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寿区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厅中，陈列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明代三彩仪仗俑（图一），深受观众喜爱。由于该批仪仗俑为民间意外发现，出土时未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缺乏相关资料，因此，存在着诸多的谜团。笔者于近期对文物出土地进行了现场调查走访，现将相关收获进行初步整理。

 

图一 明代三彩仪仗俑展陈

 

一、发现经过

1999年底，重庆市长寿县扇沱乡（今长寿区江南街道）王家坝一陈姓村民家门口的石板路，因常年被行人和耕牛踩踏而出现部分石板松动的情况，有小孩在这里玩耍时不小心受伤，陈姓村民以为石板下有蛇，为排除后患遂将石板撬开，意外发现石板下埋藏有一批陶俑，旋即向村委会汇报。村委会和乡政府得知后，一边上报县文化馆，一边安排几名队长全天守护。县文化馆文物干部随即赶到现场，在村委会和村民的协助下采集到陶俑50件。

 

二、文物基本情况

（一）总体介绍

该批陶俑通高在19至27厘米之间，均为泥质陶胎，釉色以绿色、褐色为主，俑身中空，脱釉现象较严重，部分有损毁，人物手持物体多已遗失。根据人物服饰和面部特点，可将这批陶俑分为汉人俑和胡人俑。其中，汉人俑13件，胡人俑37件。根据其动作特征，又可分为乐俑、侍俑、文官俑、武士俑等（图二）。

 

图二 明代三彩仪仗俑（部分）

 

（二）重点文物赏析

 

捧盒侍俑 釉质脱落严重，头部残缺。身着右衽交领广袖长袍，双手于胸前捧着一个三层圆筒形食盒。人物姿态端庄，服饰线条流畅，手部细节刻画细腻，食盒上残留有部分褐色釉。残存高14.5厘米（图三）。

 

   

图三 捧盒侍俑（残）

 

骑马妇人俑 通体施绿、褐色釉，釉质剥落较为严重。妇人头梳高髻，面部清晰，表情祥和，身着右衽交领广袖长袍，内衬长裙，垂至脚面，双手笼袖于胸前，上身挺直，脚踩马镫，骑坐于马上。马头部昂起，面部细节、辔头等清晰可见，背披马鞍，马尾自然下垂，四足站立，下有长方形底板，马腹两侧障泥下垂与底板相连，刻有菱形与流苏花纹，起到装饰与支撑陶俑的作用。通高27厘米、通长19厘米，马高20厘米（图四）。

 

 

   

 

图四 骑马妇人俑

 

骑马文官俑 人物身体、头后部及障泥中部施褐色釉，马匹全身及底板施绿色釉。文官头戴幞头，面部清晰，表情庄重，身着襕衫，圆领广袖，垂至脚面，腰束革带，双手交握于胸前，所执物件，已遗失，上身挺直，脚踩马镫，骑坐于马上。马头部略偏向右侧，面部细节、辔头等保存完整，背披马鞍，马尾自然下垂，四足站立，下有长方形底板，马腹两侧障泥下垂与底板相连，刻有菱形与流苏花纹。通高27厘米、通长20厘米、马高20.5厘米（图五）。 

 

   

图五 骑马文官俑

 

胡人骑马俑 俑身残留有绿色及褐色釉。人物头戴左右折沿尖顶帽，面部呈深目高鼻特征，外穿直领对襟半袖衫，腋下开胯，衣襟有饰边，于腹部扣合，下摆至膝，内穿右衽窄袖长袍，垂至脚面，双手左上右下握于胸前，应执有物件，已遗失，上身略向后仰、向左倾斜，推测该姿势为配合手执之物，脚踩马镫，骑坐于马上。马头部昂起，面部细节、辔头等清晰可见，背披马鞍，马尾自然下垂，四足站立，下有椭圆形底板，马腹两侧障泥与底板相连，刻有菱形与流苏花纹，起到支撑俑身、分担马腿受力的作用。通高27厘米、通长19厘米，马高20厘米（图六）。

 

   

图六 骑马胡人俑

 

胡人立俑 双臂、身体两侧、衣襟饰边及底板残留有绿色及褐色釉。头戴左右折沿尖顶帽，面部五官清晰，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竖眉怒目。外穿直领对襟半袖衫，衣襟于腹部扣合，衣襟、下摆有饰边，内穿右衽窄袖长袍，右手叉腰，半袖飘飞，左小臂抬起，左手于左肩处紧握，身体略前倾，从姿态判断应为牵马俑，脚下有半圆形底板。通高20.5厘米（图七）。

 

   

图七 胡人立俑

 

胡人骑马奏乐俑  俑身残留有绿色及褐色釉，人物头戴左右折沿尖顶帽，与其余陶俑不同，该俑帽子高搭在头顶，没有完全戴进头部，面部五官清晰，高鼻深目，络腮胡须。外穿直领对襟半袖衫，腋下开胯，下摆至膝，有竖纹装饰，内穿右衽窄袖长袍，垂至脚面，双手于胸前握吹奏乐器，乐器口部靠于马头左后部，尾部置于人物嘴边作吹奏状，上身挺直，脚踩马镫，骑坐于马上。马头部昂起，略向右偏，面部细节、辔头等清晰可见，背披马鞍，马尾自然下垂，四足站立，下有长方形底板，马腹两侧障泥下垂与底板相连，中部刻菱形纹、下部刻流苏纹。通高27厘米、通长19.5厘米，马高20.5厘米（图八）。

 

   

图八 胡人骑马奏乐俑

 

三、墓主人初探

在“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用陶俑随葬成为古时一种常见的丧葬习俗，且已经发现的同类型陶俑几乎都是作为随葬品出现的，因此，长寿区出土的三彩仪仗俑应该也属于随葬用品。该批仪仗俑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制作精美，其主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和查询史料，该批仪仗俑主人的身份得以揭开。

（一）现场调查收获

通过走访文物出土时的亲历者——时任村支书的朱昌福，确定了文物的准确出土地点。由于仪仗俑出土地附近村民早年均已搬离，周边土地荒废，文物出土时的场地得以较为完整保留，时隔20余年，笔者在现场调查时仍采集到同类陶俑残片（图九）。

根据现场勘测，该批仪仗俑出土于一处条石垒砌的长方形石坑内，目前，暴露部分尺寸约为80*250厘米，未发现棺椁，应该为一处专门随葬坑。该长方形石坑通向一处直径约60米的封土堆，其上有多处时代较早的盗洞，周边有多处近现代坟叠压。据朱昌福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该地是有墓碑的，上面记载有“翰林”字样，后来墓碑被打破用于修建水利设施，目前已无法找到。

 

图九 现场采集到的陶俑残片

 

（二）文献记载

清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卷之六·坟墓》记载：“明赐祭葬诰封翰林院检讨王凤鸣茔，治南十里，地名王家坝。”

清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十七·诰勅》中有《封王凤鸣为征仕郎翰林院检讨勅》（泰昌元年）载：“……生员王凤鸣乃翰林院检讨应熊之父……”，另有《赠王凤鸣为中宪大夫詹事府少詹事诰》（天启六年）载：“……征仕郎翰林院检讨王凤鸣乃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应熊之父……”。王凤鸣诰勅之后，即为《翰林院检讨王应熊授征仕郎勅》（泰昌元年）和《日讲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授中宪大夫诰》（天启六年）。

清乾隆《巴县志·艺文·行述》中王应熊撰《敕封征侍郎翰林院检讨岱华王府君行述》中记载：“……老人惊弦心悸，趣二子，行之西陵侨居焉。……呜呼！孰知大人弗待旦客殒乎，是为壬戌（天启二年）九月之二十八日也。……”“家大人讳凤鸣，字仪之，别号岱华，世为巴之乐碛东岸清溪人。……大人为葛溪公仲子，母汪孺人，王氏代以资甲于里，至汉武任侠而落，葛溪复拓之，然皆冠田间。”“（王凤鸣）然小试利，大试辄不利，曹耦多售，大人独不售，岂真竽瑟之异哉？”“大人以嘉靖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仲秋朔生，厄一筹而不及周（不满一甲子）。彼世之期颐，鲐耇者（老年人）诚操何道欤？”

清乾隆《巴县志·卷十七·谕祭文》中《谕祭王凤鸣并妻颜氏文》（天启七年）记载：“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荘毓庆谢渭谕祭赠中宪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凤鸣并妻……”。《明史·列传·卷一百四十一·王应熊传》记载：“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中，历官詹事，以忧归……。”民国《巴县志·人物·王应熊传》记载：“时魏珰方横，百僚谄附……。会丁内艰归，获免于祸。”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结合现场调查走访，可得到以下推断：

1.清康熙时期长寿县治位于现长寿区河街（图十），按照清朝一里576米计算，清朝“十里”约为现在的8.7公里，根据现场调查走访，三彩仪仗俑出土地位于长寿区河街以南的江南街道，小地名为“王家坝”，距离河街直线距离约9公里，该方位及距离与县志记载极为接近。加之现场调查走访时，当地村民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尚存的墓碑上有“翰林”字样，获得的信息和清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记载高度一致。因此，推测长寿区出土的明代三彩仪仗俑应该为王凤鸣墓的陪葬品。

 

图十 清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县治图

 

2. 王凤鸣为王应熊之父，字仪之，别号岱华，生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西陵（宜昌），享年59岁。王凤鸣屡试不售，其官阶均是按照其子王应熊的官阶受到诰封。这与明代的推恩制度有关，明政府为激励官员，参照官员的官阶和功绩，将诰敕荣誉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生称封，死称赠。以王应熊当时的身份地位，其父王凤鸣的墓葬使用此类仪仗俑作为随葬品，较为合理。

王应熊（1589—1647），字非熊，一字春石，巴县乐碛青溪里（今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人，极聪慧，少家贫，力学。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四十一年进士。崇祯三年（1630）官礼部右侍郎。五年，进左侍郎。六年，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十七年，福王即位南京，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督川、湖、云、贵军务，专办蜀寇。去世后被追赠为太保、建极殿大学士，谥号“文恪”。博雅能文，尤工诗，著有《春石集》。

3.三彩仪仗俑出土墓葬的修建时间应为王凤鸣去世之年份，即明天启二年（1622年），该批仪仗俑也随着墓主人一并埋入地下。王应熊之母颜氏于天启七年（1627年）去世后应与王凤鸣合葬。

 

四、结论

长寿区出土的三彩仪仗俑，为明代著名历史人物王应熊之父王凤鸣墓葬的随葬品，墓葬修建时间为明天启二年（1622年），这批仪仗俑也应该为同时期制作。该批仪仗俑的制作技艺十分高超，俑身上的衣着、面部特征和姿态都经过精细的雕刻和塑造，表现出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明朝时期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丧葬习俗以及艺术工艺的重要资料。

图文：张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