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蒙）战争山城是南宋末期战争双方在四川地区修建的系列军政合一的山城堡寨，依托方山大川构成军事防御体系。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重要节点，见证了13世纪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在西南地区始于碰撞冲突、归于交流融合的壮阔历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峡考古以来，重庆考古工作者即在这一领域持续发力，通过多年积累，已逐渐成为重庆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和大遗址考古的重要方向。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工作，重庆市考古工作者备受鼓舞、奋力进取，一方面深耕细作、夯实基础，持续推进重庆城、钓鱼城及白帝城等既往重点城址考古，新清理揭露一批城门城墙、兵器坑及衙署遗址。另一方面，从单个城址向山城体系扩展，相继开展万州天生城、云阳磐石城、涪陵龟陵城、忠县皇华城、渝北多功城、南川龙崖城及梁平赤牛城的调查发掘，并于2014年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遵义市养马城调查试掘工作，取得系列重要发现与收获。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合川区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获评2012年度、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庆城（太平门）、钓鱼城（范家堰）、白帝城、皇华城、龟陵城获评重庆市“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

通过系列专项调查，基本廓清各个城址城圈闭合、城门设置情况和保存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城址布局结构、功能分区和防御特征的探讨。2016年开展重庆城垣专项调查，发现夯土包石城墙17处63段约4360米，现存东水门、太平门、通远门3座开门和人和门1座闭门。城垣布局与《巴县志》《重庆府志》舆图基本吻合，主体为明清时期，但在多个地点发现明清城墙叠压宋代城墙迹象。2015年主动发掘的太平门遗址，由主城门和外瓮城两部分组成，现存主城门为石构单门洞拱券门，始建于明代，清代修补。2015至2016年清理揭露朝天门至西水门之间城墙四段240米，其中宋代城墙长78.2米，夯土甃石结构，由基槽、包边石墙、内部夯土及顶部活动面构成。2017年在南纪门西侧一字街遗址发现与“一字城”有关的宋代墙体一段。

2016年合川钓鱼城开展专项调查，在既往山顶环城、北一字城墙和南一字城的基础上，新发现了城圈基本闭合的内城。2014年对近嘉陵江与渠江交汇处的虎头寨开展调查勘探。奉节白帝城2017年的工作进一步廓清城址空间格局，通过樊家台、皇殿台的发掘，确认子阳城片区的城防布局为台城模式，另发现一座保存较好的瓮城。

万州天生城地处长江北岸的天城山上，2017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基本廓清宋代以来内外两重城圈的布局结构，确认南宋天生城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组成，其中东外围城由两道一字城墙、两座城门及环山城墙围合而成，印证了《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一鼓而拔其外城”的记载。涪陵龟陵城2017年连续开展专题调查、勘探及主动性发掘，发现龟陵城由山顶环城、北外城、东外城、南外城和西外城五部分组成，呈现多重城垣、梯次防御格局。山顶环城西部王子顶片区，清理揭露宋至明代叠压分布的三组建筑基址群。

忠县皇华城地处长江库区腹心的江心岛上，是宋元（蒙）战争山城中唯一的“孤岛型”城址，2016年以来的调查发掘工作，确认城址由城圈闭合的山顶环城、西部外城墙及南、北一字城墙构成，并初步厘清了衙署区、练兵区、生活区、耕作区、书院教育区及墓葬区分布情况。多功城位于两江新区翠云山顶部，2017年调查发现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城墙周长约540米，现存东、西两座石拱券城门，调查清理宋清叠压城墙剖面一处。

忠县皇华城冉屋丘遗址建筑基址

龙崖城位于南川金佛山东麓马嘴山，被誉为“南方第一屏障”、“不攻之城”。2019年调查勘探发现南宋晚期城墙、炮台、道路、建筑基址、水井、排水系统等，识别重点防御区、建筑密集区、高等级建筑分布区、饮用水源区及采石场等，另发现具有前沿哨所性质的龙尾城。赤牛城又名牛头寨，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牛头村，2019至2020年调查确认内外两重城墙，城门8座，发现宋至明清时期的城墙、城门、炮台、道路、采石场、寺庙基址和高台建筑等。

新时代考古工作显示，宋元（蒙）战争山城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并非一次建成后持续使用，在持续半个世纪的攻防战争中，各个城址修葺补筑情况较为频繁。如钓鱼城南一字城东城墙、范家堰遗址及多功城城墙解剖结果均发现三次修筑迹象，天生城鹅公堡段城墙发现有两期叠压现象，皇华城内外城墙及城内冉屋丘、大湾遗址均发现有三期营造过程。这些发现为结合史书方志和题刻碑记，研究探讨各城址乃至整个山城体系的营建、使用和废弃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川渝地区自古就有每逢战乱结寨自保的传统，宋元山城是特殊战争背景下官方意志对民间智慧的整合与升华，其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仍不断利用。重庆城太平门遗址、朝天门城墙和老鼓楼衙署遗址，白帝城明代瞿塘卫的发掘，显示了明清以降官方组织的大规模修补城门城墙，营建衙署卫所活动，多功城翠云寺、赤牛城将军庙的调查清理则反映了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天生城、磐石城的调查勘探结果表明，城址现存主体遗迹与明末清初时期“夔东十三家”在川东地区活动有密切联系。钓鱼城、赤牛城及多功城晚期城墙的发现，反映了清代以降民间地主武装抗击农民起义和白莲教活动。龙崖城的军事功能甚至可延伸到近代护国战争时期。

新时代重庆宋元（蒙）山城考古工作，清理揭露了一批保存较好、形制罕见的遗迹现象，部分发现可填补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乃至中国宋元城址考古的相关空白，个别发现还对世界中古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13至2018年发掘的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整体分为府廨区和园林区两部分，府廨区外部以夯土包石墙围合，内部以府门—中院—设厅—后堂建筑群为中轴线，园林区以大水池、景亭建筑为中心，蓄排水设施设计精巧，构筑完备，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2017年白帝城樊家台兵器坑、皇殿台瓮城集中出土铁雷17件，钓鱼城、皇华城亦有零星发现，均白口铸铁、合范铸造，形态特征与文献所载“震天雷”“铁火砲”相似，根据铁雷内部填充物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与《武经总要》火砲火药方比例的含硫量占比31.8%较为接近，为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火药实物及最完整的铁火炮实物，是世界中古史上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通过二十余年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持续积累和积极探索，重庆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在方法与技术方面不断提高，在大遗址考古理念下，各个城址在工作之初均建立了覆盖整个遗址的三维坐标体系，大部分城址已编制完成三至五年的考古工作计划，并通过国家文物局或重庆市文物局的审批，服务长期、系统大遗址保护工作。

多个城址如天生城、白帝城、钓鱼城、皇华城及赤牛城等开展了大面积的考古勘探，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南方山地城市考古调查勘探的技术方法。如调查中通过錾痕、楔眼形制和石材加工、砌筑方式区分城墙、采石场的年代，注重判读历史卫星照片、三维正射影像和高程模型所反映的城垣走向、城门设置信息。勘探单元划分和勘探现象研判过程，强调与城址土壤岩性、台地分布及微地貌的紧密联系。发掘过程坚持“精耕细作”，积累了倒装地层、二次堆积和台地上下断裂、搬运堆积的辨识经验。妥善处理上层或晚期重要遗迹现象的保留与下层或早期遗迹现象的揭露矛盾关系，如在钓鱼城、白帝城、皇华城和老鼓楼衙署遗址发掘过程中，采用小规模精准解剖手段，在尽量不破坏上层遗迹的前提下，探明了明代遗迹或宋代晚期遗迹下叠压的宋代早期建筑的布局结构、柱网分布情况。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获“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

同时，强调多学科合作和科技考古手段利用，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及石窟寺考古同步展开，科技测绘和检测手段全面参与。不断扩展军事城址的考古研究范畴，如在皇华城率先开展了山城农业考古实践，发现宋代以来连续使用的五个时期的农田遗址。钓鱼城、赤牛城等正在结合水坝等发现，开展蓄水工程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专题研究。

重庆地区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在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地方政府遗址保护规划、展示利用设计及文旅融合发展方面的迫切要求紧密结合。新时代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逐渐明确并树立了“考古一体化保护”理念，坚持“考古先行、全程参与”原则，考古工作主动融入后期保护规划修编、遗址公园设计和文旅融合策划项目，并争取到城址所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2年，合川钓鱼城考古单位主持编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并获得通过，其后配合钓鱼城申遗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持续开展主动考古发掘、遗址保护设计和科研课题研究。2016年，考古单位合作编制的“白帝城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获首届“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香港规划师学会奖”。2021年以来，忠县皇华城考古服务“三峡库心·长江盆景”跨区域发展规划，长期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考古遗址公园设计。万州天生城、南川龙崖城、梁平赤牛城及云阳磐石城考古工作持续开展的同时，均深入参与遗址（文化）公园规划和保护设计，梳理总结考古工作成果，阐释遗址内涵价值体系，合理制定遗址保护区划，建议活化利用途径。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指导和重庆市文物局的协调支持下，相关宋元（蒙）战争山城正在策划研究打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申报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并积极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本文原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2年10月21日第6-7版，本文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