶，都可以看作是唐三彩的艺术延伸。

 

奉节李家坝出土北宋三彩俑

 

明代开始瓷器为尊，但是明清的紫砂壶等陶器乃至近代的江苏宜兴、广东石湾的陶器工艺仍然有非常高的水准。

 

三

瓷器脱胎于陶器，是在制作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特殊”陶器。一般认为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然而，通过考古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陶瓷之别并不存在这样一条严格界限，这三个标准在宋元以前的瓷器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

首先说说胎：在郑州等地的商代遗址中就已经发现了一些胎质细腻而坚硬的“原始青瓷”，据检测，部分胎质使用了瓷土。但是一直到东汉以前，虽然胎土普及了人工粉碎和淘洗工艺，但是部分地区还没有使用瓷土，胎色并不完全是灰白色。直到东汉时期浙江上虞的瓷窑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利用本地的丰富瓷土资源制胎，并发展出成熟的青瓷烧造体系。由于瓷土资源分布不均，并非所有的瓷窑都可以找到瓷土资源，唐代开始使用化妆土遮盖较粗的瓷胎，以增加烧成后的白度。中国制瓷技术在胎的发展上出现了很多艺术奇葩，例如始于唐而失于南宋的绞胎瓷，其将仿犀皮漆器工艺特点运用到瓷器制作中，由两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胎土混合形成了不同色彩的纹饰图案，北方民间将其称之为“透花瓷”。又例如创烧于明永乐年间的“薄胎瓷”，因胎体厚度大多在1毫米以内，人称之为“薄似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

 

唐 绞胎方枕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接下来讲讲釉：最初釉可能是作为一种装饰而出现，以长石、石英矿物为彩绘原料，在烧制完成后呈现出特别效果，后来利用窑灰自然降落在坯体上能化合成釉的现象，进而用草木灰作为制釉的一种原料。釉表面呈现出的不同颜色则是在釉料中添加了不同的金属成分作为着色剂，例如使用铁作为着色剂，因窑内有无氧气而色呈黄绿或者青绿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瓷器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釉的变化，通过控制釉料成分、上釉技巧和温度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例如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与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并称"南青北白"，以及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建窑系的窑变纹。白瓷并非是使用白色的着色剂，而是在胎土选择上使用含铁量低的瓷土，减少釉料含铁量以呈现透明色泽，使白色胎呈于表面，烧出白瓷。由于白瓷更能反映出瓷器温润如玉的细腻感觉，所以逐渐成为明清瓷器的主流釉色，斗彩、五彩、粉彩等，都是在白瓷取得高度成就的基础上展现出的鲜艳色彩与繁缛图案。

 

南宋 曜变天目（日本静嘉堂美术馆藏）

 

最后谈谈装饰：瓷器的装饰从无到有，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表面色彩、堆塑造型、刻划图案三方面的变化。在色彩方面，到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上才出现了在釉下点彩的装饰，发展到唐代长沙窑的简单彩绘，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彩瓷，图案更为丰富多彩，不仅是从简单图案到复杂画面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商业化色彩浓郁的用户定制外销瓷。在堆塑造型方面，大致有局部堆塑、整体造型两个大类别，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整体，更多的变化来自当时的艺术审美需求。三国两晋时期的青瓷随着釉层变薄变透，一些碗钵外壁上出现莲花纹刻划纹饰，刻划图案在唐宋北方耀州窑系达到高峰，耀州窑的刻花浮雕装饰在当时独具一格，素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誉，从划花到剔花，再由剔花到刻花，最后发展到印花，其中反映出的是装饰审美风格从线性手法的平面性装饰为主向以三维的立体装饰发展。

 

宋 耀州窑青釉葵瓣碗（大英博物馆藏）

 

四

陶瓷器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断创新演变，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因此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言人”。关于瓷器的英文名china有一种说法认为，瓷器与中国英文CHINA相同，是因为中国瓷器对于世界文明有重要意义，故以瓷器的英文作为中国的英文名。另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认为china来源于古梵文中对秦的称呼，后来成了西方对中国的称呼，当瓷器传入西方，威尼斯人将瓷器称为chinaware，后来简化成china。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都表明陶与瓷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是中华文明灿烂文化的一顶桂冠。

 

图文：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