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乾隆年间《巴县志》，查阅城市建设档案，多次看到关于“巴蔓子”“将军坟”的字样，有纪念气节的诗文，也有春秋祭祀的描述，也有多次讨论培修的文书，对于重庆，这个位于古城西侧的“遗塚”，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将军坟的初印象

 

翻阅晚清时期的重庆府舆图，将军坟赫然可见。现存文献记载巴蔓子故事时间最早、内容最详尽的当属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其中《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如下：

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1]

 

张云轩版《重庆府治全图》中，将军坟标注清晰，并配有“东周巴蔓子墓”标注。

 

巴蔓子将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是为数不多的让巴楚两国用“上卿”之礼葬其脑袋和身体的。故历朝历代，多有悼念，流传至今的诗文数十首。土生土长的清康熙年间进士龙为霖[2]就曾写下《踏青过巴蔓子墓》[3]，劝诫巴县百姓，春游之时，别忘了祭拜将军坟。

刎颈高风悬日月，存城旧事邈山河。

行经西路孤坟惯，思入东风芳草多。

得如此臣真足矣，无降将军更如何。

廉颇生懦归忠魄，岁岁游人莫浪过。

对于将军风骨，寓居此地的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也感叹异常，写下《巴蔓子墓》[4]。

穹窿哉，蔓子墓，渝城颠，石封固。多少王侯将相陵寝穴，樵儿独此屹立，两江虹势迥盘护。头断头不断，万古须眉宛然见。城许城还存，年年春草青墓门。君不见，背弱主，降强主，断主之头献其土。又不见，明奉君，暗通邻，求和割地荣其身。惜哉不识蔓子坟。

1922年，川军第一军军长兼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驻守重庆，主持重修巴蔓子墓，并立碑题词“东周巴将军蔓子墓”。墓由石条砌成六角形，顶为圆形，以三合灰封砌。落成之时，乡贤赵朗云曾撰写对联纪念：“霸业久销沉，楚子何曾留寸土；荒坟犹耸峙，将军依旧镇三巴。”[5]寥寥几句写出了将军作战岂止在沙场的气势。

将军轶事流传千古，抗战期间，仍有不少市民前去悼念。1941年《时事月报》曾有文记录此事，并附有《莲花池吊巴蔓子将军坟》[6]诗文一首。

将军请师三城休，将军谢师将一头，

反覆小节岂足责？慷慨义烈凌千秋。

楚王贵人贱土芥，不以蔓子三城酧。

英雄头颅那易得？葬以上卿礼必周。

巴楚迢迢精灵接，身首相望各一丘！

朅来吊古发深喟，捐燕卖塞甘包羞。

头宁可断寸土宝，金瓯已破生安偷？

纵今存亡与城共，犹惜激烈乏深谋。

英风誓欲绍千古，遗塚犹足光神州，

江城劫火悲余烬，莲花零落香风流。

此文成稿之时，山城重庆正饱受战争之苦，而莲花池畔的将军坟却时有香火弥漫。

 

战火纷飞的时代，将军坟顶部茅草丛生，略显破败。

 

战时的竭力培修

 

战火无情，日军的无差别轰炸让重庆的城区充斥着残壁断垣。自1939年，重庆市政府决定在城区开辟火巷，在建筑密集地区拆除房屋、拓宽道路，以阻断火势蔓延。巴蔓子墓也在拆除火巷路线上，其一侧的围墙被拆除，加上战时缺乏保护，周边环境一度变得破败不堪。时任重庆市长吴华甫甚为关心此事，责令重庆市工务局解决此事。

1940年1月8日，重庆市工务局就提交了“关于检送整理巴蔓子设计平面图及工程预算单”，“经本局遵照测绘设计，依巴墓地址，适在民生路二十公尺增宽范围内。若照现址重修，则妨碍民生路加宽之计划，如将路线北移，则又与照原有马路两边平均放宽之原则不符。且北边地势陡峻，工程浩大，施工不易。”重庆市工务局找出资料佐证，希望战后能够移动墓地。“按巴县志载，巴墓曾为某丞相毁没，后由地方人士就该地复建一墓，至清代雍正乾隆两朝，曾经重修二次，民国十一年市政府成立，建筑马路，又复重修一次，即今之墓址。基此而观，可知今墓已不复在原墓故址。兹绘具永久设计平面图，将墓址略移，以免妨碍拓宽路幅而资保存古迹。惟该项设计为永久性质，需款甚巨。值此抗战期间，敌机轰炸频仍，去年该墓附近曾数次被炸，现拟作简单修理，四周加筑围墙，补植树木，俾肃观瞻，俟抗战胜利后，再行照原设计兴筑，以垂久远。至所需简单整理经费四千二百元，拟请即在本局杂项工程费项下开支，（俟本月份经费领到后开工）是否有当，理合检同整理该墓永久及暂时设计平面图。”[7]这一庄严而大气的设计显然不符合战时重庆的经济水平，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工务局提出了权宜之计，即便是简单设计，也是举步维艰。

 

1939年12月，重庆市工务局关于巴蔓子墓的永久设计平面图，墓室和周边环境颇具规模。

 

显然此时的巴蔓子已经引得重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久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1940年3月重庆市地方自治促成会，再次呈请重庆市政府，希望对于巴蔓子墓“保存古迹，加以培修”[8]。1940年4月3日，重庆市财政局也向重庆市工务局发出了“关于保留巴将军坟墓七星岗附近开辟马路路线可否改变请复查”的公函，“查七星岗坎下新辟太平巷，系将来建筑马路路线，巴将军坟墓即在该路路线以内，势须拆除，兹准胡参政员面嘱设法保留该墓，前来经派员查勘该路线，若向真元堂方面移动该墓即可保留，复查土地法第三四〇条规定，征收土地遇有名胜古迹，于可能范围内避免之，该墓系巴县古迹，依法自应保留，唯该路路线可否变更事属。”[9]财政局希望合理合法保护该墓地，以希冀移动火巷马路的动线。 

 

将军坟本在火巷马路的动线上，后经过重庆财政局沟通，最终火巷马路的动线得以微调，并保证了将军坟不受影响。

 

时在重庆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0]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就墓地情况于1940年4月5日呈报内政部，称“查重庆市通远门七星岗巴蔓子将军坟一座，系属历史上重要古迹，自应妥加保护，近日因该地开辟火巷马路有毁损”，请“转咨重庆市政府制止，切实保护”。国民政府内政部十分重视，4月9日便将意见转告重庆市政府请予重视。重庆市政府收到此文件后，由市长吴国帧签署复函，再次表示“遵照保护”。[11]

将军坟的保护问题，牵动着两级政府的心。重庆市工务局旋即微调马路动线，并开始进行维修。历时一年多，1941年5月24日，该项目承包商“巴将军墓土墙大门工程业已全部完竣”[12]，申请验收，并顺利通过。但在之后几年里，巴蔓子墓依旧面对重新装门、多次整修等问题。

 

 

1941年完工的巴将军墓土墙及大门示意图。

 

乡贤助力文物保护

 

虽然巴蔓子墓得到维修，政府后期也派人专门管理，但是战时诸多因素，行政力量力不从心，关键时候，地方乡贤挺身而出，成了保管的主力军。

1942年3月29日，重庆市政府委托重庆市社会局专门发放聘书，兹委任“胡委员文澜[13]为本市巴墓保管委员”，胡文澜系老巴县“五老七贤”序列人物，威望颇高，重庆市政府希望他“派员经常驻守负责保管外，行检查牌告之事”。同时，重庆市政府还另外在墓地周边张贴牌告，以警市民。“查巴将军墓为本市胜迹之一，值兹抗战期间，凡我市民参拜于兹，均应追仰先烈不屈不挠精神，藉资发扬正气。所有围墙内墓景尤须共同维护，以示崇敬，不得随意损坏，致碍观瞻……市长吴国桢”。[14]

 

重庆市长吴国桢签署的关于聘胡文澜为巴墓保管委员的文件。

 

实际上，墓地情况依旧很不乐观，重庆市社会局本来是要将墓地移交胡文澜接管，但是附近居民对牌告置若罔闻，依然是垃圾堆塞，污垢之物遍地。1942年4月，对巴蔓子墓地现状意见颇大的胡文澜再次致函重庆市社会局，表示“实无法保管，请迅为维修，以全古迹”，就胡文澜提维修事项，重庆市社会局委托中央建设公司再行设计，初步拟定维修方案，主要有换修墓门，装饰门头，重立碑石，修十寸围墙和四尺的石板路，并铺设煤屑，墓前石桌加四个石礅，沿路两旁栽种白杨、梧桐、松柏、万年青等树木。[15]此方案并未得到全部实施。

胡文澜为了保护巴蔓子墓，可谓是煞费苦心。1946年1月10日，他再次向在重庆市政府任职的老同学赵廷璧诉苦，希望“派员清扫巴蔓子将军坟墓”“廷璧同学仁兄惠鉴，前晤谈甚为快慰，敬启者七星岗巴蔓子将军墙范围内，工务局修马路时将土石堆与墙内，致污秽不堪，拟请市政府饬该局迅予扫除，以尊崇先贤之古迹也，弟胡文澜再拜”。[16]

为了进一步保护将军坟，1944年，七星岗附近的乡绅还曾自发组织了“巴墓莲池会”，“缘本市民生路有东周时代巴蔓子将军古墓一所，又莲花古池一口。自前清时代起，县宰主持春秋祭祀，迨至民国祀典废弛，所有附近地址，亦为官方价卖，或为奸徒侵占。本坊士绅有鉴于此，特组织巴墓莲池会以资保存募集资金，培修房舍、树植花木、设立民众图书馆等事”，除了维护周边环境，该组织还试图“恢复每年春秋祀典”[17]，将巴蔓子将军精神发扬光大。

但是该组织作为公益组织，运营不力，只能申请免征营业税。1948年2月13日，他们向重庆市财政局提交了“关于准予豁免营业税的呈”，详细交代了资金用途和面临的窘境。“查本会为保护胜迹表彰先烈起见，受政府之委托，特于周代巴将军墓修葺亭台广莳花木，间则设置茶座以供人民游憩并景仰之所，如有闲余则供春秋祭扫费用，固非一般普通经营茶社者可比，且自开办以来，人工缴用异常浩繁，入不敷出，亏折之数均由本会会员分摊，顷接茶社业同业公会通知云，须缴三十六年秋季营业税十六万元，获悉之余，昌盛惶惑，本会经营巴园茶座具缘起与理由，既如上述而亏折，累实有令人不堪设想之苦，迫不得已为特呈明事实恳祈。”[18]并得到重庆市财政局的准许，就这样巴蔓子墓的维护工作得以传承有序。

 

迁蜀学者的情节

曾在重庆读书、后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的郭祝崧[19]教授在其1944年12月撰写的文章《将军坟》[20]一文中，描述了将军坟在他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当我每次乘车飞驰而过新市区[21]的时候，在公路西边总有一个地方，令人有点碍眼，那是在定远碑至通远门路中，有一段街房突然中断的地方，土地也凹下去了几尺深。这一块凹了下去的土地，不规则的是周边，边沿栽了几株死气沉沉的小树子，中间是一个土丘，当时我很怀疑，以为这必定是一个有钱有势人家的祖宗的坟墓，可是怎么又只有一堆土呢？若说是一片空地或是一个突出的山丘，这也不像的；地产与房租是那样的高昂，为什么地主不加以利用呢？

我又不敢拿这个问题去问人，怕人家笑我，把一片空地一堆泥土都大惊小怪地当作一件稀奇的事物，后来我实在想不出那是什么东西，我只有偷偷地问一问佣人，他们说是：“将军坟”。我问他们：“将军姓什么？名字又叫什么？”他们答不出，虽然探听出一点线索，但大体上说，仍旧是莫名其妙！

郭先生自幼好学，后终于在课堂上问得了“将军坟”某些线索。

一天，我迟疑了许久，终于不顾一切地猝然向一位数学先生发问：“将军坟埋的是什么人？”当时他还在背朝着我们面对着黑板区草算，独听了我这一问，停了一下，回身过来，问：“哪一个在问？”我说是我，同学们都望着我，我一看他们没一个笑，我想他们是不敢笑，因为这位教师平日对我们所作所为，在一群小学生眼睛里，无异是一位专打手心的“混世魔王”。而专打手心这一行动，又不及西游记里面各洞魔王来得厉害。大家以为他听着这一没头没脑的问话，一定又要大发脾气，所以没人敢笑。殊知事实的演变，常常都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这一回他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着问大家。问了两三声，没一个开口，不知大家是不知道呢？还是怕他？结果他用了那堂课最后20分钟来为我们述说一个为国尽忠而死的、一位葬在重庆的将军。

那正是“九一八”事变那一年，而且就在“九一八”后三四天，如今我想，那位先生没有发怒的原因，或许就为这一惨痛的国耻的缘故！同时他叙述着悲壮的故事时，绘声绘色竭尽所能来把这一段史实加以小说化、趣味化，以引起这一班小学生的注意。

这位老师对这位远古爱国将军的阐述，或许是十几年后，郭先生撰写此文的缘起，后他专门手抄《华阳国志》中“巴蔓子”一段文字，以纪爱国之情。而关于“巴蔓子”故事的真实性，民国也有争论，但郭先生用于右任先生的教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近几年来，我常听说蔓子的事是虚构的，他们的理由是四川的历史在东汉以前都是假的，要东汉之末及三国时期才算是真的，这是他们的大前提；将军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土丘而已，有什么能证明这是蔓子的坟呢，这是他们的小前提，结论自然就是“巴蔓子”就是“巴蛮子”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史实，就为他们所毁灭了。

不过我也无法去找得史证来反驳，因为除去《华阳国志》《巴县志》等少数学书而外，不能寻出格外有力的史料，我也非考古学家，不能去发掘将军坟去检寻蔓子葬仪的遗物，不过我能引用于右任先生在4个月前对我们说的话，他说一般怀疑大禹存在的人，都是忘记祖先，推倒祖先的荒谬的人。我想我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批评那一班怀疑蔓子将军存在的人。至少我应当劝大家相信我们中国曾产生过这样一位牺牲自身来成全国家的人。[22]

 

 

今巴蔓子将军坟，每年农历“三月三”（清明前后），仍有不少市民前去祭拜。

 

撰写此文时，背景不详，但郭祝崧先生已经迁居成都，却依旧心系家乡英雄往事，且那年他只有25岁。自20世纪30年，巴将军墓因马路修建，其一侧被持续抬高，墓地也逐渐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下。

纵然今天的将军坟不是巴蔓子真正的墓地，但是其舍身救国的民族大义一直被传颂。千百年来，文人至此，莫不诗文咏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上至地方政要，中至地方乡绅，无不竭力维护巴墓的庄严，下至黎民百姓，都在重要时节来此，纪念这位民族英雄。

一个城市当有一个城市的精神，每一次对将军墓的祭拜和培修，都传达了这个时代重庆人对这位上古英雄的顶礼膜拜之态度，今亦当如是。

注释：

[1]（晋）常璩：《华阳国志》，齐鲁书社，1998年，第3页。

[2] 龙为霖，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清朝康熙年间进士。

[3] 彭伯通：《重庆题咏录》，重庆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82页。

[4] 彭伯通：《重庆题咏录》，重庆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203页。

[5] 彭伯通：《古城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65页。

[6] 语亭、杜霭簃：《时事月报》，1941年第24卷第2期，第3页。

[7]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3-0020-00448-0000-001-000。

[8]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4-0001-00048-0000-001-000。

[9]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7-0004-00248-0000-003。

[10] 1928年3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该机构是民国政府较早设立的文物保护管理及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成立之初，该机构进行了大量有关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的调查,抗战全面爆发后，迁徙至重庆。

[11]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7-0004-00248-0000-004。

[12]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7-0004-00248-0000-010。

[13] 胡文澜，原名胡景伊，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民国将领，1938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

[14]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0-0001-00463-0100-024。

[15]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0-0001-00463-0001-064。

[16]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3-0020-00450-0000-020-000。

[17]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3-0020-00450-0000-013-000。

[18]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64-0008-01963-0000-032-000。

[19] 郭祝崧，曾就读于重庆初级中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后为四川师范大学知名教授。

[20] 郭祝崧：《旅行杂志》，1945年，第19卷，第1期，第10—13页。

[21] 1929年重庆建市后，将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以外往西的区域，统称为“新市区”。

[22] 郭祝崧：《旅行杂志》，1945年，第19卷第1期，第13页。

（感谢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默玉凡、侯婕对此文的支持。）

图文：张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