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南山地［2］与 云贵高原同处于横断山区东缘，两地不仅地缘与地貌相近，而且长期以来，生活于此的古代族群彼此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历史上人群之间移动频繁，文化互动频仍。此前笔者对此进行过简单讨论［3］，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山地影响广泛且复杂多样。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山地的发现，自西而东可分为三个区域，西部为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的盐源盆地；中部为凉山州南部的会理城河流域，其外延可延伸至金沙江南岸元谋的丙弄丙洪遗址［4］；东部为大凉山腹心地区（图一）。这三个区域的滇文化因素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盐源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境内大部分地区属于川西南山地褶皱高山地带，系横断山脉的南延部分，山间多断陷盆地或谷地，地貌特征属于云贵高原典型的“坝子”景观。盐源盆地环县皆山，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是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上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南下经川西高原进入云贵地区的走廊，具有西北地区和云南西部新石器晚期文化因素的盐源皈家堡遗址的发掘，佐证了该地区距今5000年以来便是南北文化与族群交融的节点［5］。盐源青铜文化是以盐源盆地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大、中型墓口盛行巨石覆盖，葬具有棺、有椁，殉马习俗和祭祀仪式常见，广泛使用朱砂；随葬品质优、量大；小型墓葬仅见木棺，随葬器物相对简单，且数量较少等。盐源青铜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多元特征，如枝形器、“干”字形杖、管銎兵器、双柄刀、方銎刀、鸡形饰；三角援戈、弧刃钺、杖及杖首、案、铜鼓、双柄刀等是该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因素［6］。盐源青铜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迥异于周边的西南夷青铜文化，其文化分布范围以盐源盆地为中心，西至金沙江北岸的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7］和永胜县［8］境内；北至木里；东北影响至安宁河西岸［9］；南至攀枝花。主要集中分布于雅砻江下游地区，止步于金沙江北岸，以双环首剑、銎柄剑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已经外溢影响至西藏阿里的皮央地区［10］和滇西北的迪庆地区［11］。盐源青铜文化复合性与多元性特征非常突出，大量滇文化因素存在便是其特质之一（图二、图三）。老龙头墓地是盐源青铜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墓地，该墓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遗存中滇文化因素表现最为突出。该墓地目前发现的典型滇文化因素均是青铜器，如石寨山型铜鼓、覆瓦状编钟、装饰铜鼓杖首、蛇首无格剑、臂鞲、铠甲、笠形饰，由打维刀、卷经轴、卷布轴、分经棍、布撑、绕线板（或工形饰）、背带（护腰）组成的完整腰机组合。蛇、蛙、鸟等动物主题是二者常见的装饰题材（图三，2、4），镀锡工艺广泛使用也是滇文化与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共性之一；另有西南山地青铜文化中常见的山字格铜柄铁剑、臂钏、条形穿孔砺石等。

图二  盐源盆地出土滇文化因素

图三  盐源盆地出土滇文化因素

这些典型滇文化器物在盐源地区的出土反映出该区域的古代居民与滇人之间当有着密切的往来，有学者认为盐源青铜文化只是接受了某些滇文化器物，很可能是交战与贸易双方通过不同途径获取［12］。铜鼓在 M4 中的出现，表明了该墓墓主崇高的社会身份。特别是该墓中还出现了殉人，更表明墓主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13］。目前盐源盆地尚未发现来自滇文化的典型陶器，滇文化因素的遗物仅见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其可能是通过交换或其他手段得来的“舶来品”。

城河又名“尘河”，发源于会理境内的龙肘山东麓石棚子，自北向南蜿蜒迂回，贯穿会理县境，于新安乡回龙村河口流入金沙江。城河是会理县干流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河谷阶地及丘陵地区，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有丰富的光热资源和优越的气候条件，适宜耕种，是古代人类繁衍生息之地，文物资源丰富［14］。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距今5000年以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已经广泛生活于城河流域。青铜时代城河流域也发现独具特质的文化遗存，这些青铜文化遗存中亦可发现滇文化因素踪影，如黎溪的转场坝编钟［15］、会理果元乡［16］和罗罗冲［17］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郭家堡墓地出土的蛇首无格剑［18］（图四，1、3、2、4）。城河流域目前除了皈家堡墓地蛇首无格剑为发掘出土外，其余均无明确的出土背景。过去研究者认为该地出土的编钟同石寨山M6出土编钟相近［19］，此类文化因素当属于典型滇文化因素。目前从形制和装饰风格上观察，二者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石寨山M6编钟形制虽与转场坝相近，但转场坝编钟体形较大，口为弧形，而滇式钟多为平口；另外纹饰差异更大，石寨山为龙纹和菱格纹，而转场坝为抽象双蛇纹、芒纹和麦穗纹，从纹饰主题而言，其与李家山M51出土编钟和羊甫头采集铜钟相近［20］，但两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目前与转场坝编钟无论形制抑或是纹饰风格最接近的是楚雄牟定新甸出土的一组装饰蟠蛇纹编钟［21］，该铜钟使用对称装饰双蛇纹的风格同滇西和滇池地区编钟流行以双兽或双蛇、双鸟的主体风格应有着相近的象征意义。此类编钟流行的时代一般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黎溪出土的编钟与滇池地区编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相较而言楚雄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可能与之更为紧密，使得楚雄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滇文化与粪箕湾遗存文化交流的中介。另外，会理地区所见的石寨山铜鼓也主要是流行西汉时期的形制。近年会理南岸的元谋县丙弄丙洪遗址出土的滇式管銎戈、滇东黔西典型青铜琵琶形剑鞘（图五，2、1）、滇西地区典型青铜圈足杯等青铜器的发现［22］，凸显城河流域沟通金沙江南北两岸文化与族群交往的走廊地位。由上，我们推测滇文化因素进入城河流域可能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这也是滇文化最为盛行的时期。这些文化因素在城河流域的出现，可能是滇文化因素外溢影响的结果。

图五  大凉山腹地与滇东黔西地区共有滇文化因素

大凉山地区地处大凉山地区主峰黄茅埂以西，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以东，金沙江以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大致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布拖、昭觉、雷波、金阳、美姑、喜德、普格、宁南、越西等县。境内地形复杂，地貌类型齐全，中部山原海拔2000~3500米。大凉山腹地的众多河流分属金沙江和大渡河水系，受山脉走向影响，河流多为西北东南流向。大凉山腹地的山地、高原中镶嵌着多个相对平坦的“坝子”，它们基本属于山间小型盆地、小型河谷冲积平原与河谷阶地。这些坝子自然条件优越，适宜人类生存，遗留有丰富的古代人类文化遗存。目前大凉山地区发现的滇文化因素主要是在其腹地，如金阳木纳沟墓地［23］、昭觉竹核坝子［24］和四开坝子［25］；此外越西县聊家山墓地［26］、普雄曲可墓地［27］均有发现。该区域目前发现的最典型滇文化因素仅见蛇首无格剑（图六，1～4、6、7）。

川西南山地晚期青铜文化中典型滇文化因素主要是蛇首无格剑、石寨山型铜鼓、鼓形杖首、覆瓦状编钟等。此外川西南与滇文化还常见一些共有的文化因素，如山字格剑、穿孔砺石（图三，8；图四，5；图六，8）、双耳罐、臂鞲（图二，1）等。这些共性特征反映两地之间青铜文化密切的交往与互鉴。

蛇首无格剑是滇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流行的时代主要在战国至西汉前期，西汉中期以后少见，它是滇文化对外影响扩散的标志性器物。此类剑除了广泛流行于滇文化圈外，在广大的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中也常可觅见其踪影。目前此类剑在川西南山地的盐源盆地、城河流域以及大凉山腹地均有发现。相对而言此类剑以盐源盆地发现最多，除了青铜剑外，还出现了铜铁合制的蛇首无格剑（图二，3），部分剑身上甚至出现了镀锡工艺技术处理（图二，2）。此类现象之前仅见于滇文化核心文化圈，而在盐源的发现反映两地文化交流关系可能非同一般。城河流域尽管目前发现的蛇首无格剑相对数量较少，仅见郭家堡墓地，但其蛇首形制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如出一辙。大凉山腹地发现的蛇首无格剑相对较多，但分布分散，其南至金沙江北岸的金阳，北至大渡河流域的越西。金阳发现的蛇首无格剑明器化风格明显，且制作粗糙。而昭觉、越西发现的蛇首剑制作相对精致，功能上也多为实用器。

石寨山型铜鼓在川西南的盐源［28］和会理［29］均有出土，在老龙头墓地中仅见于高等级墓葬中。铜鼓在滇人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滇人社会中的礼仪重器，作为墓主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具有特殊的地位，仅见于社会结构分层中等级最高的墓葬中。老龙头墓地主人的上层与滇人一样对铜鼓的身份与地位象征意义可能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而与铜鼓有关的形象则在贮贝器、执伞铜俑、铜杖首、青铜兵器（剑）、漆器等器物上也广泛出现，且出土此类器物的墓葬规格也较高，无一例外属于大型墓葬，并且此类器物与铜鼓往往伴出，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铜鼓形杖首也是滇文化中一种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特征是杖首端为正置铜鼓或以铜鼓为基座的杖首，此类杖首在战国中期滇西的祥云地区即已经广泛出现［30］。滇文化的核心区出现此类杖首的时期主要集中于西汉早中期。滇文化上层盛行鼓形器，可能与鼓形器的特殊象征意义有关。从当前考古资料观察，滇文化此类杖首可能是在滇西青铜杖首的影响下发展的产物。此类杖首在川西南的盐源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存中也有发现［31］，如三女背水杖首、三立鸟铜杖首（三立鸟置于倒置铜鼓上。此类器物可能为某类祭祀用器上的附件，应该是成套使用的。大小有差异，形制相同。首端为一倒置铜鼓，铜鼓倒置于有三根立柱围起在架子内，中间悬挂铜铃。具体为鼓面下有一悬环，用于悬挂铜铃。架子下端交汇为一根实心柱）、球形杖首、镂空挂铜铃杖首、铜笔状管（笔头与笔杆用一正置铜鼓相连）等（图三，1~3、5）。盐源出土铜鼓形杖首均以铜鼓为连接，这种以倒置铜鼓为基座或装饰的杖首形态与滇文化同类器物形态接近，反映使用者之间可能有着相似的社会结构或文化认同，可能为滇文化外溢扩散的影响［32］。

覆瓦状编钟（平面旋转呈覆瓦状，顶端为环形钮，周身铸旋纹和回纹）是滇文化中高等级墓葬中常见的乐器，此类器物在老龙头墓地［33］（图二，4）和会理黎溪转场坝均有出土［34］（图四，1），其形制与装饰风格均与典型滇式编钟相近，也是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地区扩散的反映。

川西南山地除了上述典型滇文化因素遗物外，其与滇文化还常见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如山字格铜剑、山字格铜柄铁剑、穿孔砺石、马具、铜臂鞲（图二，1）、云雷纹剑鞘、海贝（图三，6、7）、铜盾饰（笠形饰）、铜镯、铜指环、花形铜饰、越式钺等。其中如山字格剑、穿孔石坠、马具等较具代表性。山字格铜剑是西南山地青铜文化风格趋同性特征的标志性器物，该类剑在盐源盆地发现较多，但在滇文化圈却甚少发现；盐源盆地出土的菌状首粟点纹山字格铜柄铁剑的形制与滇池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无论形制还是装饰风格均较为相似。

穿孔砺石是两地青铜时代遗存中常见的器物，其形制相同，均为顶部有一圆形穿孔，质地系用砾岩，表面磨制光滑。此类器物在滇及周边的许多族群中均有发现，这种器物在西南夷地区广泛出土，可能与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活习俗和族群源流有关。从目前考古材料观察，可以发现这种器物主要与使用小型工具为主的刀、削、短剑等工具和兵器为主的人群伴出。这些人群估计是流动较强的居民，随畜迁徙的生活或许是其常态，移动性决定了其生产与生活工具的形态。

马具在川西南和滇文化圈有着较多的发现。滇人贮贝器上骑马形象和盐源地区墓葬中大量马骨随葬的情形表明二者属于典型马背上的族群，其相近的生产与生活习俗特点是其共有因素出现的原因之一；同时也突出马在这些地区的人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滇人与盐源地区的“笮”人和滇西北的昆明、徙人等族群一样，马除了用作驮运工具外，主要用于战争。而墓葬中大量兵器的出土，凸显了这些族群居民的武士身份，战争是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骑善射是这两支族群的共同特征，马在两地居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或为通行坐骑或战马。相较而言，滇人马具不如笮人发达，笮人马具不仅数量多，而且繁缛复杂。滇文化圈鲜见殉马葬俗，在盐源盆地的老龙头墓地中以马头为主的头蹄葬却是大、中型墓葬的标配，反映两地文化传统习俗的差异。马是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主人因盐获利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其可能还具有财富象征的地位［35］。

尽管川西南与滇池青铜文化遗存中有着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川滇二地青铜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却截然不同。滇池地区盛行的是以尊、釜、侈口弦纹罐、同心圆纹盘等为代表的器物组合。而川西山地则是盛行石棺葬系统常见的单、双耳罐的陶器组合。两个文化差异如此大且地缘空间也并不紧密相邻的族群，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相近的文化因素？笔者认为滇人文化结构中可能受到来自滇西地区族群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川西南地区滇文化因素的存在则可能是滇人通过滇西地区古代族群实现与之交流。这种交流囿于二地基于陶器建立文化小传统的明显差异，推测二地交流途径要么是通过战争手段进行的，要么是通过第三方与之进行贸易往来实现文化交流。笔者认为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地区出现，长程贸易的可能性或许大于战争掠夺。盐源地区及滇西地区诸多滇文化因素的出现，可能与以盐业为代表的资源贸易与控制在当地青铜社会扮演的角色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目前盐源盆地周邻地区缺失滇文化因素交往环节的材料，滇文化因素进入盐源盆地的历史深层次的原因和途径，尚需更多的考古资料的解读以及多角度的研究方法的拓展来加以探讨。

从目前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山地考古发现观察，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山地不同区域分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相较而言，盐源地区是滇文化因素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滇文化因素不仅数量多，而且相对丰富。既出土有明显滇文化因素的典型礼仪性遗物，如铜鼓、编钟、纺织工具（图二，5、6、4、8～10），而且还出土有大量兵器，如蛇首无格剑、臂鞲、铠甲（图二，3、1、7）、笠形饰等，蛇首无格剑既有全铜制品，亦有铜铁复合制品。典型滇文化因素礼仪性用品出土于老龙头墓地高等级墓葬，而不见于老龙头墓地小型墓葬，表明这些来自滇文化圈的“舶来品”有着明显的阶层标识意义，既有明身份、辨高低的社会分层标志意义，同时也成为该墓地上层成员标识身份的象征。

城河流域相对来说明确出土的典型滇文化遗物少见，但编钟、石寨山型铜鼓、蛇首无格剑等的出现，显示该区域与滇文化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石寨山型铜鼓和覆瓦型编钟属于典型滇文化礼乐性器物，此类器物在城河流域的出现，显示城河流域青铜时代居民可能吸收或接纳了滇文化上层礼乐文化。但介于此类遗物没有明确的埋藏背景，对其来源途径的讨论尚需进一步资料佐证。相较而言，滇文化其他因素在城河流域发现较少，仅有蛇首无格剑见于郭家堡墓地，当地青铜时代居民与滇人接触或许并不频繁［36］。高等级滇文化遗物发现于城河流域或许显示其二者往来仅限于高等级阶层的交流或远程贸易获取，推测城河流域青铜时代居民对滇文化因素礼乐用器的艳羡，尤其是铜鼓，反映二者社会上层对以铜鼓为代表重器的文化认同。

大凉山腹地发现的滇文化因素最北可至大渡河中游越西境内，该区域发现的滇文化因素相对来说分散，成点状分布。从地缘上而言，其与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目前大凉山腹地青铜文化尚不清晰，但古夜郎文化和滇文化因素于金沙江北岸的发现，表明古夜郎系文化已经深入大凉山腹地。商周时期安宁河流域高坡文化与昭鲁盆地野石山遗存和黔西地区鸡公山文化之间就已经形成频繁的族群与文化交流通道［37］，滇东黔西地区古夜郎与大凉山腹地文化交流正是在两地此前文化交流通道基础上的发展。金阳和越西以及昭觉地区青铜文化多元的文化因素显示其曾受到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而金阳木纳沟出土的青铜器正是该地区青铜文化北进的缩影［38］。大凉山地区昭觉、越西等地所发现的蛇首剑，正是在此基础上交往向北扩散的产物。蛇首无格剑是滇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其在大小凉山腹地的分散出现，可能并不是滇文化或曰滇人直接影响的孑遗，而是间接影响的产物。滇文化参与了滇东黔西晚期青铜文化的建构，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鉴于滇东黔西和大凉山腹地青铜时代遗存截至目前并未发现典型滇文化陶器，我们认为大小凉山腹心地区出现的蛇首无格剑可能是通过夜郎文化圈这个中介影响北传的结果。从族群地理边界而言，它构成了夜郎系居民在金沙江北岸的北部边界。

贸易往来从来都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统治者通过控制该区域的战略资源进而掌控周边族群的经济命脉，并进一步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内涵。资源贸易使得文化的互动与人群的移动变得日益频繁，文化多元的活力也被日益激活。盐源和会理地区由于有着丰富的战略资源（盐、铜、铁、金、朱砂等），对外的资源贸易是其商品交易活动中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其经济形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文化多元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滇人为何与远在川西南地区古达族群发生交流？是否与该地区丰富自然资源有关？典型滇文化器物在盐源地区的出土反映出该区域的古代居民与滇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这种往来以何种形式或途径发生？川西南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滇文化典型陶器或受影响异化的器物，表明上述典型的滇文化器物可能是通过交换或其他手段得来的“舶来品”，盐源青铜文化只是接受了某些滇文化器物。马具、穿孔砺石、山字格剑、铜柄铁剑等在滇池地区和川西南地区共同出现，反映出这些居民有着相近的族群渊源和相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密切的交往。长期以来两地一直受到来自西北地区古代文化的影响，自东周以来这种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滇文化在滇池区域的崛起，深刻影响了周边地区古代族群，其对滇西和滇东地区的文化经略模式主要是通过战争途径进行的，但其与川西高原的古代交流则可能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为了获取该地区盐、铜、金等资源，可能更多是选择贸易方式来发生关系？关于这方面考古材料尚需进一步丰富，目前该区域连接点缺环或空白点较多，需要加强相邻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大凉山腹地滇文化因素的出现与盐源盆地和城河流域出现的原因可能不同。大凉山腹地滇文化因素更多是出现于滇东黔西地区与大凉山腹地直至成都地区的交通节点上，因此滇文化因素可能是通过夜郎系族群这个中介实现北上影响的孑遗。滇文化因素在大凉山腹地扩散的线路为汉代中央政府以成都为桥头堡经略西南夷地区奠定了基础。大凉山腹地大量汉代遗存与滇文化因素在大凉山腹地扩散的路径的重合当不是巧合现象。

川西南地区出土的滇文化因素遗物中既有礼仪用器，也有兵器、工具等一般器物，其数量、种类因地区差异而不同。川西南地区出土滇文化因素遗物的地区位于川滇相交的边缘地区，其并未进入川西南核心地区，在安宁河流域几乎不见滇文化因素遗物的分布。目前川西南地区滇文化因素扩散呈现三种方式：一是盆地富集或汇集（以盐源盆地为代表），二是流域性聚集（如城河流域），三是交通线路点状或跨流域式扩散（如大凉山腹地），文化传播介质单一（仅见蛇首无格剑），人群间接交往或直接接触可能构成该区域人群与文化交往的主要途径。既往研究往往关注由北而南的文化影响，由南而北扩散的视角长期被忽略，滇文化因素在川西南山地的扩散表明由南而北的文化扩散也深刻影响了川西南山地青铜时代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构建。

川西南山地地处横断山区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在自然地理上处于高原与山区的过渡地带，在文化地理单元上亦属于文化碰撞带。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川西南地区实现对云贵高原的深刻影响，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亦可通过它实现由南而北的影响，川西南青铜文化遗存中滇文化因素的发现正是滇文化北渐影响所致，凸显了川西高原地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而滇池与川西南地区古代族群中共有的文化因素的出现说明其居民结构中有着相近的族源或文化习俗，这是西北与西南地区数千年以来族群移动与文化渗透影响背景之下的缩影。考古资料表明川西高原地区在沟通西北与西南地区古代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的发现与研究加深和丰富了中国西缘边地文化传播带的认识，进一步夯实了川西高原在中国古代边地文化传播带中的地位［39］。而川西山地青铜文化中的诸多青铜文化因素在滇文化中的持续扩散与创新，凸显了川西山地是链接中国西北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重要节点。正是通过该地区，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文化因素得以在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地区延续与发展。滇文化因素在盐源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发现可能是通过滇西地区的族群作为中介间接进行的，其动力可能是为了获取盐源和会理地区的盐、铜、金等战略资源。大凉山腹地滇文化因素的扩散则是通过夜郎系族群与当地青铜文化居民的文化交流而实现，是在两地史前文化与族群交往孔道基础上发展起来。大量汉代遗存在大凉山腹地的发现，充分说明通过大凉山腹地进入滇东黔西地区的通道是当时西南丝绸之路诸多支线中一条重要的线路，并串联起五尺道和金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