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国际学术界开始对古村落关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先后公布了《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和《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等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将34处村和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二十世纪80年代，阮仪三先生等人组织开展了江南水乡古村镇调查研究工作，后续对传统村落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对于古村落保护的研究成为热点课题。随后经历了很长阶段古村落价值认定标准的探索，在2012年4月印发《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之后，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工作陆续开展[1]。在5个月之后组织成立了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步开始评审。在2013年时，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的内容开始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这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的工作[2]。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重庆市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地域特征显著，将来在一定时期内重庆市社会发展的趋势仍然是统筹城乡、推进城市化。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始终属于我国政策层面高度重视的内容，并融入到城乡统筹、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中[3]。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特征进行分析评价，识别出其总体区位价值以及影响因素，对后续针对性地保护与利用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对策划合理的文化旅游开发策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针对于传统村落区位特征的研究比较活跃，相关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内容覆盖面较广，空间尺度差异也较大。在研究内容方面，包括村落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空间形态演化机制、交通区位可达性评估、传统村落分布与自然经济社会等因子的相关关系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空间分析与建模。比如刘大均等深入研究了国内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GIS技术。研究结果显示，在村落空间分布密度上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呈现核心－外围的分布模式，同时省际差异显著[4]；窦银娣等以空间可达性理论为基础，借助GIS技术对湖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可达性和时间可达性进行了研究，对该省交通网络结构和区域空间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5]；康璟瑶等以全国20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借助GIS技术，分析了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6]；辛亚等研究了山西传统村落的空间以及数量结构特征，具体采用了空间分析方法[7]；除了上述研究之外，曹迎春等分析了地理和社会因素与传统村落分布的系统关系[8]。
图一 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图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上述研究，多侧重对传统村落某一单方面区位特征的研究，如聚焦于交通可达性或空间分布格局特征，探讨其特点或与外部地理、社会、经济等因子的关联性，缺乏从统一、复合的视角对传统村落的区位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事实上，区位包括事物在空间整体中的位置，以及事物与空间中其他事物之间的空间联系两个层面，前者可以通过事物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解释，后者则更多通过区位可达性进行描述。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1. 传统村落数据：主要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官方公布的传统村落数据，其经纬度坐标通过Google Earth定位获取。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图如图一所示：
2. 交通网络与行政边界数据：交通网络数据以重庆市1:195万电子地图作为底图，经过地理配准和矢量化获取；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3.重庆市DEM数据分辨率为30米：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经过校正、配准、镶嵌、裁剪获得。数据处理环境为ARCGIS10.2平台，投影坐标系统统一为WGS1984。
（二）主要区位分析因子的选取
根据地理学基础理论经典区位论的解释，“区位”实际上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分别是事物的位置以及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前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宏观的含义，指事物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状态，后者可以理解为局部的含义，指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自然地或者社会经济的空间联系便捷程度、可达性程度等。基于上述理解，在参考其他研究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村落空间集聚性、自然条件适应性和交通区位可达性三个因子进行分析。其中，空间集聚性是从宏观层面测度村落“区位”特征的因子，自然条件适应性和交通区位可达性分别是从局部层面研究村落的自然禀赋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
第一，空间集聚性。空间集聚性是衡量点状事物空间分布特征的指标。传统村落在GIS地图中可以抽象为点状事物，因此可开展其空间集聚性的研究。空间集聚性分为集聚性、随机性和均匀性三种，不同的聚集特征对传统村落的开发保护难易程度、资源规划和配置模式有不同的影响。通常来说，集聚性分布容易形成聚集效应，对于游客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有利于资源和配套设施的统一配置，容易产生较强的市场效应并降低开发保护成本，但不利点是容易给区域带来较大的资源环境及管理压力，同时聚集区以外的其他区域难以享受传统村落开发保护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均匀性分布总体上能兼顾各个区域传统村落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开发和保护策略，促进各地文化旅游的发展，但不太利于形成区域内的市场聚集效应，从全局看开发保护成本也相对较高。随机性分布则表明传统村落缺乏一定的规律，其变化性较大，给当地制定差异化的开发保护策略、合理布局基础设施提出了较高要求。
基于在地理空间上每个村落的临近程度可以对传统村落的空间集聚性进行描述，并广泛应用到了村落区位特征研究中。
第二，自然条件的适应性。自然条件的适应性主要考虑传统村落自然条件、发展基底条件的优劣程度。自然条件要素众多，考虑到研究区重庆市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山地、水域对于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有着重要的制约或促进因素：海拔较高、坡度较陡的区域，不利于村落发展所需的交通、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配置，给村落的发展带来限制；水源是日常生活、工农业发展的重要供给资源，同时在南方地区也承担着重要的交通运输功能，亲近水源的村落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因此，本文选择海拔高程、坡度、距离河流的邻近性作为重庆市传统村落自然条件适应性的评价指标。
第三，交通区位可达性。古往今来，交通始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的基础条件。对于传统村落而言，靠近交通干线通常意味着其与外界的可接触性以及外界的可进入性较好，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为了尽可能科学、准确、量化、综合地评估各个村落的交通区位可达性，本文从交通枢纽可达性、中心城区可达性、周边城市可达性三个方面进行分别评估，最后将三者计算出的可达性数值按照一定权重进行叠加求和，计算出每个村落的综合交通区位可达性。
（三）研究方法
三、重庆市传统村落区位特征分析
（一）传统村落分布的空间集聚性
本文用Arcgis的核密度法计算传统村落点的空间分布集聚状态，并经过多次试验，选择搜索带宽40千米进行计算，生成全市传统村落核密度图（图二）。
图二 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核密度图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从图二可知，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有一个核心集聚区和四个亚集聚区。核心集聚区主要位于全市东南部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四个核心亚区主要分布在全市中南部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忠县片区，涪陵片区，江津－永川片区，以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片区。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全市传统村落最为集中的地区，密度超过70个/万平方千米。这一片区正是本市唯一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聚集地，是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代表，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统计可知，重庆市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地，三地传统村落数量累计占全市总量的50.6%。其中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拥有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共41个，占全市总量的24.7%。
进一步计算传统村落的地理集中指数。目前全市共有传统村落166个，区域总数为38，根据表1相关计算公式，计算出传统村落地理集中度指数G=33.5。假设全市传统村落均匀分布在各区县，计算出的地理集中度指数G’=16.2。G>G’，说明在区县层面，传统村落分布趋向于集中，这与前文分析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地传统村落数量累计占全市总量的50.6%”结论所指示的含义一致。
不平衡指数S=0.73，接近于1，表面全市传统村落区域分布不平衡性比较突出，较显著的集中在少数几个区县中，这与“地理集中度指数”测算的结论相互验证。
重庆市传统村落这种集聚性的空间区位特征，总体上有利于部分地区传统村落的统筹规划，形成村落文化旅游发展与保护的聚集效应，做大做强区域品牌，同时减少分散的投资和管理成本，提升乡村旅游业发展质量和规模水平，特别是在本市东南部区域，这种路径可实施性更强。而市域北部和中部地区与上述集中连片区相比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性，需要根据本地实际实施更具特色的保护利用模式。
（二）传统村落与自然条件的适应性
重庆市传统村落体现出显著的中海拔与中坡度聚集特征。通过Arcgis栅格表面分析，将重庆市海拔高程和坡度分为5类，分别计算不同类别下村落的数量。我们参考地貌海拔分类区间，并结合重庆市海拔高程实际范围情况，将重庆市海拔高程分为0~200米，200~500米，500~1000米，1000~2000米，高于2000米5类（图三），将计算后的坡度分为0~5度，5~15度，15~25度，25~45度，大于45度五类（图四）。
图三 重庆市统村落分布及高程分区图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图四 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及坡度分区图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不同类别下的传统村落数量及占比情况如表二、表三所示：
从表二可知，超过80%的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位于海拔200~1000米的范围内。这一海拔范围在地貌学中属于低山丘陵区，也是重庆市主要的地貌区；而平原区（海拔0~200米）和中高山区（海拔2000米以上）的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仅为1。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重庆市平原和高山面积本就较小，大部分地区属于低山丘陵区域，而低山丘陵区是重庆市包括村落在内的经济社会组织主要的聚集地，因而客观数量和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故较多；另一方面，低海拔的平原地区主要分布在重庆市沿江沿河区，这里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客观上存在着不利于传统村落保留延续的可能，因而造成鲜有传统村落存在的现象。
从表二可知，85%以上的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位于坡度在5~45度中低坡度地区，尤其位于5~15的低缓坡度区的数量最多，达到76个，占比为45.8%。结合海拔高程的分析结果，容易理解这一坡度区间主要是低山丘陵区，聚集着绝大部分的传统村落。低缓的坡度，是我国南方地区发展农业和乡村聚落聚集的重要区域，这些地区排水条件优良，梯田等农业现象历史悠久，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乡村聚落的传承保留。
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存在典型的亲水性特征。重庆市主要河流包括长江、嘉陵江、龙溪河、綦江、大溪河等，四级以上河流总长度达6164千米，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及主要河流分布图见图五。
图五 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及主要河流分布图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我们以重庆市四级以上河流为轴，利用Arcgis多环缓冲区功能，分别计算0~2000米，2000~5000米，5000~10000米，10000~20000米，20000米以上为缓冲带，计算不同缓冲带内的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数量，计算结果如表四所示。
表四 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距离不同河流直线距离的数量及占比情况
从表四可知，75%以上的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都距离河流10千米直线范围内，表现出明显的邻水性。水源，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在我国古代尤其如此，这种特征在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三）传统村落交通区位可达性
从历史地理角度考察，对于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多与交通区位较差或受城镇化建设冲击较晚，人为破坏因素较小有关。传统村落传统区位优势不再，评价现实交通区位可达性应尽可能从全局、整体的视角，综合区内外因素进行综合评价。交通区位可达性首先表现在其到中心城区的交通可达性，这些中心城区包括重庆市主城区以及各个村落所在区县的中心城市，即38个区县城区。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城市与其腹地存在不同强弱程度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因此乡村聚落到中心城区可达性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彰显村落所获得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辐射能力的高低。文化旅游是其发挥的主要经济文化传播形式，其交通可达性的好坏对其发展潜力影响巨大。
其次，交通枢纽是联系区域城乡之间的主要载体，是物流、人流的汇集、中转节点。以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为出行起点，交通枢纽为出行目的地点，测量交通枢纽的可达性，是衡量传统村落物质流、人流可进入性的另一方面。在研究中，考虑到重庆市作为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本文选择的交通枢纽包括机场、港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四类，覆盖重庆市与区县级两个层级，包括重庆机场、重庆西站、丰都港、开州中心客运站等125个交通枢纽。
第三，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特别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此，在评价传统村落交通区位可达性时，应避免“就区域论区域”，充分考虑到村落与重庆市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往来的客观现实，将重庆市周边城市纳入可达性测度范围。本文综合考虑到研究区传统村落的地理位置因素，将重庆市周边的湖北省恩施市、四川省泸州市、内江市、遂宁市、南充市、广安市等邻近地级市作为研究的周边中心城市，分别计算166个村落点到其之间的交通可达性。
在确定上述研究因素后，通过ArcMap 地理配准工具，对栅格底图进行地理配准和坐标定义，得到具有空间坐标系统的交通底图。然后调用ArcMap的编辑器工具，分别构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镇道路和其他道路等线图层，并进行矢量化、字段添加和属性信息录入，获得重庆市道路网络矢量图。在此基础上，利用Arcgis的网络分析功能，构建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与各类交通节点之间的交通网络模型，并以时间距离作为交通区位可达性的评价指标，分别计算上述三类可达性，并将每一类评价结果分为高可达性、较高可达性、较低可达性和低可达性四类，最后按照中心城区可达权重0.4、交通枢纽可达性权重0.4、周边城市可达性权重0.2，对三类结果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综合交通区位可达性计算结果并同样分为四类可达性类型。在构建交通网络模型过程中，不同等级道路车行速度存在差异，本文参考JTG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不同道路行驶速度赋值如表五：
计算后的中心城区可达性、交通枢纽可达性、周边城市可达性以及综合交通区位可达性分别如图六、图七、图八、图九所示：
图六 中心城区可达性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图七 交通枢纽可达性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图八 周边城市可达性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图九 综合交通区位可达性 [审图号：渝S（2023）092号]
表六 不同可达性区域传统村落数量及占比情况
从表六可知，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中，位于低可达性区的数量最多，达到60个，占比36.1%，其次是高可达性区，占比27.7%。这表明传统村落交通区位可达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级差异，其中低可达性的传统村落占主要地位，表明全市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总体较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位于市域东南部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两地，其中国传统村落数量总计66个，占全市总量的39.8%，但从图中观察，其交通区位可达性却最差。可见这两地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面临着比较明显的交通制约，提升交通区位可达性对这两地尤为重要。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村落如何保护与利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综合课题。当前城镇化建设、乡村旅游开发、新农村建设等速度加快，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保护传承受到挑战。
在保护利用过程中提升科学性与有效性，对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聚集性、自然条件的适应性和交通区位可达性等区位特征，明晰区位优势与不足，是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利用策略的前提。通过对重庆市166个中国传统村落的宏观区位特征进行分析，发现：
（一）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呈现一定的集聚性，具有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布差异。全市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市域东南部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其他四个亚区在市域中南部零散分布，并未形成连片集聚区。相对来说，市域东南部两县传统村相互毗邻，文化和景观特征接近，是典型的土家族苗族民族风格，有利于传统村落的统筹开发与保护。
（二）重庆市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与重庆市自然条件特征相适应，具有典型的低山丘陵聚集性和亲水性。这些区位特征既是历史和自然的传承，也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过程中更好地彰显地域特色，在保护过程中将自然与文化有机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重庆市传统村落的交通区位可达性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且以低可达性的现象为主。这表明，这些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受到交通区位的影响较为明显，在今后的保护与利用中，应对交通区位可达性的改善予以特别重视，特别对于市域东南部、集聚全市近一半的传统村落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尤其如此。
基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本文在传统村落区位特征研究因子的选择面上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少对于经济区位特征因子的探讨分析，在空间聚集性分布的研究中，未将人口分布与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考虑在内。关于传统村落，还应该重视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保护、环境气候保护、文化保护等方面重要性的评价分析，这些都可以根据现有研究方法进行专题研究。
注 释：
图文：吴广 邹后曦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