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湛，字注元，号渱江，清代合州东里石龙场人（现合川香龙镇），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道光二十六年（1846）岁贡生，卒年不详，终年七十余岁，葬于西里豸山寺（现合川钱塘镇）磡下。
禹湛初受学于邻水进士甘家斌（号秩斋，官至大理寺卿，晚年于重庆、万州等地讲学授业），后为垫江翰林李惺、营山进士白荣先所知赏，李惺以宋代诗人戴复古诗句“出人意表发奇论，到我眼中皆好诗”赠之。著有《滇游草》一卷、《闽游草》一卷、《华蓥山樵诗稿》六卷，以上诗文著作大部亡佚，仅少量为《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所收录，得以流传。
禹湛性情伉爽，豪于饮，谈吐风生，遇事敢为，州中公事，多得其赞助，长于青乌术（堪舆术）。壮岁从军，平生游滇、游黔、游西徼、闽、浙，经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足迹半天下，所至辄有诗，为晚清合州士人代表人物之一。在晚清时期战火四起、日益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禹湛以极其独到的战略思考和眼光，多次倡议修筑钓鱼城山寨，最终在合州乡绅的大力支持下完成山寨修筑，并以之为“巴渝保障”。在后来的战乱中，钓鱼城山寨在保境安民、护卫一方上发挥了一定作用，禹湛也因倡修钓鱼城山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诗文著作
据记载，禹湛诗文著作颇丰，但大多散失亡佚，仅少量被好友收藏得以部分保存，后又幸而为民国初期张森楷先生修合川县志时所征集收录，至今尚能留存于世，为今人所了解，实属难能可贵。
禹湛工诗，曾与合州名士冯镇峦、朱虎臣等结诗社于合州万寿宫（西山寺），一生“有诗千余篇”。经初步统计，《民国新修合川县志》收录了禹湛残存的诗作近百首。《民国新修合川县志》的作者张森楷先生对禹湛诗作评价很高，“歌行、五、七古皆佳……有少陵（杜甫）、义山（李商隐）风味，下者乃落剑南（陆游）、船山（王夫之），名句络绎，道、咸间一作手也”，“《七夕》五绝，节短音长，大有老气横秋之概。《秋柳》四首，大得时名，实而按之，只‘不堪落日登楼望，尚忆东风送别时’二句，神味悠然，令人意远……《与刘石云唱和》数首，调高响逸；《从军》八首，饶有边塞之气；《遣怀》四首，纯是商声；《和吕仙》四首，诗杂仙心；《玉蟾寺放歌》一首，声情激越，满纸烟云；《纪游》诸作，尤为豪宕感激”。以下摘录四首禹湛游历贵州、福建、云南及四川宜宾等地所作诗作，供读者赏析：
今古伤怀抱，临虚一放歌。
那知身入画，篷底把清樽。
别友不嫌归太促，思亲日盼蜀门烟。
戎州夜泊
山云如墨黯江隈，夹镜楼前望不开。
灯影远摇孤艇去，钟声寒挟夜潮来。
还家梦促人千里，待月宵深酒一杯。
独立苍茫思无际，天涯有客几时回。
未知天道凭人事，保障鱼城借张公。
拼醉长房菊花酒，置身高处又何忧。
领取百年同逝水，临歧且尽掌中杯。
禹湛所作文章仅存两篇，一为《华银山脉考》，二为《修钓鱼城募捐启》，后者是关于清代钓鱼城山寨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华银高峙五邑外，南走结江北城，西走结钓鱼城，自是渝东镇山。试为溯其发脉。书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则嘉陵江本西汉水之正流，宕渠乃西汉水之支江，兹山应从嶓冢山来，由西趋东，绵亘数千里。中由太平至城口，崇岗叠岭，三省边防在焉。左兴元诸水会东汉水，由汉口入江；右巴绥诸水为宕渠源，流经云门山会嘉陵江，由合至渝入江，是东西汉水界，兹山之大概也。山自城口分支劈脉，蜿蜒磅礴，左趋汉，结荆州，右趋江，结夔州，结宜昌。地步可以道里计。是嶓冢山支干之究竟也。兹山由城口至新宁，逆转，复由东趋西，溯大江而上，行至大竹，突起云雾山，耸入霄汉。行至广安天池，过峡，顿起海宝山。实为兹山近脉。彼以为终南发脉者，不知东汉水界之也。以为南干分者，不知川省能由甘肃来。左一枝由白马关趋重庆，潜沱界之；左二枝由七曲山趋合州，涪雒界之；右一枝由雪山相岭分为青城、峨眉，岷江界之；右二枝则三杂谷诸夷地，濛江界之。若南干自西番分脉，由西藏过峡地，结十省，而尾尽于雁荡。于蜀，一界岷江，二界大渡河，三界马湖江，与华银地隔数千里，其中山川道路半为予与友人唐爱庐游履之所经者。知此，不唯兹山之原委明，即全川之舆图亦了如指掌也。据书考定，庶来游者知山脉之所自云。
合州僧人昌言曾著《华银山志》，禹湛作《华银山脉考》为其序之一，“华银高峙五邑外，南走结江北城，西走结钓鱼城，自是渝东镇山”，并追溯了华银山（即华蓥山）的发脉，认为华银山源自西汉水（嘉陵江）与东汉水（汉江）的分界——嶓冢山。禹湛根据自己和好友在各地游历所见，结合全川乃至西南地区的舆图，对嶓冢山支干始终，尤其是在蜀地分支、走向以及与江河的关系做了细致描述分析，从大的空间格局上说明这些山脉虽与华银山相隔甚远，但却有密切的联系，“庶来游者知山脉之所自云”。通过这篇文章，可知禹湛游历之丰富，眼界之开阔，对蜀地地形、山脉、江河等关节脉络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粤贼蔓延天下，去春奉上谕修砦练团，行坚壁清野法，实灭贼之计。适予自广安归，见州刺史上城钓鱼城策，刺史以重大未许，联州属修砦，不下数百。秋，门人招游渝州，九月，州人忽倡议垫赀城钓鱼城，乃以请示中止。岁暮归，闻而感焉，为作城钓鱼城议，厥后旋议旋止，倡事张锦堂上，余舌敝唇焦，八阅月，议不定，殆人谋未周而天时不应欤。予三与议，进言不纳，亦以费大，不敢主其事。友人责曰：“城钓鱼城，保境上策也，州公事，君赞成者多，兹何近于畏缩乎？”予无以对。吾乡好义不乏人，因访原议诸君子及二三知己，筹劝之，今六月朔，集州人议，事遂定。
夫以钓鱼城之险，足宋祚，挫元兵，保全数十万生灵，州人皆闻之，而岂有不知者，然议经八月不定，今幸议定，未必尽知其利害，则试为具言之：
盖古今虽异，防守则同，城此不惟一州利，实川东利并全蜀利，且一时利而百世利也，何以故？从来立国于南者必守江，蜀为江之上游，地为南北所必争，琏璞献策，职是故耳。第元兵自北而南下，由江便故，必争重庆，然师出，必取道于合，故守以合为重。粤贼溯江西上，亦必先取重庆，而合在重庆上，人遂谓合御贼宜在后，不知贼入夔门、抵万州，陆行由梁山、大竹达广岳，不数日即至合，而渠东尤当其冲，是时代异而防守不异也。城此而遏贼，州固无虞，而其利重庆何如也。合为蜀腹地，北达蓬、阆，西南达遂、潼，两路俱可趋成都，此城能挫贼锋，必不致动摇根本，其利全蜀又何如也。
慨自元堕此城以来，迄明季盗贼充斥，天下竟无人议及城者，故蜀受祸最酷。夫治乱不常，既城此城，虽显为一时，防守不更为百世利乎。今各乡俱修砦也，然不得此城以为表率依附，恐难获保全之利，惟是工程浩大，非万缗不克观厥成，特启远近各团醵捐数千，以勳盛举，吾知殷实而好行其德者，耻蘧伯玉独为君子，当必倾囊相助，而高情远识之流，方将不远千里而来，维我桑梓，何分珍域。仆于地方善举及利弊，无不痛痒相关，兹欲保全一州，知不免智小谋大、力小任重之咎，然食毛践土，义无可辞，保身家而效忠悃，愿与人共图之。
《修钓鱼城募捐启》是禹湛为向合州乡绅筹集资金以修筑钓鱼城山寨而撰写的募捐启事，文章表述了倡议修筑钓鱼城山寨的背景、原因、过程及预期作用，尤其是对钓鱼城战略位置、利害关系有独到的认识，“粤贼溯江西上，亦必先取重庆，而合在重庆上，人遂谓合御贼宜在后，不知贼入夔门、抵万州，陆行由梁山、大竹达广岳，不数日即至合，而渠东尤当其冲，是时代异而防守不异也。城此而遏贼，州固无虞，而其利重庆何如也。合为蜀腹地，北达蓬、阆，西南达遂、潼，两路俱可趋成都，此城能挫贼锋，必不致动摇根本，其利全蜀又何如也”。同时也感慨自钓鱼城降元被毁之后，世人再无人提及于此筑城御敌作战，“慨自元堕此城以来，迄明季盗贼充斥，天下竟无人议及城者，故蜀受祸最酷。夫治乱不常，既城此城，虽显为一时，防守不更为百世利乎”。但是修筑钓鱼城山寨“工程浩大，非万缗不克观厥成”，遂撰写《修钓鱼城募捐启》，向合州乡绅募集资金完成山寨修筑，作为“各乡俱修砦”的“表率依附”，以“获保全之利”。
《修钓鱼城募捐启》是清代修筑钓鱼城山寨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献记录，也是将其它与修筑钓鱼城山寨相关的散碎文献串联起来解读研究的关键纽带。
二、乐于公事
禹湛作为合州著名士人之一，十分热心于合州本地公事，州内诸多事务所得其帮助，现见于文献的有捐资参与修建育婴堂、主持重修惠民宫川主庙、倡修钓鱼城山寨及参与新建州城义学等。
晚清时期民生困苦异常，抛弃婴儿之事屡发。道光十四年（1834），合州知州李宗沆“集诸绅议公置育婴堂一所，诸绅之应捐者十四人，凑四千余金”，“（又向富人募资）盈两万六千七百，遂置田业，岁收租息，为永久计，卜城西隅创修育婴堂”，“十四人者，口不言劳，事既竣，始息肩以去”。禹湛即为捐资并参与修建育婴堂的十四人之一。
“咸丰八年（1858）夏之半，吾合重修惠民、川主尊神庙成……明经禹君渱江先生实首其事……董其事者渱江禹君”。“庙工起于咸丰七年（1857）六月初旬，落于八年（1858）六月。计费石工四百有奇，木工三千四百有奇，泥工三千五百有奇，合雕绘、金漆、竹木、砖瓦、灰烟、杂用共钱三千六百缗有奇”。
“（禹湛）倡事张锦堂上，余舌敝唇焦……予三与议，进言不纳，亦以费大，不敢主其事。友人责曰：‘城钓鱼城，保境上策也，州公事，君赞成者多，兹何近于畏缩乎？’予无以对。吾乡好义不乏人，因访原议诸君子及二三知己，筹劝之，今六月朔，集州人议，事遂定”。
合州知州强望泰在任，于州城内设养正、带经两义学，州人禹湛为颂五古一章，以志其成，词曰：“家富不教子，骄淫祸所基。家贫不教子，愚鲁终无知。古人重儒术，一经以为宝。蒙养本圣功，今人何草草！富家教子易，贫家教子难。岂不慕诗书，无如阻饥寒。教化有兴废，经师亦难得。党塾求遗规，伊谁职乃职？卓哉汉文翁，政成儒化隆。芳躅自千载，继之惟我公”。
三、清代钓鱼城山寨
前文已经提到，禹湛在《修钓鱼城募捐启》中将倡议修筑钓鱼城山寨的背景、原因、过程及预期作用做了详细交代。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进一步补充完善清代修筑钓鱼城山寨的来龙去脉，力求将这一段史实的真实始末呈现出来。
《修钓鱼城募捐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修筑钓鱼城山寨的背景和原因，“粤贼蔓延天下，去春奉上谕修砦练团，行坚壁清野法，实灭贼之计”。这句话包含了五个重要信息点：“粤贼”“去春”“上谕”“修砦练团”和“坚壁清野法”。
“粤贼”是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蔑称。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等在广西金田起义，反抗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史称“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军迅速壮大，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最终定都金陵，改称“天京”，清廷大为震骇，“粤贼蔓延天下”即指此。由此可知，修筑钓鱼城山寨的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极大威胁到清政府统治。
清政府在无力控制日益壮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后，令臣民积极建言献策，甄选“灭贼之计”。
寄谕程矞采等著会同龚裕、骆秉章参照吴文镕所奏，饬属劝谕绅民认真团练坚壁清野
咸丰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吴文镕等奏，请饬广西仿照嘉庆年间举行筑堡事宜，并抄录明亮等原奏呈览，上年粤匪滋事，叠经有人条奏坚壁清野之议，饬令实力举行。现在贼窜楚境，已降旨饬令该督抚等，劝谕绅民团练自相保卫。着程矞采会同龚裕、骆秉章查照所奏，各就地方体察情形，饬属认真试办，总须随地制宜，方为妥善[1]。
自咸丰元年（1851）起，便有多人“条奏坚壁清野之议”，咸丰二年（1852）云贵总督吴文镕等奏请“仿照嘉庆年间举行筑堡事宜”。咸丰皇帝采纳了吴文镕建议，令湖南、湖北官员“劝谕绅民团练自相保卫”。但此计策尚未落实，太平军势如破竹，接连攻占岳州（岳阳）、武昌。
在这种形式下，咸丰皇帝于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八日下罪己诏，“朕为天下生民生，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惊扰，兴言及此，寝馈难安。因思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著该部及各省大吏刊刻誊黄，宣示中外，咸使闻知”，正式向全国推行坚壁清野法。
《修钓鱼城募捐启》中“去春”“上谕”即指咸丰三年发布的下文这道诏书。
谕内阁本月上辛祈谷大祀朕引咎自责著该部及各直省刊刻誊黄宣示中外
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
本月上辛，祈谷大祀，朕诣坛斋宿，虔申默祷，惟愿吾民同登袵席，永戢干戈。念自逆匪滋扰以来，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所过城池多被蹂躏。现复围武昌省城，数万生灵惨遭荼毒。即未被贼地方，亦复闻警远避，备极流离颠沛之苦。总由地方官吏平日既不事先豫防，临时又复张皇失措，甚至望风先遁，以致居民失其所恃，不得不转徙他方，以全性命。朕为天下生民生，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惊扰，兴言及此，寝馈难安。因思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去邪归正，共保乡闾。惟在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拏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各团中如有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者地方官即申详大吏，据实奏闻。朕必立加奖叙……著该部及各省大吏刊刻誊黄，宣示中外，咸使闻知[2]。
《修钓鱼城募捐启》中“修砦练团”“坚壁清野法”也就是上文诏书中提到的“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
嘉庆元年（1796），陕西邠州知州龚景瀚随陕甘总督宜绵入川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三年（1798），龚景瀚上《坚壁清野议》，“川省之山，层崖峭壁，削利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贼若据之，非数万之众不能攻取……为今之计，必行坚壁清野之法。责成地方官，巡行乡邑，晓谕居民，团练壮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此不战而屈人，策之上者也”[3]。嘉庆皇帝采纳这一计策，最终平定了白莲教起义。
综上所述，清政府于咸丰三年正月初八向全国发布行“坚壁清野法”上谕后，当年春天合州收到上谕，开始“修砦练团”，对应的就是《修钓鱼城募捐启》中所说的“去春奉上谕”，据此也就可以反推出《修钓鱼城募捐启》作于咸丰四年（1854）。
此外，1957、1959年西南师范学院两次实地考察钓鱼城，并编撰《钓鱼城史实考察》，其中的记载也能印证上述结论，“进入大寨门不远，便看到小寨门。门上刻有‘巴渝保障’四个大字，下署‘咸丰四年’”[4]。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确定清代钓鱼城山寨始建时间为咸丰四年（1854）。
《修钓鱼城募捐启》在介绍了修筑钓鱼城山寨的背景和原因后，又记述了禹湛倡修钓鱼城山寨的曲折过程，两年间前后共倡议四次：
（1）咸丰三年春，禹湛“见州刺史上城钓鱼城策，刺史以重大未许”。
（2）咸丰三年九月，“州人忽倡议垫赀城钓鱼城，（禹湛）乃以请示中止”。
（3）咸丰三年岁暮，禹湛“作城钓鱼城议，厥后旋议旋止”。
（4）咸丰四年六月，禹湛“集州人议，事遂定”。
前三次倡议皆因此事“重大”，而“进言不纳，亦以费大，不敢主其事”，未能成功，直到第四次才正式议定修筑钓鱼城山寨事宜。
《修钓鱼城募捐启》为募捐启事，作于修筑钓鱼城山寨之前，故未记载修筑的具体过程，而在《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乡贤传中关于张开杰的传记则在无意中记录了其修筑过程，张开杰即禹湛在《修钓鱼城募捐启》中提及的“张锦堂”。
张开杰，字锦堂，号金镒，州东里钓鱼山人。其先世居铜梁，本明少保谥襄宪张佳胤裔孙，久而式微。自嘉庆时，贸迁来合，营药材业，前后可二十年，获利数万，买田钓鱼山下……咸丰初元，粤匪变起，开杰恐遂波及，遂停贸乡居。闻贡生禹湛，筑钓鱼城议，亟赞成之，首捐巨金为倡，乐从者数百千人，款以大集。遂刻期兴工，推开杰为监督。开杰日省月试，课有常程，比及四年，功方得半，适开杰年六十，母年九十，父则寿终久矣，众以母子眉寿，谋申祝贺……其年，开杰以足疾辞监工……
张开杰是明代合州进士居来山人张佳胤后裔，由铜梁迁至合州，经营药材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遂买田置业，定居钓鱼山下。张开杰听闻禹湛倡修钓鱼城山寨之事，率先响应禹湛的倡议，“首捐巨金为倡，乐从者数百千人，款以大集”。众人推举张开杰为修筑山寨的监督，张开杰也尽心尽力，常常视察监督工程，但进度较慢，“比及四年，功方得半”，也就是说到咸丰八年（1858）时，山寨修筑才完成一半，张开杰后因足疾在当年辞去监工一职。
《民国新修合川县志》禹湛传中载“官绅见其启，皆以为然。遂醵赀修筑，工竣贼至，攻城不克。湛始尽之力也”。钓鱼城山寨竣工后，即发挥御敌作用，结合下文论及的钓鱼城山寨御敌的时间，可知其竣工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1861）。
光绪《合州志》和《民国新修合川县志》中有以下三条关于晚清时期攻打钓鱼城山寨的记载：
咸丰十年（应为十一年）辛酉九月，川南贼大至，屯聚于涪江南岸之南津街，与州城仅一水之隔。贼复分股，一扰钓鱼城，一扰夜雨寺及赵家渡，意欲三面攻城。
至十一年，滇匪四窜，风声益紧，众复公推开杰，为钓鱼城寨首，以其子文藻副之。俄李泳和所部贼将周王统领等，由铜梁窜合，抵南津街下营，以逼治城。其夜贼部谭统领，暗率所部，偷渡红岩子河，直捣钓鱼山城脚。是时寨内可数千人，而无军火，闻贼至皆惶惶，开杰遽命勿哗，当以静待动，徐思制敌之策。文藻人急计生，命于寨边堆石而揭竿，为防守之势，别令人伪诱贼众攻击，徒使其在寨下，沿途绕道往来，自辰至酉，而贼已困极矣。乃下令于白鹤庵田家院等处住宿，文藻以弄险非久计，亟思所以退之，而未得其策。有贺广生，字馨亭者，以知大义，有知略闻于时。来商开杰父子，自请亲入贼营，观其动静，随宜游说，使贼疑惧退走，则此城可全，从之。广生三更下寨，五更来还，云贼望见寨中，有无数兵勇，已为胆怯，加以山高岭峻，三面临江，如陷绝地，已无心进攻矣。次晨大股全退，众赖以安，贺之胆智，固为难得。而开杰父子，能以静镇，亦殊不可及也。事平，州官上保城功，奖给父子并五品军功，蓝翎牌照，以酬其劳。
咸丰十一年，滇匪窜境，夜攻钓鱼城。成举在城内，例守垛。贼近城下，成举发石击之，连毙数贼，最后贼麇至，成举掀一垛下，用力过猛，身随垛下，贼颇有伤者，因见有人与俱坠，攒刺之，成举拳捷跳入丛薄中，伏行以免。方其初坠也，或以高（告？）禹湛，湛谓其必无幸，深惜之。明日贼退，成举无恙还。湛见之大喜，握其手曰：“曩与惺斋共憾不见子绝技，今真见之矣，惜惺斋不在此耳。”
综合以上三条文献，可知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滇匪”（李蓝起义军）曾攻打过钓鱼城山寨。时寨内有数千人，张开杰为寨首，其子张文藻为副寨首，禹湛、李成举、贺广生等同在寨中，依靠城防和计谋成功退敌。
通过上述钓鱼城山寨修筑背景和原因、修筑过程及成功御敌的史料收集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清代钓鱼城山寨始建于咸丰四年（1854），并非既往认为的建于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时期，而且自降元毁城后，仅有此一次修筑。山寨修建速度较慢，咸丰八年（1858）仅完成一半，到咸丰十一年（1861）才正式竣工（图一）。
（2）清代钓鱼城山寨修建源于防范太平天国运动（“粤匪”），却在后来的抵抗李蓝起义军（“滇匪”）中发挥了作用。
（3）清代钓鱼城山寨修建为官方倡导的民间行为，禹湛为首倡和主要推动者，张开杰为最大资金赞助人，而且是修建山寨的监督及抵抗李蓝起义军时的寨首。禹湛、张开杰、张文藻、李成举、贺广生等数千人曾于城内御敌，并成功退敌。
目前已发现的清代钓鱼城山寨相关遗存主要包括城门、城墙、马面及排水孔等军事防御类设施，主要分布于山顶环城一线（图二）。
图二 清代城门城墙分布（紫色环线）
清代钓鱼城山寨现有城门8处，分别为出奇门、青华门、奇胜门、镇西门、小东门、始关门、护国门、东新门（8处城门原名分别为颜家门、玉河沟门、范家门、西门、小东门、大寨门、小寨门和土地垭门，西南师范学院在《钓鱼城实施考察》中将原名与无名氏《钓鱼城记》所载城门一一对应[5]，形成现今格局）。其中，始关门、护国门、东新门为现代仿建，小东门坍塌严重，青华门被封堵，唯有出奇门、奇胜门、镇西门尚有城内居民出入。
2008年12月底，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小东门进行了正式发掘。2009年2月中旬，又对其他城门进行了调查，并对出奇门和镇西门进行了初步清理。八座城门形制相近，均为双重门拱结构，其门道平面呈“亞”字形，分为外门道、中门道、内门道。门槛一般位于外门道近中门道处，门槛内侧凿有左右对称的方形门枢槽孔，中门道两侧壁开凿有对称的门杠槽孔。门道内路面一般较为平整，由较大石板平铺而成，外八字墙间路面多呈斜坡状，外有上山小路，内八字墙道路地势多较高，呈阶梯状（图三）。
图三 清代钓鱼城山寨城门
清代钓鱼城山寨城墙保存较好，多建于宋代城墙之上。相对宋代城墙而言，清代钓鱼城山寨城墙为垂直墙体，条石迎敌面为近直角；条石上下两面无錾槽，上下层条石齐头平置；选材方面筑墙条石体积较小，较为规整细腻，砌筑方式较为工整，层缝基本水平，以白灰为粘接剂（图四）。
图四 清代钓鱼城山寨城墙
清代钓鱼城山寨马面现存7处，主要分布于山顶环城北部。马面一般前临悬崖，为凸出于城墙1～2米墩台，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利用打制规整的长条石砌筑而成。排水孔8处，以2～4孔的多孔排水为主（图五）。
图五 清代钓鱼城山寨马面、排水孔
四、结语
禹湛为有清合州名士，善工诗文，乐于公事，一生游历大半天下，眼光独到，见识不凡，竟以岁贡生终，然其不计曲折，四议倡修钓鱼城山寨方定，又经数年，山寨始成，“工竣贼至，攻城不克，湛始尽之力也”，湛名可与钓鱼城同垂千古。
以湛之师友垫江翰林李惺赠诗为尾。
壁垒摧残形胜在，只今谁策钓鱼城。
图文：胡立敏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