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下旬，借眉山城考古现场座谈会之机，随郑万泉所长一道赴乐山考察。光绪《乐山县志》有载：“山水之胜，蜀曰嘉州，水陆要冲，滨江无瘴。背负三峨，襟带三江，孤清秀绝，为蜀冠冕”。由成都北来的岷江，在这里汇集了汹涌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嘉州城位于岷江右岸，三江环抱。岷江左岸，山势纵横叠嶂，顺江而下，由北至南，依次有九龙、三龟、凌云、乌尤、马鞍诸山，丹崖翠壁，鳞次耸立，为嘉州屏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近在三龟、凌云、乌尤三山的顶部找到了三个独立的宋元山城。

 

宋代嘉州城示意图 绘图：李萍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小李的带领下，首先来到的是三龟城，这里有上、中、下三山相连，形似龟状，故名三龟山。三龟城与嘉州府城隔岷江相望，位于又名东山的下龟山上，面积约20万平方米，有城墙数段，城内还有独立的高台遗址，形成内外城圈的布局。从现存的城墙判断，无论是石料的加工、形制以及砌筑工艺，与钓鱼城三期城墙极为相似，所谓的钓鱼城三期城墙乃王坚于公元1254年所筑，三龟城的年代应与其接近。

上午11点来到大佛头顶的凌云山，这里由九个小山头组成，又名九顶山。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残存的城墙遗迹，九顶城也是内外城的模式，其临江一线，下临无地，峭壁如堵，惊涛拍岸，正是居高临下，设防控江的绝佳地貌。九顶城的江岸中段又有著名的乐山大佛坐镇，为稳定宋军军心平添了几分保障。考察完九顶城后，小李说乌尤城道路艰险，我建议留待下次再看。

下午1点左右来到嘉州城。主要考察了临江的南门与城墙，城门是明清遗存。映入眼帘的城墙给我十分强烈的震撼，这是整个川渝宋元山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宋城墙。一眼望去，几乎没有遮挡物，城墙高度在10米以上，明显由上下两个时代的墙体组成，底部的南宋城墙高约5米，线性完整连贯，其上有明代城墙。考察的城墙段，还有直径60米与100米的两个半圆形马面，应为南宋遗存。与江岸平行的城墙为墙堤一体，城外的地面由于700多年岷江泛滥以及城建堆积，淤埋了城墙的底部。如有机会用考古手段解剖，应该能揭露出被埋在地下的城墙遗迹。嘉州宋城露明的石料，形制和工艺与三龟九顶城如出一辙，只是石料更大，修整也更为精细，其时代应该相近而稍晚，作为嘉州城防的主体，理应最先建设，时间当比三龟、九顶及乌尤等卫星城更早。因此，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必不可少。

考察的三座宋城，以及未能见到的乌尤城，作为南宋在成都平原南部控扼岷江的一个重要据点，既是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自成一体，应视为一个独立的小系统。既往称三龟九顶城，似有不妥，以局部代整体，有主次不清的缺陷，建议命名为嘉州城（组团）更准确。三座宋城的石料，从形制以及砌筑的工艺考察，与钓鱼城王坚筑城的时间接近，九鼎城的用料最小，三龟城居中，嘉州城最大。现存三城遗迹的时间，也可能略有差异，较小的可能时间更早，这与以嘉州城为母体的格局不吻合，所以怀疑嘉州城暴露的城墙里面可能有更早的南宋城墙遗存。

20余年川渝宋元山城的考古经历，逐渐感受到该体系研究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薄弱点。一、对战争主导方，蒙（元）军队的遗存关注严重不够；二、蜀口地区战争遗存的研究过于薄弱。陕甘南部山地的战争遗存，即宋元战争时期的三关五州等蜀口地区对四川战区的影响被严重低估。攻防双方的军事力量、山地适应能力、营城方略与战技术训练均与这个区域息息相关。宋元山城的研究，理应整合陕西甘肃的考古力量，同时将这一区域的遗迹纳入研究的对象之中，使蜀口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4月初在陇南、宕昌、岷县一线的山谷行走，见到大量的烽燧、障城，寨堡，山城，在白龙江及古羌水沿线分布。参考三普及蜀道调查资料，其时代和功能定位较为杂乱，通过两天的考察，初步判断所见遗迹，时代与功能具有极强的整体性，为宋金时期的战争遗存，也是既往被误判与忽视的部分。重要的是，在宕昌的尖角城与养马城里找到了钓鱼城与白帝城的影子，应为川渝宋元山城的滥觞，甚至可能是后者建城的技术模板。同时从定西到陇南的这一条战争通道，在既往的蜀道里被忽略。三、川渝宋元山城体系认知不完整，欠深入。学界普遍理解的川渝宋元山城体系，往往只是北线山城，而无视南线山城的存在。在南宋西线战场的川陕战区，战争旷日持久，长达60余年。1259年是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节点，从空间上可将其分为北线与南线山城，宝祐年间是这一体系变化的关键时期。战争的初期，北军越过秦岭与大巴山的三关五州，以嘉陵江为主通道的蜀道南四路为主攻线路，残破四川。南宋余玠以江河为路网，方山为据点，凭高据深，建立了庞大的川陕山城防御体系。由于这套体系充分利用了四川的山水地貌，以及千百年来华夏传统文化的战争智慧，甚至取得了蒙可汗殒命于钓鱼城下的辉煌战果。由于凉州会盟与占领大理，元蒙对南宋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战略包围，特别是忽必烈上位后，宋元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荆襄战区的襄樊区域。川陕战区的重要性在减弱的同时，重心南移，争夺的焦点虽然仍然是重庆境内的嘉陵江与长江干线，范围却扩大到贵州、川南、湖北、湖南、广西的区域内，争夺的重点为这一范围内南北与东西走向的各条道路及其沿线城池。1259年以后，甚至重庆忠县的皇华城，巫山的天赐城等，都是川陕战区的南线山城。这一阶段，川陕战区在重心南移，重要性减弱的同时，宋元双方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表现为跨语言、跨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争夺，结果是北方完胜，元朝建立，中国历史发展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天的考察，收获颇多。首先，20余年对川渝宋元山城的研究与关注，自以为材料较为熟悉，以至于2023年12月21日在金堂召开的“川渝宋元山城体系学术研讨会”上，我对孙华老师提出的三龟九顶城因独特的重要性，应纳入申遗体系的观点不太认同。在我的认知中，1259年以后，成都平原的山城，多已降元，已经成为元军攻宋的大本营。随着山城体系的重心南移，留下的这组孤城已偏离元军主攻的线路和方向，几成弃子，实不重要。通过一天的考察竟然发现它有三大价值。一是嘉州城组牢牢地钉在成都平原上，锁钥岷江，阻断云顶等成都平原的城池与云南的交通；二是，昝万寿带领的嘉州城，战功卓著，使其成为宋军插在元蒙军队心中的一颗钉子，牵制了成都平原大量的元军贸然攻宋，大大缓解了东部山城来自川西的进攻压力；三是，嘉州城址保存较为完好，是南宋防御体系营城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和标本，如果有坚实的考古成果支撑，甚至能成为系列遗产申遗的一个备选对象。

汉、唐西南国际交通图 图片来源：《乐山大佛》

 

其二，四川考古关于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工作虽然起步较晚，由于整体考虑更多，工作十分深入扎实，大有弯道超车，甚至后来居上的态势，这与重庆注重单个城池的解剖，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十分不同，希望川渝两地，更加深入地合作，无论是单个城池的研究，还是宏观把握上，相辅相成，让整个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彰显。

其三，关于四川宋元山城对世界中古格局及其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目前的认知还不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宣传不到位，特别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时间、空间、遗产体系及其重要城池的深入解剖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在钓鱼城接待一个省级文物局的领导，我问他什么时候知道钓鱼城的，他回答十分干脆，就是这次到重庆以后。可见，由于诸多原因，蒙古崛起以后引起的这一场席卷世界如卷席的战争，研究还有待深入，影响力提升空间巨大，活化利用任重而道远。二十世纪40年代台湾学者姚从吾先生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开始关注这场战争。50年代以后，川大、西师的历史学家从文献角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80年代开始，合川的地方学者也加入了这一战团。收获不可谓不丰，最大的缺陷是缺乏考古学的支撑，要么是春秋笔法，要么是人物、事件的细节探究。少了宋元战争遗存的揭露，在时空重构，遗产价值认知与凝练方面，往往形成天马行空的现象。以钓鱼城为例，二十世纪80年代的研究，筚路蓝缕，格局初成。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演绎，特别是旅游产业的推波助澜，随意编造，谬误累积，与历史的真实渐行渐远。但是，由于数十年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再通过网络的放大，甚至影响到社会及领导的认知。所以像钓鱼城这种有20余年考古基础支撑的山城，价值认知的趋同以及价值观的碰撞，已经成为制约其保护与活化的关键所在。

其四，关于宋元川陕山城的考古工作，首先要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和长远的工作规划。顶层设计要坚持“考古中国”的引领。空间范围要考虑到蜀口、北线山城和南线山城，包括今天的陕甘南部山区，四川的大部，云南的局部，重庆的全部，贵州及湖北。在考古上，要重视历史时期山地城池的特征及军事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具体工作方式上，要有宏观的空间分析，中观上要有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微观上仍以专题调查为主，辅以重要遗迹的揭露与局部解剖，考古发掘主要是对调查认知的进一步核实，宜精微。除了保护利用和展示的需要外，尽量减少大面积的发掘。因此，理论、技术的创新，考古领队与团队的培养，跨省协作、交流、学习就变得异常重要。

其五，关于四川宋元山城的联合申遗，宜采取“钓鱼城+”的模式进行。以钓鱼城为基础，在整个四川宋元山城范围内，成熟一个加入一个，门槛宜高，总体数量最好控制在十个城池以内。要考虑考古等基础研究工作及价值认知的积累，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申遗意愿与重视程度。

图文：袁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