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拥有的716处石窟寺文化遗产，位居全国第三，是认识中华民族古代审美追求、价值理念、文化精神的宝贵财富。经过几代考古学者接续奋斗，川渝石窟寺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继续深化科学研究和价值挖掘，是新时代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担当。石窟寺考古不仅需要对造像题材、组合、风格、龛窟形制开展类型学研究，而且也要开展窟前建筑、寺院遗迹的调查、发掘，更要上升到对石窟造像背后相关社会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对于后两者而言，石窟寺考古应当借鉴更多当代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关于文化变迁和社会面貌的研究，思考深化和扩张研究对象和内涵，从整体、系统的社会结构中发现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江津石佛寺遗址建筑基址区全景图

 

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坚持做好类型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有意识地向社会史研究转向，一是在聚落考古理念下整体性看待石窟寺的造像、寺院和僧人墓葬，拓展石窟寺考古内涵；二是以文化变迁动力研究为导向，从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解读石窟寺。

类型学支撑下的重庆石窟寺文化序列的构建

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系统开展了重庆中小型石窟寺考古调查和测绘工作，以唐宋时期摩崖造像为主，先后对潼南、合川、荣昌、江津、北碚、忠县等地20余处摩崖造像点开展考古工作，为构建重庆石窟寺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潼南万佛岩发掘出土的摩崖造像（唐代）

 

重庆境内在隋代开始造像，潼南大佛寺出现有隋代题记的摩崖造像，佛道造像共处一壁，成为重庆最早开凿的一批摩崖造像。初盛唐时期，重庆摩崖造像呈少量散点分布，如大足尖山子、忠县石佛岩出现了一批初唐时期的造像，合川龙多山、忠县佛耳岩发现有“开元”“天宝”的年号，潼南千佛寺也有盛唐风格的造像。中晚唐时期，重庆摩崖造像迎来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渝西地区的合川、潼南、荣昌、大足等地均出现较多类型的摩崖造像，题材主要有三佛、七佛、千佛、释迦佛、阿弥陀佛、弥勒佛、单尊观音、双观音、千手观音、菩萨群像等，还流行西方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僧伽变相等经变，在潼南发现了较多的佛道合龛或道教造像；三峡地区的忠县、云阳等地也集中出现了一批摩崖造像，主要为佛、弟子、菩萨、力士（天王）的组合。五代时期摩崖造像主要在大足北山、江津石佛寺、北碚相思岩等地出现，观音、地藏及其与阿弥陀佛的组合、药师佛及药师经变、十六罗汉、水月观音等题材广泛流行。北宋时期，在大足北山、石篆山、江津龙登山等地有一定发现，入宋以来最大的变化是菩萨像数量大增，组合多样，成为最重要的造像类别。南宋时期，以大足柳赵教派的造像和合川二佛寺的禅宗造像为重庆摩崖造像的双子星，二佛寺摩崖造像以禅宗公案、高僧像、罗汉像、佛说法像等为主，类似造像在永川陈食佛岩寺、渝中罗汉寺等地也有发现，江津石佛寺也有以高僧像、罗汉像为主的造像群；柳赵教派兼具多种佛教派别造像，密教、净土、禅宗、华严等相互融合，在潼南南龛寺、荣昌石庵堂也出现了受柳赵教派影响的摩崖造像，成为以大足-安岳为中心的柳赵教派造像的组成部分。

 

北碚相思岩摩崖造像与摩崖瘗龛（五代至北宋）

 

聚落考古视野下重庆石窟寺内涵的拓展

石窟寺除窟龛、造像本身以外，还应当有与其相关联的窟前建筑、寺院遗迹、僧俗墓葬、碑刻题记、交通路网、寺产僧田等内容，是宗教遗存的集合体，可视之为一个宗教性质的聚落。聚落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是可以运用到石窟寺考古中的，石窟寺聚落形态研究主要包括石窟寺功能分区、建筑格局、遗迹遗存的空间结构和历时性演变，以及石窟寺与周边环境、社会的关系等。

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引下，我们开展了多处石窟寺的考古发掘，江津石佛寺遗址实证了开展石窟聚落形态考古的必要性。该遗址除发现大量的石刻造像外，厘清了功能分区、布局和沿革，它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摩崖造像区、墓葬区及放生园区组成；揭露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南宋殿阁遗迹，由前殿、后堂、配殿、龛前建筑、转轮藏、爬山廊、祖师塔（殿）等组成，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院遗址之一；认识了其独具特色的山地建筑规划设计思想及营造技术，巧借天然巨石，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僧俗墓葬的发现，展示了僧人的丧葬习俗和埋葬形式，以及居士、信众与寺院在生前死后的依附关系；一批碑刻题记的发现，不仅在重构寺院沿革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涉及寺院管理体系、度僧制度、寺院经济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石佛寺为开展川渝地区同类型石窟寺发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江津石佛寺遗址龛前建筑基址（南宋）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合川二佛寺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的联合发掘工作中，精准运用小探坑、小探沟的发掘方式，以15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在现存清代大殿内外寻找南宋时期大殿的台基边界、转角等关键节点，通过梳理、辨识崖面上的建筑遗迹，地面、地下相互结合，准确找到了数个南宋殿阁的柱础石，最后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初步勾勒出了南宋时期摩崖造像前建筑的基本形制，为开展建筑复原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我们在二佛寺周围还发现了宋、明、清的僧人墓葬群，为构建川渝地区僧人墓葬的演变序列提供了重要材料。

 

合川二佛寺下殿内发掘的探沟

 

合川二佛寺下殿发现的转轮藏基址（南宋）

 

在潼南万佛岩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发掘中，我们还揭露出唐代的龛前建筑和明代的寺院建筑基址。

 

潼南万佛岩摩崖造像龛前建筑（唐）

 

摩崖瘗塔（龛）是石窟寺中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是石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崖壁上雕凿方龛或圆龛，用于放置僧人骨灰，其上往往有塔的形象，主要流行于唐宋时期。潼南、江津、北碚、合川等地发现有近百座摩崖瘗塔（龛），形制多样，时代涵盖中晚唐、北宋、南宋数个时代。摩崖瘗塔（龛）旁边往往造有与净土、地狱救亡等相关的造像或僧人真容像，这是为营建摩崖瘗龛而特意开凿的造像，具有特殊的丧葬含义，有些摩崖瘗塔（龛）还与燃灯塔相组合，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石窟寺的僧人丧葬、祭祀的历史场景。

 

合川二佛寺清理的摩崖瘗龛（南宋）

 

文化变迁动力理论下的重庆石窟寺发生机制的探索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文化变迁动力理论认为，文化是社会动态整体中相互作用的一部分，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功能调整促进文化变迁，文化自身的变化则反映社会价值和意义的需要。石窟寺是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活动共同参与、相互促成的文化现象，其开凿、供养当然是以宗教为本底，但也与当时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交通、行政区划等密不可分，可将其分为政治关联型、经济关联型、城镇关联型等。我们近年来在后两者中有较为重要的发现。

经济关联型以三峡地区唐代摩崖造像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忠县和云阳两地，这两地摩崖造像的开凿与当地盐业资源的开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忠县盐业开发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到唐代制盐产业十分发达，其中涂井是忠县最为重要的制盐产地之一，涂井峡谷内盐泉、盐井众多，我们在一处盐泉附近的崖壁上新发现两龛唐代小型的摩崖造像。出峡谷后有石佛岩摩崖造像，因三峡蓄水，这处造像已搬迁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示，共计45龛，这也是忠县唐代摩崖造像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中小型摩崖造像龛为主。云阳澎溪河下游的云安镇至迟自汉代开始就是三峡地区重要的盐产地，云安镇附近有硐村摩崖造像，原有11龛唐代造像，现已淹没至水下。

三峡地区盐业的生产和运销带来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社会富裕阶层的出现，他们可能就是造像开凿最为重要的资助者,而制盐业和运盐道路上面临的种种困苦，也使靠盐业为生计的人们怀有更加热忱的宗教信仰，以护佑生产和人身的安全，摩崖造像的开凿和供养因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功能。比如盐业生产的不稳定，特别是卤水丰欠受降雨影响较大，所谓“晴咸雨淡”，在忠县石佛岩摩崖造像上就发现有打取卤水的图像；运盐道路上的不安全，包括盐路本身的危险和可能碰到盗贼、匪患等，在云阳硐村摩崖造像前就有众多险滩，在忠县通往梁平、垫江的古道节点上，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散布的唐代摩崖造像点，应与盐运有关；盐业生产者非常辛劳，是天下至劳苦者，在涂井、石佛岩摩崖造像中就有一些非常小型的造像龛，可能就是这些穷苦的盐工所为。

城镇关联型以潼南的唐代摩崖造像和合川的二佛寺摩崖造像为典型案例。由于城镇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发达，在城市、集镇附近就有不少与其相关联的摩崖造像。比如潼南在唐代分属遂州、合州、普州，境内县城有遂州的青石县和遂宁县、合州的铜梁县、普州的崇龛县，我们发现区域内较大的摩崖造像群组与这些县城遗址分布有高度的耦合率。

 

二佛寺远景

 

总之，石窟寺考古应该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发掘其内涵和价值，石窟寺考古能够为保护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也能够为展示利用发现丰富多彩的内容，让石窟寺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原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22年10月21日第6-7版，本公众号增加了部分配图。

图文：牛英彬 白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