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之所，分布于中轴线及其近旁，包括土司治事之所与吏攒办事之所等。这里是土司通过司法、礼仪、机制、策略与传统等进行权力运作的空间，彰显了严密的空间秩序与政治礼仪，某种意义上是土司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表达，其整体格局与同一时期的府县衙署和土司衙署并无明显区别。房屋的规制，明代典章制度有明确规定。《明会典·房屋器用等第》记载：

凡房屋，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官员盖造房屋，并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其楼房不系重檐之列，听从自便。

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九架，造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家庙三间五架。俱用黑板瓦盖，屋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栱、檐桷用彩色绘饰，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饰。其余廊庑、库厨、从屋等房，从宜盖造，俱不得过五间七架。

上文对厅堂与正门的开间、进深及其屋面装饰，以及梁、栋、门、檐角的装饰做了细致的规定，依官阶依次递减，秩序井然。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属从三品，按制，其厅堂五间七架，屋脊可用瓦兽，梁栋等装饰色为青碧色，正门三间三架，锡环与黑油装饰。“新王宫”大堂（F22）、二堂（F7）均五间七架。大门（F28）、仪门（F25）均三间三架，但仪门左右另设耳门，前有廊。整体而言，建筑规制与主人身份相符，并未僭越。

参照明清土司衙署与府县衙署，居中的大堂（F22）为土司治事之所，是衙署的中心所在。其前两厢（F23、F24）各三间，为六房，系吏攒办事之所。据河南内乡县衙，当按“左文右武”排列，即左为吏、户、礼，右为兵、刑、工。土司治下类似的设置，见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的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杨爱因见各里土民不谙书办，不合违例，将市民姚鉴佥充本司兵房典吏，王裕佥充本司刑房典吏，何文佥充本司户房典吏，杨仑佥充本司礼房令史”［2］。《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也提到囤上常设有“书吏”，亦当在此办公。刑事审理，是衙署空间最常见、最频繁的政治实践运作，土司衙署亦然。云南南甸宣抚司衙署的公堂（大堂）即是土司升堂办案处。前书有记成化十二年（1476），“杨辉令人叫韩瑄到司，唱令失记名皂隶，将韩瑄责打六十大棍才扶回家”，使其因伤而死。这类活动，应在播州城内的宣慰司司治的中庭（忠孝堂）进行的，“新王宫”内大堂（F22）就是海龙囤上的“忠孝堂”。相应的，土司衙署内应有监狱的设置，嘉靖《思南府志》所载的水德江长官司、蛮夷长官司、沿河祐溪长官司、朗溪蛮夷长官司等四座明代土司衙署，规模虽小，但均建有监房，且皆置于右侧。俗谓“东掌生，西掌死”。“新王宫”内有“水牢”的地名，虽发掘揭示其并非监房而系一条地下通道（L2），但暗示“新王宫”内应有监房的设置。参之前述四长官司署，“新王宫”内监房亦应在右路，则偏处右路前端且相对独立的F13、F14为监房的可能性最大。

二堂（F7）处于中轴线末端，五间七架。因明间有后期供佛用须弥座石台，民间俗称“龙位坪”。其前两厢仅面阔一间，当为连通大堂与二堂的穿堂，从天井左右两侧廊道尽头未见石质踏步看，当有木质楼梯设于两厢内，上抵F7内。广西忻城莫土司衙署的二堂是土司内部议事之所，土司于此处理日常事务。而内乡县衙的二堂，则是知县预审案件及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新王宫”二堂功能应与之相当，乃土司处理内务及休憩之地。

土司杨应龙手书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显示，土司不在囤时，由“总管”总理囤上事务，并设“总管厅”，负责“上名、应役”及收缴与发放出入各关的凭证“水帖”。中路既为土司治事之所，则大堂左侧的F19即可能为“总管厅”。F19为一组合院式建筑，由正房、倒座、天井与回廊组成，是通往左路建筑群的中枢，且做工考究，以经打磨的方砖墁地，下铺河沙。前述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吏目厅”“幕厅”等辅佐土司工作的吏目治事之所即均设在大堂之左，内乡县衙亦以左为尊。

大堂（F22）右侧的F10，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两院、正房、倒座和回廊组成，正房有精美石窗装饰，倒座前回廊立有石望柱。正房墙体厚实，仅于左前设单门出入。其内出土骨质戥子、有清晰人工切割痕的鹿角等遗物。

据此推测F10可能为土司储存财物的府库类建筑。《平播全书·破囤塘报》记：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而入，“随将应龙衙舍府库，合兵围之”［3］。将衙舍与府库并提，府库应在衙署内。有趣的是，F10正房后期曾屡遭盗扰，遗留较多坑穴，地面铺砖均已无存，部分石础与地栿下陷移位。这一情况并不见于其他建筑，或即因其内储有财物故。

大门右前的F29是一组相对独立的合院式建筑，由倒座、两厢和天井组成，偏处“新王宫”垣墙之外、主道近旁。内出石锅圈等遗物。房址所在地，民间俗称“下马磴”，意指人员在此停歇、下马。该俗名与房址位置暗含迎宾、看守之意。毕节大屯土司庄园于其右路前端设有客房，云南武定慕连土司署亦在右路前端设客房，明代府廨的客舍（寅宾馆）亦多置于右前［4］。基于此，F29较可能即客舍。另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新王宫”还专设“守衙小童”与“打扫户”，负责衙署看护与卫生，这些人员可能即住在衙署之外的客舍中，实现对衙署“守”与“扫”的日常维护。

据《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囤上另设有总领、把总、提调、总旗、小旗、军士、苗军、驻囤医生、匠作、住持人等。总领大约亦在大堂前六房办事，把总、提调、总旗、军士、苗军等，应驻守于各关隘，如龙凤关设有把总，万安关设提调。匠作负责施工，驻囤医生或主要负责施工人员伤情处理，住持人则居其所主持的庙宇内。“新王宫”后端沿垣墙分布的F5、F6、F15与F16，因地处后关入囤之要冲，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亦当有军士、苗军把守。

二、宴息娱乐之所

宴息娱乐之所，指土司及其家人与吏目在衙署内的居住、宴饮与娱乐的场所。

一般而言，无论府县衙署还是土司衙署，知府、知县与土司宅多位于中轴线后端，少量居于一侧，如甘肃鲁土司衙署中土司宅居左路，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正长官田氏宅亦在左路。

《平播全书·叙功疏》记载：六月初六日，明军破囤前夕，杨应龙“入卧房将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自缢死”，吴广等“至后房，破门寻见酋尸，急出诸烈焰中。须臾，火烧楼房一空”［5］。应龙自缢的“卧房”即后来寻见尸首的“后房”，可见土司卧房居于后端。按衙署前衙后邸的一般布局，审以“新王宫”建筑格局，在中轴线近旁又居其后的，唯有F8一组建筑。这是一组合院式建筑，由三开的正房、两厢、天井与前廊组成，右前有木栈道跨G2与二堂（F7）相接，反映其关联性。F8台基较F7高出约0.3米。当土司于二堂处理完公务后，可便利退居F8内休憩。因此，F8当即前述“后房”与“卧房”，为土司内宅，是其与妻妾的居所。天井内出土石砚台、青铜象棋子（仕）等遗物，表明F8除卧房外，可能还兼有“书房”的功用，即《严禁碑》所谓“但恐亲临本囤，跟随一应人役，书房听点题单，预发龙凤关，查点进出”者。F8内有砖砌灶台1个（Z1），叠于F8正房的地栿石上，靠压的正房檐墙杂乱无序，当为后期遗存。

前述永登鲁土司署、朗溪蛮夷长官司署中，土司宅均居左路，结合内乡县衙除中轴线外“以左为尊”的特点，有理由认为“新王宫”左路的姚家凼一带（F2～F4、F30）应即土司家人的居所。据《平播全书·献俘疏》，应龙有四妻（正妻张氏早年为应龙所杀，次为田氏，再为与其自缢于卧房的何、周二氏）八子（次子可栋早年死于重庆）二孙三女［6］。妻妾与土司共居内宅（F8），其余家人可能即住上述四房内。甚至“姚家凼”一名或系“杨家凼”之讹，意为杨家所住之地。

思南明代四长官司署中，均考虑了“吏舍”，左右不拘。结合“新王宫”格局，六房台基下的东西配房（F26、F27）可能即“吏目”住所。配房呈曲尺形，环六房（F23、F24）与仪门（F25）而建，以其台基为配房后墙，墙上留孔，横梁插于其内。配房于仪门台阶下设对称入口，并各置一砖砌灶台（Z5、Z6），显系生活区。于六房办公的吏目，出仪门即可进入此间，往返便利。

右路中央的F11，系一组纵横交错的“L”形建筑，当地民间俗谓“上马磴”。纵向者四开，左右二列并置；右列稍窄，后端设水池（C11），水源以暗沟引自C1内；左列七架，自北而南第二间内有砖砌灶台（Z3），表明其系生活区。横向者三开，右设门房以通L4（上达右路建筑后端）。结合“上马磴”的俗称，此或系马厩及用人居所，纵向者为居所，横向者为马厩。

左路最西侧的F9，该侧五间三架，紧邻水池（C10）。已发掘的东稍间设灶台（Z2）及方形石水槽。内出瓷片万余片，分属近500件器物个体，其中可复原者达143件，且不乏官样瓷器。另有铁锅等遗物。所有证据均指向，这是一组厨房。官样瓷器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使用者身份不凡。该厨房可能与家庙相关，亦可能与土司宴饮相关。F9东侧紧邻F20，为四间三架长房，前设石铺道路（L11），右连F19左通F9。因邻厨房（F9），F20的功能或同于忻城莫土司衙署大堂右侧的东花厅，为接待外来官员与宾客的宴会厅。

右路后端有C1、F1与F12，前有L4与之连通。F1五间三架，与二堂（F7）并列，东设门房与L4通，东梢间内横置巨石一方。1999年试掘时，曾于此获围棋子数枚。F1北接C1，池底墁石，后置加工规整的巨石为影壁，做工考究。水尤清冽，至今不涸，又以暗沟引往C11内饮用。池西与二堂（F7）之间形成小型庭院（设门出入），院与池相接一侧垒有砖墙，墙头拐角处以合角吻装饰。池东的F12建于基岩之上，三间三架，但开间狭小，当系亭榭建筑。结合景观与所出遗物，这里当系一处宴游之地，扮演着后花园的角色。F1台基较F7低约0.15米，可惜据目前所遗残痕无法判断F1与二堂（F7）之间是否有路相通，从二堂（F7）可与左侧卧房（F8）相通看，亦应有路通向与F8大致呈对称分布的F1（并C1）。如此，土司公务之余便可退居其间宴饮游乐，亦可为其在紧急情况下从二堂逃逸提供方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左路后端的F18，这是一组四合院式建筑，由五间七架的正房与倒座（亦不排除中央三间打通呈明五暗三格局的可能）、三间三架的左右两厢、中央天井及其四周廊道组成。与衙署内其余建筑天井下沉为池状不同，F18中央天井向上凸起，台面高出周围建筑的室内地面15～25厘米，四周设排水沟。特殊的结构表明天井可能有着特殊的用途，或系一处仪式展演与戏曲表演的舞台，向上凸起的天井便于观者环坐四周观瞻。

播州境内，戏台与戏曲表演的场景最早见于赵家坝杨氏第20世土司杨元鼎（？～1371）夫妇合葬墓的石刻中，因葬于明初故仍保留元代墓葬的特点。该墓男女两室的左右龛内，左雕乐舞，右为奉食，男墓均男子，女墓均女子。人物皆处在形如戏台的建筑（即勾栏）下，作面向后龛的墓主人像徐徐行进状。男墓左龛九男子，所奏乐器可辨者有琵琶、拍板、横笛和胡琴等。女墓八女子，奏琵琶、横笛和笙等；前导一人手持曲首杖，上有羽状装饰，或即《宋史·乐志》所谓“执麾人”［7］。另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成化年间，陕西乐户刘寿、刘鉴、郭福亮、张顺等“因本处艰难”，逃来播州“趁食住过”。而后，杨友诬宣慰使杨爱“使抄捉良民庞兆期女胜真、福真等一百余名充女乐，令乐户刘寿教习杂剧”，后经查明杨爱令刘寿“教习杂剧是实，并无抄札良民妇女充女乐”事。因诬告事宜，成化二十二年（1486）“有参政谢士元、都指挥杨纲、副使翟庭蕙前来体勘”，七月初九日三人“同到杨爱家看祖训碑。杨爱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唤乐户刘鉴、郭福亮，又各不合依听到伊家弹唱”［8］。杨爱家即播州城内宣慰使司衙署，所记并未说明弹唱是否在戏台进行，但反映了杂剧表演之风在播州流行的盛况。历代土司受其浸染，当以之为乐事。这一风气可能影响到海龙囤上衙署的布局。

而在土司辖境的特定空间进行仪式的展演以达教化之功，播州城有农历七月十二的“迎赛壁山土主”仪式，文庙前大街似是展演的主要场所，每年依例进行。活动中，播州军民“装扮义夫节妇过”，既喧嚣又严肃。前述来播体勘的三位明政府官员因在文庙仪门下坐看，又欲饮酒，“殊失表率之道”而受责罚［9］。这实际上是一场祭祀壁山神赵延之的活动，除求得“雨旸应祷”的心理慰藉外，还是一个宣扬教化的重要场域。以戏台为载体，通过仪式的展演和戏曲的表演，既可娱神又可娱人。云南南甸宣抚司署的左路建筑中即有戏楼的设置。清容美土司境内司治及各行署多设戏台，土司田九峰还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延请戏曲作家顾彩客居土辖境。如其宣慰司治衙署大堂之后的楼中设戏厅，行署平山爵府的关公庙前亦设戏楼，关公诞辰日（农历五月十三日）还“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并大会宾客，又“具朝服设祭”，乡民有百里来会者［10］。在关公庙前设戏楼，以及细柳城庙楼的戏剧表演，人神皆娱。衙署内设戏台，既是土司个性的表达，又是娱乐与教化的需要。

鉴于“新王宫”内F18天井高耸的特殊结构，加以处在家庙（F17）近旁的特殊空间，参之前例并结合播州戏曲之风颇盛的历史背景，其为戏楼的可能性较大。惜乎未进行全面揭示而取得更多的证据，故以上推测是否正确，尚留待未来的田野工作予以检视。

三、礼仪宣教之所：兼说杨氏家庙

前述戏台已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但表现得更为突出的当属家庙。祠堂祭祀本身就是封建礼法的一部分，朱熹（1130～1200）在《家礼》的开篇便讲祠堂，并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方向的取定，“凡屋之制，不问何向背，但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后皆效此”，即不论向背，一律视为坐北朝南。“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其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又规定，“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非嫡长子，则不敢祭其父”［11］。于播州杨氏而言，继承土司职位的嫡长子便是“宗子”，族人须接受其治理，并由其主持祖先祭祀的仪式。家庙与祠堂性质相同，但也有所区别。据《明会典》，品官称“家庙”，庶民为“祠堂”，且因“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12］。因此朱子《家礼》于明一代有广泛影响，于播州杨氏亦然。其“土司”诸墓中，由宋至明，墓志铭从置于墓中到置于墓外的变化，即是受《家礼》将志石“埋之圹前近地面三四尺间，盖虑异时陵谷变迁，或误为人所动，而此石先见，则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为掩之也”［13］等要求影响的结果。

播州杨氏家庙的营建，始于第13世杨粲主播时。据元人程钜夫（1249～1318）撰于大德七年（1303）的《忠烈庙碑》记载：“嘉定六年（1213），高祖忠烈公（按即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按即杨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至“咸淳四年（1268），考惠敏公（按即杨邦宪）又请于朝，锡今庙号（按即忠烈庙），刻家训（按即宋濂《杨氏家传》所记‘家训十条’）于石榜，崇孝于楼”。杨粲不仅建了家庙，还开启了对华夏礼仪的全面吸纳，出土的《杨粲墓志铭》即记其“讲诸侯五月而葬之礼，棺椁制度，焕然鼎新”［14］。而尊杨端为始祖反映了杨粲“改制”应还包括对其祖源记忆的重构，杨氏从此由本土土著转变为“太原诗礼旧家”［15］。杨氏的家谱，此时可能已经出现。至元二十八年（1291）杨文妻田氏墓志铭中有“穹爵修门，见之家谱”句，是宋元之际家谱已在黔北流行的信号［16］。杨氏超越空间（从太原到播州）的祖源构建，是华夏“英雄徙边记”的另一案例［17］，通过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而实现华夏化，是华夏边缘人群的一种普遍策略［18］。这一策略，使得杨氏成为异于周边“夷陬”的华夏“诗礼旧家”，故而拒绝与水西安氏土司（彝族）通婚。杨粲的举措，对播州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纷纷宣称其华夏身份。如宣慰使同知罗氏亦称其先为太原人，且先杨氏而入播；令狐、成、赵、谢等八姓则系太原人杨端的同乡；播州长官司王氏亦从太原入播；真州长官郑氏则为唐宰相郑畋之后云云［19］。足见华夏边缘人群对其所宣称的华夏祖源的倚重，家族血缘记忆终助其在蛮夷之地构建起复杂的社会网络，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力量与统治的合法性。

据《杨文神道碑》，杨文主播时，为先父杨价请命于朝，宋廷“赐庙忠显”。是价先受赐（杨文于1265年辞世），而粲后赐（1268）。《杨铿墓志铭》称其祖“有封公、封侯伯者，有赐庙、赐食封者”，将“赐庙”与封公侯并置，可见所谓“赐庙忠烈”或“赐庙忠显”与杨文自己“谥崇德”一样，乃朝廷于其死后所赐美名，而非专为其另建祖庙。《忠烈庙碑》即径称“锡今庙号”（忠烈），明确其系“庙号”，与“谥号”相类。《杨粲墓志铭》称粲“建家庙，以祀五世”，而端为始祖“百世不迁，余则有夹室以奉祧主”，则“五世”当为始祖、高祖、曾祖、祖、父，各置其神主（牌位）或遗像于家庙中。

杨粲兴建家庙，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宗法之制，虽在商周即已流行，但随科举制的推行，于唐代出现衰落的迹象。宋初，官员并无家庙，四时祭祀只在住宅内举行。12世纪初，宋徽宗“徇流俗之情”，允许节度使以上官僚祭五世祖先，文武升朝官祭三世，其余小官和士庶人许祭二世，庙址设在私宅内的左面，或住宅外侧。家庙于是开始流行。理学家程颐（1033～1107）并不够祭五世祖的条件，却私自实行，民间僭越之举亦很普遍［20］。13世纪初主播的杨粲生前官至忠州防御使，按制亦不能祀五世，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建家庙而祀五世。

杨粲创建的杨氏家庙，应设于播州城内衙署的左路。前揭《忠烈庙碑》记杨邦宪（1242～1285）请命于朝，“锡今庙号，刻家训于石榜，崇孝于楼”，所谓“家训”应即宋濂《杨氏家传》所记“家训十条”，为“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佞，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据此可知，石碑立于家庙内。《勘处播州事情疏》记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月初九日，四川都布按三司官员“翟庭蕙与杨纲、谢士元同到杨爱家看祖训碑”。结合同书所记，可知所谓“杨爱家”即播州宣慰使司衙署。据此，杨氏家庙设于衙署之内。又《杨铿墓志铭》记：铿主播时，“冠、婚、丧、祭，一遵古典。大修祖庙，増祭器□□□□传，置杠梁，及所居第宅左旁，缉而一新之瑎庭”。可知家庙（祖庙）位于“所居第宅左旁”，即衙署左路。铭文称“大修祖庙”而非“新建”，是大修乃于已有家庙的基础上进行，并增设了祭器。其家庙的大致格局，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政府官员在“杨爱住宅内看得”，“中庭扁作忠孝堂”，“其祖先堂承恩堂并小厅左右角门，有飞檐转角”［21］。此“祖先堂”即杨氏家庙，名曰“承恩堂”，而“杨爱住宅内”的“忠孝堂”为衙署正堂。该记载进一步表明杨氏家庙设于衙署之内，且其格局应是承恩堂居中，左右有小厅，设角门，屋面结构为“飞檐转角”。综上，自杨粲首创至杨铿大修，杨氏家庙俱在衙署之左，合于宋廷的规定，亦与朱子《家礼》的要求一致（立祠堂于正寝之左）。

回到“新王宫”，这所由杨应龙所创建的“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的土司衙署，在布局上多取法于其播州城内宣慰司司治，亦可能在衙内设家庙，并置于正寝之左。“新王宫”内符合这一条件的有F9、F17与F18三座房址，且三房在空间与朝向上自成一体。空间上，居于左路建筑后端的高台上；朝向上，为54°，与中轴线建筑形成夹角（38°），这样的处理当系有意为之。彼此间的叠压或靠压关系显示，三座房址形成的整体建筑，相对关系上略早于其他建筑。此与朱子“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的要求契合。拆分来看，前文已推测F9为厨房，F18为戏楼，那么最可能为家庙的便只有F17了。F17建于独立的高台之上，自前而后形成五级平台，当地称“三台星”，不像民间随口而呼，可能为故老相传并潜在一些重要信息。三台星，是中国古代的星辰司命信仰之一，与道教关系密切，并将之升格为星君，“上台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22］。各星司职，据《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为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变则占其人。”［23］说法不一，但中台“主宗室”，“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等认识，使家庙与三台星之间产生了可能的关联，不过仍需更多证据支持。播州杨氏对占星术的重视，已有先例。据《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明成化间，江西人曾循道入播，只因“访得曾循道能观天象，暗晓兵机，迎请到州，拜作军师，日看兵书，夜观星斗”［24］。“三台星”（F17）建于五级平台之上，前台高峻，道自左右两侧对称而入，径至第二级平台，右路（L3）在入口之外另设门道。其左右两侧起砌山墙，石脚呈枭混线，颇考究。中央设踏步，拾级而上。从残存的迹象看，末端正房三开（第五级平台），前设月台（第四级平台）；台下为两厢（第三级平台）；再前为倒座（第二级平台），第一级平台应为庭院。这一格局，与《家礼》祠堂“三间”，“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的要求大致吻合。亦与播州宣慰司衙署内家庙“承恩堂”居中，左右设小厅的布局相似。又“神厨于其东”，因坐北向南，东即左，确定为厨房的F9恰在F17之东（左），应非巧合，而表明F9可能亦作神厨之用。居其左侧的F18，若确为戏楼，则宛若前述容美土司于关公庙旁建戏楼或关公诞辰于庙楼演戏一样，既可娱神又可娱人。如此，这三组朝向一致而且先建的房址（F9、F17、F18）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也增添了F17为家庙的可能性。

土司于衙署内建家庙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永登鲁土司祖先堂设于衙署中轴线后端，忻城莫土司祠堂设于右路，大屯土司庄园余氏宗祠设于左路，武定慕连土司祖宗堂在中轴线末端，其前为左右两厢，分别为用人房与祭祀用厨房。而这种现象则断不可出现于府州县等流官衙署中，在于流官有任期而土司世守其土。文献记载显示其家即其衙，家衙一体，这也构成了土司衙署的一个鲜明特点。

如果说中轴线上的治事之所是土司政治权威的表达，那么凸显宗法意识的家庙则是土司合法性的血缘依据。按制，土司袭替朝廷有明确的规定，如拟袭者需提供“宗支图本”，有“官吏人等结状”，经官员“体勘”后方能上报，同时“土官册报应袭法”即预定承袭人［25］。《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了一个职衔较低的长官司长官袭替的案例：“成化三年（1467）八月内，本司长官何庸病故户绝，有伊族侄何熙庆不合捏称系何庸嫡长男，告袭前职。杨辉不合准信，拘集亲族里老审取结状，备申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具奏准令，冒袭前职。”［26］冒充亡故长官的嫡长子，相当于提供“宗支图本”与土官应袭法；而袭职须有“结状”，其上司宣慰使杨爱通过“拘集亲族里老审取结状”得以实现；而后报“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并获通过。杨氏有“宗支图本”，自杨粲开始重塑祖源记忆，至明初宋濂撰《杨氏家传》，为其提供了清晰的宗支叙事。同时“杨氏家法，立嗣以嫡”［27］，即其“应袭法”。该“家法”至迟在杨文主播时即已订立，《杨文神道碑》记“君领郡，式遵家法”。继承土司职位的嫡长子遂成朱子《家礼》所规定的世守祠堂的“宗子”，负责主持家庙内祖先的祭祀。在此意义上，家庙是土司承袭合法性的血缘证据，因此在土司衙署中得以彰显。

土司通过始祖追认与祖先祭祀强化其内部认同，通过中央政权所赋予的职衔强化其政治权威，表现在衙署的格局上就是对两种礼仪性建筑的彰显：一是中轴线上的政治性礼仪建筑，与朝廷的要求保持一致，反映了土司的国家认同；二是宗族性礼仪建筑，将家庙置于衙署十分显著的位置上，强化宗法意识而实现家衙一体的衙署布局。两组建筑，遂成土司合法性的政治与血缘表达。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土司普遍将家庙建于衙署之内，而“新王宫”内F17应即杨氏家庙。

四、结语

结合建筑格局、其他衙署资料与文献记载，可知“新王宫”为明代海龙囤的内城，其性质为土司衙署。现存主体建筑由杨氏第30世土司杨应龙创建于明万历时期，最终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播州之役战火。明代建筑在营建顺序上存在先左后右、自后而前的趋势，但“新王宫”系整体规划、一次建成的。从地形推断，“新王宫”可能也是南宋“龙岩新城”的衙署所在地，但目前发现的零星南宋遗存尚不足以对此做出肯定回答。明代衙署毁弃后，海潮寺僧众成为“新王宫”的主人，也留下了不少遗迹、遗物，但已与土司无涉。“新王宫”明代土司衙署整体格局呈三进三路，有治事之所、宴息娱乐之所与仪礼宣教之所。自前而后中路依次为大门（F28）、仪门（F25）、六房（F23、F24）、大堂（F22）、两厢（穿堂）、二堂（F7）与土司卧房（F8）；左路为吏舍（F26）、土司家眷居所（F2～F4、F30）、总管厅（F19）、宴会厅（F20）、神厨（F9）、戏楼（F18）与家庙（F17）；右路为客舍（F29）、吏舍（F27）、监房（F13、F14）、府库（F10）、马厩与用人房（F11）以及宴游之所（F1、F12与C1）。呈现前衙后邸、左尊右卑的布局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作物在各房址的普遍出土，反映在播州之役爆发的特殊情况下，多数房址可能曾被挪作粮仓之用，以保障供给；同时随囤上驻扎人员的激增，原先规划的建筑功用可能被临时调整而辟作他用。

注释：

［1］（明）申时行重修，（民国）王云五总编纂：《明会典》卷六二《礼部二十·房屋器用等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79、1580页。

［2］（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22页。

［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七《破囤塘报》，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57页。类似记载亦见于（明）栖真斋名衢逸狂演义：《征播奏捷传》第四十二回：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乃令军士开各库藏，取出金银珍宝，罗缎细帛等物，分散众将”，遵义县文化体育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点校本，2004年，第186页。

［4］王贵祥等著：《中国古代建筑基址规模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107～109页。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6］（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四《献俘疏》、卷五《叙功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5～126、150页。

［7］李飞：《宴会、戏台与影堂：墓葬中的生死》，《当代贵州》2017年第46期。

［8］（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4、74、90页。

［9］（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10］（清）顾彩著，高润身等注释：《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45、59、78页。

［11］（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5、876页。

［12］（正德）《明会典》卷八八《礼部四十七·祭祀九》“品官家庙”与“祠堂制度”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24页。

［13］（宋）朱熹：《家礼》卷一《通礼》，第917页。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27～129页。

［14］《忠烈庙碑》载（元）程钜夫：《雪楼集》卷一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2页。

《杨粲墓志铭》参见谭用中：《杨粲墓及其出土碑志考》，《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杨氏墓志铭文参见李飞：《夷夏之间：播州杨氏羁縻·土司墓葬研究》附录一“播州杨氏出土与传世文献选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48～350页。

［15］关于杨氏的祖源，出土的《杨粲墓志铭》因残缺不全，未见杨端自太原入播的明确信息，但有“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烽烟之警，求其……秦潞二王为节度使。思权死，弟思勉得旨出家”的零星记载。其中，“秦潞二王”，为唐明宗之子李从珂（潞王，曾为凤翔节度使）、从荣（秦王，曾为河东节度使）；“思权”即杨思权（875～943），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先后事秦潞二王，曾任“邠宁节度使”。此杨与播州杨氏的关联不明。至《杨文神道碑》（当撰于杨文下葬的1267年前后）则称“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离隔，杨氏世守其土”。首次叙及杨端入播，但未言明祖籍何地。元大德六年（1303）《杨文神道碑》记：“杨氏系本太原，唐乾符初赠太师讳端者，宦游会稽，后客长安。适南诏 播州，大为边患。有旨募能安疆场者，太师慨然自效，遂命为将，以复播州。威畅恩融，夷夏畏服。因领其郡，是为播州杨氏始祖。”第一次明确杨端祖上为太原人，杨端自己则先宦游会稽，后客居长安，再领兵入播，而成播州杨氏始祖，这成为后世祖源叙事的范本。（《杨文神道碑》志文参见李飞：《家事与国事：关于贵州遵义出土〈杨文神道碑〉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此后元人袁桷（1266～1327）所撰《杨汉英神道碑》称“乾符鼎移，五季嗣兴。维并杨氏，太师肇初。往理其疆，以黜以助”，延续了《杨文神道碑》杨端乾符入播的叙事﹝载（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8～351页﹞。元至正六年（1346）《玉皇观碑》记“播自唐乾符间，太师杨端肇基此土”。明初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五《杨赛因不花传》记杨汉英（杨赛因不花）“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杨氏祖源写入官方正史，遂成定论。宋濂还专为杨氏撰写的《杨氏家传》称：“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旺族。后寓家京兆。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与《杨文神道碑》的记载无甚出入。至明万历时，杨氏因此华夏身份而拒绝与水西安氏（彝族）通婚，《平播全书》卷十四《书札·杨监军》记：“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为猡鬼，耻与之同盟也。”足见祖源记忆对土司的影响。第13世杨粲既“封太师公为始祖”，虽其墓志铭因文字缺损而叙事不清，但可肯定杨氏祖源叙事的范本此时已定，杨氏后人与时人不过延续其说而已。杨氏为土著之说，参见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原文发表于《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1941年；加后记再刊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6］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

［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第77～94页。

［18］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9］（清）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卷二《建置》、卷三一《土官》，巴蜀书社，2013年，第30、603～610页。

［20］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57页。

［21］（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22］孙伟杰：《“籍系星宿，命在天曹”：道教星辰司命信仰研究》，《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2卷第1期。

［2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志第一·天文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页。

［24］（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25］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146页。

［26］（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丛书集成初编·张司马定浙二乱志（及其他二种）》，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一辑

文稿：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