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所蒋航昌做了题为《武隆大农场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为配合重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建设，2023年2月至7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大农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不同时期遗迹17个，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12件。此次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溪坪文化早段的遗存，推进了乌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在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了哺乳动物、水生动物和软体动物等大量动物骨骼，为研究当地的生态环境变迁、生业经济模式、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发现了众多的石料及较为丰富的石片、石核、毛坯、断块、磨制石器等，为研究石器工业及加工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大农场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蒋航昌 供图）

考古研究所王洪领做了题为《武隆小农场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2023年7月至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对小农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包括6座炼铁炉、1处矿石加工焙烧区及炼渣堆积等在内的重要遗迹，出土了炼渣、矿石、石质鼓风构件、炉壁等冶炼遗物。小农场遗址是目前重庆地区发现年代最早，集采矿、选矿、冶炼于一体的宋明时期的生铁冶炼遗址。保存基本完好的六座高炉炉体，清晰反映了冶炼使用的鼓风与排渣设计，特别是在鼓风口原位出土的石构件，是全国首次发现在冶炼过程中对鼓风管进行保护的直接证据。小农场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重庆地区生铁冶炼技术、区域性冶铁产业，以及西南地区铁工业技术交流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小农场遗址冶铁区全景（王洪领 供图）

考古研究所卢林明做了题为《武隆生基坪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生基坪遗址开展考古发掘，清理灰坑、房址、陶窑、灶、石灰窑、墓葬等遗迹367个，主体年代为东周、两汉及宋代。其中东周时期发现的遗迹主要是灰坑、沟、房址等，出土圜底罐、豆、高领罐、铜箭镞等遗物；汉代发现的主要是西汉时期的墓葬和东汉时期的砖窑，出土陶罐、陶盒、陶钵、陶釜、陶壶（带盖）、陶井、陶甑、铜钱、铜鍪等遗物；宋代发现的遗迹有灰坑、灰沟、灶等，出土大量夹砂陶匣钵类器物。生基坪遗址的发现明确了其性质和年代，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乌江流域的文化发展脉络和文化序列，东汉砖窑、宋代相关的手工业证据，对认识乌江流域手工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推动乌江流域资源利用与环境适应等课题研究。

考古研究所牟俊杰汇报的题目是《武隆信号台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信号台遗址位于武隆区羊角街道关滩村联合组，2023年3月至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信号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东周至晚唐五代时期的灰坑、灰沟、房址、台基、道路、墓葬瓮棺等遗迹107个，出土各类遗物标本1600余件，初步确认信号台遗址是一处自东周沿用至晚唐五代时期，并以汉晋时期遗存为主体的聚落遗址。本次发掘首次在乌江流域发现唐代遗址，填补了乌江流域唐代考古遗址发现的空白。遗址出土带“聿卿”二字的印章封泥，发现了汉代郡县之下“乡”一级行政区划及聚落的线索，为研究秦汉时期的行政区划以及聚落等级提供了实证资料。此外，信号台遗址沿用时间较长，年代序列较为完整，出土遗物数量及种类丰富，为研究乌江流域历史时期的聚落演变、社会经济、生业方式、人地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研究所李萌葳汇报的题目是《武隆田坝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田坝遗址位于武隆区芙蓉街道中兴村枣子一社，地处乌江右岸一级台地。遗址清理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等各类遗迹36处，出土陶、瓷、铜、铁、石等各类器物标本300余件，时代包括汉至六朝、唐宋、明清三个时期。其中汉至六朝时期出土较多绳纹筒瓦、板瓦和云纹瓦当，板瓦的尺寸较大。田坝遗址的发现基本廓清了遗址历时性变化及各阶段聚落对空间利用差异的问题，为乌江流域汉代聚落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考古研究所杨鹏强汇报的题目是《酉阳冉氏土司考古收获与认识》。202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在官坝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重点清理了一处南宋时期高规格建筑台基，发现水井、灰沟、冲沟等遗迹，确认了官坝遗址是南宋酉阳知州、知寨治所所在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始封之地，填补了酉阳冉氏土司乃至重庆地区土司考古工作的空白；此外，还发现明清时期的窑址、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了陶、瓷、石、铜、铁等遗物。调查了部分现存的酉阳土司及其家人的墓葬，对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明代土司墓——冉跃龙夫妇合葬墓进行调查清理，出土买地券和“会葬题壁”碑，对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石窟考古中心朱思奇汇报的题目是《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考古发掘与收获》。遗址位于荣昌区盘龙镇骑龙村十二组，地处黄桷滩水库（黄桷滩河）北岸的山包上。刘家庙摩崖造像点共有窟龛26个，碑刻题记5则，分布于6段连续的崖体上，时代为晚唐五代、南宋、明代和清代。通过主动性考古发掘揭露了数座窟前建筑基址，清理了寺庙相关的僧、俗墓葬，新发现了一批窟龛、造像残件及石刻构件，为研究临崖石窟的窟前建筑形式提供了新的材料。摩崖造像集摩崖造像、窟前建筑基址、墓葬及其他相关配套遗迹于一体，是一处布局结构相对完整的石窟寺遗址，对于认识川渝地区石窟寺的整体布局、功能结构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是川渝地区唐宋时期一处极具代表性区的民间摩崖造像点，对于理解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摩崖造像点周边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将石窟寺与周边遗迹综合分析，对深入认识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石窟寺的产生动因具有重要意义。

石窟考古中心张春秀汇报的题目是《荣昌石刻造像调查及初步收获》。2023年11月至12月，为配合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考古发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荣昌地区的石刻造像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发现晚唐五代、宋代和明清时期的石刻造像16处，基本厘清了荣昌地区晚唐到明代石刻造像的分布情况及所流行的类型和题材。首次辨识出观无量寿经变在明代发展的新形式—《观无量寿经图颂》，反映了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佛教愈趋世俗化的社会趋势。通过比较发现荣昌地区的造像题材与大足、安岳等地区同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较为一致，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造像题记也揭示了荣昌地区造像的工匠群体和僧人团体来自大足及安岳，基本确定宋代以降荣昌地区的造像活动深受大足和安岳等地的影响。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胡立敏汇报的题目是《合川双槐电厂三期扩建工程博牛石墓群考古发现与认识》。博牛石墓群的考古发掘是为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清理了两座南宋时期石室墓，其中1号墓保存状况较好，纹饰雕刻较为精美。1号墓为同穴异室的仿木构双室石室墓，以青灰色细砂岩构筑而成，由墓圹、左右墓室、八字挡墙及排水沟等部分组成，时代为南宋中后期。1号墓左右墓室各出土一件完整的石函，为重庆地区宋代石室墓中首次发现石函类葬具，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两墓室内均有房檐、斗拱等仿木构建筑雕刻，进一步丰富了宋代仿木构建筑石室墓资料，是研究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形制、葬式、葬具和丧葬习俗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郭鑫做了题为《忠县皇华城张家院子窑址的发掘与收获》的报告。为配合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2023年8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皇华城遗址张家院子片区展开了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座半倒焰式室型制瓦窑，初步判断为南宋时期。窑址结构完整，由窑室、火膛、窑门、操作间等部分组成。张家院子窑址是皇华城制瓦类窑的首次发现，为皇华城遗址内的建筑材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丰富了重庆地区砖瓦窑的实物材料，对于重新认识峡江地区砖瓦窑的类型及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考古研究所陈东做了题为《重庆早期巴文化的初步认识》的报告。他系统梳理了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乌江流域、渝西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初步确定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早期巴文化的发展初始阶段的关键节点是合川、江津、涪陵、丰忠万、彭酉等地。他认为节点的产生有资源优势的助推，三峡考古确立了重庆地区早期巴文化主体类型——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与鱼盐资源密不可分，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动力推动早期巴文化的扩散，推动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密切互动，文化的交流互鉴，促使新的技术、资源、群体世界观碰撞，催发巴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加速。

考古研究所代玉彪汇报的题目是《巴文化祭祀遗存初探》。巴人尚巫重祀，祭祀在巴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汇报中，代玉彪通过对商代至西汉早期祭祀遗存辨析，认为城洋青铜器群、城固宝山遗址烧烤坑、长阳香炉石遗址等为巴文化祭祀遗存。巴文化祭祀遗存分为高山、祭台等祭祀天神、占卜问吉凶、神兽祭祀、牲或殉人等类型。通过分析，他总结出巴文化祭祀遗存可以分为两个传统，即以城洋青铜器群为代表保持程式化、规范化的国祭、族祭的大传统和以城固宝山烧烤坑等为代表的更多体现世俗化、简易化的家祭、宗祭的小传统。

考古研究所汪伟汇报的题目是《蜀道（荔枝道）考古与研究》。蜀道是中国古代官方建造时间最早、沿用历史最久、战略意义最重大、道路环境最艰险复杂的古驿道系统，其中“荔枝道”是蜀道“南三段”中最东段，迄今已历时二千余年。既往工作对于荔枝道的研究明显不足，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蜀道沿线多处遗址的考古勘探等工作，为蜀道荔枝道申遗提供了重要实物支撑。2023年10月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长寿、垫江、梁平、开州等境内的蜀道相关考古遗存开展了专项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新发现了一批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尤其是开州县坝遗址保存较好，与文献记载的北宋时期清水县县治相吻合，为寻找唐五代万岁县旧址以及蜀道荔枝道的线路走向、兴衰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考古研究所叶小青汇报的题目是《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告地策初步研究》。告地策是西汉时期出现的以现实世界官吏的名义向地下世界官吏发出的一种模仿现实文书的丧葬文书。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告地策释读表明墓主下葬时间为吕后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墓主官职为“御史”，名为“昌”。通过对墓葬出土的告地策和遣策、人物牍的行文格式和内容进行对比，认为告地策与人物牍属于同组文书（人口迁徙簿），人物牍为告地策附件，是对告地策中“及从者”的补充说明，遣策属于另一组文书主要记载墓主随身携带的财物，与告地策、人物牍为平行关系。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告地策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西汉时期告地策，为我们提供了墓葬的准确下葬年代、墓主身份、社会等级等基本信息，也为研究汉代告地策行文格式、书写内容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材料。

考古研究所马晓娇汇报的题目是《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植物遗存初步分析》。武隆关口一号墓是重庆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早期木椁墓，因墓葬处于饱水环境中，大量的植物遗存得以保存下来。在考古发掘中，对墓葬内的淤泥进行了系统的湿筛，提取到大量植物遗存，包括植物种子、果实果核、植物根茎、竹笥、树叶等，种类非常丰富。可鉴定的植物种子有粟、黍、水稻和大豆4种谷物，板栗、梅、李、柚、甜瓜等果品，以及平叶酸藤子、紫苏等中药材，对认识西汉早期乌江流域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也反映了汉代早期先民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

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的谷物（马晓娇 供图）

考古研究所李凤汇报的题目是《巫山大水田遗址动物骨骼微痕分析与利用方式研究》。巫山大水田遗址是重庆地区重要的大溪文化遗址，2014年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有哺乳动物、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共20科38种。通过对碎骨进行观察统计，发现骨骼的破碎程度很高，说明古人对骨骼的开发利用程度很高。对骨骼表面的微痕分析，将骨骼表面的痕迹分为剥皮性、剔肉性的切割痕迹和单向型、对向型、环绕型的砍砸痕迹两大类。从骨骼的利用方式分析，将遗址内出土的所有破碎骨骼与生活器皿均进行尺寸统计，发现生活器皿与骨骼的破碎度存在一定关联，推测古人或许已利用器皿对骨骼进行烹煮从而进行骨油开发利用；与此同时，从骨料的残块和骨器器型着手分析，推测出不同骨器的材料来源，并初步复原出骨器的制作工序为选料、截料、改料、磨制成器四个步骤。

石窟考古中心牛英彬汇报的题目是《建构名山：合川龙多山的文献、造像与历史空间》。龙多山位于重庆市合川区西北部的龙凤镇，在唐宋时期成为巴蜀地区的名山，山中保存有众多唐宋时期的摩崖造像、碑刻题记、寺观遗址等，山间盆地内还有宋代赤水县城遗址。龙多山名物荟萃，“名山”一词高度凝练了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牛英彬在名山视野下，以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为切入点，认为它由中国古代山岳崇拜、佛道信仰、士人文化等共同塑造而成，是宗教与世俗互动下的产物，是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互融合的典范。根据近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情况，对唐宋时期龙多山三寺一观的空间位置进行了推测，梳理了山中的空间布局和历时性演变的基本情况。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黄彤彤做了题为《三星堆遗址城墙分期研究》的报告。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的代表，是我国西部最具典型意义的古国文明之一。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是遗址中的城址，对城址产生、发展变迁历史的研究，将有利于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梳理。本次汇报主要是对已有研究的综述。黄彤彤认为，目前三星堆遗址研究除器物研究外，主要还有聚落分期和布局研究两个方面。就聚落分期而言，在布局研究方面，报告中提出可将三星堆古城的城墙修筑时间分为两段，分别是二期早段和二期晚段，认同“一大两小”格局分布，提出两种不同的筑城方式不能区分年代早晚的观点。

建筑遗产研究所刘红林做了题为《大昌古镇民居特色与力学性能浅析——以温家大院为例》的报告。报告以川东地区典型民居建筑为例，分析了温家大院在平面布局上中轴线发生偏移的主要原因，提出三大特色封火墙、双披檐、天井分别对应建筑的造型、构架、平面三个基本要素。通过分析穿斗式木结构中透榫和燕尾榫的受力机理，把榫卯节点的受力过程分为滑移阶段、弹性阶段、塑性阶段和滑移阶段四个阶段，试验结果说明穿斗式木构架具有良好的耗能能力和抗震性能，地震输入的能量最终转换为结构的动能、弹性应变能、屋盖的重力势能、阻尼和摩擦耗能五个方面。

温家大院平面布局（刘红林 供图）

建筑遗产研究所殷顺浪做了题为《梁平赤牛城建筑基址石砌挡墙坍塌原因分析及加固措施探讨》的报告。报告立足梁平赤牛城现有石砌挡土墙的现状，分析了挡土墙垮塌的原因及处治措施。指出由于赤牛城交通不便、材料搬运困难、大型机械无法达到，且对环境保护和文物本体的保护要求严格，故宜采用加筋的方式进行加固，其工作原理是将面板上的土压力通过筋材传递至土体内部，利用筋材与土体的摩擦力提供抗力，以此来保证整个挡土墙的稳定性。赤牛城建筑基址设计采用双向钢塑土工格栅进行加固，即将格栅一端锚固入石构件中，其余铺设于填土中并用U型钉固定，每两层石构件铺设一层格栅。设计通过计算验证了加固方案的可行性。

梁平区赤牛城建筑基址石砌挡墙现状（殷顺浪  供图）

文物修复研究所宫鑫做了题为《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测量陶器烧制温度的研究及考古应用》的报告。古代陶器的烧制温度是研究其工艺演进的关键参数。传统方法如热膨胀主要适用于高温陶瓷器，而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陶器烧制温度较低，如何进行准确测定是古代陶器研究方面的一项难题。为此，报告尝试建立一种基于红外光谱分析的测定方法。由于陶器中的黏土矿物受热后会发生结构变化，其红外光谱特征也随之改变，因此可作为温度判别标准。通过对模拟样品的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其光谱特征与烧制温度之间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此方法由于所需样品量少、检测速度快而在出土陶器的温度测定上具有优势。通过验证红外光谱测温方法的实用性与可靠性，为深入了解古代陶器制作工艺提供了新方法。

商代晚期陶器红外测温分组（宫鑫  供图）

公众考古中心董永嘉做了题为《公众考古中的专业信息释译》的报告。公众考古作为考古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途径，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重要指示的必要举措。然而，考古极强的专业性成为公众走入学科大门的阻碍。对考古专业信息进行释译，将有学术门槛的专业信息转向更为公众接受的亲民信息，是获得更优公众考古效果的有效方式。公众考古中的专业信息释译过程需结合释译实施中的参与者、语境、与一般表述的差异及行为导向等因素，以确保考古专业信息内核不偏差为基准，达到开展公众考古的最终目的。

公众考古活动（董永嘉  供图）

业务科研汇报会的最后，白九江院长作总结发言，他对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指出本次汇报看到不少新人的快速成长，令人欣喜。同时，对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未来的学术发展提出殷切希望，希望大家依托自身业务，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在新的一年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