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窍角沱原汉口裕华纱厂大门

 

退休后，我每天都爱逛滨江路，吸长江之灵气，赏江上之风景，常常从重庆巴南区李家沱马王坪的棉纺厂，也就是昔日沙市纱厂路过。人非草木，触景生情，情不自禁的想起抗战时期搬迁到重庆的四大纱厂来。

 

抗战爆发 搬迁工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中国的四大纱厂，即湖北裕华纱厂、沙市纱厂、申新第四纺织厂、河南豫丰纱厂搬迁到重庆大后方。将中国四大纱厂搬迁到这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重庆水源充足，人力物质资源丰富。当时的天津、青岛、上海、武汉等相继失守，中国的纺织工业几乎损失殆尽。沿海工厂初迁武汉，后因战事逼近，再迁川陕等地，同时原设武汉的工厂也随之迁走。据1939年统计，迁到四川后方的纺织厂（包括小型织布厂）共59家，机器设备共27808吨，占内迁工业设备58930吨的47.2%，内迁纺织机器原料总吨位的66%安置四川，而迁川纺织机器设备则绝大部分运到重庆地区建厂。

 

四大纱厂一角

 

沿革和内迁。申新第四纺织厂是荣家企业属厂。荣家企业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二人创办，包括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个系统及其附属企业，到1931年已拥有面粉厂12家、纱厂9家（纱锭520000枚、布机50000台）、资本2913万元、工人40000余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企业。1921年荣宗敬便集股创办了申新第四纺织厂。

抗战前夕，申新四厂已是一个拥有50000纱锭、800台布机的大型纺织厂。抗战爆发后经理章剑慧、李伟国等出于爱国之心，不使财产落入侵略者之手，力主内迁。到1938年8月9日，武汉形势危急，董事会才决定申新四厂搬迁。申新四厂内迁分两路进行：20000锭纱机、400台布机、3000千瓦发电机迁到宝鸡；10000锭纱机、60台布机迁到重庆。机器抵达重庆后，全厂职工不辞辛劳，昼夜建厂装机。值得一提的是章剑慧的妹妹章映芬，年仅25岁，负责建厂工作，整天东奔西忙带领职工日夜奋战。1939年1月20日申新四厂于南岸猫背沱抢先开机复工，开出锭子2300枚，到年底全厂设备已装纱锭4500枚，布机数十台，有男工120名，女工430名，月出纱220件。

豫丰纱厂，1919年设于河南郑州豆腐寨，创办人穆藕初。拥有美制电机4座，重3500吨，美制纱机50000余锭，布机230台，国产并线机5600锭。豫丰建厂时，欧战结束，中国民族工业迅速陷入不景气状态。豫丰也不例外，与外货竞争无力，年年亏损，到1924年，欠债达180万美元，美国慎昌洋行以债权银行资格，乘机攫取了豫丰的财权。1934年，宋子文趁豫丰无力摆脱困境之机，指使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束云章，买下豫丰94%的股权，将其吞并。1938年4月，豫丰纱厂拆机装箱迁移，先将纱机56000锭、布机200余台，以及发电机、锅炉机件等运抵汉口，继而运存沙市、宜昌，最后决定迁重庆。豫丰纱厂迁重庆机件共装木船360余只，因长江水流湍急，滩多礁险，沿途时有货船沉没，运到重庆时仅存木船240只，损失机件2000吨，占机件总量的22%。不少工人为保住木船机件，在同恶水险滩的搏斗中献出生命。豫丰纱厂选中重庆小龙坎土湾，向军需署租地156亩，另购土地170亩，共计326亩。该厂自恃资力雄厚，力争抢先复工，借以奠定在重庆纱厂中的主导地位，因而机件一到，立即在嘉陵江边搭起临时工棚，安装纱机50000锭，雇工百人，仓促开工。这时已是1939年1月30日，比申新纱厂复工仍然晚一旬。

裕华纱厂，即汉口裕华纺织公司属厂，由徐荣廷、张松樵、苏汰余等创办。徐荣廷出生于武昌阚家河，幼年曾在一同姓药材行作管事，因结识了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结为拜把兄弟，二人过从甚密。黎元洪递升鄂军大都督、副总统、大总统，徐荣廷也得任湖北官钱局总办、武昌商会会长，并租办了清末由两湖总督张之洞创办的纱、布、丝、麻四局，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巨利。

 

重庆窍角沱残留的裕华纱厂水塔

 

1921年四局租期届满。徐荣廷、张松樵、苏汰余等人几经筹划，是年组成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徐荣廷任董事长，张松樵任经理。他们集资120万两，购纱机30000锭、布机500台，筑厂房于武昌城外下新河。翌年3月正式开车生产，以“天坛”、“赛马”、“双鸡”等商标注册，日夜可产棉纱百余包，棉布1200匹，为了提高技术发展生产，他们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将公司得力技术人员改名换姓，顶替工校学生实习，去日本偷学纺织技术。并将日厂先进的浆纱机偷绘成图，带回仿造。由于注意改进技术，改善设备，裕华纱厂产品质量得以提高，成本有所下降，竞争力增强，棉布运输陕、豫、津、沪，棉纱行销川、鄂、湘、黔，旋将纱锭增为43000枚，资本扩至156万两。

抗战爆发后，裕华纱厂于1938年8月，将所有机件器材3000余吨全部装箱运往宜昌，拟雇船逆运到重庆。10月25日武汉三镇沦陷，政府机关人员、士兵、客商10000余人，云集宜昌候轮撤退，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在江边也堆积如山，裕华纱厂雇船十分困难，货物长期不能运出。11月20日遭到日机轰炸，500件棉纱起火，燃烧两三天才熄灭。后来幸得民生公司相助，轮船木船并用，将重要物资先运巴东、万县等地，后续转运到重庆，历时半年才结束。途中常有木船沉没，机件损失不小，到重庆后在南岸窍角沱购地280亩，重建新厂。并将旧式传动设备废弃，全部改用电动装置，1939年7月1日复工，开出锭子10000枚。

沙市纱厂由李玉山、高价人、杜少如等人集资创办。1930年10月1日第一届董事会上选杜少如为董事长，高价人、倪振祥为常务董事，公推李玉山为总经理。实收股本不足80万元，借钱庄债银40余万两，购英国纱机20000锭，法国750匹马力柴油机1部，于1931年5月投产，注册商标为“荆州”。1934年沙市纱厂董事会改组时，选杜月笙任董事长，公推原公务长肖松立为经理。肖松立精通纺织，工作勤奋，为人正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沙市厂生产有了发展。抗战时期，该厂年产纱18512件，年销纱18090件，纯益64万元。

沙市纱厂内迁行动较迟，1939年2月开始拆机西迁。全部机件共装木船100余只，秋初抢运到奉节，本想在奉节装机生产，却连续被轰炸6次，1939年底再迁重庆，已是水枯滩多，沉船10余只。次年春，机件运到重庆李家沱马王坪，购地80亩，因建厂资金缺乏，将机器棉花作抵押，向中国银行借款80万元，于是破土动工。马王坪原是荒地一片，杂草丛生，无人居住，更无水电，沙市厂在重庆招收的100名工人，与奉节所招学徒，披荆斩棘，搬石挖基，露天坝上吃饭，棉花堆里睡觉，艰苦奋斗数月，修起简陋分散的厂房，待到复工开出6400枚锭子，正是1941年5月。

四大纱厂不顾搬迁的损失，不畏道路的艰辛，在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恶浪翻滚的环境里，奋力抢运机器物资到重庆后方，为发展军需民用生产、坚持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冒着轰炸 艰难前行

四大纱厂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重庆，又经过艰苦奋斗，建厂装机复工，本想大干一场，用自己的产品支援前方抗战，然而却遭到日寇敌机多次狂轰滥炸，各厂工人机器都受到严重损失，无法正常生产。

1940年8月，裕华纱厂两次被炸，全厂除清花间和尚未竣工的摇纱间外，其余生产建筑都被炸塌或烧毁，工人宿舍、饭厅、医院连中数弹，仅存断壁残恒。申新与裕华毗邻，也两次遭难，满目苍痍。但是各厂工人没有被日寇侵略者的飞机所吓倒，他们奋力抢救机器财产，尽快修复厂房开工。譬如裕华纱厂虽然破坏严重，但工人们齐心协力，仅两三个月时间使工厂复原，12月已出纱1500件。

豫丰纱厂第一次被炸毁房屋96间，之后，又接连被炸，损失锭子5000余件。为了减少损失，该厂疏散纱机15000锭于合川东津沱设立分厂。1941年6月，日机再次对重庆疲劳轰炸。这时裕华又三次被炸，不少工房被炸得七零八落。但全厂工人竭尽全力，昼夜抢修，几个月又恢复工厂原貌，当年纱产量又达到1700余件。豫丰合川厂损失最为惨重，8月22日，36架日机飞临合川上空，轮番轰炸该厂。全厂中弹数十枚，电机全毁，纱机部分损失，工人10人殉难，19人重伤，36人轻伤。申新因将机器分藏于白沙沱等七个不同地方，所以损失较小，后来又将纱机分设在苏家湾和猫背沱两处，按清、粗、精、成等工序分几地生产，厂房修建也简陋如民房，一可降低成本，二可起伪装作用。就这样四大纱厂不为日机的轰炸所慑服，厂房炸塌了又盖，机器炸坏了又修，安装锭子逐月增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申新纱厂车间一瞥

 

四大纱厂搬迁重庆之后，竞争激烈，各厂都十分注重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人素质。四大纱厂的领导认为，管理水平的高低，工人素质之优劣，直接影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是关系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各厂都重视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选用有一定学历、有专长的人员充当各部门主职或主要办事人。这一方面裕华纱厂更为突出。该厂有职工85名，主任以上者90%毕业于大学或专业学校，其余管理人员也多数来源于高级职业学校，他们还组织管理人员再学习，更新知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为了提高工人素质，四大纱厂都举办过不同类型的学习班、训练班、增训班。裕华纱厂有工人2600名，初中文化程度占5%，高小程度占36%，初小程度占45%，文盲占14%，如此文化水平是难以适应机械化大生产的。针对这种情况，裕华举办工友补习班，女工分高班、中级、初级三班，男工一班，三月为一期，每期共训练700人，历年培训工人近5000人次。经过以上努力，裕华纱厂的产品在质量上比其余三厂略胜一筹，夺得最高售价。当时规定，各牌差价的计算，以得分最多者得最高限价，其余各牌每差0.2分扣价一元，因此每包纱售价，裕华纱厂是5390元，沙市纱厂是5388元，申新纱厂是5368元，豫丰纱厂是5357元。

四大纱厂不仅注重企业内部管理和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重视市场分析和预测。

迁重庆的申新纱厂在工厂规模、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等方面均无力与豫丰、裕华抗衡，但他们却善于市场分析，作出有利的经销决策。

申新纱厂经过周密的市场调查之后，将产品销售市场分为七路：（1）川北，以遂宁为中心；（2）中路，荣昌、隆昌、资中、简阳一带直至成都；（3）璧山也属中路，此路布厂较多，常是以布易纱，这一销路独具特色；（4）川南，以南川一带16支纱销路较广，尤以东溪、遵义一带为最；（5）下川东，以万县为中心，也有相当市场；（6）长江上游，销量不少，可成一路；（7）云贵，以昆明、贵阳两帮为重庆的用纱大户。

四大纱厂他们都善于分析各厂占领市场状况：豫丰所产“金飞艇”牌多集于中路，川北及昆明；裕华所产“绿双鸡”大部销昆明、万县；沙市的“荆州”多销叙府、万县。搜集准确的信息，进行正确的分析之后，申新纱厂制订了“避实就虚”、“攻打薄弱环节”的对策，很快占领了贵阳、遂宁地区市场，产品尤其畅销贵阳，并一举成为贵阳市场的标纱。

在价格问题上，申新纱厂认为，信誉为上，用户为上，用户受益，销路必畅，因而采取宁降勿涨的策略。申新纱厂原有老商标为红“忠孝图”，后购买一纱厂，恐其产品质量不高，用“忠孝图”商标，且每件纱价低于红“忠孝图”。经过改造，绿“忠孝图”质量逐渐提高，足以与红“忠孝图”相比，因价低用户大多喜欢购买绿“忠孝图”，红“忠孝图”销路反受阻碍，出现本厂产品自相排挤的局面。再加上江安纱厂以21支纱充作20支纱在贵阳推销，竞争力强，红“忠孝图”内外交困，走投无路。

为了避免内部倾轧，申新厂务会提出商标划一问题。鉴于红“忠孝图”牌子老，价格高，与会者多主张弃“绿”用“红”。经理章剑慧力排众议，提出弃“红”留“绿”，他说：“厂家不能使用户吃亏，用户吃亏则销路必减，照今日市价，红‘忠孝图’比绿‘忠孝图’高出不少，但吾人宁可吃亏，而使用户便宜。两厂一律出绿‘忠孝图’，以迁就目下用户，因用户对绿‘忠孝图’欢迎，而在贵州红‘忠孝图’又为江安纱厂挤出一部分，若欲夺回市场，非仿制20支绿‘忠孝图’不可，绿‘忠孝图’质量提高，价格日后必将随之升高，吃亏时间甚短。”结果不出所料，申新迅速夺回了市场，扩大了销路，增加了盈利。

四大纱厂迁重庆之后，尽管日机狂轰滥炸，市场竞争激烈，但各厂上下齐心，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工人素质，因而锭子安装和开工数量增加，产量迅速提高。据1942年统计，四厂迁重庆时纱锭为105800枚，但安装纱锭（包括豫丰向外租有）为106800枚，开工纱锭为82612枚，棉纱产量达52606件，工人数达10235人。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四大纱厂的发展又变得艰难起来。

开始当局实行半管制，采用的方法是平价、议价、和限价，以控制纱价，监督市场为主。棉纱统购统销政策规定，棉纱由物资局征购，局方核定各厂成本，取其平均数再加20%利润作为征购价格。管制时期则严格限制棉纱价格，而对纱厂所需各种机物油料价格却无相应限制，结果纱厂利润大为减少。如以1943年5月与1942年11月相比，申新纱厂所付电费，每度由1.80元涨至2.70元，上涨46%，粮食、五金、生铁、机油均上涨100%以上，而棉纱每件提价3100元，仅提高25%，成本上升快于棉纱调价。

四大纱厂则利用星二聚餐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管制局的统购统销。

第一是编制假账，加大原棉、物料的数量和价格。如裕华纱厂将每件纱耗棉量提高为486斤，比实际消耗量高出三四十斤。豫丰增加达到500斤，将大量好花变成下脚花转入库房。各厂用棉量都提高10%左右。

第二是囤积原棉和物料。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低价购入原棉物料，日后按上涨了的价格或黑市价格入成本，明亏而暗补，追回部分损失。因此，半管制时期四大纱厂尚有利可图。

1943年8月实行全面管制，厂家所需原料由花纱布管制局配给所出成品全数上缴，再由该局核定工缴，并照工缴的20%付给厂方加工费，权作利润。这样四大纱厂在生产规模、原料、利润等方面均大受限制，处境更加艰难，自1943年起生产停滞下来，至1945年生产一落千丈，各厂在挣扎中图存。

由于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四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0433件，1943年产纱51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42%。四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花纱布管制的弊病。实行全面管制后，原棉由花纱布管制局统一收购，再分配与各纱厂使用。仅豫丰、裕华、申新、沙市四厂每月需棉量达32000担而局方收花工作混乱，再加上运输艰难，每月运棉不过10000余担，根本无力解决纱厂用花问题。1944年原定收棉80万担，但年底仅收1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5.。因原棉供应脱节，花纱布管制局强令各厂从1945年4月份起，按1944年12月全月产量数减产50%。沙市厂到年底，连破旧棉花在内仅存500担，剩下4000锭子运转，昼夜仅八小时开机。豫丰厂被限产后，渝厂月出棉纱536件，合川厂月出棉纱986件，到9月在又减产50%的情况下，减开单班，纱锭运转时数也减一半。总经理束云章惊呼：“水厂真是已到生死关头，面临危机了。”

抗战胜利后，花纱布管制解除，四大纱厂缓慢复苏。1948年有较大发展，年产棉纱69032件，成为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四大纱厂 贡献巨大

抗战时期，搬迁到重庆的四大纱厂对人民和抗战究竟有哪些贡献呢？

（1）、改变了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落后面貌，构成了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主干力量。抗战前的重庆棉纺织业十分落后，20世纪30年代前仍不见一枚机器锭子，一台布机。直到1930年，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引进电动布机进入重庆，才使一家手织工厂跃入机器工业行列。遗憾的是由于原料困难，交通阻滞，政局不稳，抗战前的整个重庆仅此一家机器布厂。

抗战爆发后，东部及沿海工厂内迁后，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犹如异军突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到1942年厂数由1家急增到13家，布机由几十台增至500余台，年产棉布190000匹，纱机更是从无到有，几年间安装锭子100000多枚，年产棉纱近70000件，工人在13000以上。总而言之，改变了重庆棉纺织业的旧面貌，形成重庆机器棉纺织业大发展的基本力量就是四大纱厂。

1944年，重庆全市纱锭设备数、开工锭子数、纱产量数合计分别是147666枚、121170枚、60019件，而四大纱厂在其中所占比重分别为83.2%、79.9%、85.9%。1948年的四大纱厂的比重虽低了一些，但仍在70%以上。需要说明的是，1947年申新纱厂购买了重庆另一大厂，那就是军政部纺织厂。如果加上该厂，四大纱厂1948年在全市上述三项合计中的比重应分别是86.8%、88%、89.2%。这足以说明四大纱厂在重庆机器棉纺织业中的重要地位。

（2）四大纱厂在四川、西南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作为西南工商重镇的重庆近代工业及棉纺织业尚得益于四大纱厂的搬迁，广而言之，四川以及西南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四大纱厂的发展。

四大纱厂搬迁重庆后，注意扩展力量，在川内其他地区发展，豫丰在合川设立分厂，其规模和产量逐渐与重庆总厂相当，产品质量则更优一筹。裕华和申新均在成都设立分厂，虽然分厂锭子仅有一二千枚，但在该地也是数一数二的，带动了成都小型纱厂的发展。四大纱厂的产品大量进入云南、贵州市场，对于活跃两省经济促进同业竞争，促进纺织业发展，无不具有积极意义。总之，计算四大纱厂在四川、西南机器棉纺织业的比重，完全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中国纺织公司1945年1月1日公布的开工锭子数，棉纱月产量数合计，分别是1751170枚、145698枚、7514件、所占比重分别是72.8%、78.9%。又据同一张表统计，西南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设备数、开工锭子数、棉纱月产量数合计是205170枚、167158枚、9032件，四大纱厂的上述合计则分别占62.1%、64.3%、65.5%。两组比例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四大纱厂在四川、西南同业中的重要性。

（3）解决抗战衣被需求，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抗战前，内地棉纺织品多数靠输入，四川每年产土纱50000多包，而输入机纱则达13—14万包，占全省棉纱消费量的70%。

抗战爆发后，日寇对国统区实行经济封锁，机纱输入几乎断绝，虽有走私贩运，数量甚微，无济于事，市场上棉纺织品奇缺。相反，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沦陷区人民大量移居内地，国统区民众达25000万，士兵数百万，这又造成了棉制品需求量的猛增。由于供求背向急变，纱、布产量供不应求，战前全国平均每人年消耗布匹10平方码，而战初把国统区所有机布土布的产量合计起来，除去每年数百万匹的军需外，余下的民用布平均每人仅可分得2码而已。

 

四大纱厂生产车间

 

四大纱厂搬迁重庆之后，大大增强了后方棉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对于缓解纱布供需矛盾起到了重大作用。从1942年起到1945年，四川大纱厂共出棉纱186111件，若加上迁川初的产量，抗战时期共出棉纱预计在250000件左右。据专家分析，一件棉纱可织宽32英寸长40码原白布46.5匹，250000件纱当织布11625000匹（长46500万码，约合41333290平方码）。若按战前人均10平方码的消费水平，则共可解决4000多万人的衣被问题，平均每年可解决近700万人的衣被问题。这就为解决后方的军需民用，稳定社会秩序，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俗话说得好：“行军打仗，粮草先行。”四大纱厂的产品不仅促进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抗战时期军队的服装、棉被等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中国军队官兵穿在身上，劲在全身，盖在身上，暖在心房，四大纱厂为抗战付出了的巨大力量，在抗战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乐章！

图文：胡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