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重庆地区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尤其是为配合三峡工程而开展的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工作成果显示，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的选址明显受地理环境影响，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沿岸的一、二级阶地，地貌多为缓坡、河流冲积带、河漫滩或江心岛，其特点是海拔低、临水、地势较缓、面积较阔。“聚落地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环境要素的制约，如地貌、水源、交通、气候、资源乃至人文因素等，其中，尤以地貌、水源和资源最为重要。”[1]受生产力水平、人口数量、自然资源等条件的限制，先秦时期的聚落选址尤其依赖地理环境，其先决条件就是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因此基本的地貌条件、水源和资源就是聚落选址首要考虑的因素。
从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分布的特点来看，聚落选址最直接、最明显的共同点是海拔高程。据了解，在整个长江三峡地区，山地占72%，丘陵占23%，平坝占5%左右，而这些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两岸的临水地带，其具体位置大约在海拔135～175米之间。在三峡工程期间开展考古工作的先秦时期的遗址除个别海拔高于150米之外，绝大多数遗址位于150米以下的区域，这一特点反映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分布的典型特点，然而因为要配合三峡工程建设，选择考古发掘对象均分布在淹没区，其范围相对较为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其他高海拔地区先秦时期遗址的认识。三峡工程完成后，继续针对三峡库区消落带开展了考古工作，这一时期的工作对象主要集中于海拔150-175米之间的遗址，新发现的先秦遗址进一步补充了关于先秦时期聚落选址的研究内容，但其整体特点依然不出临江临水、地势较缓、低海拔的传统范畴，便利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是聚落选址的首要条件。
近年来，伴随着重庆地区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发现了更多先秦时期的遗址，为峡江地区先秦聚落选址的研究补充了新的资料，其中，海拔为510～542米的云阳磐石城商周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补充了以往对先秦时期遗址分布区的传统认识，拓展了先秦时期聚落形态的研究范围。
二、磐石城商周时期遗址
磐石城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城，地处澎溪河（又称小江）与长江的交汇地带，西北距澎溪河约1.5千米，南距长江约1.5千米，海拔高程为510～542米。磐石城处于一块独立隆起的岩石山体的顶部，面积约3.5万平方米，整体平面近似棱形，长轴大体呈西南—东北向，通往遗址有两条通道，分别位于长轴的两端（东北端为前寨门，西南端为后寨门），周边其余区域均为陡峭的悬崖峭壁。
磐石城遗址远景
从区域地理位置来看，磐石城所处的澎溪河入长江的交汇地带，东、北方向俯视群山，西、南方向襟带江河，这片区域处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丘陵向山地过渡地带，往西溯长江而上可抵万州，向东沿江而下通往奉节、连通瞿塘峡，朝西北沿澎溪河可达开州，南部跨江可接湖北、直达武陵山区腹地，是长江干流重要的通道之一。因处于如此重要的交通位置，磐石城亦被誉为“夔门之砥柱，云阳之形胜也。东通三峡，西连万州，南控土彝，北拥飞凤”。
磐石城位置示意图
2017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磐石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次发掘工作中，首次在磐石城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遗址。遗址主要分布于磐石城中部偏北区域，堆积自南向北、由高至低呈坡状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其堆积可分为三层：①层厚20-70厘米，黄褐色粉砂土，质地较紧密，出土较多的新石器晚期和商周时期陶片，另有少量的石器，可辨器型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网坠、纺轮、石斧、石锛等，该层呈坡状分布，南薄北厚；②层厚0-40厘米，灰褐色粉砂土，质地紧密，出土较多的陶片和少量石器，可辨器型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纺轮、石斧等，该层呈坡状分布，北部堆积较厚；③层厚0-40厘米，灰褐色粉砂土，质地紧密，出土较多的陶片和少量石器，可辨器型有花边口沿罐、平底罐、纺轮、石斧等，该层呈坡状分布，北部堆积较厚。
商周遗址被晚期遗迹破坏严重，残存的堆积分布较为集中，但有限的范围内依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物，在发掘的45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陶片数量多达12000余块，以及部分石器。通过对陶器的对比研究，遗物的时代涉及新石器、商周两个时期，以商周时期为主。“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包括红陶、褐陶、红褐陶、灰褐陶等，主要有花边口的卷沿罐、折沿罐和深腹缸等，属新石器晚期的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范畴。商周时期陶器以夹细砂红陶、灰褐陶、黄褐陶为主，另有部分泥质灰陶，器类主要有花边口沿罐、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形勺柄、缸、盆、钵、器盖、纺轮、网坠等，属三星堆文化、石地坝文化范畴。”[2]
磐石城出土陶罐残片（商周）
磐石城商周遗址的新发现不仅填充了磐石城遗址的文化内涵，拓展了历史沿革，更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首先，明确的地层堆积和大量的遗物反映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磐石城上就已经有人类进行生产生活活动了；其次，与重庆地区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多分布于低海拔且临江临水的一、二级阶地平坝地带的传统不同的是，磐石城商周遗址所处的位置相对远离江河、交通不便，其所处区域的地貌更是海拔高程超过500米的独立山体；第三，磐石城顶部的地貌是山地丘陵，在3.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海拔高差超过30米，相对而言，磐石城的水、土地、植物、渔猎等各种自然资源均是相对贫乏的，与传统的聚落选址差别甚大。
磐石城出土陶罐口沿（新石器）
如前文所述，先秦时期聚落地点的选择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因素的影响巨大，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峡江地区这种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环境。磐石城商周遗址选择在了一个相对远离江河、交通不便且自然资源较匮乏的区域，这种现象在重庆峡江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因此，磐石城商周遗址这一新发现拓展了对传统的有关先秦时期聚落分布特点观念的认识，为探讨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的选址、功能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
三、聚落形态研究——磐石城
“从概念化的角度出发，聚落形态研究必须考虑使用‘遗址’或某种堆积单位作为基本单位。”[3]磐石城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同时，考古发现明确了其主体文化面貌，因此，可以认为磐石城商周遗址是一个较大面积的堆积单位，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一的聚落形态。即使磐石城商周遗址没有发现明确的居址、墓葬、作坊等具体的遗迹，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聚落形态来进行分析。而且，因其在地理环境上与周边区域同时期遗址的差异，更能体现出其在聚落形态上的特殊性。
张忠培阐释聚落考古应包含五个基本的内容：“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分布的分析；其四，是不同谱系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的异同的探索；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4]这一阐释为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和框架，结合磐石城商周遗址的实际情况，下文将从单一聚落形态的研究着手，进而扩展到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区域聚落形态的研究。
（一）聚落选址
“在三峡这样一处‘峡牵谷束’、生态资源呈多样性特征的地区，居住或聚落选择时，地貌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多样性的地貌（尤其是河流地貌），为原始聚落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5]包括重庆峡江地区在内的三峡地区，平坝地貌是最适宜古人类生产生活的区域，平坝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干流和支流两岸，其具体位置大约在135-175米水位线之间，其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平原、盆地、河谷及高原兼而有之。处于南北过渡地带略偏南位置，气候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沿河谷阶地土壤肥沃、植被茂盛，为古人类的生存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
基于地理环境的特点，三峡地区先秦时期的遗址多分布在临近江河的阶地、宽谷地带中，据学者总结研究，三峡地区的遗址宏观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山区坡地型和河流阶地型。山区坡地型主要分布于三峡地区三面靠山、前临长江的宽谷台地上……河流阶地主要分布于河流两侧的高阶地和河漫滩上……古今聚落的选址高程通常都要建在海拔130米以上。”[6]针对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证实了这种主流的分布状况，比如同位于云阳、且与磐石城遗址相距不远的李家坝遗址、丝栗包遗址、大地坪遗址等所处的环境均符合上述特征。同时，巫山锁龙遗址、奉节新铺遗址、万州麻柳沱遗址、忠县中坝遗址、丰都玉溪遗址、涪陵蔺市遗址等诸多分布于重庆峡江地区各区县的先秦时期遗址均是如此。这种分布特点或者说分布规律，不仅仅是先秦时期的遗址，同样也适用于历史时期的遗址，只是不同时期的遗址的分布密度、规模大小各有变化，峡江地区天然的地理环境是古人类聚落选址的首要条件，决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发展方向。
然而，磐石城商周遗址的发现却在较大程度上跳出了上述对峡江地区先秦时期遗址分布规律的传统认识，磐石城虽处于澎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地带，但相对距离要远大于一般遗址所处的江河一、二级阶地，既不属于山区坡地，也不属于河流阶地，其所处地貌是一处独立的岩石山体，犹如擎天石柱一般，“崔嵬穹窿，其形如磨而四垂悬绝”[7]，而且磐石城海拔高度超过500米。相较于传统的选址区，磐石城从地形地貌、自然资源、交通条件等多方面来看，都不便于人群开展生产生活活动，然而考古发现切切实实显示了磐石城遗址包含有大量的商周时期遗存，还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选址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拓展了对聚落形态研究的视野。
无独有偶，在万州天生城遗址也发现了有商周时期遗存的分布，天生城与磐石城所处的地貌极其相近，均是处于河流与长江交汇地带的独立岩石山体之上，海拔都在500米以上。因此，通过磐石城和天生城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可知，在传统的以临江临水阶地、低海拔、缓坡、谷地为主流的聚落选址规律之外，还有少量类似于磐石城的高岗或山地地貌也可以是先秦时期聚落选址的选项。至于为何选择这种相对传统选址规律而言并不适宜于人群生产生活的区域，其原因与当时人群面临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系，但其中一个直接原因应与所选择的聚落址的功能有关系。
（二）聚落功能
在廓清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前提下，聚落考古不论是对单一聚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对区域聚落形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抑或是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最终都需要阐明这样一个问题——聚落的功能。聚落的形成源自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在人为和自然的双重动力影响之下，聚落呈现出不同的个性和相近的共性，其核心就是聚落功能，“换言之，遗存的形态固然是考察之首，但遗存的功能应是研究之本”[8]。
作为单一聚落的磐石城遗址，其特殊的选址必然有其特殊的功能。如前文所述，磐石城相对于重庆峡江地区传统的先秦时期聚落选址而言，并不适宜人类的生产生活，而且也没有需要开发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因此，古人选择磐石城的首要原因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群的长期生产生活这一常规要素，然而目前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显示其独特的原因，即无法明确其聚落的功能。但是，可以从磐石城遗址本体及与类似遗址的比较研究对其进行分析。
其一，战争原因。就单一聚落的历时性来看，磐石城遗址除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周时期的遗存外，还包含有占有主要地位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遗存，这一时期的遗存和文献记载均反映了磐石城遗址的军事属性。磐石城地处澎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地带，这里上通万州，可达重庆；下连奉节，直通三峡；沿澎溪河而上可至开州地区。位于磐石城前寨门外的“磐石城记”石刻记载了宋元（蒙）战争时期，宋将吕师夔“屯兵于此，战守有备，人民乂安”[9]，控制澎溪河口，与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组成区域性的防御体系。明末清初，磐石城成为“夔东十三家”之谭诣的驻军之地，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谭诣降清，督云阳水师，仍据磐石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磐石城为云阳涂氏购得，并在此后，建造了一系列用于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目前，磐石城还保存有城墙、城门、瓮城、炮台、暗堡等军事遗迹，均是磐石城具有的军事属性的直接反映。
磐石城天然而成的地理优势结合人工修筑的军事设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的军事功能以防御为主，兼具指挥、瞭望、后勤储备等其他军事功能。在磐石城的历史进程中，军事属性贯穿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磐石城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力。另外，在峡江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们有结寨自保的传统，这种寨堡类的山城防御设施在历史时期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尤其是宋元（蒙）战争期间达到了极致。反而推之，早在先秦时期，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的人群亦可能会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被迫选择磐石城进行自保，因此磐石城商周遗址最显著的聚落功能可能就是军事防御。
其二，洪水原因。先秦时期，在聚落选址的传统规律之外，除了磐石城这样地貌独特的高海拔山体之外，还有个别遗址零星分布于海拔稍高的山岗地带，如奉节老关庙遗址，位于草堂河入长江处，海拔高度在150～182米之间，其地貌“是一个四周极为险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三角形山间构造平台”[10]，与老关庙遗址相似的分布于山岗地带的先秦时期的遗址在湖北宜昌峡江地区有较多的发现。有学者从历史地理方面，结合文献记载对这类型的遗址进行了分析，认为先秦时期的人群选择这样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的山岗地带是因为洪水导致长江水位上涨而不得不进行迁移。[11]
自古以来，长江三峡库区的洪水事件就频繁发生，朱诚等对忠县中坝遗址典型地层中古洪水现象和沉积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坝遗址至少有新石器时代、夏代、西周时期、战国早期、宋代中期、清代等6个洪水期[12]，另对丰都玉溪遗址的典型地层也进行了研究，表明“7.6kaBP以来，该区水位在吴淞高程147.024m(a.s.l)以上的古洪水至少在玉溪遗址T0403探方新石器时代地层中留下了16次沉积记录”[13]。针对典型遗址的典型地层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先秦时期还是历史时期，洪水现象是重庆峡江地区阶段性的历史现象，是长期伴随着人类在这一区域的生产生活的。而洪水的发生必然会致使临近江河边沿的低海拔地区的人群去选择海拔较高、适宜生存的区域。因此，可以说处于长江边缘的磐石城也可能是在面临洪水的时候被迫成为附近临近澎溪河、长江的聚落选择迁移的一个地点，从而形成了磐石城这样一个高海拔、生存条件较差的先秦时期的聚落。
就磐石城遗址的聚落功能而言，除战争和洪水两个因素之外，也可能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祭祀，但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无法支撑某一个确切的结论，抑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磐石城遗址亦不是单一功能的聚落。
（三）区域聚落形态
“区域聚落形态是由一批互动的、相互依存的当地人群布局所构成，区域系统是指这一形态背后的过程。”[14]从考古学上简单来说，区域聚落形态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在一定自然区域内有一批同时段且由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人群所形成的遗址，遗址可以是生活居址、作坊、墓葬、道路等诸多类型，处在一个互动交流、互相依赖的社会环境之中。
在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磐石城遗址周边区域分布有李家坝、丝栗包、大地坪等保存较好的先秦时期的遗址（其中李家坝遗址位于磐石城遗址的北部，相距约30公里，丝栗包遗址和大地坪遗址处于长江南岸，与磐石城遗址隔江相望），虽然在遗址分布的地理环境上差异明显，但磐石城商周遗址的主体文化面貌与周边区域乃至重庆峡江地区同时期遗址的主体文化面貌相一致，是属于同一区域、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的。这些分布在长江及其支流两岸的聚落相互交流、联系，共同构成了区域性的文化网络，反映了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的区域聚落形态。
磐石城商周遗址出土的大量鹅卵石制作的石器和石料反映了该遗址与周边区域，即临澎溪河、长江区域的联系或互动。“遗址之所以联结成网络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合起来便成为一个整体。”[15]如前文所述，磐石城遗址所处的高海拔山体顶部的天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难以自给自足，需要与周边其他遗址或者周边区域的自然资源相互依存。在澎溪河汇入长江的这一自然地理区域，各个遗址之间组成的网络就共同构成了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区域聚落网络，在这个区域聚落网络中，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满足了山水林地、动植物资源、交通等基本的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人群之间以及人群与环境之间的主动或被动的互动交流就构成了这一区域的社会生态，也就形成了区域聚落形态。
区域聚落是以地理环境为基本要素、以考古学文化为内涵，可以包括不同数量、不同级别的区域聚落，将区域聚落形态的视野与研究内容继续扩展，就可以看到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的整体面貌，同时，也凸显出磐石城商周遗址这一单一聚落形态的特殊性，是对周边其他常规或主流聚落的功能的补充，即在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这一区域内各遗址组成的网络上，磐石城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
四、结语
“戈登·威利所下的聚落形态定义是：‘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和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各种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及控制制度。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的，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16]
磐石城商周遗址的形成首先是基于自然环境的因素，其次是源于周边其他同时期的聚落遗址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及其人群的需求，是自然和人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认为，先秦时期人类对生活环境的选择不仅仅是考虑资源丰富、地势开阔、沿江靠水等因素，也会在特殊因素的影响下选择并不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高岗地带，磐石城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反映了这一现象，有效补充了先秦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多样性需求。人居环境的多样化选择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对研究峡江地区先秦时期多种文化因素形成和交流融合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磐石城遗址聚落选址、功能遗迹区域聚落形态等问题的分析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的人地关系，对于该区域乃至三峡地区文明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 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2] 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云阳磐石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江汉考古·重庆城址考古专刊》，2020年6月，第149页。
[3] 张光直著、胡鸿保和周燕译、陈星灿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22年第1期，第62页。
[4] 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第31页。
[5] 曾学军、曾檀：《古代三峡地区人居聚落选址特点》《长江文明》，2019年第4期，第19页。
[6] 高蒙河：《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第15页。
[7]（民国）涂凤书：《磐石城记》，《云阳涂氏族谱》,1930。
[8] 高蒙河：《考古地理学与三峡考古实践》，《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第15页。
[9] 清·许缵曾“磐石城记”题刻。
[10] 彭学斌：《以考古材料解析奉节老关庙遗址的历史地理信息》，《江汉考古》，2019年，总第165期，第81页。
[11] 彭学斌：《以考古材料解析奉节老关庙遗址的历史地理信息》，《江汉考古》，2019年，总第165期，第85页。
[12] 朱诚等：《长江三峡库区中坝遗址地层古洪水沉积判别研究》，《科学通报》第50卷第20期，2005年10月，第2240页。
[13] 朱诚等：《长江三峡库区玉溪遗址T0403探方古洪水沉积特征研究》，《科学通报》第53卷，增刊I，2008年，第15页。
[14]（美）史蒂芬·科瓦勒斯基著、沈辛成译、陈淳校：《区域聚落形态研究》，《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第150页。
[15] 张光直著、胡鸿保和周燕译、陈星灿校：《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22年第1期，第71页。
[16] 许永杰：《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第122页。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