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物管理的历史沿革

我国很早就重视收藏管理文物，文物管理历史悠久，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认为我国的文物管理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雏形阶段、发展阶段。自商代起始至南通博物苑成立之前是文物管理的萌芽阶段，这段时间文物藏于宫廷内府，设相关人员管理，也有私人收藏家。宋代吕大临著的《考古图》记录了商周——汉代青铜器211件，有实测数据、出土地点、收藏者。宋代赵希鹄的《洞天清录》把文物分为十门。对青铜器和字画进行辨伪，并有详细记录。对今天的文物研究具有相当的价值。明代洪武年间曹昭著的《格古要论》把文物分为十三门。内容从文物概述，保存方法等均有论述。清代，对文物的鉴定、分类、编目和记录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出现了一大批鉴赏家，出版了大型著录。文物分类更加详细。阮元等著录《明清建筑》《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等。从宋代开始，直到明清，对文物的管理已经跨过了单纯收藏的界线，不仅开始了对文物的著录、分类、鉴定和研究工作，还积累了文物保护的技术和方法，迈出了对文物进行管理的重要一步。古人对文物的研究、鉴赏及诸多的文物著作，对我们近现代文物的研究奠定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及史料基础。雏形阶段，即1905年南通博物院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特别是1925年故宫博物馆向社会观众免费开放。这期间强调收藏文物的目的在于收藏古物、启迪后来，并对博物馆文物的收藏条件、管理办法及对管理人员都做了要求，文物初具规模，并且奠定了文物管理的基础。发展阶段，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博物馆工作会议的召开，《博物馆藏品管理暂行办法》《文物保护法》《博物馆藏品保管条例》《博物馆藏品保管办法》《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文集》等法律条例的颁布实施，从政治层面加大了对文物的保管，足见国家对文物保管的重视程度。

二、以下是笔者调研的部分博物馆文物保管状况

（一）文物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高

藏品存放的场所和空间有限，没有建设专门的藏品库房，存在有机质文物和无机质文物、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混放，藏品的安全性受到了威胁且没有得到实时的监督，与现代化的文物管理要求背道而驰，导致文物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高，严重抑制博物馆的管理效益。

（二）文物管理软件不完善

部分博物馆没有专业的藏品管理系统，即便有藏品管理系统的藏品管理单位，不同单位拥有不同的系统，在遇到藏品出借、修复等移交藏品时，系统输出的藏品信息要素不一致，给移交单位和接收单位带来了麻烦，降低了工作效率。经常遇到的不同单位的藏品管理系统就同一事项输出的表格信息存在冲突。

（三）文物保管环境得不到有效监测

温湿度是文物保管的重要条件，文物主管部门统计相关数据时，基本都是靠文物单位自己统计上报，主管部门再做统一汇总。有些保管场所连恒温恒湿设备都没设置，填报的数据却十分准确，导致保管环境得不到有效监测。

（四）文物来源信息把握不准确

涉及到绩效考核、博物馆年报填报新增文物数量时，由于各单位统计的口径不一样，例如博山炉，有单位统计为1件，有单位统计为2件，甚至把考古发掘和征集的文物要么全部填在考古发掘所得，要么全部为征集文物所得，目的都是为了方便后续工作，导致最终的文物信息不准确。

三、文物管理一体化的概念

一体化是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经常用听到的名词，比如农业方面有土肥一体化，财务领域的预算管理一体化，卫生健康行业的医疗一体化等。据笔者了解，文博行业暂时还没有真正实现文物管理的一体化，即使有条件的单位实施了单位内部的一体化，也只能在单位内使用，涉及到信息共享时一样存在之前讲过的问题。什么是文物管理一体化呢？笔者认为集文物来源、鉴定、研究、保护修复、活化利用、文创开发、复制、数字化、预防性保护、拓印、注销等一系列信息于一体，并设置必要的审核、监督环节，可由文物管理单位导出所需的数据信息，由国家文物局统一管理运行，经授权可以信息共享的综合管理系统。

四、一体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及优势

国家文物局提出了互联网+文物，目的是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文物保管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效益。做好文物保管是时代之需，也是文物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2013年至2016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家底，2015年逐步开始实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工程、文物数字化工程等一系列紧跟时代步伐的文保工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整合有用的信息资源，以某种模式植入一体化，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五、一体化建设的现实需求

据北青网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国有博物馆6183座，文物数量108154907件（套），文物数量相当庞大，如何管理和利用好如此庞大的文物资源是我们急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国家文物局倡导“互联网+中华文明”推动文物与互联网跨界融合，使丰富的文物资源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活起来”。

（三）我国已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摸清了文物家底，掌握了文物基本概况，诸多文物资料需要进一步优化信息，统筹整合，资料共享。

(四)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及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的互联搭建，激活文物管理模式，便捷文物相关管理机制。

（五）盘活文物资源，建设挖掘文物价值的软件、方面不同文化领域文物的比较研究的需要。

六、一体化建设的意义

文物管理的效率直接关系着文物的保护、利用、研究、交流展示等。提高文物管理效率是提高文物工作效率的第一道门槛，事关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成败。

文物管理一体化实现了“让信息多走路让人员少跑腿”，使得文物来源、鉴定、审批、保护、利用等工作集于一体，思路清晰，流程明朗，避免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思路，对出现问题的环节实现了单项主动、被动撤回，不影响其他工作流程的推进，促使了多项文物工作同时开展。

（三）契合互联网时代文物事业发展的总体方针，实现了互联网赋能文物事业发展，形成了文物事业发展的新常态。

（四）实现了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管辖单位的文物动态监督监管，有利于实现行政职能，提高了文物管理行政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