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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崇庆”地名由来之探析
发布人:  2024-01-04

四川省崇州市,过去叫崇庆县,“崇庆”之名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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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将潜藩蜀州升为崇庆军节度。孝宗继位后,淳熙四年(1177年)将崇庆军改为崇庆府。“崇庆”之名沿用至现代,有850年的历史。
 
可“崇庆”有何含义呢?一般认为乃“尊崇庆幸”之义,也有说是“崇敬庆贺”。但古书上从未有过这样的记载,这其实是现代人望文生义的解释,很难说就是宋高宗赐名的本意。

那么,“崇庆”本义究竟为何?茫茫历史,我们还能找回地名的真正由来吗?

 

1

南宋志怪集《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与“崇庆”有关[1]:

 

 

夷坚志

 

崇宁三年(1104年),成都人凌戡诣阙告言:蜀州新津县瑞应乡民程构[2](原注:本名犯光尧嫌名),家葬父母,其坟山上常有火光紫气。诏下本郡,令速徙它处,仍命掘其穴成池,环山三里内,自今不许为墓域,郡每以季月差邑官检视。明年,诏以其地屡有光景动人,宜为奉真植福之所,乃建道观,名曰寅威,赐田十顷,岁度童行二人。后二年,光尧太上皇帝诞降,实始封蜀国公,竟以潜藩升为崇庆军节度,遂应火光紫气之祥。而程氏子名适与帝嫌名同,天命昭灼如此。

虽然《夷坚志》记录的多是奇闻琐事,但这件事却是真实的。《宋会要辑稿》对此也有记载,“蜀州民程构家坟地有火光紫气之祥”,皇帝因此下诏,“宜以其地创建为寅威观”[2]。

粗看这个故事,不过是说蜀州出现祥瑞,多年后获得皇帝恩赐,由州升级为了军节度。然而,历史上祥瑞并不稀见,州升军也只是普通体制调整,两件事相隔40年,很难将其建立因果联系,有什么值得惊讶呢?崇宁三年,作者还没出生呢,偶然看到一段旧事,记录时还用了一个“竟”字来加重语气。须知,让作者惊讶的,不是高宗封蜀国公,而是蜀州升崇庆军这件事,难道蜀州升军,比它成为皇帝潜藩更加重要吗?崇庆军与祥瑞有什么特殊联系吗?

如果细看还会发现,文中一再提及乡民本来的名字与高宗相同,而且用了较大笔墨讲述祥瑞来自其父母坟山,似乎在说蜀州升崇庆军节度这件事,与乡民和其父母坟地有关,这才是他将两件事联系起来大感惊讶之处。虽然这么说,我们今天根本无法理解。

《夷坚志》作者洪迈,高宗朝先后任起居舍人、秘书省校书郎、国史馆编修、吏部员外郎等职,他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最知名的作品是《荣斋随笔》。借助在高宗身边做秘书、史官的机会,他必定了解许多重要决策的背景和过程,但受身份所限,不能直接把皇帝的秘密明写出来,只能隐晦地记入笔记。他很可能知道高宗取名“崇庆”的真正意图。

 

 

容斋随笔

 

洪迈究竟想暗示什么?虽然不确定,但总有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那不如让我们暂且放下,来看另一段关于“崇庆”的记载。

同为南宋人的楼钥,在其所著《攻媿集》中,记录了一篇宋光宗的敕书[4]。光宗任命汪德输为知崇庆府,临上任前告知他任命背后的原因:

敕具官某:始吾高宗开公社之封,实自蜀国,寻以崇庆名军,盖久而后,冠以府号,地望滋重矣,选侯可轻乎?惟尔祖首贰元帅府以佐中兴。尔为恂恂,克守家法。简池之政,平易无华。卑以左符,往守兹蜀。念之哉,无忝尔祖,则不负寄委此邦之意。

翻译成白话就是:将要赴任的你听着,先帝高宗的蜀国公封号,就源自蜀州。后来以“崇庆”作为军额名,又冠之以府号,与我皇家有很深厚的渊源,你可以轻视吗?只因为你祖上曾辅佐先帝中兴大业,而你为人恭谨温顺,遵守儒家道统,在简池的政绩,谦逊而不务虚,所以才赐给你官符,派你到蜀州任职。希望你不要辜负你的先祖,也不要辜负我委托你管理这个地方的用意。

细细品味这段话,能够读出光宗的话中之意。他想对汪德输讲:你的先祖曾经辅佐我的先祖,今天我又安排你去我先祖的潜藩任职,你要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以此来回报我刻意的安排。这里面,光宗特别强调了“崇庆”这个军额名,似乎“崇庆”也是“地望滋重”的重要内容?试想一下,如果“崇庆”没什么特别含义,只是随便取的一个名字,他还有必要在这里专门点出来吗?单说蜀州是高宗潜藩,不就已经可以突出其特殊性了吗?

以上两条史料告诉我们,“崇庆”可能并非一个随意的名字,反而蕴藏着皇帝的深意,究竟代表什么,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历史上再没有其他明显的线索,甚至看不到一个错误的解释,似乎古人并不把“崇庆”看成是一个问题。但也有另一种可能,高宗朝的大臣和皇室成员或许都知道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这根本是不需要解释的。

不管怎样,既然没有直接的史料揭示,我们的解谜之路就不得不另寻途径。

 

2

 

崇庆,在所有词典中均没有收录,这说明词典编撰者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固定词语,但历史上,“崇庆”作为名词又经常出现。

比如,宋哲宗即位时,为宣仁圣烈太后上宫名“崇庆宫”。江西虔州有“崇庆寺”,苏轼曾在此短住,并著有《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金朝第七位皇帝卫绍王,有年号“崇庆”。明正德年间,又有户部尚书名“王崇庆”者。清乾隆帝为母亲送上的第一个徽号,也是“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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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长子崇庆寺

 

所有这些案例中,有3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他们是:宋哲宗、金卫绍王和清乾隆。因为他们与宋高宗同为帝王,在考虑名号时必定十分谨慎,可能会依据相同或相似的命名逻辑,这与民间是完全不同的[5]。

笔者在《崇庆皇太后徽号之谜》中指出,宋哲宗为宣仁圣烈太后上宫名“崇庆”,乾隆为母亲送上徽号“崇庆”,以及金卫绍王年号“崇庆”,三者其实有着相似的含义。“崇”即高,“庆”即福,“崇庆”可以解作“崇高而备福”“崇高之福”或者“至高的福运”[6]。

那么,宋高宗把蜀州改为崇庆军节度,是否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呢?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把焦点集中在宋哲宗和清乾隆身上。因为宋哲宗与宋高宗同为宋人,间隔时间并不遥远;而宋高宗与清乾隆都是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他们还都是大孝子,庙号同为“高宗”,实在有太多相似之处。

不仅如此,哲宗所定宫名“崇庆”与乾隆所定徽号“崇庆”,其目标对象都是——太后。宣仁圣烈太后之于哲宗,崇庆皇太后之于乾隆,都享有最尊贵、最崇高的地位。

 

 

宣仁圣烈太后

 

宣仁圣烈太后高氏,宋英宗的皇后,宋神宗的母亲。神宗去世后,皇太子赵煦继位,即宋哲宗。哲宗当时只有9岁,为辅佐新君,高太后垂帘听政、暂代朝政。哲宗登基时为高太后送上宫名“崇庆”,宣示了太后的“崇高”地位,又祝愿她享有人间“最完备的福运”。高太后废止新法,召回司马光为相,励精图治、勤俭廉政,带来了北宋最后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时期,展现了优秀的执政才能,后人尊其为“女中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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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皇太后

 

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雍正的妃子,乾隆皇帝的母亲。康熙十分喜爱幼年乾隆,称钮祜禄氏为“有福之人”,然而她一直没有被封为皇后,及至雍正驾崩,才依遗诏被封为皇太后。乾隆登基后,对母亲尊崇奉养、每事必应,还送上徽号“崇庆”,既体现了皇太后的“崇高”地位,又突显了康熙对其“有福之人”的赞许。崇庆皇太后晚年的确享尽荣华富贵,终年86岁,成为中国古代皇太后中最长寿者之一。

当然,对宋高宗来说,乾隆是后世人,他的行为不可能受后世影响,他能看见的只能是——宋哲宗和宣仁圣烈太后。

幼年哲宗不得不依靠高太后,为其居所送上宫名“崇庆”,此后,高太后在崇庆宫居住并处理政事,这里成为与她关系最为密切的场所,于是人们也把“崇庆”宫名用来指代宣仁太后。

比如,宋濂《题司马公手帖后》:濓闻哲宗初立,崇庆太后同听政。魏了翁《鹤山集》:一旦哲宗践祚,崇庆垂帘,振而新之,则大小胥奋。马永卿《元城语录解》:自崇庆垂帘,复祖宗旧政。苏轼《苏东坡全集 补遗 贺正表二首(之二)》: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高载籍,恩浃含生……吏民鼓舞,共瞻崇庆之光;海宇骏奔,永托坤元之载。

可见,“崇庆”并不单只是一个宫名,它早已成为宣仁圣烈太后的代称而广为人知。事实上,与帝、后关系密切的名号常常成为其代称,就比如“乾隆”本是年号,也成为了清高宗弘历的代称。

那么,宣仁太后与宋高宗是什么关系呢?她是宋神宗的母亲,宋哲宗、宋徽宗的祖母,而宋高宗是徽宗第九子。也就是说,宣仁太后是宋高宗的曾祖母。

现在问题来了,宋高宗作为一代帝王,岂能不知自己著名的曾祖母高氏有“崇庆太后”之称?高氏家族自宋初以来就长盛不衰,高姓子孙多任朝廷要职,对北宋政治颇有影响力。赵构当年出使金国,宣仁太后侄孙高世则以副使身份陪伴在侧,即使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赵构身边,此后又护卫南渡,颇有功劳。

高宗称帝后,在杭州建高氏“五王祠”,供奉高氏先祖。史载“帝(宋高宗)每念宣仁圣烈皇后保佑三朝”[7],后来却遭到某些人的诬蔑诋毁,高太后的亲属在朝中还没有官职显赫的,于是下诏赐予高世则为感德军节度使。所以,宋高宗怎么会不知道曾祖母“崇庆太后”高氏呢?

不管是宫名、尊号、徽号、军额等,其确定过程都会经过皇帝和臣子的反复酝酿、字字斟酌,每一个字都有具体含义,要使它符合赐名者的愿望,以及被赐名者的身份,如果“名不正”就会“言不顺、事不成”。而帝王决定名号时,都会尽量避免与前代发生重名,但如果故意选择一个前代使用过的名号又说明什么呢?

宋高宗当然清楚曾祖母有“崇庆”代称,可当他准备为自己的潜藩升军改名时,仍然决定使用“崇庆”一词,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难道是要致敬自己的曾祖母吗?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如果“崇庆”不是特指宣仁太后,那会不会是借用“崇庆”所蕴含的意义,表达某种相似的美好愿望呢?显然,这种美好愿望高宗不会用在自己身上,那会不会是一个与宣仁太后和崇庆太后相似的某人呢?很自然地,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了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

这位韦太后并非普通太后,她的经历堪称传奇,下面就来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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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之母韦氏,初为徽宗宠妃侍女,因结拜姐妹获徽宗宠幸,又得姐妹推荐,于是受到临幸,幸而怀孕并生下了赵构,后加封为“龙德宫贤妃”。

 

 

宋高宗(青年)

 

靖康二年,金人南下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徽、钦二帝及宋室成员皆沦为俘虏,具押往金国为奴为娼,韦贤妃也在其中,这就是“靖康之变”。

康王赵构前因奉命出使金国而离开汴京,侥幸躲过一劫,此时他已在相州开大元帅府,起兵抗金。在元祐皇后孟氏支持下,赵构登基称帝,建立南宋,辗转在临安(今杭州)定都。

韦贤妃初被安排在金国洗衣院,受尽凌辱,继而被金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纳为妾,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赵构时刻惦念母亲安危,将迎母归国纳入与金人和议条件。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次年,金国同意遣返韦氏。

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韦氏携徽宗、郑皇后、儿媳邢氏梓宫“回銮”临安,高宗前往迎接,一见到母亲就高兴地大哭起来,一时军卫欢呼,声震天地。韦太后入居慈宁宫,绍兴二十九年驾崩,谥号“显仁皇后”。

赵构对母亲感情深厚,当韦氏还在金国时,即遥尊其为“宣和皇后”。韦氏归国,又极尽恭崇奉养,使母亲享尽了荣华富贵,安度晚年。但赵构心中始终有一个阴影,那就是母亲在金国的悲惨遭遇。

韦太后在金国洗衣院受尽蹂躏和耻辱,又嫁与金国贵族生育两子,这些事如果传入大宋,必会严重影响皇室声誉,赵构不得不想尽办法隐瞒真相。他虚增太后的真实年龄,每年为太后办豪华生日宴,还杀掉从金国逃回大宋、掌握太后秘史的柔福帝姬,甚至禁止民间撰写私史,防止“秽闻”流传后世[8]。

赵构对母亲表现出的无限孝心,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使用“崇庆”给潜藩命名,就是要借用宣仁太后宫名所蕴含的意义,向天下昭示韦太后的崇高地位,祝愿她享受最完满的幸福。

凡尊号、徽号、宫名、殿名、年号、生日节名、地名、军额等,形成了一套以皇帝为中心的符号系统,往往由皇帝亲自赐名,寄托了皇帝的美好愿望。

地名有礼物或纪念的属性。宋光宗以潜藩恭州升府改名为重庆,就是为了给吴太后生日献礼。此后不久,光宗又以“隆庆”为父亲孝宗的潜藩剑州命名,一般认为“隆庆”源自孝宗即位年号“隆兴”,光宗此举也是为了向父亲表达恭敬顺从之意[9]。

现代,我们常常听说,当发现新的小行星,会用某个杰出人物的名字命名,比如袁隆平星、陈景润星、屠呦呦星。行星名称或可看作宇宙中的某处地名。

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道路使用人名命名,比如重庆有邹容路、苍白路、冯时行路,甚至全国还有徐霞客镇、吴起县、中山市这样以人名作为城镇地名的案例。这些都是以地名的方式给予杰出人物一种崇高的荣誉,甚至可以说是最高荣誉。

由此来看,地名一旦与人产生关系,就成为承载美好愿望的载体,古今中外都存在这样的思维逻辑。只是古代皇帝要避讳,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而是选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年号,或者选取一个美名,寄予某种特别的愿望。

“崇庆”这个词从本义讲,就是崇高的地位和圆满的福祉。宋高宗当然配得上这样的寓意,但由于他的曾祖母用过“崇庆”宫名,他不太可能用这样的名字来标榜自己,反而更可能的是,借用这个名字作为自己潜藩军额,以此送给同为太后的自己的母亲,那个出身低微又经历磨难的母亲,那个脱离苦海想要抹掉过去的母亲,那个未曾得到皇帝宠爱、如今却贵为太后的母亲,向天下宣告她是宋国人人尊崇的太后,享尽人间极致的富贵。

虽然这样说,肯定有人不认同,认为这个解释还是推理、想象的成分较重,缺少实证。的确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不妨来找一找,有没有其它间接的证据。

 

4

现在让我们转移焦点,来看看蜀州升军节度这件事,它其实——很不寻常。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到: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10]。
意思是,州和府相比,府的地位更高,即使节镇(节度州别称)也比不上,因此没有称府而不为节度的州。换句话说,州升府必须得是节度州,带军额。

宋高宗登基称帝,先后把杭州、越州、康州、桂州升级为府。杭州是南宋都城,升府理所必然。越州曾是高宗驻跸之地,因得厚爱而升府也在情理之中[11]。康州、桂州都是高宗潜藩,皆有军额,康州为德庆军节度,桂州为静江军节度,它们都符合先有军额再升府的规律。

而蜀州没有军额。所以蜀州升崇庆军节度是为将来升府创造条件吗?并不是。作为高宗受封蜀国公之地,这个潜藩的份量自然是挺重的,但从高宗升蜀州军节度至禅位于孝宗,其间有18年的在位时间,他并没有将蜀州升级为府,可见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一计划。蜀州升府实际发生在孝宗朝,1177年,孝宗升蜀州为崇庆府,这一年高宗71岁,可能孝宗是要替高宗完成这件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以此表达自己的孝敬之心。可为什么呢?高宗为什么没想过要把蜀州升为府呢?

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一点,还能发现这件事的特殊性。

非节度州升为节度州并赐军额,也称为“建节”,北宋时数量较多,到南宋就大为减少了。建炎元年,宋高宗升江州(今江西九江)为定江军节度。但江州非潜藩,原有军额“奉化军节度”,后来降格为军事州,这次升格只是恢复军节度并更名,原因却是南宋开国之初战争未平,皇帝希望以此巩固军事战略要地[12]。
绍兴十四年,也就是蜀州升崇庆军同一年,高宗将德庆府设置为永庆军节度。但实际上这不是新设,只是一次改名。因为当时德庆府、安庆府都有德庆军节度之名,两地竟然重名了,于是高宗将德庆府改为永庆军节度,绍兴十七年,又将安庆府改为安庆军节度,这样就解决了重名易混淆的问题[13]。

除此以外,高宗再没有升或改过军节度。进入孝宗朝,史载隆兴二年(1164年),剑州以孝宗潜邸升普安军节度。但有学者指出,普安军并非军节度,那是有人“把地方行政单位军的军名与作为节度军额之军名相混淆所致”,历史上可能根本没有普安军节度,只有普安军[14]。

在此之后,宁宗朝开禧元年,嘉定府升嘉定军节度;嘉定元年,嘉兴府升嘉兴军节度;理宗朝淳祐六年,宝庆府升宝庆军节度[15]。但它们与蜀州情况又不同,这些地方都是在没有军额的情况下直接以非节度州升级为府(重庆府首个打破规则),然后再在府名之上冠军节度之名,与《容斋随笔》所称的规律刚好反了过来,感觉更象升府之后的一个弥补措施?

综上来看,宋金和议、战事渐消,“建节”已非军事之必需,且府之地位高于节度州,“升府”比“建节”意义更大,但宋高宗仍决定潜藩蜀州不升府、只升军节度,且在位期间唯此一例,十分特殊。放眼整个南宋朝,以非节度州升节度州也仅此一例,这就更加耐人思索了。高宗为什么这么做,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宋代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行政体制。路,相当于现在的省。县,自古就是中央管辖的最低行政单位,所谓“皇权不下县”。中间的州,还有同级行政单位:府、军、监。其中府的地位最高,一般只有京师所在地、皇帝潜藩、军事要地才设府。军有两种,一为前代节镇沿用至今,一为有军事意义的县升格而来(另有一类县级军,乃县获得军额而名军)。监,一般是为盐、铁、铜等矿物产区和铸币、牧马等特殊区域专设的行政建制。

州,有“等第”之分,即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另外还有一个“格”的体系,或称“节度体系”,即各州分属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和刺史州(也称军事州)。“等第”与“格”,两者采取不同的划分原则,各为体系且没有相关性。“等第”由经济、人口划分,决定了地方官的俸给;“格”是根据州的地位和重要性划分,决定了一个州的公用钱、职田等数量[16]。

节度州是诸州之首,沿自唐代藩镇,设于边防,皇帝委节度使长期镇守,权力较大。藩镇恃功而骄,渐渐不服朝廷管辖,反而起兵叛乱。安史之乱使大唐遭受重创,然平叛的将帅也被封为节度使,这使藩镇的实力不再限于边疆,而是遍布全国。宋太祖赵匡胤以节度使之职黄袍加身、受禅登基,吸取唐五代教训决心削藩,杯酒释兵权。藩镇由此演变为节度州,节度使由实职渐渐变为虚职,不再到本州任职,州的实际权力掌握在“知某州”或“判某州”手中。

节度州虽然地位很高,但府的地位又高于节度州,所以防御州、团练州和刺史州要实现升级,必先“建节”升节度州,才有可能“升府”。那么,宋代为什么“建节”,又为什么要“升府”呢?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厘清这件事。

据统计,宋代共“建节”56次,“升府”54次,其中徽宗朝最多,其建节27次,升府24次,占比几乎过半,可见徽宗对“建节”“升府”活动有突出性影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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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中年)

 

徽宗以前,“建节”数量不多,其中一类属务实之举,目的是加强军事以应对战争,另一类则务虚,目的是通过提升潜藩地位来巩固皇帝的权威。而“升府”在太祖、太宗朝没有,所谓“潜藩升府”其实是从真宗朝开始的,数量也不多,且升府的潜藩只属于新皇帝即位前最后一个职封之地,并非全部“履迹之地”。

但是,到徽宗朝一切都改变了,大规模“建节”“升府”的热潮由此拉开大幕。徽宗不仅在边地重镇多设军节度,还将先祖和自己的多个旧封之地也纷纷“建节”和“升府”。作为中国历史上多才多艺的皇帝,不仅艺术上有高深造诣,对国家行政区域等级调整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考。有学者研究认为,宋徽宗这样的行为,实际是在刷皇家和皇帝的存在感,满足政治上的“虚荣装饰”。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节度州泛滥,府不断扩张。

进入南宋,宋高宗并不如他父亲那般狂热,这一趋势开始明显下滑。南宋时期“建节”活动仅前述6例,而“升府”24个,几乎都是潜藩。有学者解释,徽宗大肆“建节”致使这一符号系统迅速贬值,“升府”成为一套新的名号之赏,只有赐建为府才能匹配新君的新气象。府制开始全面取代州制,至明清时期,府成为最普遍的统县政区建制。中国由此从最初的“郡县制”,经过“州县制”,最后发展为“府县制”。

从宋代“建节”“升府”的历史可知,蜀州升崇庆军节度具有唯一性,这背后一定藏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猜透宋高宗的心意。

或许我们应该转换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去寻找那些不易被发现的历史细节。

 

5

笔者在分析“重庆”得名由来时发现,重庆得名与宋光宗为寿圣皇太后吴氏贺寿有关,而且孝宗、理宗朝多次潜藩升府也发生在寿节之前[18]。

如果“崇庆”一名与韦太后有关,会不会也是宋高宗借太后生日之机,以“崇庆”为潜藩军额,向母亲生日献礼,表达美好祝愿呢?

史载韦太后生日为十月二十五日[19],而高宗升崇庆军发生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十二日,两者相距三个多月,看起来并没什么联系。但就在这一年十月,韦太后生日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太后前往家庙祭拜。

韦太后是绍兴十二年八月返回临安的,休养了两年,大概身心俱已恢复,于是准备前往家庙祭拜。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能从金国遣返,已属不幸中的万幸,又成为最尊贵的太后,实在是列祖列宗显灵,保佑自己获得福报,在自己生日之际,必须要去家庙拜一拜以表孝心的[20]。

太后祭拜家庙可不只是拜拜而已,孝顺的皇帝必然得有所表示。表示什么呢?就是要给太后家族的成员加官进爵,这叫作恩荫。

韦太后有一个弟弟名叫韦渊,性格“暴横”,“不循法度”,却总想让皇帝侄子提升自己的官爵,这让高宗十分为难。当太后将要从金国回銮时,高宗承诺封他为郡王,命他前往边境奉迎太后归国[21]。

 

南宋《迎銮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太后入住慈宁宫后,高宗立刻下诏,为太后曾祖追封王爵,又封韦渊为平乐郡王,还加封了一批官员和太后的亲戚[22]。

韦渊之前的官职是德庆军节度使(从二品),而郡王是爵位,地位更高,他自然心花怒放、得偿所愿。但是,韦家仍有大批宗室成员,他们也想要雨露均沾、不断进步。太后这次祭拜家庙,堪称家族盛事,高宗皇帝自然不能太过“吝啬”,他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恩荫名单:

十月八日,皇太后款谒家庙,宗族推恩有差。皇太后兄故赠武功大夫、秀州刺史韦宗闵特赠崇庆军节度使,故赠武功大夫、真州刺史韦宗颜特赠安国军节度使,姊故赠希元宣净葆真大师惠旃特赠十字师号,嫂普宁郡夫人燕氏特封荣国夫人,侄右武郎韦谦除右武大夫依前带御器械,武经郎兼合门宣赞舍人韦谠、韦讯并除右武郎,武功郎兼合门宣赞舍人韦谊特与转武翼大夫,贵州刺史、秉义郎韦欣特与转两官。侄女令人韦氏特封永嘉郡夫人,次孺人特封高平郡夫人孺,次安人封和义郡夫人,次特封咸宁郡夫人,次特封感义郡夫人,次孺人特封恩平郡夫人,次永宁郡夫人特封福国夫人。韦谦妻安人韩氏、韦谦妻孺人张氏、韦讯妻孺人张氏并与依格加封。侄孙保义郎韦珏除阁门祗候,韦珪与依格补官,侄女夫右朝请大夫、直秘阁、添差通判严州杨持与转行一官,成忠郎赵炜、从义郎刘涤并除合门祗候,修武郎赵大损特转两官,右从事郎王过特改右承务郎。姨之女孺人张氏加封一等,夫范彦通与转一官[23]。

韦氏家族多达27人获得皇帝恩荫,可以想见,皇帝心中多么尊崇太后,表达孝心最好的方式,除了奉养太后、每事必应,就是让太后的家族成员获得名誉和实惠,感恩太后带来的荣光。这27人在世者必然都位列祭祖现场,仪式庄重而盛大,准备工作想必也酝酿许久。

在这份名单中,我们发现韦太后两位身故的兄长韦宗闵和韦宗颜,都被高宗追赠为节度使,而且韦宗闵的节度使之位,正是“崇庆军节度使”。

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一个军节度,就可以配一个节度使的官职,但节度使并不具有实权,也不会到节度州任职,它只是一个虚职,一种荣誉,一般用来奖赏给有功的大臣、潜邸亲随,或者宗室、外戚等[24]。
这正是“节度州”与“府”的重大区别。我们前面都忽略了,府的地位虽然高于节度州,但节度州之上悬着一个“节度使”的特殊官职,这却是“府”所没有的。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节度州都会配一个节度使。比如,前述同为南宋朝的嘉定军节度、嘉兴军节度和宝庆军节度,史书中就没有记载曾有人任过这三军节度使。这进一步说明,蜀州升军节度这件事的特殊性,南宋绍兴和议之后,新节度使之位就只增加了一个,如果高宗有一个必须升蜀州为军节度的理由,会不会就是为了——崇庆军节度使?

让我们再次聚焦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

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十二日,高宗升潜藩蜀州为崇庆军节度。三个月后的十月八日,韦太后前往家庙祭拜。太后之弟韦渊已在太后归国时获封郡王,其他家族成员等了2年,终于等到这次加官晋爵的机会,其中一人被高宗追赠为崇庆军节度使。

要知道,这个官职才刚产生三个月,新鲜犹冒着热气,立刻就有了归属,这难道是巧合吗?高宗会不会为了韦氏的恩荫,特别设立一个荣誉官职,而且有意搭配了一个能彰显太后地位、祈求太后多福的名字呢?这种刻意安排是不是更能表达孝心,让韦氏族人体会到,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赏赐,全都是仰赖于太后啊[25]。

崇庆军节度使一职,绍兴十四年第一次“追赠”给韦宗闵后,绍兴十六年,高宗又“特拜”告老退休的观文殿大学士叶梦得为崇庆军节度使。两年后,叶梦得去世,绍兴十九年三月,升韦谠为崇庆军节度使[26]。

韦谠是韦渊的第三个儿子,“崇庆军节度使”在叶梦得之后又回到了韦氏,这又是巧合吗?宋代共建节56次,理论上可以有50多个节度使之位,这还没算唐五代沿用下来的节度使职位,可高宗偏偏又选择了“崇庆”[27]。如果“崇庆军节度使”的设立与韦氏有重要渊源,这样的安排是否包含了“传袭”的意味呢[28]?

“节度使”虽然多,但由哪一个皇帝设立?之前哪些人受封过?想必会令每个“节度使”在内涵上产生微妙区别,这可能也成为皇帝做“选择题”时的考量因素。

现在,让我们梳理一下所有的发现和疑问:

1.宋哲宗、清乾隆都使用过“崇庆”名号,而且都指向太后;

2.崇庆,代表地位崇高者,并为她祈求世间最完备的福祉;

3.宣仁圣烈太后有“崇庆宫”,宫名也是她的代称,她是宋高宗的曾祖母;

4.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唯一一次对非节度州“建节”,就是升蜀州为崇庆军节度,这也是整个南宋唯一的一次;

5.南宋唯一新增的节度使之位,即崇庆军节度使;

6.绍兴十二年八月,韦太后自金国回銮,宋高宗尊崇孝养;

7.绍兴十四年七月,高宗升蜀州为崇庆军节度;

8.同年十月,韦太后前往家庙祭拜,高宗追赠其兄韦宗闵为崇庆军节度使;

9.绍兴十九年,高宗再次将“崇庆军节度使”赐予韦氏,即太后侄子韦谠。

看到这里,你是否同意笔者前面的推测呢?或许心中仍有疑问,还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崇庆”就是韦太后。

的确如此。还记得文首《夷坚志》的那篇记事吗?让我们再来仔细研读一番。

 

6

《夷坚志 蜀州紫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有一个成都人叫凌戡,跑到京城禀报,说蜀州有一乡民叫程构,父母去世葬于山上,没想到坟山上出现了火光紫气。紫气一般是帝王或圣贤出现的预兆,于是皇帝下诏,要求程构速将坟地迁往他处,空出的坟地挖成一个水池,环山三里之内不许再建墓地,地方官每季度都会派人前去查看。第二年(1105年),地方官报告说这里风景不错,适宜供奉真人、祈福消灾,于是皇帝又下诏修建了一座道观,取名“寅威”,赐十顷田产,配了两名年轻道士。又过了两年(1107年)高宗降生,徽宗立刻封他为蜀国公(降生后第三个月),这个封号就对应于蜀州,蜀州因此成为高宗皇帝潜藩。37年后,高宗竟然又以潜藩之故,升蜀州为崇庆军节度,于是应验了当年火光紫气的预兆。程构与高宗赵构撞名,这一切明明就是上天的安排啊!

洪迈认为这个故事的妙处在于:蜀州出现祥瑞,乃帝王出世之兆,预示将来的帝王与蜀州有关。3年后,果然诞生了一位与乡民同名的皇子,封号正好对应蜀州,皇子后来成了皇帝,预兆似乎应验了。然而,皇帝37岁那年,升蜀州为崇庆军节度,蜀州有了“崇庆”地名,这才是最让洪迈大感惊讶之处。为什么呢?他没有明说,我们只能猜测。

请各位注意一个细节,祥瑞来自程氏父母的坟山,可以看作是“父母”的在天之灵,为世间带来了“火光紫气”。如果“崇庆”也与父母有关呢?准确地说,由于“崇庆”曾为声名显赫的宣仁圣烈太后宫名和代称,所以它极有可能就是指代高宗之母韦太后。

蜀州成为潜藩,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升军节度,才是实实在在提升级别,本地的福利待遇都会有相应提升。从名字来看,这种实惠正是“崇庆”所带来的,仰赖于太后的福荫,就好比当年程氏父母在坟头显灵一般。你看,程构与高宗赵构还同名呢,这说明祥瑞不仅预示了帝王降生,还呼应了“母亲”的作用,正是皇帝之母为蜀州带来了好运,这才是“火光紫气”所预示的全部天机,果然“天命昭灼如此”啊!

虽然祥瑞需要科学解释,但洪迈的感慨却是真实的,他已经明明白白地暗示了我们,“崇庆”就是指代——韦太后[29]。难怪宋光宗意味深长地说,蜀州是高宗皇帝潜藩,又以“崇庆”名军,与我皇家“地望滋重”啊!

到这里,想必你对“崇庆”由来有了进一步认识,历史上的确找不到直接证据,但通过这篇分析,你心中或许已经有了答案。

 

 

崇州美景

 

地名,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在简单的文字背后,往往承载了一段深邃的历史,如果单从文字表面去解读,就会忽视许多重要信息,无法真正读懂历史、认识历史。

再比如“大足”,这其实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地名,通常解读为“大丰大足”之义。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解释,并非命名者的初衷呢?

当历史真相展现在眼前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大大地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及备注:

[1]南宋洪迈《夷坚志》之“蜀州紫烟”。

[2]有的书中写为“程遇”,这是错误的。原文为“程遘”(与《宋会要》记载相同),“遘”字被误记为“遇”,实际上“遘”字古同“构”,这是理解这个故事的关键,如果记为“遇”就不可能读懂了。本文为叙述方便,记为“构”。

[3]《宋会要辑稿 礼五 寅威观》:大观元年八月七日,诏:蜀州民程遘家坟地有火光紫气之祥,令速行迁葬,可为奉真祈福之所,宜以其地创建为寅威观。降度牒二百道,令转运司选官营缮,给常平司良田十顷;岁遇天宁节,许度童行二人,赐紫衣一名。

[4]南宋楼钥《攻媿集 卷三十八》之“汪德输知崇庆府”。

[5]民间的“崇庆”,多用于寺庙名、街巷名和人名,这里的“崇”字应解释为聚集、积聚,“崇庆”即积福之义。只的帝王之家才有可能把“崇”字解释为“崇高”。

[6]何江:《崇庆皇太后徽号之谜》,《重庆考古 辛丑集》,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12。本文2021年初发表于“重庆考古”公众号,其后有重大修改,更新于2022年出版的《重庆考古 辛丑集》。

[7]《明史》,列传·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帝每念宣仁圣烈皇后保祐三朝,中遭诬诋,外家班秩无显者,制以为感德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进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赐第临安。”

[8]何忠礼:《宋高宗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9]何江:《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重庆考古 庚子集》,新华出版社,2021。

[10]宋洪迈《容斋四笔 卷12》之“州升府而不为镇”。

[11]何忠礼先生认为高宗之母韦太后不是开封人,而是绍兴人,那么高宗升越州为绍兴府,可能也有这是母亲诞生之地的原因。

[12]陈航杰:《从“建节”到“升府”——兼论徽宗朝政治》,宋史研究论丛,2022(1)。

[13]沈志富:《安庆沿革考略——兼论与安庆地域文化发展之关系》,池州学院学报,2009,23(05)。

[14]田雁:《宋“军”设置数量考辨》,湖北社会科学,2008(01)。

[15]陈航杰:《从“建节”到“升府”——兼论徽宗朝政治》,宋史研究论丛,2022(1)。见第29页表格“南宋州府‘建节’情况表”。

[16]余蔚:《宋代的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01)。

[17]陈航杰:《从“建节”到“升府”——兼论徽宗朝政治》,宋史研究论丛,2022(1)。

[18]何江:《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

[19]《宋会要 后妃二》:“礼部言: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生辰,是日,皇帝诣慈宁殿称贺皇太后,如宫中之仪,用乐,上寿。”

[20]韦太后的家庙在哪里?很可能在今杭州半山。1967年,杭州半山钢铁厂发现南宋韦谦夫妇墓。韦谦是韦渊二子,这里很可能就是韦氏家族墓地(据说当时出土有韦谦墓志,但向郑嘉励先生求证得知,只是听说、未见实物,可能已无法辨认文字,深感遗憾。韦谦好学能诗,可惜英年早逝,死因成谜)。史载,韦氏家族墓地有崇先显孝禅院,大小房间“凡一百七十有四”。很难想像韦太后会在家庙之外,另建一处家族坟寺,而且两者都位于临安,最大可能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地方,但南宋曹勋《崇先显孝禅院记》载这间坟寺建于绍兴十八年。笔者猜测,崇先院宏大的规模,不太可能在两年之内建成,它可能是在原有家庙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韦太后之所以返国两年后才前往祭拜,可能是在等待这个新建的家庙初步落成之日?

[21]《宋史》卷四百六十五,列传第二百二十四“外戚下”,《韦渊传》。 

[22]《宋会要辑稿》后妃二。

[23]《宋会要辑稿》后妃二。

[24]邓恩娟:《宋初三朝节度使类型浅探》,首都博物馆丛刊,2009(00)

[25]据《系年要录》,绍兴十七年四月,韦太后朝景灵宫,这本是安放宋朝历代帝王、后妃神御的场所,韦渊因出言诋毁太后被高宗治罪,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外放袁州。何忠礼先生认为,韦太后已下嫁金人,无颜朝拜景灵宫,这正是韦渊直言“诋毁”的原因。韦渊长子韦讯,曾因犯错被太后下旨降为武德郎,可能也有类似原因。韦氏虽然因韦太后获得福荫,但与太后关系似乎并不太好,高宗可能早有所知,以“崇庆”为节度使名,用心良苦矣。

[26]何江:《历史上真的有重庆军节度吗?》,“重庆考古”微信公众号,2023.8。《系年要录》载韦谠为重庆军节度使,这是误记,韦谠真正的职位是崇庆军节度使。

[27]陈航杰在《从“建节”到“升府”》称,宋代可考共计56次“建节”。田雁在《宋“军”设置数量考辩》中统计,宋代三百多年间先后设置过130个军,加上前代设置,共有158个军。

[28]唐代部分节度使有世袭权,这可能使介于爵位与官职之间的“节度使”在授予时会有意倾向于同宗室子弟。

[29]《易经》云:崇高莫大乎富贵。世间享有极致富贵者,不是皇帝,而是孝子皇帝心中最尊崇的太后。乾隆之母崇庆皇太后与韦太后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或许就是乾隆也尊其为崇庆太后的原因。

 

图文: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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