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白帝城遗址位置示意图［底图由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制，审图号：渝 S（2021）065 号］

 

2017年2—9月，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奉节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组成的白帝城遗址考古队对位于白帝城核心区的子阳城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了一批南宋时期的城防遗存［5］。本次发掘发现了城墙、城门、墩台及其附属的房址、排水沟等城防设施，还发现了1座兵器埋藏坑。本文将介绍兵器埋藏坑（编号2017FBZH1，以下简称H1）情况，重点探讨出土南宋兵器的分类、使用方法以及白帝城遗址火器铁火炮在兵器史上的意义。

 

一、H1 出土兵器遗存及其年代

H1位于白帝城西北制高点樊家台台城东南部（图二），叠压于该发掘区⑥层下，平面近长方形。建造时应先在基岩上开凿竖穴坑圹，圹内用加工规整的石块错缝叠砌坑壁，石块之间以白灰勾缝粘结，坑底为山体基岩，底面不规整（图三）。坑南北长2.72～2.76、东西宽2.4、残深0.3～0.95米。坑内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要为黄色碎石块，包含少量灰黄色黏土和白灰渣，部分石块表面清晰留存有白灰黏合痕，石块堆积分布密集而平实，应为人为填埋形成；下层堆积为青灰色淤泥，含沙率较高，结构疏松，包含有少量石块、炭粒、白灰渣等。出土生活用品瓷碗、瓷罐各1件，建筑材料铁镊头钉3件，兵器89件，包括铜弩机1件、铁矛2件、铁构件1件、铁镞69件、铁火炮16件（图四、图五）。根据H1的堆积情况，基本可以确定H1最初应为城内一处蓄水池，在抛置入兵器遗存后被人为有意识地填塞一层石块进行掩埋，遂成为一兵器埋藏坑。

 

图二  樊家台遗址 H1 位置示意图

 

 

图三  H1（西→东）（采自《江汉考古》2018 年增刊，第 83 页）

 

 

图四  H1 第 2 层堆积平、剖视图（底图采自《江汉考古》2018 年增刊，第 83 页）

 

 

图五  H1 出土部分器物组合

 

白帝城于1278年初降元，三月城毁废弃。H1内出土的白釉莲瓣纹瓷碗为景德镇窑宋末元初产品；出土的铁镞与奉节瞿塘关遗址［6］、合川钓鱼城［7］出土同类器相同，属宋末元初时期。

为进一步确定H1的废弃年代，选取坑内木炭样本4份、动物骨骼样本1份，于2017年12月送到美国佛罗里达贝塔（BETA）分析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年。H1出土动物骨骼的常规碳十四年代为850±30B.P.，校正后日历年龄为1052—1260年（95.4％）；出土木炭的常规碳十四年代为800±30B.P.，校正后日历年龄为1184—1275年（95.4％）。

综上可知，碳十四校正后年代下限与考古学年代判断基本接近，废弃年代在宋元之交，应为1278年及之前。

 

二、兵器遗存的分类与功能

H1内出土兵器遗存89件，包括铜制品1件，铁制品88件。根据兵器的性能特点，可分为冷、热兵器两类。

（一）冷兵器

共73件。数量居多，占比82％。其中铜弩机1件、铁矛2件、铁兵器构件1件、铁镞69件。可分为手持兵器和远射兵器两类。

1. 手持兵器

铁矛　2件。均锻造而成。形态相似，刺呈柳叶形，尖锋，弧刃，长骹圆銎。

H1②∶74，截面近四棱形，高脊。通长27厘米（图六∶1）。H1②∶83，锋顶部略残，截面近菱形，低脊。通长22.6厘米（图六∶2）。

 

 

图六  H1 出土冷兵器

1、2. 铁矛（H1 ②∶ 74、H1 ②∶ 83）　3.Aa 型铁镞（H1 ②∶ 13）　4.Ab型铁镞（H1 ②∶ 76）　5、6.B 型铁镞（H1 ②∶ 37、H1 ②∶ 47）　7. 铜弩机（H1 ②∶ 30）　8. 铁兵器构件（H1 ②∶ 5）

（1、3～6资料现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7、8分别采自《江汉考古》2018 年增刊，第 90、88、90 页）

2. 远射兵器

包括铜弩机、铁镞及铁兵器构件。

铜弩机　1件。H1②∶30，应为铜、木复合兵器。仅存铜质郭顶构件和望山，不可复原。郭顶构件长11、宽3.3～3.6、厚0.7厘米，望山长14.9、上端最宽处3.2、下端直径0.9～1.2厘米（图六∶7）。从尺寸分析，应为小型手持弩机。

铁兵器构件　1件。H1②∶5，锻造而成。长条形，一端截面呈长方形，一端呈圆形。两端各有圆孔，单面钻孔，且上端圆孔插有铁钉。长17.6厘米，上端宽2.1、厚0.9～1.6厘米，下端直径1.6厘米（图六∶8）。从形态和尺寸分析，该构件应是某铁、木复合兵器的部件，原兵器可能为一大型弓弩。

铁镞　69件。根据整体形制分为两型。

A型　39件。扁平头形镞。镞身近亚腰形，镞尖似扁平凿状，镞尖端开刃，骹部较短，铤部呈细长圆锥形。均锈蚀。根据镞身长短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　20件。镞身长约9.5～11厘米，均身长于铤。此类镞整体尺寸较长，一般通长约13.3～18.6厘米，应为大型弩机发射的镞。标本H1②∶13，刃部略残。铤部微弯曲。通体长18.6厘米，镞身长9.9、刃宽1.6厘米，铤长8.7、最大径0.7厘米（图六∶3）。

Ab型　19件。镞身长约5～7厘米，通长多在7～12厘米之间，个别14.2厘米，应为小型弓弩发射的箭镞。标本H1②∶76，刃部略残缺。

铤部残留木痕。通体长9.6厘米，镞身长5.7、刃宽1.4厘米，铤长3.9、最大径0.8厘米（图六∶4）。

A型镞在重庆境内仅发现于白帝城［8］、钓鱼城［9］、龙崖城［10］等宋元时期山城遗址，更早或稍晚的遗址中均未见。同类型铁镞在东北地区辽金时期遗址中有大量发现，见诸报道的有吉林德惠市迎新遗址（图七∶2、3）［11］、德惠市城岗子古城遗址（图七∶4）［12］、白城市金家金代遗址［13］、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图七∶1）［14］，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15］等遗址。根据镞体形态，其应为《武经总要》所载的“大、小凿头箭”［16］或“寸金凿子箭”所用镞，其功能在《翠微先生北征录》中有详细记载：“箭镞五：石莲头，凿子头，乔麦棱，寸金凿子，破甲锥。已上惟寸金凿子、破甲锥易入甲，最妙。”又载：“要之，镞用石莲头、乔麦棱，则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锥、寸金凿子，则凿上有锋而易入窍隙。”［17］因此，此类铁镞应为重箭，属穿甲兵器，Aa型用大型弓弩发射，Ab型用小型弓弩发射。

 

 

图七  东北地区辽金遗址出土铁镞

1、2.Aa 型铁镞（敦化市敖东城遗址 02DAF3 ∶ 13、德惠市迎新遗址Ⅰ H1 ∶ 2）　

3、4.Ab 型铁镞（德惠市迎新遗址Ⅲ H1 ∶ 6、德惠市城岗子古城 T29 扩②∶ 6）

（1 采自《考古》2006 年第 9 期，第 48 页；2、3 采自《北方文物》2009 年第 4 期，第 44 页；4 采自《北方文物》2000 年第 3 期，第 28 页）

 

B型　30件。柳叶形镞。镞身长约6～9、通长8～18厘米之间。镞身呈细长柳叶形，少量镞身略宽扁，截面呈菱形。镞尖较尖锐，中部起脊，两侧有刃，骹部较短，铤部呈细长锥形。均锈蚀。标本H1②∶37，铤截面近椭圆形。通体长17.3厘米，镞身长8.8、最宽1.4厘米，铤长8.5、最大径0.7～0.8厘米（图六∶5）。标本H1②∶47，镞身略宽扁，铤截面呈圆形。通体长13.7厘米，镞身长7.5、最宽2.2厘米，铤长6.2、最大径0.8厘米（图六∶6）。

B型铁镞在白帝城［18］、钓鱼城［19］有大量发现，从尺寸看，也应为重箭，属大型弓弩发射兵器。

 

（二）热兵器

铁火炮 16件。占比18％。通体锈蚀。均模制，分上、下两部分合范铸成，腹中部有合范痕，中空。重约2～3千克不等。对其中3件的填充物做了检测分析，未发现火药残留。根据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　6件。近橄榄形。顶端有外凸圆台状填药口，高颈，溜肩，鼓腹，圜底。标本H1②∶1，底部有一圆形浅饼状凸起。填药口内径1.2、高1.4厘米，最大腹径11.6厘米，通高13厘米（图八∶1）。

 

 

图八  H1 出土铁火炮

1.A 型（H1 ②∶ 1）　2.B 型（H1 ②∶ 28）　3.C 型（H1 ②∶ 20）

B型　7件。荔枝形。顶端有外凸浅圆饼状填药口，直口，矮颈，溜肩，圆鼓腹，圜底。标本H1②∶28，内部填充物呈液体状，应为内部积水所致。填药口内径1.6、高1.2厘米，最大腹径12.4厘米，通高13厘米（图八∶2）。

C型　3件。球形。顶端无外凸填药口或接近消失，多为一圆孔，圆肩，圆鼓腹，圜底。标本H1②∶20，底部有一圆形凸起。填药口内径1.8、高0.4厘米，最大腹径11.8厘米，通高12.2厘米（图八∶3）。

从形制结构看，以上三型铁火炮均由盛放火药的铁罐弹体和安置火药引信的填药口两部分组成，铁火炮需借助药线引燃、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造成杀伤。这类火器最早源头可追溯至10—11世纪的北宋时期，最初将糊状火药用麻布、纸和绳捆成球状体，用抛石机投射出去，称为“火砲”“火球”［20］，《武经总要》中还记载了火砲火药方和发射火砲的砲车［21］。12世纪以来，南宋首先掌握了高硝粒状火药和火药线技术，盛放火药的容器由软壳改为硬壳，最初的硬壳为陶罐，内置毒药、石灰、铁蒺藜等，名曰“灰砲”［22］，后在金人的仿制下，弹体由陶罐易为铁罐，即为“铁火炮”［23］。12—13世纪，火炮大量应用于战争，依次见于宋与金、蒙古与金、宋与元、元与日本之间的战事。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金陈家岛海战时，宋军即使用火炮，《金史·郑家传》记载：“郑家不晓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顷，敌（宋水军）果至，见我军无备，即以火砲掷之。郑家顾见左右舟中皆火发，度不得脱，赴水死。”［24］开禧二年（1206年）十一月，金兵围攻襄阳城，宋守将赵淳、赵万年指挥城内守军御敌，金左副元帅完颜匡率五十万兵分三路扑来，赵淳死守90天，大战12次，宋军“用霹雳砲打出城外。虏人惊惶失措，人马奔溃”［25］。这里的霹雳砲也是一种火砲，是用投石机发出或可手掷的武器。王兆春认为宋军在襄阳保卫战中使用的霹雳炮，已从《武经总要》记载的燃烧性火器发展为爆炸性火器，其杀伤力也大为提高，并为铁壳火球即铁火炮的创制提供了经验［26］。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军攻打宋蕲州城时也使用了威力较大的铁火炮，《辛巳泣蕲录》载：“石砲之后，继以铁火砲，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震动城壁。”［27］金正大八年（1231年）九月，蒙古兵攻金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守将完颜讹可败走，“板讹可提败卒三千夺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数里之外有战船横截之，败军不得过，船中有赍火砲名‘震天雷’者连发之，砲火明，见北船军无几人，力斫横船开，得至潼关，遂入阌乡”［28］。金哀宗天兴元年（即正大九年，1232年）三月，蒙古大将速不台率大军围攻金南京开封［29］，“其守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蒙古兵“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者，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30］。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攻打宋沙洋、阳逻堡时也使用了火炮，《元史·张荣传》载：“（至元）十一年，从军下汉江，至沙洋。丞相伯颜命率砲手军攻其北面，火砲焚城中民舍几尽，遂破之，赐以良马、金鞍、金段。又以火砲攻阳逻堡，破之。”［31］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十八年（1281年），元军两次东征日本，均使用火器铁火炮同日军作战，《新元史·日本传》载：“（至元十一年）八月，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邱、左副元帅刘复亨抵高丽，高丽以都督使金方庆等将三翼军，共八千人，与忽敦等由合浦攻对马岛。……日本人大震，征其藩属兵十万二千余人赴援。忽敦等与日本战于博多，诸将凭高鸣鼓，指挥兵士，进退应鼓声。敌有陷阵者，则围而击之。又发铁炮，歼敌兵无算。日本人败走，忽敦等进至今津，佐属与日本将菊池康成等战于赤坂，又与少贰觉惠战于百道原，均败之。”“（至元十八年）五月，忻都、洪茶邱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战船九百艘，发合浦。丙辰，攻日本对马岛及壹岐岛，杀岛民三百余人。岛民匿山中者，军士闻儿啼，辄寻而杀之。日本将少贰资时，龙造寺李时等率兵数万，与诸将战于壹岐岛之濑浦。大国发火砲，日本人败走，杀其将少贰资时。”［32］14世纪的《八幡愚童训》追记了第一次元军登陆部队同日军作战时的场景，“指挥将领站在高处，根据需要用手鼓作信号指挥各部。但是一旦蒙古兵逃走时，就会发出铁火砲飞向我军。它使我方晕头转向，陷于混乱之中。我军士兵被霹雳般的爆炸吓得不知所措，眼睛被击瞎，耳朵被震聋，无法分辨东西方向”［33］。

综合上述史料，铁火炮应属于爆炸性火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已将这一类兵器称为炸弹和手榴弹［34］，使用方式主要为徒手投掷和抛石机抛射两种。结合樊家台H1发现铁火炮的形态和重量，A型火炮几何中心与重心偏离严重，不利于远距离定点抛射，应以近距离投掷为主，B、C型火炮几何中心与重心基本重合，应以抛射为主。

 

三、白帝城遗址兵器遗存的意义

铁火炮是我国初级火器创制和使用阶段的重要代表，宋元战争时期曾广泛应用于城池攻防战，宋军更是将“火炮，灰炮，土炮，石弹”［35］等36件器具列入山寨防务之列。就考古发现而言，目前在重庆地区的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万州天生城三处山城遗址中均发现有铁火炮实物。其中，合川钓鱼城多为铁火炮爆炸后的弹片，仅范家堰衙署区和园林区出土2件炸裂器可复原［36］；天生城发现2件完整器；白帝城共发现19件，其中完整器17件、炸裂器2件［37］。从这三座城址出土铁火炮的形态来看，白帝城子阳城区域和天生城山顶环城发现的铁火炮形制接近，且多为完整器，应为宋军使用的铁火炮；而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区、园林区及白帝城下关城庙坪区域出土的铁火炮均为炸裂器，且形态上与目前确认的宋军铁火炮形制略有差异，推测其可能为元军攻城时所用的铁火炮。白帝城发现的铁火炮集中位于城址制高点子阳城樊家台、皇殿台，属城址陆路防御的重要节点、宋元双方交战的前哨阵地，表明火炮已成为城防的必备武器，印证了《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对山寨布防的记载。在白帝城发现的南宋兵器埋藏坑形成时间较短，与铁火炮共存的还有同时期的铁镞、铁矛、铜弩机类冷兵器遗存，这一发现有力证实了宋元战争时期是冷热兵器共存使用的重要阶段。兵器埋藏坑集中出土铁火炮16件，是目前我国考古所见保存最为完整、形制多样的铁火炮实物，是研究我国初级火器制造、使用和功能的重要样本。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淳祐二年（1242年）“辛酉，进知夔州赵武官二秩，将佐王信等各转一资。酬夔城版筑之劳也”。参见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三《宋理宗》，第2751页，中华书局， 2016年。

［2］“越宝祐丙辰（1256年），帅守韩宣既城夔，讫事靖。……起五月丙辰，讫八月甲申。而城以成。西南近江城于江浒，则贼舟楫不能越。东北近山城于山岩，则贼矢石不能加。” 参见〔明〕吴守忠撰：《三峡通志》卷五《复夔州》，《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48册《史部·政书类》，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丙子，枢密院言：‘知夔州、夔路安抚徐宗武创立卧龙山堡囿，诏宗武带行遥郡团练使，以旌其劳。’”参见《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纪》，第897页，中华书局，1977年。

［4］a.“蜀境已定，独夔坚守不下。朝廷命荆湖都元帅达海，由巫峡进兵取夔州，而西川刘佥院，挟夔守将亲属往招之。文安乃遣元帅王师能，将舟师与俱，张起岩竟以城降。”参见《元史》卷一六一《杨大渊传》，第3785页，中华书局，1976年；

b.“（至元十五年三月）丁酉，命塔海毁夔府城壁。”参见《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第199页。

［5］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奉节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奉节白帝城遗址2017年度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8年增刊。

［6］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奉节瞿塘关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第211、214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7］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编著：《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第123、145、149、162页，科学出版社，2021年。

［8］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奉节白帝城城址2014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3辑，第53页，科学出版社，2022年。

［9］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编著：《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第123、145、162页。

［10］资料现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1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惠市文物管理所：《吉林省德惠市迎新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1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德惠市城岗子金代古城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1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白城市金家金代遗址的发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第63～8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敦化市敖东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15］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16］〔宋〕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三《器图》，《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第677、678页，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17］〔宋〕华岳著，刘乐贤整理：《翠微先生北征录》，第68、6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18］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奉节白帝城城址2014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3辑，第54页。

［19］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一字城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编著：《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第123、149、162页。

［20］潘吉星著：《中国火药史（插图珍藏版）》，第29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

［21］〔宋〕曾公亮、丁度等撰：《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3册，第591～592、622～623页。

［22］〔宋〕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一，第2页，中华书局，1979年。

［23］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军在攻打南宋蕲州城时首次使用了铁火炮，时任蕲州司理参军、权通判事赵与 详细记录了金兵围攻蕲州战事始末，事后至朝廷泣诉：“虏贼已见外援不至，观我守御之人单弱，日添砲架数座攻打，羽箭如蝟。惟攻西北团楼最急，石砲之后，继以铁火砲，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震动城壁。”参见赵与 撰，李国强整理：《辛巳泣蕲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七编，第二册，第146页，大象出版社，2016年。

［24］《金史》卷六五《始祖以下诸子传》，第1553～1554页，中华书局，1975年。

［25］〔宋〕赵万年撰，张剑光、周绍华整理：《襄阳守城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九册，第189～200页，大象出版社，2013年。

［26］王兆春著：《中国火器通史》，第4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27］赵与 撰，李国强整理：《辛巳泣蕲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七编，第二册，第116～146页。

［28］《金史》卷一一一《完颜讹可传》，第2446页。

［29］a.“壬辰夏，睿宗还驻官山，留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汴。”参见《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第2977页；

b.“（天兴元年三月）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门抚西面将士。”参见《金史》卷一七《哀宗本纪》，第386页；

c.“（正大九年三月）大兵北行，留速不攻城。”参见《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第2494～2496页。

［30］《金史》卷一一三《赤盏合喜传》，第2496～2497页。

［31］《元史》卷一五一《张荣传》，第3582页。

［32］柯劭忞著：《新元史》卷二五〇《外国二·日本》，第960页，中国书店，1988年。

［33］转引自［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第144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4］［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五《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第131～156页。

［35］《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四《治安药石》边防要务三《山水寨》载：“山寨器具：聚轿，透筒，就储，曲架，远汲，走水，种水，合槽，粮船，斜车，浮木，溜脚，圆木，火炮，灰炮，土炮，石弹，蹋脚城，轮箭车，虚桥，□毒，土乳头，绵幕，瞥脚水，螳螂拒马，蜻蜓车，挂车，油幕，引车，埋水，方木，土员，顶板，扑灯蛾，布遮箭，绵帘。已上三十六件系山寨器具。”参见〔宋〕华岳著，刘乐贤整理：《翠微先生北征录》，第41页。

［36］a.Dongshan Yuan, Limin Hu,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pherical Bombs (Huolei)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unearthed in Chongqing,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3:1 (2019)；

b.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范家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编著：《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第298页。

［37］资料现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原刊于四川文物 2024 年第 1 期

文稿：孙治刚  邹后曦  李大地  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