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辰辰”是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吉祥物，其形象融合了我国历史上多种文物形象的元素，整体造型精美别致，增添了吉祥物的趣味和古韵，突出呈现吉祥如意、平安幸福的美好寓意。 

图一 “龙辰辰”形象来源（图片来源于网络，略有改动）

龙在生肖中排第五位，它与十二地支的辰时相配，又叫“辰龙”，辰时在中国传统历法中正是神龙行雨的好时节。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生肖文化不仅是一种生动形象的纪年方法，更因其富有天文学和图腾崇拜因素，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民俗特征。

与其他11个真实存在的生肖动物相比，龙是最为特殊的生肖，因为它是人想象出来的动物，是多种元素合成的形象，它的艺术形象有所依仿，又充满艺术变形。《说文解字·龙部》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由此可见，龙是极具神话色彩的动物。

 

龙的起源

 

1986年、1994年辽宁查海遗址红山文化时期（距今8000年）地层发掘出两块浮雕手法制成的龙纹陶片，一为蜷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1]（图二，1）；另外还有由石块堆塑成龙的造型图案，全长19.7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2]。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关于龙的形象实物原型（图二，2）。

20世纪初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8000～7500年）发掘出土以猪头代替龙首，身体用石块堆塑的龙形摆塑（图二，3）。

199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000年）出土了由蚌铺成的关于龙形象的组合图案，有龙虎（M45）、龙虎鹿蜘蛛（浅地穴）、人骑龙和虎（灰沟）三组[3]（图二，4、5）。

1993年湖北新石器时代焦墩遗址（距今约6000年）发掘出卵石摆塑龙，头东尾西，鹿头、鱼尾、蛇身、兽爪。龙首高昂，躯干横陈，扬角张口，腹下有足，背部有鳍，尾端上卷，鳞片层层，被考古专家称为“长江流域第一龙”（图二，6）。

2002年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发现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整体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嘴部略微突出，青、白玉组成鼻梁，绿松石的鼻头硕大醒目，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呈波浪状。“龙辰辰”的龙面造型就是以此为原型。（图二，7）。

 图二 各遗址出土龙形象文物（图片来源于网络）

1.查海遗址出土龙纹陶片；2. 查海遗址出土堆塑龙；3. 兴隆洼文化出土摆塑龙； 4. 西水坡遗址龙虎图；5. 西水坡遗址出土人骑龙与虎图 ；6.焦墩遗址出土卵石摆塑龙；7.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以上这些丰富的考古材料说明，远在8000年前，以龙为图腾的原始宗教业已形成，这为我们探索龙崇拜的起源及其形象来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自古以来，关于龙的形象来源说法不一，其形象各有特点，又有融合，其原型为多种动物的结合。《潜夫论》（东汉·王符）中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尔雅翼》（宋·罗愿，元·洪焱祖）记载“其形有九似：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熊”；另一种说法是“嘴像马，眼像蟹，须像羊，角像鹿，耳像牛，鬃像狮，鳞像鲤，身像蛇，爪像鹰”[4]。关于龙的原型考证更是众说纷纭。

以大蛇为原型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运用图腾理论并结合对古代文献的训诂学分析与研究，得出了龙的产生是以蛇为原型的看法。他认为在远古时期有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通过战争、通婚等各种方式兼并了其他许多的氏族，并吸收了各个氏族的一部分，糅合进以蛇为原型的图腾，于是形成了由许多不同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5]。 

图三  陶寺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出土蟠龙纹陶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陶盘上的蟠龙纹饰是在黑色陶衣上施朱红色的彩绘，头在外圈，身向内圈，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髭状物，从身、尾、目的形状和它口吐长信的特征看很像蛇，但从方头、巨口、露齿看，又有其他动物的特征，显然这是集两种或多种动物的特征为一体。

以鳄鱼为原型

鳄鱼与恐龙一起出现于三叠纪晚期（距今约2.5亿～2亿年），距今大约6500万年时发生生物大灭绝事件，鳄鱼躲过劫难活了下来。被称为“活化石”的鳄鱼目睹了爬行动物的衰败、恐龙的灭亡，见证了哺乳动物的兴起和人类的成长，是一种演化得极其成功的爬行动物。袁靖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梳理了鳄鱼说的理论依据，并推测扬子鳄应是鳄鱼说的原型[6]。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鳄鱼往往由于骨骼过于破碎，且缺乏明显的特征，所以并不多见。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300～5300年）出土扬子鳄骨板[7]，说明长江流域是鳄鱼的理想生长环境（图四）；在黄河流域多处遗址（龙山时代距今5000～4000年）中出土了鳄鱼的骨板，说明在4000多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气候环境适宜鳄鱼生长[8]（图五）。

图四  重庆巫山大水田遗址出土扬子鳄骨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图五 黄河流域出土扬子鳄骨板（图片来源于《黄河流域出土龙山时期扬子鳄骨板的多种同位素分析》一文）

除此以外，还有以蜥蜴、马、蚕虫、猪、熊、恐龙等形象为原型的说法也存在[9]。

 

龙的象征

 

远古人类经过了漫长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他求意识的树立，将图腾信仰神圣化、合理化，并将人们的精神团结一致，使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这也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具象表现[10]。“龙的传人”就是远古先祖对于龙图腾符号崇拜的具象表现，龙作为一种权利意识和政治权威的符号象征，被赋予一定的超自然现象，表现了古人的一种认知与寄托。

龙具象形态的产生与农业发展有关。当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古人便开始关注洪水与旱灾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开始关注天象四时、水旱天灾[11]。古代的农业生产以观象授时为前提，为此古人根据恒星不同的形象建立起不同的星座（星官），形成我国传统的恒星观测体系——二十八星宿：四宫（东宫为龙、北宫为玄武、西宫为虎、南宫为鸟），每宫各辖七宿。其目的是为古人的生产与生活提供准确的服务时间，指导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12]。

图六 月行苍龙星座画像石（东汉·南阳汉画馆藏）

《礼记·礼运》（战国·孔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龙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瑞兽“四灵”之一。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龙能降雨，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神物。《论衡·寒温篇》（东汉·王充）记载：“以龙致雨，雨应龙而来”。古代的求雨仪式是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求雨仪式中会举行焚巫尪（wāng）（《礼记·檀弓下》）、作土龙（《春秋繁露·求雨》）、舞雩（yú）（《周礼·春官·司巫》）等祈雨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

龙在中国和天地间万物都有着联系，龙有神物、吉祥物多种身份，它既能通天见神，又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同时，龙还象征王权、君德[13]。夏代就以龙作为国王的象征，从春秋战国开始，龙与帝王的联系更加密切，到后世逐渐成为皇家的专利、王权的象征，直至封建时代结束。

 

龙的形象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龙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这个过程是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不断变化的，从龙形文物的造型、纹饰等方面或许能更清晰发现龙形象的演变特征。

图七 龙形象的演变（图片源自网络）

1、2玉龙 （红山文化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3.圆雕玉龙（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4.青铜爬龙（西周·陕西扶风海家村出土）；5. 邓仲牺尊（西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6.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战国·河北博物院藏）；7.帛画（西汉·马王堆1号墓出土） ；8.画像石应龙图（汉·南阳英庄出土）；9.鎏金走龙（唐·西安博物院藏）；10. 铜坐龙（唐·首都博物馆藏）；11.《六龙图》局部（南宋·陈容） ；12. 九龙壁之一（清·故宫博物院）

从图七中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的龙注重整体造型与线条美感，着重雕琢头部与五官，身态蜷曲，具有一定的原始形态（图七：1、2）；商周时期龙的形象相对复杂，身体仍以蜷曲姿态为主，对于五官与身体的细节雕刻更为精细（图七：3、4）；战国时期的龙姿态更为伸展，五官、身体、四肢的细节表现出现多样化发展，展现出强烈的气势和生命的韵律感（图七：5、6）；汉代的龙形象繁多，对于胡须、舌头、眼部、四爪、鳞等部位细节刻画的把控度更高，往往配合人物、动物、植物、云雷纹等图案体现画面的完整感，整体风格更为灵动、飘逸和传神（图七：7、8）；唐代的龙昂首挺胸，写实风更强，通过表情神态、肢体动作等细节表现出威严霸气、势不可挡的力量感（图七：9、10）；宋代的龙四肢刚劲有力、多以腾云驾雾、穿越花草的姿态体现其雄壮有力、变幻莫测的神秘感，尤其是“所翁龙”[14]的形象成为基调（图七：11），后世所画的龙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6][8]（图七：12）。

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多种文化的凝聚与积淀，已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扎根、深藏，几乎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打上了龙文化的烙印，并且龙文化的观照视角、龙文化的审美意识，已渗透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11]。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龙这一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现代文化相结合，融入了时代元素，赋予新的含义，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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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第1～6页。

[2] 辛岩：《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3] 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1057～1066页。

[4] 鹿艳芬、王姝：《从龙纹的演变看中国历史的发展》《文物世界》，2017年第4期：第11～15页。

[5] 刘伟：《论龙的起源与龙文化内涵》《中国民族博览》，2018（04）：第5～6页。

[6] 袁靖：《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第145～165页。

[7] 资料存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实验室。

[8] 张兴香、李雍、吴晓桐等：《黄河流域出土龙山时期扬子鳄骨板的多种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21年第40卷第1期：第75～86页。

[9] 张维青：《龙：原型、符号和记忆》《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4～13页。

[10] 庞进：《龙文化的哲学思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4卷：第95～99页。

[11] 吴生道：《浅谈龙的起源》《中原文物》，2000年第第3期：24～74页。

[12] 冯时：《龙的来源——一个古老文化现象的考古学观察》《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4卷第5期：第1～5页。

[13] 周保平、贺俊彦：《汉画祥瑞龙》《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第79～102页。

[14] 宋代画家陈容，字公储，号所翁，尤其擅长画龙，其所画之龙被称为“所翁龙”，成为后世画龙的典范，形象与我们所认知龙的形象更为贴近。

图文：李 凤  / 刘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