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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姚觐元说到《佛图关铭》
发布人:  2023-03-21

自清初至光绪年间,川东兵备道员约有70人。光绪十七年(1891)黎庶昌[1]为川东兵备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渝创设川东洋务启蒙学堂、创建“云贵公所”,倡实业、建病院等,光绪二十一年因病,张华奎取代黎庶昌。黎庶昌“殁,而西南耆儒尽矣。”[2]历届川东兵备道员中,笔者以为,陶澍、姚觐元、黎庶昌尤为著名,本文拟说说姚觐元。

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今吴兴县)人,姚文田孙,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据《姚觐元日记》(下简称《日记》)[3]云,姚觐元己巳、庚午(同治八年、九年)日记,“壬申、癸酉两年(同治十一、十二年)日记均佚”,姚氏抵渝具体时间未详。《日记》云,同治十年(1871)姚氏在京城,二月日记谈到了极乐寺、西直门,又,三月十三日姚氏“赴古楼查工。楼为京城最高处”[4],而《巴县志》谓“同治八年,归安姚觐元备兵川东”,“同治九年任川东兵备道”[5],则误矣。

同治十年辛未(1871),《日记》40页脚注谓:“此年日记据上海图书馆藏《弓斋日记》抄本整理,卷端题作《弓斋日记》卷之四,辛未,供职农曹。”农曹,即农工商部。姚氏任川东兵备道之时间,当依钱保塘撰、徐昌绪书《蚕神祠碑》[6]之“同治壬申,我兵备道归安姚公以天子命来巡是邦”文字,即同治十一年。钱保塘、徐昌绪皆与姚觐元为挚友,《日记》中多次述及姚氏与钱氏、徐氏晤面往来,钱氏之言可信也。

光绪十二年(1886)张云轩绘《重庆府治全图》川东道署的位置,在重庆府城隍庙东,今渝中区打铜街南(图1)。道署的东辕门为出入要道,人称“道门口”。

 

图1 《重庆府治全图》川东道署位置

姚氏在渝期间,政声颇佳。光绪四年(1878)七月辛亥,姚觐元由川东道迁湖北按察使[7]。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姚氏登舟离渝赴湖北,“至白象街,出太平门……其兵丁民团相率而至者复数千人,皆依依不舍,有离别可怜之色,相对汍澜,哽不成语。至江干……登舟。”[8]数千人依依不舍姚氏离去,可知姚氏在渝深得民心,是良吏也。

 

一、姚觐元在渝倡养桑蚕、振兴文教

姚氏来渝后,推广种桑养蚕。光绪三年(1877)七月二十四日,“浮图关民请立蚕市,即日批准”。同年十月,“光绪丁丑余于佛图关创建蚕神庙,乡父老大悦,具牒请于庙旁作场市,且请名。余命之曰蚕市。”[9]由《日记》知姚氏数次亲赴蚕神庙勘察地形、视察工程进度。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初十,姚氏曾“寄钱兰陂信,代撰《蚕神》。”[10]钱兰陂,即钱保塘(1833-1897),浙江海宁人,字铁江,一字兰陂,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任四川清溪、定远、大足、什邡知县。学问淹博,著述等身。

姚氏从老家浙江请来养蚕高手,在佛图关一带种植良种桑树,并养蚕、缫丝。光绪四年姚氏离渝之年,在佛图关建起了“四川重庆府蚕神祠”,祠在佛图关内大城门左侧(新市场上面),祠今已毁。

有蚕神祠砖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下简称“三峡馆”)。砖长26.5厘米,宽14厘米,高8厘米,上烧有字,阴文楷书“二品顶带四川分巡川东道兵备使者加布政使衔归安姚觐元造四川重庆府蚕神祠”,砖侧阳文篆书“光绪三年正月作”(图2)。前述姚氏请钱保塘代撰《蚕神》,而由徐昌绪书写碑文,此即名闻遐迩的《蚕神祠碑》(图3),“三峡馆”、重庆图书馆(下简称“重图”)藏有《蚕神祠碑》拓本。《蚕神祠碑》亦是书法范本,民国时期市面有拓本出售。因佛图关是姚氏首倡蚕桑的示范之地,故巴县人民将佛图关一带称为“姚公场”,亦称“姚公乡”,《巴县志》云,姚觐元“又树桑浮图关,劝民蚕,起蚕神祠……县人遂名浮图关为姚公场焉。”[11]

 

图2 “三峡馆”藏蚕神祠砖拓本

 

图3 “三峡馆”藏《川东蚕神祠碑铭》拓本(局部)

 

姚氏在渝振兴文教,自费将家藏《三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在渝翻刻刊行。又据天一阁藏书楼之秦石鼓宋拓本,制成石鼓文碑,置于府学尊经阁。石鼓文石版今尚在,存于“三峡馆”(图4、5、6)。姚氏参拜重庆府孔庙后,知庙中礼乐器“靡有存者”,决定将礼乐器一一备齐,同治十三年(1874)重新置齐了礼乐器,有簠、钟(图7、8)等共计404件,“初用礼器,觐元所造也。”[12],如铜簠内铸有铭文“重庆府文庙礼器,同治十有三年川东道姚觐元造”。姚氏撰文并书写《重庆府文庙重置礼器碑记》,以记其事,碑立于孔庙棂星门左。孔庙的部分礼乐器今藏于“三峡馆”。

 

图4 “三峡馆”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一)

 

图5 “三峡馆”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二)

 

图6 “三峡馆”藏姚觐元造石鼓文石版(之三) 

 

图7 “三峡馆”藏姚觐元为府孔庙造铜簠

 

图8 “三峡馆”藏姚觐元为府孔庙造铜钟

 

二、姚觐元与“石鱼”文字及《枳杨府君神道》

因姚氏好金石,故其好友、官吏们皆搜罗碑刻拓本送姚氏,《日记》载光绪二年(1876)正月二十日“宣牧遣人送到石鱼题刻一分,计八十五种”,二十二日“涪州吏目沈芝茂松如送到石鱼题刻一分,以拓手不精,且只二分,不敷分赠也。别遣程忠至涪,督刘匠槌拓”[13]。二月十一日“倩云墀诸君录石鱼题名记”,十三日“文静山送到石鱼题刻二分”[14];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寄吴地山信,为拓石鱼事也”[15]。光绪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约钱圌山、兰陂二大令朝餐,属撰《涪州石鱼题记考证》”[16]。

光绪元年(1875)涪陵白鹤梁“石鱼”出水,姚觐元题记云:“光绪乙亥冬,鱼出,岁其大稔乎?喜而记之。二品顶带布政使衔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该石刻拓本今藏“三峡馆”。(图9)

有关石鱼文字著作,有《涪州石鱼题名记》,署名“钱保塘编”,收入《清风室丛刊》中。《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署名“姚覲元、钱保塘同撰”,收入《古学汇刊》中。《所见录》中,凡姚氏考订之文字皆在。又,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有石鱼文字百余种。钱保塘(1833-1897),字铁江,号兰伯,《日记》中多次提及。

叶昌炽云:“归安姚彦侍丈备兵川东,访得石鱼题名数十通。释其文而考之,得书一卷。自彦侍丈归道山,公子公蓼继俎,其稿本恐为蠹蚀矣。石鱼者在夔巫江中,水溢则没,水涸则见,亦滟滪堆之类也。非水落时不能拓。土人以鱼之出没,卜岁之丰俭。”[17]所谓“得书一卷”,指《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公蓼,姚觐元之子慰祖,字公蓼。

近年出版有《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白鹤梁题刻辑录》《三峡国宝》《水下碑林白鹤梁》[18]等书。 

 

图9 白鹤梁“石鱼”姚觐元题记

 

光绪四年(1878)七月姚觐元授湖北按察使。是年八月初九,姚氏“读邸抄,七月初四日,觐元蒙恩授湖北按察使”[19]。九月十六日,姚氏离渝,陆路赴成都,又至青神县、嘉定府(乐山)、犍为县、叙州(宜宾)、江安县、纳溪县、泸州、江津县,再回到重庆。十一月十六日登舟离渝,“至洛碛,于浅滩之上仁寿桥畔访得晋碑一。”“碑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土人云道光二十八年淘金者于江滩沙中摸出,重立于此。……(十一月)十六日,舟过洛碛,以千钱购取,载之而行。石之中扁方,上下缩如柱,若‘中’字然。柱六楞方,石下作二人形,若负荷状,顶有华盖,顶至踵约高八尺。出土时已折而为二。刻文在上截,高尺许,横尺有□寸,所谓中扁方处也。文七行,行七字,笔意古拙,似爨宝子。”[20]

姚氏所谓“访得晋碑”,即晋隆安三年(399)《枳杨府君神道》(下简称《神道》,图10、11),文字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

姚氏谓《神道》“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三峡馆”藏有《神道》拓本,拓本边有戴亮吉跋:“此碑在吾乐碛鹿背溪,晚清出土……原碑被川东道宪姚彦侍(觐元)载去……(觐元)殁后,其家收藏为两江总督端午桥囊括而去。”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谓:“原石在四川巴县,为人凿去,归归安姚氏,后归端方,又归周进,今藏故宫。”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故宫“石刻馆”展出,笔者曾亲见之。此《神道》书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由隶书向正书转型时期的见证物,世称“隶正书”,与《爨宝子》运笔声息相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杨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姚氏谓《神道》“笔意古拙”,康有为谓“由隶变楷,足考源流”,皆高识也。

戴亮吉(1883—1966),江北县(今重庆渝北区)人,日本山口高等商校毕业,民国年间江北县参议会议员,工诗文,郑文焯(叔问)女婿,1951年将继承郑文焯所藏的万余册线装书捐献予重庆图书馆,1959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三峡馆”藏有《神道》拓本两件:一为姚氏之子慰祖手拓本,钤有“慰祖手拓”“归安姚觐元大叠山房藏吉石之印”二印,民国间为汪云松所有,1957年汪氏捐献予重庆博物馆;一为戴亮吉家拓本。《神道》又载于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续录》《九钟精舍金石跋尾甲编》《希古楼金石萃编》《居贞草堂汉晋石影》。

 

图10 故宫博物院藏《枳杨府君神道》

 

图11  “三峡馆”藏《枳杨府君神道》拓本

 

古代文人多喜好金石之学,如刘喜海(字燕庭),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延榆绥道迁四川按察使,广搜蜀中碑版及拓本,成《三巴金石苑》(又名《三巴孴古志》、《三巴汉石纪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燕庭金石丛稿》,实乃四川历代石刻文字目录,并出版《石刻史料新编》丛书,该《稿》收入丛书第三辑第三十二册内。姚氏亦同刘喜海,《日记》详记在渝搜集碑版拓本之事,如东汉建安六年《吹角坝严季男摩崖》、梁天监十三年《鄱阳王萧恢题记》、隋仁寿二年《信州金轮寺舍利宝塔下铭》、北宋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西山碑》等等。姚氏曾为《三巴孴古志》编目,成《金石苑目》,手抄本一册,今藏国家图书馆。

光绪三年九月初五日,姚氏在川东道署“地中得淳祐钱六枚,砖三块,一曰‘淳祐乙巳东窑城砖’,正书作二行,阴文直写,是宋物。”[21]彭大雅去蜀当在淳祐元年(1241),则此砖乃彭大雅去渝后四年所造,为彭大雅在重庆筑城时的城砖。

 

三、关于严学淦撰、姚觐元书《佛图关铭》

《佛图关铭》(下简称《铭》),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每石11行字,每行14字,小篆体。《铭》之位置,在重庆佛图关公园赵朴初“佛图古关”摩崖题刻西数十米,为四块石刻并列,镶嵌于崖壁。(图12)

《铭》是佛图关石刻群中很重要的石刻,它记述了明末在重庆佛图关发生的一段战争史实。记述了佛图关的地点、重要性;奢崇明自请援辽发动叛乱占据重庆、秦良玉攻破二郎关和佛图关收复重庆事;樊龙陷重庆,忠州判官胡平表缒城下赴石砫乞师秦良玉事。《铭》中有“白竿万选,戟閷魖蜽”句,所谓“白竿”,即指秦良玉的“白竿(又作白杆)兵”。自“胜国折鼎”始为“铭”,前皆为“序”。

 

图12 佛图关公园崖壁上的《佛图关铭》现状

 

四十年前,即1983年,笔者未曾见过《铭》拓本,曾到佛图关去抄录铭文,那时《铭》已泐蚀较严重,第一石已剥落无文。2023年3月笔者又去考察,几十年风雨摧残,酸雨腐蚀,剥蚀更加严重。第二石1至7行的上半部分几乎都已剥蚀,第11行“秦良玉”以下的字亦皆剥蚀。第三石第5行“志”下4个字、第6行“巨”下3个字、第10行“味枝”下10个字及第11行全部字,皆已不可辨。1983年笔者抄录本第四石文字与现状对比,第1行末“维”字、第2行“戟”字、第3行“沙”字、第4行“流如”二字、第5行“烛龙张”三字、第6行“䫌”字、第7行“走”字,等已不可辨。

值得庆幸的是,“重图”藏有《铭》的完整拓本[22](图13、14、15、16),且捶拓质量上乘,可以窥见初刻时原貌。

第一石第7行原刻有“讙杵”二字,彭伯通《重庆题咏录》[23](下简称《题咏录》)441页作“喧杵”;第二石第2行“藉寇”二字,《题咏录》作“借寇”;第二石第3行“毋乃颠乎”,《题咏录》作“毋乃傎乎”;第三石第1行末“喙”字,《题咏录》作“啄”;第三石11行,《题咏录》作“窒竹绣犯,郁刃淬骠”,而正确的释文应该是“窐竹绣图片,鬱刃淬骠”。字图片,左乞右页,《说文解字》谓“从页气声”,音ku。《铭》的初拓,就是原碑的真貌,是纠正《题咏录》录文错误的依据。又,《题咏录》442页后有彭先生“案”语,谓“此铭前署“内阁中书舍人严学淦撰文,川东兵备道姚觐元书”,而《铭》拓本为“内阁中书舍人丹徒严学淦籑,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书”。可知《题咏录》是抄录民国《巴县志》卷二十《金石·下》文字的。

严学淦,字丽生,江苏丹徒人,嘉庆九年(1804)举人,候补内阁中书,授湖南湘乡县知县,工诗词及古文,才气横溢,颇负时名,有《海云堂文钞》等。严氏工古文,《铭》文字佶屈聱牙,用典晦涩,异体字多,断句不易,有“卖弄”古文功底之嫌。至今研究《铭》者鲜矣。

《巴字光流不夜天——书家笔下的重庆》[24](下简称《书家》)就做得比较好,凡生僻字,就造字,较能忠实于原刻,但仍有不足,如68页,第三石第1行末“黔喙刚果”,《书家》与《题咏录》一样,将“喙”释成了“啄”字。另外,第四石第8行“赤鸡升禋”,《书家》将“禋”字释成了“礼”字。又,第三石11行“窐竹绣,鬱刃淬骠。骨漆首,盐神青要”,《书家》释作了“窐竹绣图片,鬱刃淬骠。图片骨漆首,盐神青要”,漏掉了“图片”和“图片”。图片,“雨”下一个“僉”字,音qian。

 

图13 “重图”藏《佛图关铭》拓本(之一)

 

图14 “重图”藏《佛图关铭》拓本(之二)

 

图15 “重图”藏《佛图关铭》拓本(之三)

 

图16 “重图”藏《佛图关铭》拓本(之四)

《铭》文字被收录于民国《巴县志》卷二十《金石·下》,文字与实物、拓本有异。县志录文后,有“跋”云:“按学淦,字丽生,江苏丹徒人,嘉庆甲子举人,著有《海云堂文钞》。嘉庆中,其父士鋐官川东道,因来重庆,撰此《铭》,姚觐元乃为刻石,嵌置关门石壁,篆书有法,传为遵义郑知同伯更笔,用觐元名。今碑下半已毁,盖为崖石滴水所浸也。”

所谓“遵义郑知同伯更”,即郑知同,字伯更,清光绪年间“贵州三杰”——“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之一郑珍之子。莫友芝、郑珍二人并称“西南巨儒”。“遵义郑知同、黄冈洪良品、江阴缪荃荪辈延致(姚觐元)幕中。”[25]《日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癸酉初一(公历5月16日),姚氏“书《佛图关铭》,自廿八日起,至此日方毕”,即自三月廿八日至四月初一,姚氏亲笔篆书《佛图关铭》整整四天时间,故《巴县志》谓“传为遵义郑知同伯更笔,用觐元名”,非也。《铭》上石后,捶拓数十份,《日记》中多次提到姚氏将拓本分送诸友,如缪荃孙、王耕娱、张药农等人。

严学淦之父严士鋐于嘉庆四年(1799)任川东道,严学淦“因来重庆”,撰《铭》,至同治十三年,姚氏书《铭》,前后相隔七十六年。

《铭》末款识有“知重庆府瑞亨、巴县令李玉宣”字样,《日记》中姚氏多次提到瑞亨,谓“维时重庆守为瑞蕴谦亨”,可知瑞亨字蕴谦。瑞亨乃满洲正黄旗人,同治八年(1869)任重庆知府。姚氏书《铭》毕,由瑞亨、李玉宣主上石之事。

《铭》泐蚀日益严重,今仍静静地立在日晒雨淋中,文物保护部门有什么办法保护它呢?又,据“重图”的拓本,是否可复制?

这里顺便说一下,《日记》中有关重庆部分的文字是同治、光绪年间珍贵而重要的地方文献史料,涉及面广,尤其是有关人物(如筱帅李瀚章、县令国璋及学者缪荃孙、徐昌绪、钱保塘等)、地名、职官、古物、历代碑拓、较场阅兵、江北火灾、东川书院、八省会馆等等,值得研究考证。又,有关衙门公文、刑事案件、石砫教案、酉阳教案、马加里案、永川剿匪、洋务交往(法国传教士范若瑟、英使威妥玛等)等文字,可与《巴县档案》参照研究。令人惋惜的是,同治十一、十二年的“日记均佚”,姚氏在渝头两年的重要活动、事件等不易寻觅,其初次抵渝的具体时间亦不详。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有《黎庶昌传》。黎氏曾到过法国图卢兹,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庆与图卢兹结为友好城市。

[2]夏寅官《黎庶昌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九。1988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3]《姚觐元日记》,凤凰出版社,2022年。

[4]《姚觐元日记》40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5]民国《巴县志》卷十一《农桑》、卷九《官师·下》。

[6]民国《巴县志》卷十一《农桑》。

[7]《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按察使年表》,2180页。中华书局,1980年。

[8]《姚觐元日记》202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9]《姚觐元日记》166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0]《姚觐元日记》149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1]民国《巴县志》卷九《官师·下》。

[12]《姚觐元日记》126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3]《姚觐元日记》125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4]《姚觐元日记》128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5]《姚觐元日记》156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6]《姚觐元日记》160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17]叶昌炽《语石》卷二“四川三则”,上海书店,1986年。

[18]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超著《三峡国宝》,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黄海著《白鹤梁题刻辑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姚覲元、钱保塘编著,刘兴亮校补《巴渝石刻文献两种合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19]《姚觐元日记》190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20]《姚觐元日记》202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21]《姚觐元日记》163页,凤凰出版社,2022年。

[22]“重图”拓本四张皆转引自《行千里·致光大——重庆人文丛书》之《巴字光流不夜天——书家笔下的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年。

[23]彭伯通《重庆题咏录》,重庆出版社,1985年。

[24]《行千里·致光大——重庆人文丛书》之《巴字光流不夜天——书家笔下的重庆》,重庆出版社,2022年。

[25]民国《巴县志》卷九《官师·下》。

图文:胡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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