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陵江大溪沟段，观音樑[1]时时经历着潮涨潮落，此处虽无夔门滟滪堆的凶险，但千百年的航道都绕它而行。在江水消落的冬季或旱季，另一个几何形状建筑构筑物，也会浮出水面，它就是重庆自来水厂[2]的起水口。

对于重庆——这个建立在砂石之上的城市，任何积水都是极其难得的。千百年来，百姓只能依靠自己的气力和肩膀，将长江和嘉陵江的水，慢慢挑到城中心或城市的最高处，满城的烟火因此才有了延续。直到1932年，重庆自来水厂的正式投入使用，才慢慢缓解了“巴人汲水”的艰难。

每年枯水季节，就会露出水面的重庆自来水厂起水点，外围构筑物为江心滤池。

一份论证详实的“请愿书”

晚清的自来水事业，最早由外来商人发起，从沿海地带蔓延开来。1875年3月31日《申报》曾报道，有洋商格罗姆、立德尔、华脱司、邱裕记四家发起征募股金3万两白银，在上海杨树浦购地115亩建造自来水厂，这是晚清最早的自来水厂计划。1908年，位于今北京东直门的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陆续拉开了中国现代化自来水厂建设的序幕。

虽然此时位于西南腹地的重庆，还没有筹办自来水厂的能力，但是已有仁人志士，开始呼吁自来水事业的必要性。就在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的同一年，《重庆商会公报》就刊载了一篇名为《论重庆自来水之宜亟办》[3]的文章，吹响了重庆自来水事业的号角。

兴一事而能永久享无量之幸福者，莫自来水若。何则？水为日用饮食所必需，不可以一时缺，使不设一转输灵便之法，而徒以人力运，则街道有远近，价值有低昂，在家赀饶裕者，本不虞共困难，而在贫苦之家，既不能自行搬运，又不能不借以生活，朝夕所费，除柴炭米盐零杂外，水钱至少亦需数十，其艰难之情状，真有不堪设想者。

作者站在民间疾苦的角度，阐释了山城必须解决水的运输便捷一事，方可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从而引出自来水的话题。作者还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自来水事业的重要性。

巴渝火灾较各属为甚，虽设有太平池及水龙等物，以备不虞，而当火势炎炎，人心鼎沸，希望扑灭，有刻不容缓之势。彼太平池既蓄水有限，吸水机久不能一时运到，兵亦棘手，官吏寒心，当斯时，处斯境，使有自来水以拯救其间，则举措不至于张皇，而烈烈火焰，亦不得到处蔓延。

尝见渝城担水者，每一至河岸，不问其水之清洁与否，连污带秽，便一肩而运入城中，在彼之获利有限，而于食水之家，其防害卫生，已不可思议。虽云眼不见为净，而究属可疑，如办自来水，则渣滓尽去，澂澈可爱，纵不能如上池水，饮之得以延年，而亦可免无数病累，前后相较利害悬殊。

作者先从“火灾救援”“饮水卫生”的角度，说明了自来水的好处，切中了城市管理者和山城百姓的要脉，再站在城市形象的立意，拔高了自来水的作用。

重庆篇万商云集之区使，街道稍不洁净，其有碍于行人者甚多，试观进水各门，泥浆盈途，臭气扑鼻，来往者俱不免有带水拖泥之患。设自来水一兴，则水既不由人运，而街路之便于行动者，较前日判若霄壤。[4]

无奈此时大清已经穷途末路，四川盆地政局动荡，先行呼吁者的呐喊也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事关城市现代化的大手笔

1926年，务实的潘文华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后，市政计划的当务之急就是兴建一座自来水厂，随后在1927年的《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上发文：

“重庆人民饮浊水生疾病，遇火灾救火难，为市民卫生，救火取水敏捷，兴办自来水厂是当前第一要务。方案有二：一是官办，一是商办。……若士绅不办，此系政府责任所在，决不任由自来水事业长期不办。”[5]

实际上，重庆自来水厂的雏形，自杨森开始，就有计划。1922年2月7日《京报》报道，“重庆商埠督办处为全面推进市政，设有五局一厂的计划，其中一局就是自来水局”，但该局的筹办，并不顺利，机构早已设置，但是工作款项却不能确保。“办理自来水厂一事，已向重庆白理洋行交涉，该行已允许借款事宜，并电上海白理洋行，请其代聘一位外国工程师来渝，承办此事，倘上海乏人，则由上海白理洋行，分电香港、汉口、伦敦等处，另自延聘，此事虽难继续筹备中。”后短暂执掌重庆的唐式遵也在《重庆市政计划大纲》中提出兴建自来水厂的计划。

潘文华在编《九年来之重庆市政》一书中，再次总结了自来水厂的全部过程，他感慨于渝市负山为城，崖石层叠，凿井不易，低下处间有井泉臭秽不堪，全市饮料概系取之临江各城门外河边，渣滓污水萃汇，兹水质污浊，汲运不便。[6]

重庆自来水厂在潘文华手上一共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筹备时代，当时依靠乡绅和商埠自身的力量来完善此事；后进入公司时代，民国二十一年3月成立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经理制；待各项工作推进不善之后，又进入整理处时代，秉承着善后督办意旨，于民国23年改为自来水厂整理处，刷新内部，扩充营业所，增加监察委员名额，以确保水厂工作有序推进。

自来水厂的建设，几次卡在经费上。1933年，《四川月报》第二卷曾专门反映此事：

“重庆自来水追加股款之善后办法，重庆自来水公司，钱已经费不敷，函请市商会召集各货帮，再行追加200万股款，市商会对于此案，与本月18日特召代表大会解决，计到会者60余人，讨论结束，略分三点：自来水追加200万经费，各货帮分担140万，富绅及银行钱业盐业等分担60万。公司过去一切账目由主办人造具清册，提交市商会召集有股权之各货商组织审核委员会，公开审核。工程事务所改为工务股，直隶自来水公司。”[7]

正是得力于乡贤、商帮的支持，重庆自来水事业才能艰难起步。

起水工程使用即整改

历经六年建设，重庆自来水厂得以试运行。设计之初的水厂，“起水区于观音樑，制水区于打枪坝，由起水区抽岸起河水，送往制水区，经过沉淀沙滤后，再送往市区应用，起水区安置四百启罗瓦特火车式蒸汽引擎发电机一座，立式离心力深井电动抽水机二部，一切设备均由西门子洋行设计。机器及附属设备，虽非完全该厂出品，亦均由该行代办。”

抽水机是关键设备，该机器“于民国十九年始运到渝，二十一年二月安装完竣，试行起水”，但一经使用，就出现了诸多问题。“乃因嘉段江于洪水时期，含沙成分甚重，所制抽水机，又无防沙设备，巨量沙质㓎入机内，磨损机件，遂于八月发生障碍，停水三月后，复修理维持经年，以机器仍易发生事故，常有停水之虞。”

自来水的问题让人始料不及，彼时已是重庆市长的潘文华再也坐不住了，正式成立了重庆自来水厂整理处。成立之初，即决定改善设备，为一劳永逸之计，后与本土知名营造厂——华西公司签订了改善工程计划，“当即分别整理旧机，以维现状，不致停水。一面即本初步设计进行，施工起水区、抽水设备，原系一级制，抽起之水，即送打枪坝，改善设计系两级制，先用直式抽水机，抽起河水放入贮水池，再由卧式抽水机，送至制水区。”

改善计划，再次增加了预算，但总算解决正常供水的问题，先是设备更新，增加“直卧抽水机各二部，均向苏尔寿厂订购装配，白郎拔伐利厂马达苏尔寿厂抽水机，闻名于世，为适合嘉陵江水情，立式抽水机，特别构造，内加双重护管滤沥等器，使泥沙不能㓎入机内，磨损机件。全部机器于二十三年夏装运到渝，开始安装。立式抽水机，上年十月安装完竣，试车起水区，原无水表，以量起水之多寡，特建议整理处添购水量表一具，于上年六月向外厂订购，本年一月始运到渝，卧式抽水机，因至延至二月初，方始试车。”

改善计划，除添置抽水机外，为减少河水泥沙，特在嘉陵江的河心建筑滤池，让起水设备得以正常运转。

“开工时，河水已渐高涨，河心施工不易，特改分两步办理：第一步，先于较高处建成一较小之池，以备去年沉滤洪水之用，幸告完工，即值水涨。迨前三月枯水时，抗开检视，沙泥堪满，足证沉滤功效。第二步，复于本年一月开始建筑第二滤池，接近河边，规模较前池为巨，池内设备亦较完全，系分三层间隔沉滤，另有详图说明，现已于二月竣工。此为改善设计之大概，按本市河水涨落，相差之大，及含沙质之高，俱系特殊情形，设备颇难周密。河心滤池，在国内尤属首创云。”[8]

江心滤池、起水设备的建造、更新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也凝聚了自来水厂设计团队的智慧。

“对于进水道之构造，抽水机之选择，皆系特别设计，使一则可以减少泥沙，俾能延长机器及管道之寿命。一则减少原动力，及其他经常各费。故进水设备，则有河心滤地之建筑，及井底形式之改造。抽水设备，则利用直卧两式，各以最经济之能力。分工合作，并附有特殊构造，使轮叶及轴部不受泥沙磨蚀。惟是河心井底之工程，至为艰巨，故对于机器构造，既具特制，而于建筑设施，尤为周密，两部工程完竣后，水厂起水困难，可以根本解决。”[9]

正是因为河心滤池工程的不易，待该工程完成时，一群参与建造的工人在上面欢呼雀跃。

改造之后的滤池和起水点，建筑工人正在庆祝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自来水和挑水工并存

在自来水事业兴办之前，山城百姓的日常用水多依赖于挑水工，让挑水工这一职业声名鹊起，缘于徐悲鸿寓居重庆时的名作《巴人汲水图》，而这一职业早已有之。“重庆人烟稠密，地势有高有下，不能一律。一日所食之水，约计不下十数万挑。居下半城者固有近水楼台之便，而于五福宫一带，隔水数里，汲取维艰。”《论重庆自来水之宜亟办》一文也交代挑水工的诞生背景，民国时期，很多到访重庆的外国人，都拍下了挑水工的身影。

直到1935年，重庆自来水厂基本实现正常供水，位于母城高点打枪坝的制水区，依靠自然高差向城区供水，再经南、中、北三条管道将水送到城内各处。《九年来之重庆市政》中有详细描述：“全市安装市街管道，由净水池接安送水管至火药局，分纵横干管各三路，中路纵管由火药局起经五福街大樑子至朝天门，北路经通远门临江门绕九尺坎等处达朝天门，南路经南纪门绣壁街新丰街陕西街，亦汇于朝天门第一横干管，经方家什字较场口十八梯至绣璧街；第二横干管，经柴家巷神仙口至文华街，第三横干管经水巷子至陕西街与纵横管交汇；其余各街之管道长短用水之多寡，设有八寸六寸四寸，各种分管形如网状，全体相通并于各管，每距一百公尺左右，安设水椿以备消防之用，在各用户专管未普遍安装之际，先就各要街设售水站，以备市民取水之便。”[10]

可见，重庆自来水事业成型之后，并不是水龙头直接进入每家每户，多数家庭还是依赖于挑水工，完成“最后一百米”的担运工作，所以自来水和挑水工一直共处于这个城市。战时的重庆，很多外地人来此，与挑水工的交际，甚至让人唱起对这个群体的赞歌。

“重庆市区饮食用水是自来水，但因水管的装置并未普及于每家用户，只是由公司特设许多水站，由水夫去担送。因水站室小，不能容纳多人，水夫们必须在外面等候，无论在大家，在小巷，我们每次走过水站门前，都可看见，多少水夫担着水桶整齐地排列成漫长的行列，静静地等候，无人拥挤，无人争先，顺着次序，鱼贯而入，并没有木栅，也没有宪兵警察，尤其难得的是他们都是未曾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每次看见这样的好现象，不禁由心底里发出愉快的微笑”。

此文作者没有提及挑水工的勤劳，而是赞美他们的守秩序。“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礼，国家民族尤为需要礼，礼就是伦理，伦理就是秩序，看了重庆水夫，不禁感慨万千！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水夫就是我们的师表。”[11]

日常生活，怎能缺得了水呢？战时寓居重庆的著名作家张恨水，就写下了自来水和挑水工的所见所闻。

“自来水一名词，疑来自日本，如自来火、自来水笔之类是也。重庆对此名词则不引用，谓之为机器水……战前，渝市仅四十万人口，机器水逾额供应，初不虑匮乏。及二十七年，一跃而达百万人，水乃不敷饮用。加之爆炸频发，电力时断，水量则差缺益多。渝又为山城，下江汲水，负担而上，登坡数百级，市民之需机器水益急……故百万市民，均仰给于机器水之供应站。站例设长管二，置龙头十余，以二三人董其事。需水者各雇水夫，鸡鸣而起，排班置扁担木桶于站外，依次而进。进时，置桶与扁担之两端，以桶就饮龙头下，一盈，更以另一桶承之。两桶俱盈，尚未移步，而其后之候缺者，已蹴踵而上矣……。”[12]

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第五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则记录下了缺水生活之无奈，“山城的另一予我们生活的打击是水的供应。重庆的自来水平时供应无缺，不幸遭日寇轰炸之后，水管多处受损，致令其供水时断时续。当其断时，我们不得不专雇大量工人向嘉陵江里去挑水供大家应用。遇到这种时期，真变得滴水如金，除了煮饭洗菜之外，洗身考虑只能在极省俭的限度中进行，这又构成生理健康的一大威胁。”[13]

山城重庆，曾被《良友》杂志描述为“石阶之城”，交通拥挤、房屋密集，每一个市政工程、公用事业的拓展都是难上加难，自来水、发电厂、公共交通都是如此，然而勤劳且富有开拓精神的山城前贤，总是励精图治，尝试各种工程，加速了这个内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

若以1926年开始施工计算，重庆自来水厂即将迎来百年建设节点，时值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之际，类似重庆自来水厂的起水点，或亦当成为文物四普的关注点，虽然它体量不大，且时隐时现，但它毕竟是润泽山城之水的起点，且还在发挥余热。

注释：

[1] 观音樑，亦作观音梁，因江边石樑刻有观音而得名，位于今重庆渝中区轻轨2号线大溪沟站上侧的江边。

[2] 重庆自来水厂历经重庆自来水厂筹备处、整理处、重庆自来水股份公司等名，为方便理解，本文以正式得名时的重庆自来水厂统一称呼。

[3] 佚名，论重庆自来水之宜亟办，《重庆商会公报》，1908年第98期，第1—4页。

[4] 佚名，论重庆自来水之宜亟办，《重庆商会公报》，1908年第98期，第3页。

[5] 重庆商埠督办公署，《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月刊》，1927年第3期，第1页。

[6] 潘文华，《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6年，第61页。