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考古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辖以后，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重庆考古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联合全国 72 支考古队伍，实施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从配合三峡工程建设开展三峡考古，到贯彻一体化保护理念，实现主动考古、后续三峡考古、基建考古均衡发展，几代重庆考古工作者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深情解读了遍布巴渝大地的“无字地书”，填补了重庆历史文化的主要空白，搭建起重庆考古学科的基本框架，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序列，形成了重庆考古鲜明的特色和风格。

龙骨坡遗址位于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该遗址于198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万县博物馆等组成三峡考察队开展三峡地区古生物化石点考察时被发现。发现以后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以及部分人工制品，尤其是以1985年发掘出土的1件灵长类左下颌骨（CV.939.1）、1986年发掘出土的1枚灵长类上门齿（CV.939.2）为代表的“巫山人”化石使得龙骨坡遗址闻名遐迩，震惊中外。通过古地磁法最初测定化石年代大约为距今201-204万年。龙骨坡遗址及出土的“巫山人”化石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的重要载体，是研究东亚早期人类起源、演化、扩散与适应性生存行为的关键物证。

大溪遗址位于巫山县城西45公里处，地处瞿塘峡东口长江南岸二级阶地上，面积约1.5万平方米。遗址北临长江，西靠乌云山顶，东面和南面为长江小支流大溪河。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曾先后两次在此发掘，发现葬式和随葬品独特的墓葬74座。1975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第三次进行发掘，发掘墓葬133座，出土大量富有特征的陶、石、玉、骨、蚌器，大溪文化由此正式确立。1994年以后，三峡工程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又进行了多次发掘。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全面发掘，基本厘清了大溪遗址大溪文化的发展进程，及遗址各阶段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发现墓葬近200座，600多座其他遗迹，极大地丰富了大溪文化的内涵。大溪遗址灰坑分布密集，数量众多，分为动物坑、鱼骨坑、器物坑及其他不明功能的灰坑等四类。动物坑以埋葬一副完整狗骨架的狗坑最多，器物坑埋藏器类较为单一，这些都与祭祀有一定的关系，展现了大溪文化独特的丧葬习俗、精神世界、审美意识。

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大溪文化骨器

忠县中坝遗址剖面

1997 年至2002 年共发掘地层单位2500 多个，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1400 多个，出土陶、石、膏、瓷、铜、铁等各类器物标本约20 万件。此外，还获取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展示了历史上当地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覆盖率高、食物来源充沛的宜居环境。

小田溪墓群位于涪陵区白涛镇乌江左岸的小山坡上。该墓群发现于1972年，出土了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前后的大量珍贵文物。墓葬规模较大， 随葬品等级较高， 是一处规模巨大、规划有序的大型墓地。结合文献“其先王陵墓在枳”的记载，推测该墓地为巴王及高级贵族的墓地。

小田溪墓群战国时期墓葬最为重要的当属12号墓， 墓室长7.9 米，宽6.1米。棺椁内有两具保存较完整的骨架，墓主头戴铜盔， 除身上放置有多把青铜剑外， 还有20 余件玉璧、璜、佩、串饰等制作精致的玉饰物随葬。随葬品共有200 多件青铜兵器、生活用器、礼器、乐器、车马器，还有70多件陶器、30 余件玉器等。其中，两柄楚式玉具剑颇为少见，其剑身和装饰均用玉石制作，非王侯不可配用。錞于、钲、甬钟等乐器制作精美， 表面都有巴蜀图语。錞于的虎钮制作精细，栩栩如生。

四川盆地是我国汉代画像的四个集中分布区域之一。重庆地区汉代画像主要见于三类载体：一是画像棺（含崖棺）、鎏金铜棺饰等葬具，极具重庆地方特色；二是画像石、画像砖、崖墓墓壁等墓葬本体；三是石阙、碑刻等地表建筑。

在葬具类中，渝西地区以24具石质画像棺为代表，分布在渝西地区的沙坪坝、璧山、永川、江津等区县。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期至晚期，少量晚至蜀汉。三峡库区则为大量装饰于木棺之上的鎏金铜棺饰，分布在从巫山沿长江上溯至丰都地区的沿江地带，尤其以巫山最为集中，是峡江地区汉代画像的独特载体。

作为墓葬本体的画像石、画像砖主要发现于九龙坡、璧山、合川、丰都等地。如2004年发现于九龙坡区陶家镇的东汉砖室墓出土画像砖30方，题材有车马出行、双阙、西王母、日神“羲和”、百戏等。

在地表建筑类中，则主要为石阙、石柱、碑刻等。石阙在重庆境内发现6 处，分别为江北区盘溪无铭阙、忠县丁房阙、忠县无铭阙，以及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忠县邓家沱阙、忠县乌杨阙、万州区武陵阙。石阙上的画像类型多、篇幅大、题材多样，在布局上对称性很强。

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位于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长江右岸的山包（梁）上，由枞树包、将军包、庙二包等13个墓地组成，延绵2公里，时代从两汉延续至六朝。2002-2008年，该墓群发掘清理汉至六朝时期多种形制墓葬257座，出土了陶、石、铜、铁等可复原器物近4000件，另发现蜀汉乌杨阙、刘宋泰始五年石柱、南朝大型石避邪等一批墓地神道旁的重要石刻构件。文献记载忠县有“严、甘、文、杨、杜”豪强大姓，推断乌杨阙可能与严颜有关，泰始五年石柱与晋文立家族有关。这些世家大族的存在与忠县出产盐卤资源并采煎致富有密切联系。

除石窟造像外，以江津石佛寺遗址、潼南塔湾僧人墓群为代表，时代集中于宋至明清时期的寺庙遗址和僧人墓葬为重庆佛教考古增添了十分丰富的内涵。江津石佛寺遗址不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精美石刻造像，最为重要的是清理了数座南宋时期规模宏大的寺院殿宇，这是我国南方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院遗址。遗址还巧借天然巨石，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透露出中国古代因地制宜的规划设计思想。

江津石佛寺遗址建筑基址区全景

酱园窑址14号窑炉

考古资料显示，重庆地区制瓷业整体发展相对缓慢，考古人员曾在合川孙家坝村发现南北朝时期、可能延至隋唐的青瓷窑址。进入两宋，在丰都兴义镇至高家镇间的沿江区域，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青瓷窑址。上述窑址的产品整体看器型单一，胎质粗糙，制作低劣。重庆制瓷手工业真正勃发于北宋晚期的涂山窑，南宋是涂山窑的盛烧期，其窑址遍布于南岸、巴南、荣昌、合川等众多区域，到元代逐渐衰落。其窑炉为北方常见的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产品以黑釉、白釉瓷器为主，还烧制一定的仿钧釉瓷器；器型主要有碗、盏、盘、碟、罐、壶、器盖、瓶、灯碟等，型式丰富多样，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不同需求。

合川钓鱼城位于合川区东城半岛钓鱼山上，是13世纪的宋元（蒙）战争中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宋抵御蒙古入侵的重要西线堡垒。该遗址从2004年开始，已连续开展考古工作13次，共发掘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九口锅、范家堰、大天池、大草房、薄刀岭、马鞍山、始关门、护国寺、皇宫等12处遗址点，考古发掘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近千处，出土瓷器、陶器、琉璃器、铜器、铁器及石器等遗物万余件。通过对钓鱼城南一字城、九口锅、范家堰等遗址的重点发掘，初步廓清钓鱼城遗址的布局结构、功能格局和兴建演变，并揭露出宋元衙署遗址或戎司驻所，与合州徙治钓鱼城密切相关，进而促进了对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布局结构与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的全新认识，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利用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渝中重庆城地处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主持修筑，淳祐二年（1242年）至祥兴元年（1278年）为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是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为了摸清重庆古城的城垣布局、历史沿革和保存现状等问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于2010-2012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2014-2015年发掘太平门遗址；2015-2016年发掘朝天门城墙遗址；2019年发掘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址南区。2015年，对重庆城垣开展了专项调查工作，基本廓清了重庆城垣的布局结构、形制特征与演变沿革情况。

锌被称为古代冶金历史上被人类最后驯服的大宗金属，对冶炼技术要求极高。其冶炼过程、冶炼炉的形制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清理了4座保存十分完整的明代冶炼炉，并发现有至少16个冶炼场，体现了当时宏大的生产规模和集中、统一的生产管理。传统认为，我国单质锌冶炼年代为明代晚期，并在清代进行大规模生产。忠县临江二队等遗址的发现表明，重庆是我国最早开展单质锌冶炼的地区，时代不晚于明代中期。从工艺看，重庆地区率先掌握了下火上凝式冶锌工艺，其产生年代仅次于印度的上火下凝式工艺，极大地解决了近古世界铜料不足的问题，是重庆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贡献的典型代表。

忠县临江二队炼锌遗址4号冶炼炉

重庆拥有种类齐全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资源极为丰富。同时，还拥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冶金和制盐业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也足以影响全国的支柱产业。重庆地区以冶金考古、盐业考古、陶瓷考古等研究领域为代表的古代产业考古，不断拓展研究方向，深入挖掘内涵，取得了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富有特色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